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美学论文集《我爱故我在——生命美学的视界》是继新世纪以来的《生命美学论稿》、《王国维：独上高楼》、《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红楼梦〉为什么这样红——潘知常导读〈红楼梦〉》之后推出的又一本新著，也是对于前面这四本书的美学探索的深化，代表了作者在新世纪的主要思考。

本书系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的美学文选，由10篇组成，从各方面阐述了作者心目中的“生命美学”。包括：为爱作证、生命的悲悯、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为信仰而绝望等。

书中最精彩的一句话是：我们可以拒绝宗教，但却不能拒绝宗教精神；我们可以拒绝信教，但却不能拒绝信仰；我们可以拒绝神，但却不能拒绝神性。

前言 美学新千年的朝圣之路

为爱作证——从信仰维度看美学的终极关怀

文学的理由：我爱故我在

生命的悲悯：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宽恕”

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美学新千年的追问

“以美育代宗教”：美学中国的百年迷途

失败的鲁迅与鲁迅的失败

林昭、海子与美学的新千年

爱的审判——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

“我的爱永没有改变”—— 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看中国的《夜宴》

宗教：文化的一个维度

最后我还要花一点时间讲一讲宗教和信仰的问题。因为在中国讲美学，无缘无故的痛苦、无缘无故的美、爱和信仰，这四个关键词是最难弄懂的。我想，如果这些不弄清楚，那么美学研究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所以我在前面要花点时间把它讲清楚。

终极关怀、爱、审美活动这三个概念和谁的联系最密切？或者说人类铸造这三个武器的温床与生产基地在什么地方？就在宗教！所以当我讲这三个东西的时候，中国的学生肯定感到很陌生。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度。所以中国人理解起来就很困难。

首先，我要讲宗教的重要性。科学和民主就像一个长长的杠杆，它撬动着地球，但是我们很少注意到，尤其是中国人没有注意到，这个杠杆的长长的把手那一头还赫然写了两个大字：信仰。其实，西方文明之所以有今天，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借助了信仰的力量。而这个信仰力量是通过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人不大愿意接受。中国人提起来宗教就不大愿意接受，尤其是基督教。但是我们忘记了最根本的一点：信仰和宗教是不一样的。而西方的信仰维度和信仰精神恰恰是通过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而培育起来的。学习西方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然后把里面的宗教精神提炼出来，使之成为我们的思想、文化与美学的基本思想资源，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顺便说一句，我们对西方现代化的总结到现在都还是不正确的。有学者指出，我们中国人到现在对西方现代化的总结还停留在对于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的推动力量的肯定上。实际上西方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都不是来自于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而是来自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我们要注意德国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英国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还有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恩格斯早就说了，它们才是“第一号资产阶级的革命”，黑格尔也说过，它们才是“光照万物的太阳”，而且，其实西方所有后来居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得益于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而不是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而我们中国到现在还不承认这个事实，我们仍旧觉得是来自于科学和民主的力量。而西方早就承认了，不是来自于科学和民主的力量，而是来自于科学、民主的母亲——宗教，尤其是基督教。

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进而来讨论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当我们去关注宗教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关心宗教，而是关心宗教的精神成果。如果我们把宗教想象成一个人类的真实的精神事件，想象成人类的一种真实的努力，那我们就会想：为什么西方的美学要比中国的美学的发展水平更高呢？为什么到了近代，到了20世纪，当中国的文学大师和西方的文学大师“同台献艺”的时候，中国的文学大师竟相形见绌呢？我们连鲁迅跟他们比起来也只是小人物。所以有一次风传鲁迅要被推荐拿诺贝尔奖，鲁迅自己就赶紧声明说，你们不要这么传，我只是跟西方学了一点儿皮毛。别人说这是鲁迅的客气，其实绝对不是鲁迅客气。试问，鲁迅作品里有人类灵魂的声音吗？鲁迅作品是爱和失爱的见证吗？不是，他表达的只是一个被压迫民族的呻吟和怒吼。当然，在这里我借助的美学标准很高，是世界大师的标准，从中国的标准看，鲁迅的作品实在比中国传统文学已经好很多很多了。

这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在于宗教里蕴涵了三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叫做信仰，第二个东西叫做宗教精神，第三个东西叫做神性。而这三个东西和终极关怀是最接近的。其实我们关注终极关怀，也就是关注宗教里的信仰、宗教精神和神性。我们关注宗教里的信仰、宗教精神和神性也就是关注终极关怀。所以应该知道，如果我们把宗教理解成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讲的，那我们的美学也就变成了宗教学。比如说，我给大家讲；宗教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是我们国家的宗教事务局的讲法了，有多少团体，有多少信徒，有多少教堂，有多少庙，我就讲这个了，对不对？我们要关注的是，人类为什么一定要有宗教。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学舌这句话，但是我们忘了，其实马克思这里所讲的“鸦片”只是一个比喻，他说的是，宗教是人类遭遇“无缘无故”的痛苦时的最大的精神安慰，这就叫做“鸦片”。在这里，你一定要记住“无缘无故”这几个字。我思考了这么多年，如果说我还稍微有一点儿发现的话，那就是“无缘无故的痛苦”和“无缘无故的爱”。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讲人民受了统治阶级的苦，所以要安慰他，不是讲人民受了贪官污吏的苦，所以要安慰他，他是说人生本身就是一场悲剧，这场悲剧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试想，我们是自已同意之后才来到这个人世上的吗？没有。所以我们都是哭着诞生啊。海德格尔说，每个人都是被“抛”人人世的，叫“被抛状态”，十分传神。对于自然来说，人类是有限的，是不完美的；对于社会来说，个人是有限的，是不完美的。这种不完美就构成了人类的原罪。那么，人类怎么样去使自己完美起来呢？只有在完美的终极目标的激励下去提升自己，去战战兢兢地补偿自己的原罪，所以，就逼出了一个宗教。其实，我们把宗教这个词换一下，就很容易理解了，就是：逼出了宗教精神。因此，宗教实际催生了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在教会形态下的由神职人员构成的宗教，一个是没有教会也没有神职人员的宗教精神。

在这方面，西方哲学大师保罗·蒂利希的提示非常重要，他说宗教是文化的一个维度而不是一个方面。什么叫维度？就是信仰。它代表了人类的精神高度。这个精神高度是在所有的方面都存在的，但是信仰又以宗教的形态表现m来。所以从形态上说，它是人类的一个方面；从精神实质上说，它是人类的一个维度。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所以，宗教说到底只不过是信仰的一种特殊方式。尽管在人类的早期，宗教也许是人类信仰的唯一方式，但是信仰毕竟是高于宗教的。可以说，宗教是靠信仰才获得了自己的存在形式的，麦克斯·缪勒说：宗教是一种起源于对人的“有限性”之克服和超越的“领悟无限的主观才能”，恰恰就把宗教所蕴涵的信仰内涵深刻地揭示出来，但是人类最终又会超越宗教，信仰最终也会被独立出来，成为人类的一个精神尺度。那为什么信仰没有在现在就成为人类的精神尺度呢？我们想一想，道理很简单。你比如说，信仰它是要鼓励所有的人的，但是对于那些文化水平低一些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智商不是很高的人来说，你跟他讲美学，你跟他讲终极关怀，他听得懂吗？怎么办呢？那就用一些形象的东西去启发他，用一些具体的规定去约束他，我不跟他讲道理，我就告诉他：哎，耶稣就是楷模啊，你要跟着他走，你就照着他做。这就是宗教，这就是教堂。所以，不要我一讲到宗教呢，大家就觉得宗教怎么怎么坏，而对我产生抵触情绪。其实不是。宗教里面所蕴涵的信仰精神永远是好的，对于宗教，你可以发现其中的不少坏东西。所以尼采说“上帝死了”，他指的就是教堂形态里的上帝死了，他不是指的信仰死了，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所以，我们会发现，人类的实践越向前发展，信仰就越摆脱它的宗教形式。信仰从来就比宗教更为根本。而且马克思也认为到最后宗教必将消亡。但是我要强调：信仰却不会消亡。人类会把信仰从宗教里解救出来，把信仰独立地表现出来。但这在今天还远远不能做到，今天我们还是要借助于宗教的力量。P46-49

美学新千年的朝圣之路

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个世纪的“世纪之初”。对于人类来说，“世纪之初”当然并不新鲜，因为在此之前毕竟已经经历了无数个“世纪之初”，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来说，这个世纪的“世纪之初”可实在是意义重大。因为这个世纪的“世纪之初”是我们所能够经历的唯一一次“世纪之初”。何况，这个世纪的“世纪之初”还不仅仅是一次难得的百年之交，更还是一次难得的千年之交。

可能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进入这个世纪的“世纪之初”，很多人都以著述、演讲、创作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迎接这个世纪的“世纪之初”。我也没有例外，从这个世纪的“世纪之初”开始，我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也做过很多场演讲，去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一百多所院校以及许许多多的机关、团体、企业、媒体、中学、图书馆……在这些文章和演讲里，我以“叩问美学的新千年”作为基本的思路，选取了不同的话题去讲述我对新千年、新百年的美学思考。

总结我的基本思路，我觉得，可以以西方的一个大诗人里尔克的一首诗来加以概括：

没有认清痛苦，

爱也没有学成，

那在死中携我们而去的东西，

其帷幕还未被揭开。

“没有认清痛苦，爱也没有学成”，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认真学习与思考，我近年来逐渐明确地意识到，中国美学的历程曾经就是一个既“没有认清痛苦”、 “爱也没有学成”的历程，这就是所谓的前《红楼梦》时代；也曾经就是一个逐渐意识到亟待去认清痛苦、亟待去学会爱的历程，这就是所谓的《红楼梦》时代，可是，一个十分严峻的现实是：整个的二十世纪，就整体而言，我们还仍旧是“没有认清痛苦，爱也没有学成”。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在所有的演讲中都一再强调，认清痛苦、学会爱，这正是我们进入美学的新百年、新千年的中国的世纪主题、千年主题。

还可以说得更加具体一点。

这几年，我越来越想说的话是：对于新世纪和新千年的中国来说，我们确实存在美学困惑。但是，这个“美学困惑”并不是“美学的困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美学探索确实存在困惑，但是这个困惑却主要是因为它背后的文化背景造成的，而不是美学本身造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存在美学困惑，但是这个美学困惑不是美学的困惑，而是我们文化的和思维的困惑。这也就是说，要解决美学的出路，就一定要为美学补上一个新的维度，这就是信仰的维度以及作为终极关怀的爱的维度。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2001年，我迎来了我的生命历程中的一次重大转折。那一年的春天，我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大教堂待了一个下午和半个晚上。那天我想来想去就是围绕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信仰的维度。当时我想，在1984年的时候我意识到了人类的审美活动肯定跟个体有关，这也就是说，必须以个体去面对这个世界，可是，一个更为严峻的困惑也就随之出现了。这就是：以个体去面对这个世界？那么，这样做的意义究竟何在呢？那一天，我就是从这样的一个问题开始思考的，而思考的结果，就是我终于意识到，以个体去面对这个世界，它的意义就在于为我们“逼”出了信仰的维度。也就是“逼”出了作为终极关怀的爱。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民族迫切需要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个体的觉醒，一个东西是信仰的觉醒。个体的觉醒一定要有信仰的觉醒作为对应物。否则个体就不会真正觉醒；信仰的觉醒也一定要有个体的觉醒作为对应物，否则信仰也就不会真正觉醒。但是，个体的觉醒和信仰的觉醒最终会表现为什么呢？不就是作为终极关怀的爱的觉醒吗？

而这就必然导致下面的一系列的结论。

其中，最根本的结论是：中国美学在前《红楼梦》时代走上的是一条“天问”之路；中国美学在《红楼梦》时代走上的是一条“人问”之路，而在后《红楼梦》时代的今天，中国美学必须走上一条“神问”之路。

在这里，所谓的“神问”就是指的“神圣之问”，也就是“信仰维度之问”、“终极关怀之问”、“爱之问”。或者，不妨还用前面的里尔克的诗句来概括，所谓的“神问”，也无非就是：认清痛苦、学会爱。

一个严峻的问题是，过去我们在进行美学思考的时候，往往从未能够对于我们思考的前提去首先加以“思考”。这里的“思考”其实也就是“质疑”。

例如，中国美学就是这样的一个首先必须去加以“质疑”的“前提”。在中国，研究、教授中国美学的学者大有人在，但是，大多都是仅仅去诠释、注释它，但是却很少有学者转过来去“质疑”：中国美学是否也存在“精华”与“糟粕”？是否也存在着“活东西”与“死东西”？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究竟如何去区别其中的“精华”与“糟粕”、“活东西”与“死东西”？相当多的人认为，在“中国美学”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在“中国美学”中只要是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就应该是“精华”与“活东西”。我必须说，对于这种看法，在过去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是自觉不自觉地予以认可的。可是，2001年去了美国一段以后，我的思想却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转变的原因在于：我慢慢发现，“中国”这个东西太不重要了。就好像我们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那时你还觉得谈论南京的问题很重要吗？在美国没有人会跟我讲中国美学的重建，大家关心的都是全人类所共同关心的那个问题，即便是要重建，那也是人类美学的重建。于是，当时我就自问，假设我不回中国，那我还有什么理由去思考呢？我想，我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我思考的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样一来，在“中国美学”中最为重要的就不再是“中国”，而是“美学”，在“中国美学”中只有那些真正面对了人类的精神需要的思想才应该是“精华”与“活东西”。那么，人类的精神需要是什么呢？认清痛苦、学会爱。因此，在“中国美学”中只有那些真正面对了人类认清痛苦、学会爱的精神需要的思想才是“精华”与“活东西”。换言之，在“中国美学”中，凡是没有真正面对人类认清痛苦、学会爱的精神需要的思想的，都不是“国粹”，而是“国渣”，而那些真正面对人类认清痛苦、学会爱的精神需要的思想的西方美学，对于中国美学来说，即便是不“国”，但是，却仍旧“粹”。

再如，在“中国美学”中，不但是“美学”比“中国”要远为重要，而且，即便是在美学中，更为重要的也不是“集中意识”，而是“支援意识”。“集中意识”和“支援意识”是西方的哲学家波兰尼提出的。波兰尼(1891-1976)是一位英籍犹太裔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集中意识”和“支援意识”是他的一个发现。在他看来，一个科学家、理论家的创新都可以被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可以言传的的层面，他称之为“集中意识”，还有一个是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层面，他称之为“支援意识”。而一个科学家、理论家的创新就肯定是这两个层面的融会贯通。而且，在这里更为重要的正是“支援意识”。因为任何一个科学家、理论家的创新其实都是非常主观的，而不是完全客观的。可是，即便是科学家、理论家本人也未必就对其中的“主观”属性完全了解，因为在他非常“主观”地思考问题的时候，他的全部精力都是集中在“思考问题”上的，至于“如何”思考问题，这却可能是为他所忽视不计的。何况，不论他是忽视还是不忽视，这个“如何”都还是会自行发生着作用。例如，同样是面对火药，中国人想到的是可以用来驱神避邪，西方人想到的却是可以用来制作大炮；同样是面对指南针，中国人想到的是用来看风水，西方人想到的是可以用来做航海的罗盘，其中，就存在着“主观”的差别，也存在着“如何”的差别。

而要再换一个说法的话，那么我想说，波兰尼所提出的“支援意识”，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根本假设。西方有个美学家叫做布洛克，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困惑的结果总是产生于显而易见的开端(假设)。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应该特别小心对待这个‘显而易见的开端’，因为正是从这儿起，事情才走上了歧路。”[2]这也就是说，每个人在思考之前，其实都必须首先为自己假定一些根本假设，或者是必须先接受一些不必去加以讨论的根本假设。当然，这个根本假设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的,但是，它却能告诉我们应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这个根本假设也不能规定我们想什么和做什么，但是，它却能规定我们去怎样想和不去怎样想、去怎样做和不去怎样做。它是我们思考的根据,也是我们思考的限度。

由此我们发现，我们美学思考的前提其实是出自一种人生的根本假设。也就是说，美学是对人生的一种根本假设。美学之所以是美学，就是因为它为人生提出了一种根本假设。而我们之所以一定要学习美学，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对于自己的人生的一种根本假设。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靠我们与世界之间的某种关系的根本假设，这个根本假设，也可以被理解为我们的生存理由。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美学家所提出的不同的美学，其实也就是他们所认为的最为美好的根本假设。西方著名哲学家波普尔断言任何的理论都是“猜想”，道理也就在这里。因为，任何的理论都是“假设”。例如，不难想象，西方的美学无疑与西方的亚当夏娃和原罪的根本假设有关，而中国的美学也无疑与“人之初，性本善”的根本假设有关。

也因此，当我们接受了一种美学，其实也就接受了一种生存方式，接受了一种对于生命的领悟。于是，我们的一生就开始“美学”起来了。所以，美学不仅仅是名词，而且尤其是动词。只有把美学理解为动词，才有可能深刻地理解美学、真正地理解美学。所以，美学不是知识，而是智慧。美学不是“学以致知”，而是“学以致智”。美学，就是一种生存方式。“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归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应该说，弄懂了苏轼这首诗的内涵，也就弄懂了美学的内涵。

而在后《红楼梦》时代的今天，中国美学必须走上一条“神问”之路，道理也就在这里。

走上“神问”之路的美学，也就是走上“信仰维度之问”的美学、“终极关怀之问”的美学和“爱之问”的美学。在这里，“信仰维度之问”、“终极关怀之问”，都是指的“支援意识”，而“爱之问”，则是指的对于人生的一种根本假设。按照康德的看法，这是“在对象给予我们之前就对对象有所规定”，按照帕斯卡尔的看法，这是一场赌博，因为作为终极关怀的爱的存在无法证明，犹如上帝的存在无法证明。因此，当年帕斯卡尔曾经作出了惊人一跃，他说，自己要赌上帝存在。作为终极关怀的爱也如此，我们无法证明，可是，我们可以赌它存在。我们可以赌爱是人类最最伟大的力量，我们可以赌爱必胜。由此，美学完成了自己的“华丽的转身”，它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阐释世界、阐释人性的模式。在这个模式当中，人的精神生活、灵魂生活被提升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的、现实的“我思故我在”的人也被提升为精神的、灵魂的“我爱故我在”的人。  显然，这种美学也就是我在前面所呼唤的那种面对人类认清痛苦、学会爱的精神需要的美学 ,也是真正的美学，而且，也就是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一直在提倡着的生命美学。而在今天的关于中国美学的思考中，也只有那些试图走上“神问”之路的美学、只有那些努力去面对“信仰维度之问”、“终极关怀之问”、“爱之问”的美学，努力去面对人类认清痛苦、学会爱的精神需要的美学，才是我们今天希望去发扬光大的美学。

而具体的结论是：

首先，在二十世纪，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已经站立起来了。这无疑是成功的。毛泽东在1949年所说的那句话，绝对是历史上的大人物的真知灼见。我们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已经站立起来了！这绝对是最形象、最精辟的概括。但是，在毛泽东之后，我们必须再做一件事：中国人必须作为一个“个人”站立起来。而且，作为民族站立起来，需要的是“革命”，作为个人站立起来，需要的却是——“爱”。所以，“五四”以来我们尽管取得了两大成功，这就是在人与自然的维度成功地引进了“科学”，在人与社会的维度成功地引进了“民主”。但是，我们却还有一大失败——而我们现在所遭受的所有的苦难，都正是这一大失败的必然结果。那就是，在人与意义的维度，我们始终没有能够引进“信仰”。现在，我们必须引进“信仰”。

其次，“引进信仰”意味着20世纪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深化。五四新文化精神在现代中国的建立中功勋卓著，但是却也毕竟肤浅。这肤浅，就表现在只引进“科学”、“民主”，但是却没有引进“信仰”，尤其是没有找到引进“信仰”的关键所在。在新世纪，我们如果还希望继续前进，就一定要做到：我们可以拒绝宗教，但是却不能拒绝宗教精神；我们可以拒绝信教，但是却不能拒绝信仰；我们可以拒绝神，但是却不能拒绝神性。我觉得，这是我们过去一百年里的血的教训。我们过去是把这六个东西都拒绝了，可是，实际上我们却只能拒绝其中的三个，那就是宗教、信教和神，至于另外三个，那就是宗教精神、信仰、神性，则是民族发展之本，那实在是绝对、绝对不能拒绝的。

最后，漫漫百年，旧世界的破坏者肆虐其中。他们是世纪的战士，他们的武器是铁与火，他们所带来的，也无非只是仇恨与毁灭。而现在，我们要呼唤的，则是新世界的建设者，他们是爱的布道者、世纪的圣徒，他们的武器是血和泪，他们所带来的，是爱与悲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必然存在着一个非常深刻的需要，也必然期待着一个非常深刻的转身。我们不仅需要政治伟人，我们不仅需要经贸巨子，我们也不仅需要文化大师，我们还需要什么以个体生命实践的方式为爱作证的爱的圣徒。

“天不生孔子，万古长如夜”，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一句名言，它讲得很形象：如果孔子不生，精神的天空就永远是黑夜，所以直到孔子出现，中国人才有了精神的天空。但是现在我们却必须强调，天不生(爱的)圣徒，万古长如夜。

因为，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爱却是万万不能的。而我们存在的全部理由，无非也就是：为爱作证。“信仰”与“爱”，就是我们真正值得为之生、为之死、为之受难的所在。因此，新世纪新千年的中国，必须走上爱的朝圣之路。必须造就爱的圣殿、爱的奥林匹斯山。新的历史，必须从爱开始。这，就是我们的天路历程。

以上就是我围绕着“叩问美学的新千年”这一基本思路所展开的一些思考，也是我在本书中所要详细讨论的核心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新世纪以来，我的思考还包括了《生命美学论稿》(郑州大学，2002)、《王国维：独上高楼》(文津，2005)、《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学林，2007)、《〈红楼梦〉为什么这样红——潘知常导读〈红楼梦〉》(学林，2008)，不过，《生命美学论稿》涉及的主要是我在前面提到的第“一个东西”，也就是“个体的觉醒”，后三本书则主要是实证的研究，而本书则与《生命美学论稿》既有一致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所谓一致之处，是指的本书同样也是对于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所谓不同之处，则是指的本书主要涉及的是我在前面提到的另外“一个东西”，也就是“信仰的觉醒”，而在美学的思考中，“信仰的觉醒”无疑要比“个体的觉醒”更为艰难而且也更为重要，因为只有通过“信仰的觉醒”才能够最终走向作为“终极关怀的爱的觉醒”。因此，在本书中收入的论文与演讲，应该说，也就更能够代表我的美学思考。

里尔克还有一首诗，我也很喜欢。他在诗中说；

于是你等着，

等着那件东西，

它使你的生命无限丰富。

我一直觉得，信仰维度和作为终极关怀的爱，就是可以“使你的生命无限丰富”的“那件东西”，亲爱的读者朋友，下面，就请你跟我一起进入美学的思考，并且“等着，等着那件东西”的到来，“等着”“它使你的生命无限丰富”。

只要你认真的阅读，只要“你等着，等着”，请相信，我的思考就就肯定不会令你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