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异端经典，被前苏联政府查封十余年作者在屈辱中去世，尘封半世纪之久的灵魂的呼唤。

这是一部同契诃夫齐名的，“讽刺幽默大师”左琴科最经典的作品，这是一部给作者带来屈辱，却给读者带去幸福的“奇书”。

在这部令人“怦然心动”的经典作品中，作者运用巴浦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对自己从青春期起就身患抑郁症进行了精神分析，探讨了和自己同病相怜的肖邦、果戈理、福楼拜等世界名人的心理痼疾，并用生动有趣的纪实小说笔法，对人的理性如何战胜死亡、痛苦和衰老等崇高命题进行了思考。

在前苏联，左琴科是一位同果戈理、契诃夫齐名的“讽刺幽默大师”。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左琴科的名字家喻户晓，仅1926年一年，他就出版了选集17种，到次年总销量就逾495万册。正是左琴科那些“含泪的笑话”，感动了广大读者。然而，从1943年开始，作者由于出版了这部奇书，却被视为异端，蒙受了十多年的厄运，最后在人格受辱和贫病交困中死去。

在这部令人“怦然心动”的经典作品中，作者运用巴浦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对自己从青春期起就身患抑郁症进行了精神分析，探讨了和自己同病相怜的肖邦、果戈理、福楼拜等世界名人的心理痼疾，并用生动有趣的纪实小说笔法，对人的理性如何战胜死亡、痛苦和衰老等崇高命题进行了思考。左琴科认为，就像“一次恋爱失败后就怕谈恋爱，一次流产后就怕受孕，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样，许多引起人们痛苦和烦恼的因素都是因为某种可怕的条件反射，为了消除这些造成不幸的原因，他要交给人类一把“幸福的钥匙”。

楔子

我真是不幸，却又不知道原因何在

落叶萧萧

可怕的世界

日出之前

黑水滔滔

把门关上

老虎来了

危险的联系

“理性是祸患”

理性战胜死亡

理性战胜痛苦

理性战胜衰老

尾声

跋

文学作品的生命力(译后杂谈)

我真是不幸，却又不知道原因何在

我真是不幸，却又不知道原因何在

啊，真是可悲！躲开灿烂的阳光，

到监狱里去寻找欢乐的地方，

凭着一盏孤灯的光亮……

我一回想起我的青年时代，就感到惊讶，我那时怎么会那么忧伤，那么多愁善感。

最美妙的青年时代竟涂上了黑漆。

我在童年时从来没有这样郁郁不乐过。

可是刚一步入青年时代，一种无与伦比的莫名的愁思就如阴云一般笼罩着我。

我想生活会给予我欢乐的，便竭力去接近人们，寻找朋友、爱情、欢会……然而我并没有在其中找到丝毫慰藉。

一切到了我手里就黯然失色。忧郁寸步不离地跟踪着我。

我真是不幸，却又不知道原因何在。

可我当时只有十八岁，自以为找到了解释。

“世界是可怕的，”我那时这么想，“人是鄙俗的。他们的言行举止滑稽可笑。我可不是这种羊群里的羊。”

在我的书桌上方贴着索福克勒斯的四句诗：

崇高的天赋绝不会栖于凡躯

倘若你见到日光照亮寰宇，

啊，赶快登上归途，

回返太虚那亲切的故居。

当然我知道还有不少人持另外一种观点。对生活抱着乐观的，甚至是欣喜若狂的态度。然而我瞧不起那些在生活的鄙俗、刺耳的音乐下兴致勃勃跳舞的人。这种人在我看来还处于野人和动物的水平。

凡是我在周围见到的一切，无不坚定了我的这种观点。

诗人写缠绵悱恻的诗，为自己的伤感而自豪。

“伤感袭上了我心头——它是我的圣母，是我白发苍苍的主母。”我反复吟咏这两句诗，只是记不起作者是谁。

我所倾慕的哲学家们对忧郁症的评价是敬重的。康德写道：“忧郁症患者具有崇高的感情。”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忧郁的气质有助于深刻思考，并伴随着才华。”

把劈柴添进我暗淡的篝火中的不仅仅是诗人和哲学家。说来也怪，在我那个年代，忧伤被认为是善于思考的人的特征。在我那个圈子里，大凡沉思的、忧郁的甚至厌世的人都备受尊敬。

简言之，我那时认为对生活持悲观态度乃是善于思索、感情细腻、出身贵族的人应当持有的唯一态度。而我正是贵族出身。

因此我认为我患有忧郁症是正常的，我的忧伤和某种程度的厌世正是我智能的特征。而且看来不只是我一人智能的特征。看来，是一切力求使自己的意识高于动物的意识的人的特征，是一切这种人的智能的特征。

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那就非常悲哀了。然而看来的确是这样。在自然界中，优胜的总是粗糙的生物组织。粗鄙的感情，肤浅的思想总是无往不利。一切纤巧的东西都以毁灭告终。

我十八岁时就是这么想的。不瞒你们说，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仍是这么想的。

然而这样想是错误的。现在我怀着幸福感向各位宣告，我这样想是犯了可怕的错误。

这个错误当初险些送掉我的性命。

那时我想死，因为我看不到其他出路。  1914年秋天，爆发了世界大战，我离开大学，参加了军队，准备以死报国，这样死就不是轻于鸿毛了。

不料在战争中我反而不再忧伤了。即使忧伤偶尔袭来，很快也就过去了。在枪林弹雨之下，我平生第一次觉得自己几乎是幸福的。

我反复思考：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我当时得出的结论是我在战场上找到了生死与共的袍泽，所以我不再忧思重重。这是合乎逻辑的。

我在高加索近卫师米格列尔团服役。我们相处得非常友好。官兵亲如手足。也许这只是我当时这么觉得。

我十九岁时已擢升为中尉。

二十岁时已有五枚勋章，晋升为大尉。

然而这并不说明我是个英雄，而是说明我整整两年没有离开过火线。

我参加了许多战斗，挂了花，受毒气伤害，心脏出了毛病。然而我的情绪几乎始终是愉快的。

革命刚一爆发，我就回到了彼得格勒。

我没有丝毫恋旧的伤逝之感。相反，我希望看到一个崭新的俄罗斯，跟我所熟悉的苦难重重的俄罗斯截然不同。我希望周围的人都是健康的，朝气蓬勃的。而不要像我那样动辄忧从中来，郁郁不乐，多愁善感。

我没有感觉到任何所谓的“社会分歧”。可是我又像过去那样忧郁了。

我试着调换职业和城市。我想逃避我这种可怕的忧郁。我预感到这忧郁将置我于死地。

我先迁居阿尔汉格尔斯克。继而又迁往北冰洋畔的麦津。后来又回到彼得格勒。未隔多久，又前往诺夫哥罗德，后又迁至普斯科夫。此后又搬到斯摩棱斯克省的红城。最后又回到彼得格勒……

不管我迁往哪里，忧郁始终寸步不离地跟踪着我。

三年之内，我换了十二个城市和十种行业。

我当过民警、会计、皮匠、家禽养育家、边防警卫部队电话员、刑事侦查员、法院的书记员、文书……

这不是坚定地在生活道路上行进，这是——张皇失措。

我参加了红军，重又在前线度过了半年时间，那是在纳尔瓦和亚姆布尔格附近。

可我的心脏被毒气损伤了，我必须考虑新的职业。

1921年，我开始写短篇小说。P6-9

我早就想写这本书了。我的《重返的青春》刚一问世，即已萌生此念。

我以将近十年的时间为这部新作收集素材，一直在期待战事平息，天下太平，以便能在我书斋宁静的氛围中坐下来写作。

可是这样的氛围没有出现。

相反，德军的炸弹两度在我这些素材附近爆炸。石灰和砖块纷纷落到放着我手稿的公文包上。火焰都要烧着我这些手稿了。我至今惊讶不已，这些手稿怎么会保存下来的。

我所收集的素材随我一齐乘坐飞机，由被围的列宁格勒出发，飞越德军的火线。

我携带了二十册沉甸甸的记事本。为了减轻它们的重量，我撕掉了布皮封面。可它们仍有八公斤重，而飞机允许携带的行李只有十二公斤。事后我曾后悔不迭，怎么不带几条绒布衬裤和一双供替换用的靴子，却带了这么一大摞废物。

然而，对文学的爱终于占了上风。我安于我不幸的命运。

我把我的手稿装在一只破烂的黑公文包里带到了中亚，带到了如今成为我洞天福地的阿拉木图。

有整整一年时间，我在这座城市里创作伟大卫国战争的岁月所需要的各种各样剧本。

我把带来的素材放在木制的沙发床里边，晚上我就睡在这张床上。

偶尔我掀开我的沙发床的木棚。在胶合板的底板上，我那二十本记事本同一袋面包干静静地躺在一起。面包干是我按列宁格勒的习惯未雨绸缪地烘制好的。

我翻阅着这些记事本，一种苦涩的遗憾心情油然而生，因为着手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还没到来。看来，现在不需要这种东西，它离战争太远了，离大炮的轰鸣、炮弹的啸声太远了。

“没关系，”我安慰自己说，“一旦战争结束，我马上动手写这部作品。”

我把我那些记事本放回沙发床的底板上。随后躺到沙发床上，在心里估计战争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我估计的结果是不可能很快就结束。那么究竟何年何月呢，这正是我所无法确定的。

“可是凭什么说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还没到来呢？”有一回我这么想，“要知道我的素材是讲人的理性的胜利，是讲科学，讲意识的进步。我的作品是驳斥法西斯主义的‘哲学’的，后者认为意识给人带来无穷的灾难，人的幸福在于回到野蛮期，回到原始，在于摈弃文明。”

由此可见，正是此刻阅读这部作品较之今后有更大的意义。

1942年8月，我把我的手稿放到桌上，不等战争结束便动笔写作了。

拙著到此结束了。

我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写完了本书的最后几行。

我在“莫斯科宾馆”十楼一间客房的写字台前写作。

收音机里刚刚广播了德军在第聂泊河溃败。我国英勇的军队强渡第聂泊河成功，现正乘胜追击敌人。

黑色的军队，法西斯的军队，黑暗和反动的军队就这样节节败退。

多么大快人心的消息呀！其实德军的下场不可能不这样。凡是对人所珍视的一切都加以反对的人，凡是反对自由、反对理性的人，凡是实施奴役，用野兽的嗥叫以替代人类的语言的人，是不可能获胜的。

我们英勇的红军正在追歼敌人。敌人黑暗的思想更加黑暗了。

深夜。我面前放着我的手稿。

我翻阅着手稿，作最后的修改。

遮着帷幔的窗户透进了曙光。

我推开阳台门，走到阳台上。

十月寒气森森的清晨。一片寂静。莫斯科还在沉睡。街上空荡荡的，阒无一人。

可是东方的天空已染上玫瑰红。早晨降临了。第一辆有轨电车铿锵有声地驶了过去。街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

寒气森森。

我回到房间里，把摊满在写字台上的本书的稿纸收拾拢来，在心里同它告别。整整八年，这本书一直占据了我的脑子。八年来我几乎天天为它绞尽脑汁。八年——这对人的生命来说并非短暂的时间。

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些诀别的诗句。不，我将在今后的什么时候，当我不是同这本书，不是同我生命中这八年时间，而是同我的整个生命诀别的时候，才去吟咏这些诗句。

这些诗句是一位希腊诗人写的：

我走了，在人世留下了最美好的东西：

第一是泪光，第二是明月和宁静的星星，

第三是苹果、熟透了的甜瓜和蜜梨……

不过我对月亮和星星全然无动于衷。我将用某些更招我喜欢的东西替下星星和月亮。我将把这些诗句改为：

我走了，在人世留下了最美好的东西：

第一是阳光，第二是艺术和理性……

至于第三位不妨历数几种水果——西瓜、甜瓜和熟透了的蜜梨……

在您的作品中，我首次见到幽默与抒情笔调运用得如此和谐，这是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

——苏联著名作家　高尔基

在我们讽刺文学不景气时，左琴科是位技巧娴熟的、最为驰名的大作家。

——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

为什么您的名字人人都知道？为什么连性格抑郁的人，在听到这个名字时也会活跃起来？为什么人们拿怜悯的目光看待没听说过您的名字的人？

——一群莫斯科工人写给左琴科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