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始祖、三皇五帝、三次文化浪潮、大迁徙、炎黄子孙、基因解读的传说，本书通过结合史籍记载与考古发掘、遗传学研究成果与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

将史籍记载与考古发掘、遗传学研究成果与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相结合，讨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三皇五帝的基因类型，探讨新石器时期三次影响深远的文化浪潮——彩陶文化、玉文化、黑陶文化的主体人群及其发展过程，描述了新石器时期人群大迁徙的状况，展示了中国境内史前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揭示了东西方文化分道扬镳的原因。

前言

基因始祖

三皇五帝

三次文化浪潮

大迁徙

炎黄子孙

基因解读的传说

结束语：凤与鹰

后记

化石谱系

人类对于自身历史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

从19世纪开始，这种探索发展为地下考古。人们相信，地下埋藏着能够说明人类历史的东西，至少能够揭示人类历史的一些蛛丝马迹。

人类化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摆在了我们面前。100多年来，经过各国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已经能够通过人类化石知道人类进化的历程。

2002年，考古学家在中非发现了最早的人类化石，定名为乍得人，可以上溯到距今700万年前。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化石记录的开始。此后，埃塞俄比亚先后发现了地猿始祖种和千禧人，距今约600万～500万年。这是人类进化的第一个阶段。

人类进化的第二个阶段是古猿。发现于南非汤恩采石场的一个年仅3岁的小孩头骨化石，被认为是属于一种与人类关系最近的已经灭绝的猿，也被称为前人，即最初的人类。前人能够直立行走，生活在距今350万～150万年之间。这个小孩被命名为南方古猿。

人类进化的第三个阶段是能人。能人意思是有技能的人，最初发现于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化石标本来自于距今240万～140万年前的沉积。

直立猿人一直被认为是现代人类的直系祖先，生活在200万～20多万年前，遍及非、欧、亚三大洲。直立人化石首先由一名荷兰的青年医生发现于印度尼西亚的东爪哇，距今73万～49万年之间。最早的直立人化石发现于肯尼亚特卡纳湖东岸，距今180万年。人类进化到直立人时期，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了。

最早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是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尼人创造了以细小尖状器和刮削器为代表的莫斯特文化，已经开始为死者举行葬礼，用花卉为死者随葬，化石年代距今13万～3.4万年之间。

在解剖结构上与现代人完全相同的人类化石发现于埃塞俄比亚，距今16万年，是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现代人类化石。他们被古人类学家称为晚期智人、现代智人或者干脆就叫做现代人。晚期智人与早期智人形态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面部以及前部的牙齿缩小，眉脊减弱，颅骨的高度增加。

这样，从乍得人到地猿始祖种和千禧人、南方古猿(前人)、能人、直立猿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人类进化的谱系树被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绘制了出来。由于地猿始祖种、南方古猿(前人)、能人的化石仅发现于非洲，因此，各国科学家都认同这样一种观点：最初的人类出现于非洲。

这就是迄今为止考古学文化告诉我们的关于人类由来的知识的主要内容。

基因始祖

基督教和犹太教都认为，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亚当。一些科学家则相信，全世界60亿人口都有可能拥有同—位祖先。

这个想法在40年前由于遗传基因研究的介入而越来越接近于真实。

1962年，美国加州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两位生物化学家萨里奇(Vincent Sarich)和威尔逊(Allan Wilson)尝试用不同结构的生物分子研究人类进化等问题，揭开了遗传学研究人类起源和进化等问题的序幕。

遗传学家通过分析遗传基因的序列，从而对从古至今的人类进行分类，并由此追溯人类的起源和进化。这种全新的生物化学方法在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标志着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

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是研究人类遗传规律的理想物质。线粒体DNA具有母系遗传特征，而Y染色体遵循严格的父系遗传路线。这样，循着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两条线索，就可以找到人类最早的祖先亚当和夏娃。

1987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瑞贝尔·卡恩(Rebecca Cann)通过研究世界各地147名现代人胎盘线粒体13NA序列，提出了著名的“线粒体夏娃”(Mitodrandrial Eve)理论，认为现代人的共同母亲是一位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女性。近年来更多的关于线粒体DNA研究证实，溯祖过程可以追溯到15万年前。最近，英国牛津大学的布赖恩·西基斯进一步指出，夏娃的后代中有36个不同的“宗族母亲”繁衍了全世界的人口。

2000年，遗传学家彼得·昂德希尔和化学家彼得·欧芬纳等人在《自然遗传学》上发表论文，认为现代男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父亲，大约生活在5.9万年前的非洲。非洲南部闪族人(布希曼人)的Y染色体几乎可以直接追溯到亚当，与我们最早的祖先保持着直接的联系。

P4-6

谈论古史，必然涉及三皇五帝。“三皇”之说始见于《庄子》，“五帝”之说始见于《孙子》。自从三皇五帝提出之后，众说纷纭，三皇大约包括了天皇、地皇、人皇、泰皇、燧人氏、伏羲、女娲、神农氏、炎帝、黄帝、祝融等，五帝大约包括了黄帝、颛顼、少昊、高辛氏、尧、舜等。三皇五帝的多种说法，反映了先贤对于往古历史的一种态度。

太史公司马迁著《史记》，不言三皇，只讲五帝，并首次将中国史前时期著名的历史人物纳入黄帝谱系。这既可以说是对历史的—种认识，也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种需要。非常有意思的是，太史公的观点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而未受到根本性的动摇。

这—状况随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的倒台而成为历史。20世纪30年代初，从旧学中走出来的史学大家蒙文通首先提出，史前时期的中国境内实际上存在着三个民族一一江汉民族、河洛民族和海岱民族。这一观点其实宣告了太史公古史体系的终结。

几乎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傅斯年提出，中国的三代史是东西对峙、夷夏交胜。

10年之后，曾经留学法国的史学大家徐旭生，进一步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概括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徐旭生舍弃了以地域来概括人群的做法，而直接将人人皆知但并非人人敢言的华夏、东夷和苗蛮三个民族推上了前台。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徐旭生的观点开始受到史学界的追捧。这无疑是受到了国内考古学界新理论新观点的影响。20吐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秉琦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把国内的古文化分为六大区系类型。这—理论从物质层面强化了史前时期存在不同的部落集团的认识。

但是，在地球日益变小、世界日益开放、科技日益发展、视野日益扩大的今天，过去的知识总是不断地遭到质疑，并且面对新观点的挑战总是显得束手无策。苏三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事实上，大约10年前，祖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一些历史学教授也曾呼吁重写中华古史。

在基因应用于研究人类起源及进程之后，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来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回答问题，成为势所必然。

最近20年，人类基因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使我们有可能破解一些过去无法解决的难题。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亲子关系等，通过DNA鉴定，就可以给出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的答案。

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可以进行DNA鉴定，群体之间的亲缘关系也可以进行鉴定。通过对Y染色体的分析，可以判断两个群体(父系)之间的亲缘关系。

同样的道理，现代人群与历史时期以及史前时期人群(父系)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对Y染色体的分析做出判断。目前，遗传学家已经排列出了人类Y染色体的“家谱”。在这个谱系中，始祖为带有Y染色体M168标记的男性，大约出现在距今5.9万年前。

遗传学家发现，在Y染色体谱系中，有一些标记，如M9标记，在东西方人群中都存在，而另一些标记，如M122标记、M134标记等，仅见于东亚人群。于是，他们把这些仅见于东亚人群的Y染色体称为东亚人群特异的Y染色体。

在东亚地区，Y染色体M9、Y染色体M122和Y染色体M134等遗传基因出现的时间远远早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由于人类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如文化遗存、语言、口传的历史、习俗等，为后世保存了自己曾经存在的蛛丝马迹。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把某个现代人群与古代人群乃至史前人群连接起来。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知道某个现代人群的Y染色体标记，那么，来自这个人群的古史传说人物的Y染色体标记也就可以揭示出来。

下面这个例子或许能够更清晰地说明这个道理。  在国内农村的许多村庄，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一个村庄只有一个姓，或者以一姓为主。这意味着，这个村庄来自同一个祖先(男性)，这个祖先繁衍了这个村庄的所有人；或者说，这个村庄的大姓是由同一个祖先繁衍而来的，同时吸纳了少量的异姓(非血缘关系的人)。这种血缘关系在遗传基因上的反映，就是带有相同的Y染色体标记；非血缘关系意味着可能带有不同的Y染色体标记。

如果我们把这个村庄无限地扩展，时间上追溯到往古，地域上覆盖到整个东亚大陆，其结果应该是，东亚大陆主体人群(男性)应该带有相同的Y染色体标记。当然，由于史前时期东亚大陆同时存在着不止一个能够这样无限扩展的村庄，因而，东亚大陆的主体人群带有多个Y染色体标记。

这种理论推演模型可以同时说明国内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对于东亚大陆史前文化和人群的研究成果。国内考古学家把史前时期的东亚大陆划分为六大区系类型，遗传学家则认为南方人群和北方人群存在着遗传基因上的差异。如果用这个模型去解释，那么，考古学家所谓的六大区系类型其实就是六个带有不同Y染色体标记人群的大村庄，遗传学家所谓的南北人群遗传基因差异，其实应该理解为南北方同时存在着带有不同Y染色体标记的人群(村庄)。

无论是考古学家，还是遗传学家，都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就是史前时期中国境内的人群存在着生活环境和遗传基因上的差异。这些基于遗传基因差异及生活环境不同的史前人群，在接触、融合过程中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构成了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各种传说的主要内容。

因此，基于人类基因研究的最新进展，重新审视三皇五帝的时代不仅成为必要，而且也成为可能。最主要的是，我们可以追溯三皇五帝的遗传基因，并根据考古学、文化1人类学等学科丰硕的研究成果，来破解史前时期中国古史之谜。

比喻总是有缺陷的，但有时又是很生动的。在Y染色体谱系图上，M9、M 122和M 134可以用一个并不准确但比较形象的比喻来形容：曾祖父辈、父辈和子辈。从基因的视角来看待一万年来的中国历史(史前时期)，就会发现，这祖孙三辈人之间发生的故事构成了史前时期中国历史的全部。

这本书的出版，得益于张问渔先生的努力和江西人民出版社领导的慧眼。

四年前，我在新华书店看见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文中华”丛书，甚是喜欢，便与作为策划编辑的他取得联系，看看自己刚脱稿的一本关于海南历史文化的小书能否纳入其中。看过内容简介和有关章节后，张先生欣然同意，于是《椰岛寻踪》就这样出版了。至此，我和张先生之间还是“闻其声而未见其人”。

2006年11月，张先生来海南小憩，我到机场迎接，两个人在候机室竟然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对方。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在海口的两天时间里，我和张先生就基因解读史前历史的话题进行了广泛交流。这是一个全新的观点，我早就做好了不被接纳的心理准备。出乎意料的是，张先生还比较认可。这使我突然感觉，虽然已届花甲之年的张先生，但心理年龄还很年轻，对新的观念也比较敏感。

张先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一年多前，他退休后创办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室，又使自己回到从前忙忙碌碌的状态。在他锲而不舍关注下，我的这本小书终于交稿了。换言之，这本书能够得到江西人民出版社的认可并顺利出版，有赖于张先生作为职业策划人的敏锐洞察力和对工作的巨大热情，为了让该书的学术性和通俗性有机“嫁接”，彰显其图文书的特质，张先生还为照片的编辑付出了巨大心血。在此，我衷心地说一声：谢谢！

本书得到了我的同学王松林小姐所提供的外国人照片的有力支持、安徽师范大学沈醒狮老师提供云南独龙族妇女文面照片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文献，也尽量列在注释和参考文献中，但难免挂一漏万，疏忽之处，敬请指教，深表感谢。

于海口美舍名家

200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