泛黄的书籍、锈迹斑斑的水壶、笨重的大哥大……对了，少不了一张张意味悠远的黑白照片。

宋群主编的《本地(市井生活)》是一部从百姓生活入手，反映城市变迁的书稿，旧照片中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的市井生活，寻常老人口述那些时过境迁的生活回忆，让我们感受上世纪八十年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宋群主编的《本地(市井生活)》是一部老照片与旧生活合成的写真集，民间摄影师用近百张为我们串起了那些已经消失了物件、建筑、生活场面。那些我们记忆中的曾经热爱，执著，向往的种种，还有无可逃避的情境和遭遇在这些文字里朴素而温暖。不同职业的几位普通老人对城市的回忆，让我们重新遭遇一个个生活中熟悉的陌生人，那些细小而平凡的故事，为我们重新勾勒出三十多年前真实的城市生活。

宋群_市井西安，一个人的城市记录

赵利文／图一市井西安

图注文字_宋群何理郭鑫陈刚高岩角炮

花灵仙口述_这几十年啊，感觉一晃就过去了

王兆才口述_过日子不是件容易事儿

张世和口述_在中国，我是第一个开民营书店的个体户

毋建国口述_一座城市，不仅仅只有帝王将相史

宗鸣安_老西安人的生活

我刚到那上班时，一开始卖电子管收音机，除了整机，镇流管、放大管、电阻、电容这些零件也卖。之前学的钳工，哪见过这些东西，零件上字母都认不全，突然让我给顾客介绍，就闹出个笑话。有一天，来了个顾客说我要那个“权权棍”，可“权权棍”是啥我弄不清，他指了半天我才找到，他说就这东西你不认识。我看那零件上印了个倒写的“A”，也不知道代表啥意思，我说，我刚到这儿，东西认不全，得慢慢了解，你说是“权权棍”它就是“权权棍”？除了零件认不全，账不会算，算盘也不会打，上班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开始不适应，后来就下了决心，咱啥都可以从头学，跟老营业员学规范，背各零件的结构、性能，学算盘、记账、划账。忙起来也顾不上家，娃们放托儿所，一放就是一天。业务渐渐熟悉，除了能对答如流，也能主动推荐东西给顾客，他们满意，我也高兴。当时收音机整机还比较贵，一台“上海牌”要卖一百六七块，除非特别喜欢，那也得攒很久，能收的台也就俩，一个中央，一个陕西，到晚上十点就没信号了。于是有些人开始琢磨，买一些二极管、三极管，自己组装半导体，简单的台也能听。

每天上班，早上六点半必须到岗，先开会，到八点半开门营业。这期间就解决一些工作上的事儿，比如哪位服务员态度不好，和顾客吵嘴，会上就会端正态度，要求服务态度要百分百的热情、和蔼。一般来说也没啥问题，但这中间也有捣蛋的顾客，故意惹人发火，那就得忍着。还有就是处理偷盗的问题，那个时期“三反”“五反”这些运动很多，偷盗被抓住都是严肃处理，即使一双尼龙袜子也得判刑。除了卖货、理货、下班了还得打扫卫生，领导验收通过你才能走。

在平安商场这些年，西安商业一级工资二十九元，二级三十三元，三级三十七元，整体上说，重工业比轻工业工资高，商业最低。我在工厂时能拿到三十五元，调到商场后工资没升没降。消费方面，面粉每斤一毛六分二，菜油每斤八毛四，菜每斤差不多都是两三分钱，肉类稍贵，牛肉每斤四五毛，羊肉六毛多，一碗羊肉泡馍两毛五分，一碗粉蒸肉一毛八，一个托托馍五分钱，一根油条五分钱。日用品上，一盒火柴两分钱，一双棉线袜子几毛，一双尼龙袜子却得两元，一般人买不起，不像现在，尼龙袜基本都没人穿了。

到1970年，北大街商场建成，我就调了过去。那时就西安整个商业来说，除平安商场与北大街商场，还有东大街的解放市场，解放路民生商店、友谊商店，包括后来的东大街唐城商场，玉祥门附近大庆百货商场，西郊的土门商场，就这么几个主要的商场，而且，当时不管规模有多大，基本都叫商场，都属于西安市百货公司管。

北大街商场刚建成开业，人们有了新地方去，商品种类可选性也多，一天稀松平常就能卖到四十多万，很了不得。我去了先是分配卖百货，牙刷、牙膏、肥皂这些东西，因为有经验，很快就适应了，一直在那到1981年，我被调到残次商品柜台。这些残次品多为搪瓷制品、玻璃工艺品，有点瑕疵但不影响使用。残次品存放在西大街城隍庙的一个仓库，每天把这些货拉到北大街商场，在专门的门市部柜台卖，因为有瑕疵，都卖得便宜，十元的东西，只卖三元，当时我觉得这些东西既稀罕又便宜，光自己就买了很多。到1982年，我又调去卖化妆品，当时商场招工，我就把妹妹也介绍到这里。1984年，我离开干了二十三年的一线柜台，调到工会，做的事情就更多了，计划生育、贫困补助、图书室这些，全管。1991年，我被调到保卫科，记得那年魏振海终于被逮住了。到了1993年，我就不上班了。

1961年到1993年，我在百货商场的各个岗位，一干就是三十二年，干的时候没觉得啥，回头这么一算，也挺可怕的。但也因为做这一行，对每个时期的物价就格外注意，总得来讲，人们挣得越来越多，可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1961年那会儿自然灾害，人有钱买不上东西，卖点东西也是投机倒把。买国家一个馍五分，转手卖别人可以卖到两毛，有时馍还没拿到手，就会被人抢走。那时父亲去世，母亲带我们姊妹七个，我排老三，哥哥姐姐已结婚另起炉灶，家里五口人，重担只能我挑，每个月挣三十五元，没有自由分配权。不过穷归穷，人心里踏实，因为大家都没钱，晚上走夜路也不怕。一般来说，早上上班一人一个馍，下午回来一人一碗汤面，吃饱就不错了，更别说肉。1963年往后，物质供应渐渐有了缓和，肉票、油票、花生票、白糖票、水果糖票……人可以买到点东西了。到1966年，人虽然还是饿，但就没那么严重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坊上这片儿还都是国营食堂，到1974年左右，一些私人就开始偷偷摸摸做些小生意。为什么偷偷摸摸呢？因为政策不允许。那时人把炒熟的向日葵籽装在小包里，捏在手上卖，一分两分也卖，一毛两毛也卖；还有卖甄糕的，得早早起床出门，等工商局的人出来上班就已经卖完了。就这样一分一厘，积少成多，这些人后来都发了财。改革开放以后个体户渐渐多起来，东大街的服装，北大街的饮食当时都非常热火，坊上这片儿麻家什字最热闹，卖些花生、瓜子、油糕、油饼，这些人们喜爱的小吃。像泡馍，也就是八几年的时候突然红火起来，当时已经不用粮票，北大街商场里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生意人，就都想吃一碗。P146-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