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人文学者五年来的唯一新作，用最具个性的文笔精心淬炼华夏5000年文化，中国文坛首度创制“散文式”文化通史，从“学者”到“先生”，秋雨治学的感动进阶。本书渊源就是余秋雨老师在凤凰卫视主持的文化类座谈节目《秋雨时分》。

《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近十余年来，余秋雨先生一直在以亲身历险的方式考察着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考察成果通过电视和书籍在全球华文界造成巨大影响。本书渊源就是余秋雨老师在凤凰卫视主持的文化类座谈节目《秋雨时分》。但在主持完《秋雨时分》之后，秋雨老师并没有匆忙推出改编版的相关图书，而是历时两年，几乎是逐字逐句精心完善和重新创作后，才郑重推出本书。秋雨老师将带领读者深入探讨东方及中国各个时代的文化精髓，同时结合文化和电视传媒的传播威力，将极大地激发读者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究的欲望。

第一课 童年的歌声/009

第二课 文明的咒语/016

第三课 古老王朝的归来/024

第四课 文明的胎记/030

第五课 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036

第六课 人类文明的早期分工/045

第七课 世界性的老子/051

第八课 道可道，非常道/058

第九课 寻找真实的孔子/067

第十课 一路冷遇成就的伟大/077

第十一课 黄昏晚风萧条/083

第十二课 君子的修身与治国/090

第十三课 关于下一项记忆的争论/097

第十四课 一个让我们惭愧的名字/104

第十五课 中国会不会因他而走另一条路/112

第十六课 诸子百家中文学品质最高的人/120

第十七课 一个真正的世界奇迹/128

第十八课 长江推举他出场/137

第十九课 生活在别处/142

第二十课 何为诗人/150

第二十一课 “二十四史”的起点/154

第二十二课 汉武帝的大地遇到了司马迁的目光/161

第二十三课 《史记》的叙事魅力/167

第二十四课 失落了的文笔/172

第二十五课 混乱和美丽同在/178

第二十六课 如果换了文学眼光，三国地图就

　　　　　 完全改变了/185

第二十七课 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一群文人/193

第二十八课 一座默默无声的高峰/201

第二十九课 光耀千古的324个字/207

第三十课 中国第一个知名的大画家/212

第三十一课 山川间的文明融合/216

第三十二课 胡汉相融共强/220

第三十三课 中华文化为什么会接纳佛教？/223

第三十四课 一种文化的制高点/228

第三十五课 盛唐是一种心态/234

第三十六课 诗的时代/241

第三十七课 顶峰对弈/246

第三十八课 中国历史的分水岭/250

第三十九课 多记一个名字/253

第四十课 夕阳下的诗意/258

第四十一课 精雅大汇集/265

第四十二课 一些让人难忘的宋代文人/272

第四十三课 短暂而丰富的九十年/279

第四十四课 文化集权下的沉闷/285

第四十五课 五百年斯文所寄/292

第四十六课 远方的目光/300

第四十七课 走向现代的困惑/306

附录　闪问秋雨/313

1.如果孔子一直把官做下去会怎样？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与实践的矛盾

余秋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官一直做下去，孔子会怎样？按照能力，孔子应该能当上宰相，从而成为管仲、晏婴这样的人。但是这么一来，他就不再是孔子，也就没有这个伟大的“士”了。所以，我赞成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的理想投入一定程度的实践体验，却又不主张被权力吸引，把官一直做下去。幸好，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孔子不得不离官而去。离开得好，从此他又回归了自己的文化本位。

孔子遇到的问题直到今天还存在。中国知识分子把理想付诸实践，有不少人也会做官。但是，官场权力又最容易销蚀知识分子在精神层面上的使命，因此仍然要退回到自身思考的独立性。究竟有多少人出而实践、退而思考？又在什么契口上完成这种转化？转化的结果是不是一定回到文化本位？……这些问题，永远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利钝高下，也都与此有关。

我很早就发觉，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委靡，既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原因。当外在原因发生了变化，他们还是不行，那只能是内在原因了。内在原因初一看是互相伤害，实际上是自我禁锢，造成了生命状态的畸形。直到现在，大量“伪精英”、“伪斗士”的出现，都是使足了劲在狭小的圈子里装腔作势、尔虞我诈。这种状态实在让人不敢对比两千多年前孔子一行。我觉得，下一代知识分子若想走出陷阱，应该远远地追慕孔子和他的学生的风范，走到万千世界中去，面对千姿百态的生态和心灵，学会感受，学会思考，学会表述。

2. “中庸之道”是建立21世纪世界新秩序的最佳哲学，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所在

余秋雨：如果说君子之道侧重于人格论，那么中庸之道便侧重于方法论。中庸之道是反对极端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一种制衡哲学。我估计，你们的父母一辈，甚至祖父、祖母一辈，都会有人误会中庸之道是不分是非地搞折中，是谁也不得罪地和稀泥，这完全搞错了。人类太容易走极端了，能不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找一条最有分寸、最恰当、最合适的路？其实儒家的好处就是相信这条路的存在，即使一时找不到，它也存在。这种信念，变成了一种理想，一种信仰，因此方法论也就变成了目的论。

我特别需要提醒年轻学生的是，要认识中庸之道的意义，首先要认识极端主义的祸害。我们在说极端主义的时候，不能完全指称那些恐怖主义分子。实际上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可能沾染极端主义思维。极端主义的初极形态就是追求“痛快”，追求“危言耸听”；极端主义的高级形态就是争取成为站在悬崖峭壁上的“英雄”。为什么是站在悬崖峭壁上的呢？因为这些人越要吸引观瞻，就要把对立面看得越大、越强，结果把自己脚下的土地越逼越小。我见过发动农村族群械斗的首领“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头头，以及目前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族群分裂主义者，几乎都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能成为首领？因为提出的口号特别刺激。特别刺激的口号一定是狭隘、苛刻、夸张的，那就成了“原教旨主义者”，或者说“基本教义派”，容不得任何修正、宽容和妥协，并把丝毫修正、宽容、妥协看成是叛变。这种思维，把满世界都看成是仇敌，那就只能把自己看成是无以立足的孤独者了。不少人喜欢仰望这种形象，于是他们也就扮演这种形象，到后来，让别人和自己都没法活。中庸之道否定了这种扮演，笑眯眯地解救了这些人，也解救了他们的所谓“仇敌”。世界上的活动空间很大，人类的生存方式很多，何必玩这种极端？极端主义认为，“离佛一尺即是魔”，这种理论看似保护了佛的纯洁性，其实是孤立佛、限制佛，让佛失去了话语空间和行为自由，能做的只能是对一尺之外的所有物象进行呵斥和打斗，那么佛也就不再是佛。中庸之道正相反，认为“离魔一尺即是佛”，佛的世界无比广阔，一切人都能被佛光普照。

正因为这样，孔子把中庸之道看成是最高、最广的道德。他在《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由此进一步认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也就是说，那些永远在玩弄极端概念、陈述刺激话语的“英雄”，基本上是小人。这话，希望大家记住。我为什么历来不与极端主义辩论？因为心中早有孔子的这个判断。

学习中庸之道，我建议大家多读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中庸》篇，这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所记述的，很有价值。我在这里先为大家读一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我一直认为，中庸之道，是21世纪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佳哲学，可惜很难让外国人领会。我还认为，中庸之道加上君子之道，是儒家的灵魂所在，也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所在。

3.从李白开始，我们这个民族对文化创造者的态度总是如此冷漠

余秋雨：失去了“文化创造的制度环境”，这是文化社会学中的一个至高命题。“文化创造的制度环境”建立很难，破坏却很容易。其中最主要的标准，是看几个代表性的文化创造者的处境如何。当他们的处境都不好了，那就证明制度环境已经破坏。

我曾经在《唐诗几男子》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李白、杜甫、王维这三个最重要的诗人在安史之乱中的狼狈处境，大家不妨找来一读。他们三人遇到的麻烦完全不同，但都很大，甚至到了致命的边缘。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一个难以逃遁的环境。

在三位大诗人的遭遇中，有一点让我非常震惊，那就是，当他们陷入泥淖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来救他们。李白的诗，在当时已经名满天下，大家都知道他只不过是接受王子李璘的邀请参与平叛，而没有什么不良行为。但是，当王子之间产生矛盾，他的读者们却全然抛弃了他。杜甫曾经描述当时李白的处境是“世人皆欲杀”，即普天下的人都要杀李白，认为他该死，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他那么多深入人心的诗句，那么多已成为读者自身文化一部分的咏吟，居然没有引发人们一点点的怜惜之情，这就是文化创造者和文化接受者之间的千古隔阂。当然，也是“文化创造的制度环境”失落的证据。后来，他虽然侥幸获释，但，他的晚境，他的死亡，他的后事，包括他儿子伯禽的两个女儿的不知所终，都让人长叹。其实，杜甫、王维后来的处境也并不好。他们把那么多的美丽馈赠给历史，而他们的实际人生却基本无助。中国社会的这个毛病，一直未能有根本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创造的制度环境”，曾经偶尔出现过一抹晴意，而大多数年代都乌云密布。

除了广大民众对文化创造者的漠然外，文化领域自身的嫉妒更是铺设了一张消解杰出、筛选平庸的大网，使优秀的文化创造者一直难于生存。只有当他们死去很多年，再也不会给人们带来嫉妒的理由时，才会被封圣称贤。因此，我一直认为，在中国，比文化创造更重要的，是文化卫护。

大家都看到了，当历史伤害了什么等级的诗人，那么，这个等级的诗人便再也不会出现在历史上了。从此，不仅李白、杜甫不见了，李白、杜甫的等级也不见了。

我希望大家在朗诵李白、杜甫的诗句时再多记一句：“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二）闪问摘录

1. 好像文化领域一直有三四个人在不断地攻击您，每次都是抛出一个危言耸听的新闻，然后全国报纸转载，而您总是不予反驳。后来风潮过去，那些报纸也没有态度，只等待着下一个危言耸听。对此，您能说几句吗？

余秋雨：一共五个人，后来退出一个，剩下四个。以前都是我的狂热崇拜者，但崇拜过了头，一个盗印我的书，一个抄袭我的书，都受到我的斥责，他们就转身成了攻击我的人。由于我国法律在实际执行中不把诽谤罪、诬陷罪、侮辱罪列入刑事案件，更由于我国的媒体热爱名人的负面新闻而不必承担任何罪责，他们这四个人十几年来如入无人之境。

他们最想与我“辩论”，我当然不给他们机会。我以无言的方式，把他们锁定在他们的等级里。对此，王元化先生给我写来一封短信，说：“十几年来，他们除了骂你，没写过其他任何像样的文字，而你，除了没有回骂，却写下了一切。这就够了。”

感谢王元化先生。

他们这么几个人，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人的响应？理由只有一条：沉积在中国文人心底的整人之恶，在文革中爆发过一次，后来被压抑了，终于在我身上找到了一个倾泄的口道。为此，我深感荣幸。

2. 韩寒与陈丹青在做客某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评判，认为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一些大师比如冰心、茅盾等人根本不是什么大师，而是在时代背景下被过誉。为此遭到网友的暴怒型攻击，认为韩寒侮辱大师，不尊重文学。其后韩寒也写了多篇博文论述此事，言“你的大师不是我的大师”。您对此怎么看？

余秋雨：“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太政治化，又太夸张，应该容忍后人作一点不同的判断。不同的判断也不必成为“定论”而获得“公认”，因为“定论”和“公认”之类的概念在多元文化的时代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开设过一门现代文学史课，打破通行的格局，只凭我自己的艺术感觉选择作家，结果认为较好的作家只有鲁迅、沈从文、曹禺三人。八十年代鼓励对一切问题进行重新思索，因此我的这种大胆之举也没有受到非议，北大的王瑶教授看了我的讲稿后还写来热情的长信大加称赞呢。

这些年我多次去美国讲课，凡是在纽约开讲，高龄的夏志清教授都会来听。在几次聚餐时，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老舍的小说。我说，我不喜欢他老人家推荐过的钱钟书的小说，智慧过剩；我也不太喜欢张爱玲小说中那股太故意的阴沉气息。我们两人总是说得高声大笑。

记得有一次王元化先生对我说，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里边的人都很好，但笔下却缺少才气，比较平庸，他问我有没有同感。我很有同感，但其中牵涉到的作家就多了，除了茅盾，还有郑振铎、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等。这不是对前辈不恭，而是维护自己进行文化判断的权利。

很多年前招收博士生，有一位考生明确表示对莎士比亚的不满，我非常欣喜，予以录取，尽管我还是喜欢莎士比亚的。但我也很清楚，梅特林克、易卜生他们正是因为反对莎士比亚剧中那种毒药、暗杀、决斗，而是主张表现“平常人的平常事”，才走出了欧洲文学的新局面。

说了这么多，我是想借此鼓励你们，不要成为被教科书控制一辈子而放弃了自身文化感觉的人。更不要因为别人表达了与教科书不一样的想法，就“暴怒”。你们千万不要成为思维僵滞、情绪激烈的族群。

3.  余秋雨对大学生的期望——秋雨老师，记得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您说过，如果把文化知识和看文化的眼光来比较，您更希望我们接受您看文化的眼光。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您的这种眼光确实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我们也能感觉到自己的成长。我想问您的是，这一年的相处下来，您对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和建议吗？

余秋雨：我很高兴这一年与你们的相处。我已说过多次，本来我对中国的经济很乐观，但对中国的文化不乐观；自从结识你们，我在文化上也稍稍乐观一点了。当然，还只是“稍稍”。

对你们的希望和建议，这一年我零零星星已有不少表述，概括起来是三句话——

第一，把善良当做生命的根。这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我别有所指。你们从过去和现在都会听到很多动人的口号、漂亮的主张，包括那些国际通行的理念，这些都会理所当然地吸引年轻人的心，然而必须注意提出者的“善良指数”。他们如果以诋毁他人、造谣中伤、歪曲事实、幸灾乐祸为基本手段，那就千万不要追随。这是我在“文革”中取得的经验，那些“打、砸、抢”的造反派提出的口号，也是“为了劳动人民的最高利益”。现在不少投机者连“文革”造反派都不如，完全是在扮演某种角色，你们一定要防范和警惕。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把善良作为生命之根，并以此来衡量世间百态。

第二，把创造当做文化的魂。这是针对当前风行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而言的。没有面向未来的创造，中华文化便没有前途，我们的生命也没有意义。这些年，文化的误导、政治的需要、大学的风气、民间的无知，造成了对古老话语和故事的盲目崇拜，这是中华文化面临转型和迈进时遇到的一个大泥潭。希望你们能够看清这一点，快速地移身到创造者的立场上来。为此，你们要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解读能力和评判能力，增强对一切创新信号、异态信号、陌生信号、后代信号的敏感能力和吸取能力，千万不要成为装模作样的“伪古董”。更重要的是，你们虽然出身北大，我更希望你们不要满足于成为文化的讲述者和评论者，而应该力争创造一点什么，从事文学创作、推动创意产业都可以。

第三，把自己当做独立的人。这就是说，不要盲从已有结论，不要盲从既定规范，不要盲从官方思维，不要盲从传媒误导，不要盲从众口喧哗，不要盲从多数意见。你们要知道，你们在大学里的所学、所读、所听，绝大多数都是前人和别人的想法，整个儿是一个“异己的沼泽地”，明明已经被吞没了还觉得“水草丰美”。只有独立的人格，才有自由的思想。而一个人要唤醒并加固独立的人格，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但是，这件事一定要做，否则，只能使平庸的文坛更加平庸，使杂乱的精神更加杂乱。在当前，年轻人更需要从网民的情绪潮汐中自我解救，独立寒秋，冷眼江湖，厕身人海，中流砥柱，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抓住那一点点独立。平心而论，生于今日而求独立，远比老子、孔子、屈原、李白他们的独立更困难，也更可贵。

这三句话，是我历尽半辈子风霜的自处之道，自卫之道，敝帚自珍，且转赠你们参考。人与人之间，生存环境可以千差万别，但生命哲学却处处相通。我与你们深谈了整整一年，彼此的生命也有了关联，因此临别直言，如同家人。

我以整整一年时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国文化史。这门课程的进行方式比较特殊：第一，师生之间有很多讨论；第二，全部课程都由香港凤凰卫视播出；第三，根据课堂录音出了这本书。

说起来，各个大学里都已经有了这样的课程，我为什么要另开一门呢？理由是，一般大学里的这类课程，都力求规范化、均质化、平衡化，而我们的课程恰恰是想突破这一切，只探讨一个现代人应该对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保持多少记忆。这样一探讨，就牵涉到一系列文化理念，因此所有的课程似乎又变成了一门“文化哲学”。

这种探讨，还需要测试当代大学生在这方面的已有记忆。这不仅仅是在测试大学生，也是在测试中国文化，看看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占据了后代的心。为此，我们的课程就要花费时间进行一次次问卷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话题。

所有的话题都是我设计的。我故意把中国文化史的早期部分大大加重，因为我认为它们是全部中华文化的奠基元素；我故意在某几个古人身边反复流连，因为我认为他们是中华文化在不同时期的魂魄所在，至今还活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我又故意在某些漫长的历史走廊里快步走过，因为我认为那里的故事只属于故事，出于古代宫庭史官和现代说书艺人的谋生需要，不必让很多人长久记忆??这些话题设计，与我的著作《寻觅中华》有一种呼应关系。但是，活跃的课堂讨论就像一个磁场，把我这个当老师的深深迷醉了。对我来说，写作是一种享受，主持这样的课程更是一种大享受。

每次课程结束之前，学生们都会随口问几个与课程无关的问题，大多是当下发生的事情，在网上产生了动静。我不上网，因此回答起来不必考虑别人意见，只单刀直入，数语相迎。这种由陌生感造成的痛快感，使学生们很高兴，于是就一直问下来了。我和学生们都觉得可以把这样的问答选一部分放到书里，因此读者们可以顺便看到全书最后的“闪问”。无论是“闪问”还是“闪答”，都是力求其快，在快中寻找直觉反应。直觉反应常常会出错，但我又相信，这部分很可能在全书中最受读者欢迎。

回想起来，这真是充满愉快的一年。年轻人的敏捷、轻松、好学，让我对中国文化的前途增添了几分乐观。我曾经说过，在这之前，我的文化心态是比较悲观的。我遇到过太多的中国文化人，把极端当做深刻，把嫉妒当做正义，把诽谤当做评论，把挑唆当做舆论，致使文化的毁损机制远远超过了文化的创造机制。而且，我还分明看到，不少年轻人正在纷纷加入那种文化毁损机制，并参与对文化创造机制的围啄。通过这一年，我实实在在地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令人沮丧。我想，如果我眼前这些可爱的年轻人能够获得更多的正面鼓励并产生集体从众效应，中国文化也许会有一个说得过去的未来。

自从我们的课程在电视台播出之后，从第一个月开始，就有很多观众来信要求出书；从第二个月开始，参与课程的一些学生已经成了“亚明星”，有不少观众能够随口说得出他们的名字。一位台湾教授问我：“男学生都那么帅气，女学生都那么漂亮，是不是你特意挑选的？”我说：“没有挑选，这是青春的自然美色。当这种青春美色与老旧话题连在一起的时候，产生了一种令人惊讶的吸引力，把您老人家也吸引住了。”

文化能够滋润生命，生命也能够滋润文化。中国文化，本应与更多的青春生命产生互动。

有很长时间没见到这些可爱的学生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应该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了吧？记得最后一课结束时我曾对他们说，今后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工作上如果遇到什么麻烦而我又帮得上忙的，尽管来找我。他们笑着说，一定来找。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来找过我。我想，他们遇到的麻烦一定是少不了的，不来找，是因为懂事。  我很想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