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名字，没有父母，没有亲人，六七岁被偷走，辗转贩卖为奴，从北非到法国、从巴黎到波士顿、芝加哥、加州，再回到欧洲南部。潜逃、流浪、越界、偷渡，即使最后得来匿名护照，甚至美国移民局证明，仍没有任何归属感：“我的心还是跳得很快，就好像有人要把我往外丢。我想，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属于我的，无论我到哪里去，人家都会告诉我，这不是我的家，总要我到别的地方去试试。”无家可归，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如果我们跟着第一个收养她的嬷嬷叫她“莱伊拉”——阿拉伯语的意思是“夜”，那么莱伊拉的自我就如同黑夜。令她惊惧、迷惑，直到最后回到最初被偷走的原点——沙漠……

《金鱼》讲述的是一个叫莱拉的非洲少女所遭遇的辛酸与不幸的故事。莱拉六岁时被拐卖到摩洛哥，由于她不堪忍受女主人左娅对她的虐待而出逃，从此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她就像一条可爱的小金鱼一样渴望自由，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然而无论是在摩洛哥，还是在法国，或是在美国，到处都是向她张开的美丽的网，使她饱尝了人间无数的辛酸，同时也使她看到了一些人的虚伪、好色与无耻。

本书系1997年法国十大畅销书之一。

我是在六七岁上被人拐走的。由于那时候我还太小，加之后来又发生了那么多事，所以记不大清了。但它就像一场梦，一场遥远的噩梦，时常在夜里，有时甚至在白天向我袭来，令我不寒而栗。记得那是一条洒满阳光、空旷且满是尘土的大街，天空蓝蓝的，一只黑色的大鸟掠过天空，尖叫着。突然，几只男人的大手把我投进了一个袋子，我快要窒息了。是拉拉·阿玛买下了我。

就这样，我不知道自己在出生时妈妈给我取过什么名字，父亲是谁，以及自己是在哪里出生的。我所知道的只有拉拉·阿玛告诉我的那些：我是在一个深夜来到她家的。为此，她唤我叫莱拉，即黑夜的意思。她说我来自南方很远很远的地方。现在那个地方可能都不存在了。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却只留下了那条尘土飞扬的大街，黑色的大鸟，还有那个袋子。

后来，我的一只耳朵聋了。那是因为有一次我在家门口的大街上玩耍时被一辆小汽车撞了，导致左耳出现了粉碎性骨折。

我害怕黑暗，害怕黑夜。记得有时候半夜醒来，恐惧就像一条冰冷的蛇袭来，吓得我不敢喘息。每当这时，我就会跑到女主人的床上，紧紧贴着她的背，不敢睁眼，不敢想。我相信这时候拉拉·阿玛已经醒了，但她从来没有驱赶过我，就这点来说，她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我的亲奶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害怕看到大街，不敢走出院子，不敢跨出那临街的蓝色的大门一步。如果有人要带我出门，我就会死死抓住墙壁，又哭又闹，或者躲藏在某件家具的后面。我时常犯可怕的头痛，强烈的阳光刺着我的眼睛，令我疼痛难忍。

我有时甚至于会害怕来自外面的声音，如人们穿过麦拉街的脚步声，或是隔壁某个男人的说话声。但是我却非常喜欢聆听小鸟的呜叫。春天的早晨，雨燕贴着屋檐唱着。这里没有乌鸦，只有雄鸽和白鸽，偶尔还有几只过路的鹳落在墙头上唱上两嗓子。

多少年里，我只有这个小院子，再就是拉拉·阿玛大声喊叫“莱拉”的声音。我说过，我不知道自己的真名字，现在我已经习惯女主人给我取的这个名字了，就像妈妈给取的一样。然而在我心里却一直想着总会有那么一天，有人会叫出我的真名，那时我会为之一惊，但我一定会听出来的。

拉拉·阿玛，这个名字也不是她的真名。她本名叫阿兹玛，是西班牙犹太人。当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大战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没有离开麦拉。她凭借着结实的蓝色大门作保护，闭门不出，直到那天深夜我的到来改变了她的生活。

我管她叫“师傅”或“奶奶”。她喜欢让我叫她“师傅”，因为她教我学习法语和西班牙语，还教我心算、几何以及宗教。她信奉的上帝没有名字，但我的上帝叫安拉。她常给我读圣经里的故事，教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在吃东西时要先吹一吹；面包要反面朝上放置；要用右手擦屁股；要讲实话，不撒谎；每天要从头洗到脚等等。

作为交换，我每天从早到晚要在院子里干活：扫院子、劈劈柴、洗衣服。我特别喜欢爬到屋顶上去晒衣服，从那里，我可以望见大街，看到邻居家的房顶，大街上的行人、汽车，甚至还可以欣赏到一段蓝蓝的河水。站在高处，声音也显得不那么可怕了，我觉得有一种安全感。

每当我在房顶上呆的时间久了，拉拉·阿玛就会大声叫我。她整天都呆在有皮垫子的大房间里不出来。她拿书让我给她读，或是给我做听写，有时还要就学过的功课提问我，并且考试。要是我考得好，作为鼓励，她便允许我到大厅里坐到她的身旁，听她放唱片。那些歌手都是她喜欢的：乌·卡勒松、塞·达维、比巴·穆西卡，尤其是美丽的范华兹那低婉浑厚的歌喉，每当唱到耶路撒冷这个名字的时候，拉拉·阿玛总会激动得流出泪来。  家里的这扇蓝色大门每天只需打开一次，来人叫左娅。她棕褐色皮肤，又干又瘦，没有孩子。她是拉拉·阿玛的儿媳。左娅每天来给她的婆婆做饭，但尤其是为了监视这个家。用拉拉·阿玛的话说，这个家在左娅的眼里只是一种财产，她总有一天会继承的。

拉拉·阿玛的儿子很少来。他叫阿培尔，高高的个子，很壮实。他常穿一套灰色的制服。阿培尔很有钱，经营着一家工程公司，生意已扩展到法国和西班牙。但拉拉·阿玛说他的妻子强迫他和岳父母住在一起。他的岳父母是一对让人无法忍受的爱慕虚荣的老人。他们住在河对岸的新区。

我总是提防着阿培尔。每次他来时，我都躲藏到帷帐的后面，他觉得很好笑：“这个野孩子！”待我长大后，愈加害怕他，因为他盯着我看时的那种目光，就像盯一个属于他的什么东西一样贪婪可怕。我也害怕左娅，但那不一样。一次，我忘记了收走堆在院子里的垃圾，她把我拧得直冒血筋儿。“没爹没娘的可怜虫！连扫地都干不好！”这时，我喊道：“我不是孤儿，我有拉拉·阿玛奶奶。”于是她嘲笑我、骂我，但她不敢太过分。

拉拉·阿玛总是保护着我，但她毕竟年岁大了，时常感到疲倦。两条静脉曲张的腿肿胀着。看到她累了或是难受时，我便问她：“奶奶您病了么？”这时，她让我站到她的面前，用眼睛盯着我，嘴里不乏庄严地重复着一句她最喜欢的阿拉伯谚语：“只有病人才懂得健康的宝贵。”好像每一次她都在努力寻找最贴切的法语译文。

现在她不常让我学习了，也不再有心情给我做听写，而是长时间地坐在电视机前。有时，她让我把她的首饰盒和银制餐具拿给她。一次，她拿一对金耳环给我看，说：“莱拉，你瞧，等我不在了，这对耳环就给你。”

她把耳环给我戴上。耳环很旧了，形状酷似一弯倒置的细月。当阿玛叫我伊拉时，我忽然以为听到了我的真名字，我想象着这对耳环就是我来麦拉时戴着的。

“你戴着很合适，能与撒巴国的巴尔琪王后媲美。”

我把耳环放回到她的手里，激动地攥着她的手，亲吻着。“谢谢奶奶，您对我太好了。”

“好啦，好啦，我还没死呢。”她轻轻地推开了我。

我没有见过拉拉·阿玛的丈夫，只有一张他的照片摆放在五斗橱上的座钟旁。他身着黑色的衣服，看上去很严厉。他是个律师，很有钱，但对他的妻子不忠实，死的时候只给他的妻子留下了这幢房子和一点点钱。我刚来的时候他还活着，但因我年纪太小不记得什么了。

我提防阿培尔是有理由的。P1-5

克莱齐奥的文学成就——人性与多元文化

2D08年10月9日，对法国作家克莱齐奥来说，真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瑞典文学院这一天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他。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报中称赞他“将多元文化、人性和冒险精神融入创作，是一位善于创新、喜爱诗一般冒险和情感忘我的作家，其作品对游离于西方主流文明之外和社会底层阶级的人性进行了探索”，赞誉他的作品是“新的开端，富有诗意的探险，充满感性而忘我；完全超越当今的文明，探索极其深邃的人性”。

10月9日，四处游历的克莱齐奥正从朝鲜赶赴加拿大，这一天正好途经巴黎，这简直是个奇迹！他获奖的消息招来了大批记者，把伽利玛出版社不大的接待厅挤了个水泄不通。

15点50分，68岁的克莱齐奥惊喜交加地来到了会场，他身着海蓝色的西装，简朴而帅气。他向记者们直陈了内心的激动：“这真是个惊人的消息，我还没来得及准备，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我非常高兴。”

其实，克莱齐奥并不是一夜成名的，他走过了45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他的辉煌来源于丰富的人生经历与思考。

让·玛利·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于1940年4月13日出生于法国东南部的尼斯。他的祖先曾于十八世纪移居非洲大陆的毛里求斯岛，至今他还有亲人生活在非洲，他现在依然保留着法国和毛里求斯双重国籍。他把毛里求斯称之为他的“第二祖国”。在得到获奖的消息时，他对媒体表示自己同时也为毛里求斯而自豪。“法国对于我是文化与语言的祖国，但毛里求斯是我的‘第二祖国’，她离我最近，我来到那里就觉得回到了自己的家。”

克莱齐奥的童年正值二次大战时期，尼斯陷入了敌人的魔爪，战争的恐怖给他的心灵投下了阴影。他认为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危险与邪恶，为了逃避危险和孤独，他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日子里，只得终日以书为伴。他的祖先留给他的书库成了他的圣地，他每天都被狄更斯等作家的作品深深地吸引着。在七八岁时他就开始写作，有诗歌、故事、中短篇小说，但都没有出版过。那时，他最为感兴趣的事情就是编故事讲给别人听，与“读者”交流。他尤其喜欢读游记，幻想着有一天能够自己出发去冒险。终于有一天，他的母亲要带他和他的兄弟一起乘船去尼日利亚探望正在那里担任英军军医的父亲，他不知有多高兴。第一次旅行来到非洲大陆，他被这里的一切深深地吸引着：湛蓝的天空、悠悠的白云、广袤的大地、猛烈的暴风雨以及那里各种各样的动物，特别是那里的人与自然的和谐都令他惊叹不已，他立刻就喜爱上了这块土地，觉得自己与它完全融合了。可以说这次旅行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受这一时期生活的影响写成的，如：《淘金者》、《罗德里克之旅》等。

回到法国后，当他身穿翻领运动衫、牛仔裤，脚蹬一双便鞋去赴约时，法国人无法接纳这个如此率直，每日吞食大量阿司匹林和烟不离口的年轻人。而他也再不能忍受来自法国社会的各种约束，感到无比的窒息。他拒绝与上流社会交往，想方设法摆脱来自消费社会的林林总总：城市、红绿灯、汽车、水泥板、豪华饰品等，由此诞生了他的描绘西方大城市所面临的危机和恐惧的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1963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为他赢得了雷诺多大奖。

小说《沙漠》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它使他于1980年获得了法兰西文学院颁发的保罗·莫朗大奖。法兰西文学院在颁奖公报中说：小说《沙漠》“用北非沙漠一个失落文明的壮美影像，与不受欢迎的移民眼中的欧洲形成强烈反差”。作品的主人公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外籍工人拉拉，面对欧洲社会的丑陋和残忍，他代表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对立面。小说无情地鞭挞了制造贫困和死亡的殖民主义，揭露了建立在利润与暴力基础之上的西方文明，探询如何拯救北非沙漠失落的文明。小说构思巧妙，文笔古朴简洁但又细腻靓丽，散发着散文诗般的美，是一部令人读后回味无穷的小说，可谓克莱齐奥的杰作。

克莱齐奥认为：一个小说家不是哲学家，不是言语技师，是一个用笔来提出问题的人。在1963年出版的《诉讼笔录》、1965年的《发烧》、1966年的《大洪水》、1967年的《物质的陶醉》、1969年的《逃亡之书》、1970年的《战争》、1973年的《巨人》等作品中，都反映了这位作家对当代社会的矛盾现象所表现出的焦虑与不安，他像一位诗人，勇敢地抨击着当代社会的各种弊端；但在他的更多的作品中，如：1975年出版的《到另一个世界的旅行》、1978年出版的《蒙多及其他的故事》等，他对这种消费社会的现象并不是以一个反抗者的面目出现，而是通过一个少年的目光去剖析它，小说《金鱼》也是其中一例。作者在其作品中试图探索一种智力与生理的谐调，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和谐。他的文学表现出的不是逃逸，而是探索，是藏匿着的宝藏，而细心的读者最终总会发现它。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克莱齐奥不是一个幻想家，他是一个战士，一个敢于揭露，敢于战斗，敢于挑战的勇士。

小说《金鱼》是克莱齐奥1998年出版的，它一出版就成了法国1998年十大畅销书之一。小说的女主人公莱拉是一位非洲少女，六岁时因部落冲突成为受害者，被拐卖到摩洛哥。由于她不堪忍受女主人左娅对她的虐待而出逃，开始偷渡到了法国，后来又辗转到了美国。她就像一条可爱的小金鱼一样，渴望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无论她走到哪里，到处都是向她张开的无从逃逸的网。在经历了无数的辛酸磨难与无奈之后，终于成为了一名歌手。

小说通过这位非洲少女的眼睛来观察和剖析欧美社会，对那些挣扎在当代文明边缘的移民、对那些被当代文明抛弃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做了深刻的、富有哲学意义的剖析。对于这些移民来说，寻根构成他们的首要问题，因为他们总是抱着最终能够回去的希望。故乡不再是一个被逃避的世界，而是一个失去的或被剥夺了的身份地。然而，他们的故土的存在又总是模糊的，只是一个渴望的空间，一个需要填补的空洞，构成他们梦想的一个部分，一个能够让人们找到自己身份的地方。主人公莱拉在美国和法国逗留之后，辗转回到她从未了解过的所谓出生的地方后，说道：“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我并不是要去追寻某种回忆，我也没有任何思念故乡之情，因为对我来说，我根本也没有故乡啊。”小说把非洲移民丧失文化身份的心灵之痛剖析的淋漓尽致。

克莱齐奥不仅游历了非洲，而且足迹遍布世界。他曾在曼谷、墨西哥城、波士顿、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和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凯克等地执教，曾痴迷过墨西哥土著文明，他的作品体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所以瑞典文学院认为，克菜齐奥是一位能用其作品引领人类超越现有文明和追随根源的探险家，他的作品充满了人性和多元文化。

衷心地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克莱齐奥的作品被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以便使读者能更直接地了解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更深切地认识这样一位表现人性和多元文化的永不停歇的探索者。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郭玉梅

2008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