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英若诚晚年的一本令人感动的自传，他是一位深受喜爱的演员、戏剧导演、翻译家和政治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监禁，为求生存，使用各种方式，甚至曾装扮成士兵，私下留藏着笔记本。在这本自传中，他的回忆就从他的监狱岁月开始，他回忆了三年的监狱生活，困苦中夹杂着风趣，艰难中保持着乐观。然后开始叙说他的家族，叙述他的童年及所受教育的不平凡经历。最后讲他在戏剧、电影方面的职业生涯和文化外交上的作为。

本书回顾了英若诚一生中的种种传奇，也让我们领悟到一位风趣幽默、博学谦和、流淌着贵族血脉的艺术家的人生智慧。

他曾蹲过三年的牢狱，饱尝艰辛；他也当过三年的文化部副部长，叱咤风云。

他曾将莎士比亚的《请君入瓮》、米勒的《推销员之死》等多部剧作名著翻译成中文，达雅传神；他也将中国话剧舞台上的优秀剧作《茶馆》、《王昭君》、《家》等译成英文，推向世界。

他曾导演并演出阿瑟·米勒的颠峰作《推销员之死》，轰动一时，堪称经典；他也扮演过老舍《茶馆》话剧中的刘麻子，到位传神。

他曾在在电影《知音》中扮演了袁世凯，入木三分；他也在情景剧《我爱我家》中做过客串，尽显天真、幽默。

他出生名门，祖父英敛之是辅仁大学的创始人，父亲英千里是辅仁大学著名教授，他还是英达的父亲……

他就是英若诚。

英若诚的唯一自传，见证共和国六十年的风雨苍黄。英达、朱旭作序。

英达、王蒙、朱琳、蓝天野、朱旭、林兆华、濮存昕、杨立新、孟赫、孟京辉、赖声川、史景迁、阿瑟·米勒鼎力推荐。

这本传记，是英若诚躺在病榻上用英文口述，由美国杜克大学戏剧学教授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女士录音整理而成。她用了3年(2001-2003年)时间，一共录了41盘带子，100多个小时时长，然后编辑整理，再加上她多年的研究，终于成就了这本书。

序一 我的父亲英若诚

序二 老英，我的良师益友

前言

 不同寻常的普通人

 英家的世纪

 合作自传

上部 蹲监狱

 第一章 牢狱第一年

从风筝到手铐：我被捕的经过

我的新家

 第二章 蓟县监狱

监狱里的活动项目和闹剧

为彭真同志工作

释放

中部 家族史及早年教育

 第三章 英氏家族

有其父必有其子

从战士到绅士

在温泉度过的夏天

“王先生”

危险的逃离

 第四章 王公贵族式的童年

温暖的家

在庆王府的演出和祈祷

出色的逃学者

我自己的“四人帮”

下部 职业生涯：艺术和政治

 第五章 我的舞台生涯

清华大学的台柱子

遇上对手

新中国的新剧团

《茶馆》满座

出狱后的务农岁月：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

和于是之同行：一九七四年

惹不起还躲不起？

回剧院

从失望到希望

 第六章 文化外交

不速之客

把《推销员之死》带到中国

贝尔多鲁奇的召唤

当文化部副部长的喜与忧

最大的损失

遗弃的孩子

探索新世界

最后的告别

后记

 改变人生的友谊

 英若诚最终的谢幕

 故宫之梦

致谢一

致谢二

英若诚年表

参考资料

经过反复琢磨，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放风筝。很大的空间没有电线挡道。第一次试放十分成功。不久我们就成了那个地方热门的一景。北京人性格随和宽容，喜欢看风筝，有一天还有人夸我们的新设计。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有一次路过天安门去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看到广场上满是放风筝的人，当年我们兴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我记得那个改变我们命运的傍晚，吴世良、我和“丛中笑”战斗队的两位演员一起吃饭，我们吃的是海螺。那天早些时候我们去放了风筝，大伙儿都情绪不错。因为在天安门看我们放风筝的人们看来都很自由自在。海螺的味道又很鲜美。我们都觉得“文化大革命”也接近尾声了。正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

我告诉朋友们：附近的孩子们拆下门铃按钮做免费的玩具，我在城里到处找配件，结果发现只要用个五分硬币往里一卡，门铃也照响不误。大家听了都乐。我以为来访者可能是另一位同事。就着海螺喝了几杯酒，我感觉很暖和，所以穿着衬衣就去应门。

开门时见到两位陌生人对我微笑。我同时注意到门外十几位邻居坐在小板凳上，其中有几位出身好的胳膊上戴着新的红袖章，全都板着脸。我没去多想。自从剧团里那些造反积极分子抄我们家后，邻居们都躲着我，不像以前那么友好了。抄家的理由是要除“四旧”，什么旧照片、旧书，各种杂七嘛八的东两都算。如果没有其他人在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会像平时那样，可那天有那么一群人在一起，我不指望他们像平常那样。那两位陌生人问了我的姓名，然后很客气地请我一起去当地的派出所，说是有几件事要核实一下。我只穿件了衬衣，所以我说要去拿件外套。他们坚持说派出所拐个弯儿就到，我说话儿工夫就能回来，我就那么跟着他们走了，既没有告诉我妻子，也没跟我的客人们说。

夜里的气温还挺凉，我把卷着的袖子放下来。那两个陌生人一人一边夹着我，我能感到他们的手指抓着我的袖口。我开始觉得情况不妙。

有辆车等在那里，他们设法把我弄进车里，还是一人一边。我开口问：“你们不是说拐弯儿就到吗？”

他们并不正面回答，说：“坐车方便。”

我又问：“你们要核实什么？”

“你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答道。不过语气硬多了。

差不多五分钟我们就到了，他们要我下车。这时他们客气的笑容完全不见了。那两人命令我向前走，左拐右拐，他们走在我后面，在我视线之外。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就这么被押送到这里那里，我对这一程序太熟悉了，以致到后来只要有人在我边上走我就会极不舒服。我们穿过一个小院子，我被引进一道门。一踏进门，房间里的聚光灯一下子通亮。这突然的聚光灯、照相机的闪光灯以及其他亮光一下子让我什么都看不见，有人很麻利地给我戴上手铐，我被迫在一份文件的虚线上签上了我的名字。整个过程中我都蒙了，只记得有很多闪光灯，我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他们还真把我当回事儿……”

接下来，我被夹在另外两个陌生人之问，上了另一辆车被带走。这回陌生人穿的是军服。过了好几个月我才知道这些人并不是解放军，他们其实是因为政治原因被免了职的便衣，享受不到“文革”前的特权了，所以穿了军服做庇护。那时候的军帽或是旧军装仍旧很有分量。我已戴上了手铐，那两个穿军服的一人一手压着让我低头。我恢复了一点思考的能力，意识到他们是不想让我知道去的目的地，但我能感觉到我们在往哪儿走，因为我对北京城太熟悉了。

我估摸出我们是在向南行驶，离市中心不远，过了天安门广场，过了通常十分热闹的前门那片儿，然后向西，朝北京的西南驶去，但仍在老城之内。眼睃着两边的军靴，我得出结论：这不是被另外一个战斗队绑架，这回是真格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老毛病难改，即使在那样的处境下，我还是忍不住琢磨我们坐的是辆什么车——别克。他们为什么用这种车？选这种车有什么含义吗？我终究也没琢磨出个所以然。

不用说我脑子里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被捕？

当时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文革”以及剧院里的内斗。我一直很清楚“造反派”从不信任我。虽然我尽量避开“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派仗，可“造反派”始终认为我是“保皇派”的后台。但运动已进行了两年，他们要对付我早该下手了，为什么要等到现在？

车子朝西行驶，我突然记起约一年前发生的事。三四个人民解放军士兵被派到剧院，自称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新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派来管理剧院的。院里所有的人被分成不同的“学习小组”，每组指派组长。相类似的军宣队也被派到其他的专业剧团、歌剧院、歌舞团。他们组织“政治学习”，要求大家每天坐在一起表明自己的观点。大家所说的也就是怎样欢迎“文革”这场运动，“文革”怎样及时地把党内各阶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除出去。政治学习很快变得十分无聊。除了忍着，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就这样，两百多名员工，包括演员、导演、舞美、装置、票房工作人员、前台、车队司机，天天挤在大厅里开大会。P7-10

老英，我的良师益友

朱旭

老英，我的良师益友。

他爱学习。书案上堆放着厚厚的外文书。我看不懂。好在，我在他家的时候，他不鼓捣这些。

床头、枕边多是中国文学的书，但不厚。他和鲁迅有同感，躺在床上看洋装书，像抱着一块砖头。这类的书都是放在坐椅旁边的。

恭桶边上则是些杂学的书刊。这类文字看多了，便落下个“英大学问”的绰号。

老英爱吃也爱喝。有人说他后来得了肝病是喝酒的缘故。可是我和他一起喝了半个多世纪了，我到现在还好好的。可见那个诊断不准确。

我们俩共同爱好多，共同语言也多。到了那个特殊年代，就被打成“英朱集团”了。

国家走上了正轨，我们也干了些正事儿，演出了几个经典的话剧，积累了一些表演的经验，更增添了些对良师益友的思念。

二〇〇九年七月四日

我要感谢本书合作者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对我的信任、耐心，以及多年的友谊。

感谢我的丈夫Frank G.Helwig，我的孩子Maximilian在时间上对我的宽容。

感谢其他家人朋友对我的鼓励支持，尤其是我的妹妹张航。Andre Helwig在关键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其他要感谢的人有我的前领导Professor Rick Halpern教授；我的同事Nancy Crawley，Brendan Heath，Kathy Carriere．

英若诚的这部自传提供了特别的机会，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20世纪的中国。英若诚是满族人、天主教徒、演员、翻译、政治犯、文化部副部长，同时他又很机智、敏感、有分寸。通过康开丽的努力，普通读者才有机会读到英若诚不寻常的一生。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英若诚在中国是位名人。他不仅仅是位翻译家、演员，出于需要，他又成了一位外交家。我们在中国那段时间，他是我的主心骨。 他对中西方文学界和演艺界有双重的认知。

——阿瑟·米勒(Authur Mi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