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史学家谈古论今，纵横捭阖，透视两千年的兴衰成败。

与许倬云坐而论道，推陈出新，汲取不一样的管理智慧。

由许倬云编著的《从历史看管理》以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和路径来阐释现代管理学，推陈出新，揭示了有关制度、系统的演变原理，为中国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古为今用的宝贵参照。

《从历史看管理》中，许倬云先生以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和路径来阐释现代管理学，推陈出新，揭示了有关制度、系统的演变原理，为中国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古为今用的宝贵参照。许先生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很难得地记录了两千多年来的管理历程。从商末到清末，中国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努力完善政府的企业化管理，从而成就了变化无穷的中国管理系统。经济体作为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到公司，小到个体，无一不在变化中自我调适，以求胜出。从系统管理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或许会从古人身上发现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

《从历史看管理》由许倬云编著。

序一　管理没有新问题

序二　学科之间的挹注互动

第一讲　人类社会复杂系统与管理

第二讲　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的形态

第三讲　中国历史上的管理模式

第四讲　管理结构的模式

第五讲　管理功能的配套分析

第六讲　组织中的干部

第七讲　领导的方式与风格

第八讲　朝代的兴亡——调节功能的分析

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讲演

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讲演

第一讲人类社会复杂系统与管理

张院长、各位来宾、各位同学：

我很抱歉不能站起来跟各位讲话，我确实是“坐而论道”。学历史的人要来谈管理学这门学问，似乎是有了跨行的嫌疑，广东话叫作“捞过界”。其实，在海外，学术界里面行与行之间的分界是分不太清楚的。我到日前为止大概转行转了有两二三次之多，这是大的转行，小的转行就更多了，

我必须跟大家坦白说，对管理学这行我是没有人过门，我没有在管理学方面认真地做过研究。我只是拿历史学的一些知识，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些观念凑在一起，居然可以和管理学所讨论的一些原则、一些角度有点契合，这也是悟出来的。

我的研究源于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大概二十年前，台湾的经济刚刚起飞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当地的企业界人士慢慢出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做得相当成功，但也有一些网扰，面临怎么管理、怎么组织的问题。尤其有些新出现的事业的组织者，忽然发现自己变成领袖了，但这个领袖该怎么当？有人就来问我皇帝怎么当，我说我可没当过皇帝，我还老批评皇帝。他们说批评皇帝正好，所以我就干脆批评起皇帝来丁。这个皇帝包括穿着皇袍的皇帝以及不穿皇袍的皇帝，一块儿批评一块儿讨论，如此这般，累计到一定的数字就开始讲演，得到了一些反应，我的讲演被记录下来，就成了一本书。这是完全偶合的事情，后来居然那本书还卖得不错，我自己的专业书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读者。如此我才发现这里头颇有可以思考的余地。后来我就认认真真地往这方面研究。

我从前读历史时，我的老师教我们典章文物也就是制度，以后又学社会学，后来是行为人类学，再之后好像是系统学。这一路下来，我就觉得老师教的制度都是静止的，都是呆的，真正讲起来，制度没有不变的。制度变化基本上只有一个办法来解释——用动态的方法来解释。我今天和大家讨论的就是制度变的方向以及变的需求。

系统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不是一个呆的、静止的编织物，它是一个不断流动、不断重复、不断调试的过程。从对立的方向来看，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很难得地记录了这两千多年来的历程。这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想怎么才能管得好。中国是个大国，广土众民，现在是十三亿。从汉代四千八百万到现在的十三亿，这其中每个朝代都在思考怎样才能管理得好，怎样才能提高管理的效率，怎样把下面的问题传达到上层，有难题来了怎样能够解决。几千年来不断地设计，没计过程中又不断地变化。有的变化往往朝坏的方向发展，变到一定地步，朝代垮了，就换一帮人来设汁，有的相信前朝的办法，如法炮制。有的想想，好像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方法的问题，于是就改变了一些方法。开始很好，逐步的义不行了。就这样几千年来不断地尝试，是个很长期的经验，一串经验难能可贵，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么好的经验。连续不断的实验，连续不断的朝代更替。但朝代可以亡，中国不可以亡，制度虽坏，管理的对象还在。因此，同一群老百姓，事务增加了，同土也有大有小，一串不断的尝试和努力，就变成了各朝各代的制度，有时候治，有时候乱。我归纳而言，刚开始成功的，足一时的，甚至我们可以讲是碰巧的，要天时、地利、人和都碰上才能成。但失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到最后，没有一个朝代不垮的。同样的，没有公司是不垮的。可是要诀是什么呢，公司垮，工业不垮；工业变，市场不会变，市场还在，所以总有一些东两，要用另外一套方法处理。

从这个角度来讲，两千年来的记录，有的时候是低效，是重复，有时甚至是建立制度的人以为改了，结果犯的错误和原来一样。那种错误有时候不是人为的，是管理方而自然的趋向，下面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会简单地和大家说明一下。因此我们讨论的东两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没有终点站，只有中继站；中继的时候，要换个方式重新走一遍。

假如我们说世界上有完美的制度，这是梦想。我们说民主制度很好，其实意思是说民主制度是一种灾害比较少的，而效率也很差的制度，如此而已。世界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的，完美的结果只有在童活里面才会出现：美丽的公主碰到了白马王子，相爱并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大家想想看，王子到老的时候，一样要拄拐杖，公主到了老的时候红颜变白发，人间不忍看，对不对？因此，任何制度，都是会变的东西，任何治理的方法也是会变的东两。接下来我们来讲：为什么以系统沦的方法来讨沦。

系统，英文中为system，system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字根上，是指三块五块木棍搭成的锥体一这个形象，你可以想想，它有着群体，有三个或五个或六个个体，部分和群体是互相并立的。用部分来建立群体，借群体来界定部分，这些中间关系是切不断的。因此系统一词隐含着群体跟个体这种双重的现象，个体的运作改变就会影响群体的改变。但另外一方面，系统既然号称一个群体，应该有个范围，有个边界。从另一个方面看，假如任何一边的系统和邻边的系统有互相依靠互相影响的地方，它就变成一个大的系统。于是这个边界只是局部性的，只是某一个层次为r方便说明而建立的一个边界，它不是真正和别处切割得非常清楚的边界。

一个公司是在工业里面的，工业是一个更大的系统，而它义是经济体里面的。经济体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人类社会是宇宙的一部分，地球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地球环境是宇宙环境的一部分。其大无外，到外面就没有东西了。往里看，公司内部的部与科都是小系统。最后就到了我们个体，个体是知识的系统，也是生物跟化学的系统。往小而说，也是其小无内。我们讲所有系统的边界都是暂时性的、局部性的，它不可能真正被切割离开其他部分构成的大系统。P9-13

学科之间的挹注互动

这本书是我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讲演的记录。2003年，承张维迎院长的邀请，来光华讲中国历史上的管理之学，当时颇觉惶恐。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化，曾对西周秦汉的社会文化有所探讨，近来兴趣则又上探新石器文化的分合与演变。我其实从未修习管理学，怎敢在光华管理学院讲课？

我涉猎管理学，是由文官制度切入的。说起来，人生本来即是一连串的“偶然”。我涉足这一课题，是由于旧日学生简静惠女士主持台北的洪健全基金会，经常邀我参加该会开设的演讲系列。洪氏基金会的学友，以台湾民间企业人士为多。我曾主讲有关领袖特质的演讲系列，当时我从中国历史上挑选了几位帝王将相，评论他们的成绩得失。这一系列的谈话，原音录音，转写出版，居然颇受读者注意，不但在台湾发行了若干版，在大陆也有简体字的版本。自此以后，我又针对历史上的组织与人物，前后讲过若干次，也已记录结集成书，以飨社会大众。凡此尝试，将我读史生涯，拉进了另一天地。

自从台湾大学历史系受业，师长向我传授了相当纯粹的学院式研究。数十年来，在历史专业中，一个一个专题，大致都是搜集资料，找出现象，以数据检查一些假设，再由若干假设中考证一些为结论。我一辈子的工作，涉及典章制度、社会演变、经济发展、文化形成过程……不论是专题论文，还是专著，都遵循师训，符合行规，不敢逾越。然而，前述有关领袖与组织诸项题目的讲演，听众不是学术圈子内的同行，我不能不大胆地化约复杂的历史现象，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解释。从专业的行规来说，这种评述历史的方式，已属逾出常规。但是，我也曾有所反省，逐渐认识了史学的传统，本来即有鉴古论今的一环。如果从严谨的专题研究中，简约一些可以察知的论述，也未必是离经叛道。学史者须在史学、史识、史德三方面，都努力用功，至于是否有史才、叙述时是否能有笔如据的能耐，则多少有关天分，不能强求。我自忖若能将专业的知识，转化为有益于历史学界之外的读者与听众，又何尝不是另一项值得尽心的任务？

秉此信念，我才敢将中国文官制作为素材，撷取其中的变化以及所以如此变化的条件，化约为历史的解释，当作管理学的课题。毕竟，中国广土众民，管理这么复杂的庞大群体，还确实不是易事。中国的文官组织：讯息的传递，上下层次不下四五层，分工合作，横向的专业单位，至少七八项；权威的继承与分割，成绩的考核与人员的进退；凡此种种，都是管理学必须关注的课题。中国几千年来，文官组织的成效得失，颇可从历史记录中勾勒其轮廓。为此，我在光华管理学院的讨论，可谓是史学专业对管理学专业的他山之石，或可为管理学界的专家学者提供另一观察的角度。

如果本书的读者，竟因此对历史发生兴趣，当然是我所至盼。另一方面，如果史学界的同行，也有人愿意一试转输的工作，将自己专业的知识转化为可以应用于史学以外的姊妹学科，则更为我所企望。人类的知识，本来应合一体。从数据构建的实证知识，若能提炼为智慧，又本来是学术工作者应予尝试的志业，寄语同行，史学园地之外，还有十分广阔的大千世界，若能挟本行功夫，出关一游，也颇有可观之处。

本书出版，受惠于颇多朋友。首先，张维迎院长邀我来光华讲演，发踪指使，企划之功，可感之至。本书的内容，在光华的讲演记录外，还包括了在北大历史学系及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讲演记录，如王天有、张希清、邓小南、田浩、牛大勇、李孝聪、阎步克、罗新诸位等都曾有指教，特此虞致感铭。党宝海、赵冬梅二位当场记录，党宝海、刘贞君、姬婷三位将录音转写为文字，遂得有此书底本，吴兴元安排出版，许医农负责编辑，均为本书劳心费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及香港商务印书馆方面的同人，则为本书出版工作努力推动，对这些朋友的心力，我特借此处致谢忱。

21世纪正是中国承前启后的转机。大陆、台湾、港澳、星马……各处的华人社会，均有可观的成就。身逢中国转变之机，中国人应有欣喜之感。但愿历史上的兴衰得失，对今天各地的中国人，能有借鉴之处，应避免缺失于未萌，厚培潜能于几微。我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如能见到中国的和平盛世，即是最大的幸运了！愿占吉兆，拭目以待！

2005年6月19日

于台北金龙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