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中的慈爱
父亲对我是非常严格、严厉的。
我在外公、外婆的呵护下，自小娇气十足，什么活也不干。解放后，父亲所在的空军21厂从上海搬迁到了南京。我小学毕业后，父亲坚决要我随他到南京上初中。父亲对我说，要锻炼我独立生活的能力。12岁的我，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爷爷、外公、外婆和妈妈，随父亲到南京，进了汇文女中住校。由于环境陌生，开始几天我几乎每晚都蒙着被子哭泣。
周末，我一人乘公共汽车从市区到郊外父亲的工厂。父亲生活十分简朴，我去了就只是在他的宿舍里加一张帆布折叠床。星期天，工厂只开两顿餐，早上父亲就给我买一点很粗糙的饼干吃，喝白开水。
父亲是一个非常整洁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他的衣服总是平平整整的，一尘不染。但我忘不了，就在那个时期，他穿的是露着破洞的袜子。我心中非常难受，用了一个口杯当袜楦给父亲缝补。看到我笨手笨脚的样子，父亲说：“别补了，就这样穿吧！”
半年后，父亲调去沈阳工作，我一个人留在了举目无亲的南京继续上学。周末，只有学校食堂的厨师与我一起吃饭。宽大的宿舍里，同学们都回家了，我独自一人。晚上，窗外的月光下，死一般寂静的湖面上摇曳着林木婆娑的倒影，我内心害怕极了。
但父亲对我的锻炼确实是有效的。在学校里，我一直积极上进，很快就人了团，参加了学校多种政治活动，经常代表同学们登台讲演……
那一年的中秋节，一位陌生的叔叔来到学校，找到我问：“你是许锡缵的女儿吗？”我回答：“是”。他说：“你跟我走吧，你父亲要我带你回我们家过中秋节。”我虽然拘谨，但他们一家很热情地招呼我，给我吃月饼、螃蟹，让我感受到了远在沈阳的父亲对我的关爱。
寒假到了，我回到上海家中。父亲告诉我们，要我们举家迁移到沈阳。我们已习惯了南方的生活，既怕北方的寒冷和艰苦，又不愿意离开疼爱我们的老辈亲人，所以都不吭声。父亲就对我说：“沈阳可好了，有一种水果，你不仅没吃过，连见也没有见过。那种水果的名字叫‘洋姑娘’，味道是甜甜的、酸酸的，而且穿着一条可爱的红裙子，漂亮极了……”然后，又对弟弟说：“沈阳屋里暖和，屋外可冷了。你在外面撒尿，要带一根棍子，一边尿一边要用棍子敲，要不然就冻成冰柱了……”就这样哄得我和弟弟都高兴地同意去沈阳。妈妈在上海慈善总会工作，待遇优厚，工作条件优越，但她经过思想斗争，还是决定作出牺牲，接受了随爸爸调动，把家搬到沈阳的意见。
就这样，我们全家离开了上海，来到了上海人心目中萧瑟荒凉的东北。因为走得急，我在南京汇文女中的青年团关系都没有来得及转。
在沈阳，我进了由原来的沈阳会馆改建的一所中学。
每天中午，同学们吃从家里带来的午饭。由于当地居民只能吃高粱米，而我们从南方来，政府给我们供应大米，所以，中午打开饭盒，同学们吃的不是高粱米饭，就是用高粱米粉做的饼——因为黑而且夹杂有沙粒，大家叫它“砂轮”，只有我吃白米饭而且上面盖着肉片和榨菜。我看看周围，感到自己过于特殊，于是带饭时告诉妈妈不要肉。但吃饭时，总会有肉片塞在米饭中，我知道，那是母亲对正在青春发育期的我的一份关爱。父亲知道了，要我到学校入伙与大家一样。就这样一个月8元的伙食，我吃到高中毕业。每天和同学们一起吃只有一点咸菜的高粱米，虽然难于下咽，但也津津有味。
1956年，我中学毕业被保送进了北京航空学院(简称北航)。那时，父亲已经在北航工作了，他住职工单身宿舍，我住学生宿舍。周末，父亲会带我去颐和园、去爬香山，有时也会带我去音乐厅欣赏一场音乐会。
那时，父亲每月给我15元生活费，除去交13.5元伙食费外，我还能有些积攒。一次与同学进城，我买了一条喜欢的拉毛围巾，父亲见到了，问多少钱，我如实告诉他——16元。没想到，他大发雷霆，狠狠地批评了我，说我不节俭、搞特殊。那次的批评留给我一生难忘的记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乱花一分钱。
父亲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生活上非常简朴，从不过问柴米油盐的事。一发工资，只留下少量买烟和买书的钱，剩下的全部交给母亲。
也许就是因为这种节省的习惯，他在恢复领导工作后出国，为了节约开支，住进了美国亲戚的公寓。又也许是因为当年被一封检举母亲的信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以他对后来某些入就此事的举报表现出别人难以理解的激愤。
在沈阳的日子
回想起来，在沈阳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那是父亲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
到沈阳后，我们一家住在和平区民生街63号院内一座日式小楼里。拉开推拉门，就进到了客厅。父亲闲暇时，就在那里拉小提琴。他在上海交大时是学生乐队的小提琴手，演奏水平很高。他拉的最多的是托塞利的“小夜曲”、舒曼的“梦幻曲”，也有中国名曲——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我至今记得父亲那悠扬悦耳的琴声。周末的晚上，他从厂里回家，用家里那台能自动翻面的留声机播放唱片，我和弟弟与父母一起坐在客厅里欣赏音乐，在这种情融意洽的氛围中，我熟悉了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贝多芬的“命运”、“田园”、“英雄”……父亲的音乐素养感染了我和弟弟小禹，弟弟手风琴拉得很好，我也学会了在钢琴上弹一些简单的乐曲。
父亲有时也带我们去看辽宁省艺术剧院的演出，在那里，我们知道了著名的话剧演员李默然。父亲带我们坐上给他配的汽车，一出63号院，警卫人员就跳上踏板，站在车门两侧护送、保卫。父亲请他们回去，他们说，这是工作。演出不等散场，父亲就让我们轻轻从旁门溜出去，提前退场，避开有警卫人员保卫的汽车，步行回家。沈阳的夜晚，马路上几乎见不到人。昏暗的街灯下，父亲边唱、边跳，还拉着妈妈和我们转圈。我和弟弟心花怒放，跑前跑后，十分兴奋。走到一半，汽车还是追了上来，警卫人员批评父亲“出了事，怎么办？”父亲转过身，向我们吐吐舌头，全家人乖乖地上了车。
父亲喜欢唱歌，他唱的是美声，嗓音甜美。1946年，在从美国返回的船上，他引吭高歌，一曲《义勇军进行曲》使他与刘善本结识，成为莫逆之交。在沈阳111厂、410厂的联欢会上，他独唱和与苏联专家二重唱的俄罗斯民歌、苏联革命歌曲总会引来一片热烈的掌声。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接受劳动改造时，他也经常会放声高唱劳动号子和革命歌曲。在全国大跃进的热潮中，尽管他身处逆境，但仍然为之欢欣鼓舞，自己谱写了好几首歌曲，抄写出来教车间的群众学唱。
父亲的身体很好。他从小就喜爱运动，在上海交通大学，他是撑杆跳高、短跑等多个体育项目的运动队成员，家里保存着不少他参加体育比赛的照片。每天早上，他都要用哑铃和弹簧拉力器锻炼身体。哑铃被磨得亮锃锃，他也练就了健壮匀称的身体。他经常会摆出健美运动员的姿势，亮给我们看他隆起的胸大肌、鼓鼓的三角肌……我不能忘记，父亲一边屈臂，让肱二头肌鼓起，随着他用力而滑动，一边风趣地对我讲：“看，小耗子在动！”我伸手去摸，硬硬的，使劲推也推不动。
我记得111厂开运动会，坐在主席台上的父亲，看到操场上的铅球比赛正在点名，他跑了下去，报名参加。已经年过40的他与年轻人比赛，获得了第三名。广播里一报成绩，全场欢声雷动、掌声四起。在场的苏联专家过来同他握手，表示祝贺，他暗中一使劲，专家“噢、噢”地呲牙咧嘴，不住地向被握痛的手吹气，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父亲的交谊舞跳得也很标准，工厂里经常举行舞会，他请苏联专家夫人跳舞，腰板挺直、步幅稳健，颇有绅士风度，在舞场上总那么引入注目。70年代后期，父亲曾带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春节联欢会，还拉我到交谊舞的舞会上翩翩起舞，那时他已年近古稀，但舞姿还是那么轻盈。
在这最愉快、最幸福的5年里，40多岁的父母又给我们温馨的家增添了一位小女儿——妹妹华林。P4-7
许锡缵的家世。早期投身革命和以后的坎坷经历，使他成为中国航空工业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
——付舒拉《序》
我母亲常对我说：“你是早上五点钟生的牛，是要劳苦一生的。”这劳苦一生，其中含义是包括了坎坷的一生。这话真是不假，我的一生验证了她的“预言”。
——许锡缵《回忆录》
一个出身于国民党元老的豪门家庭、又在当时非常令人羡慕的空军里当军官的他，会选择共产主义，追随共产党，应该怎么理解呢?……
——朱清和《许锡缵和我》
许锡缵不是一个完人，他的身上也有种种不足和缺点，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方面也存在一些缺陷。这本书没有为尊者讳，而是坦率地披露在世人面前，给人们展现一个历史上真实的许锡缵。也正由此使我们感受到传奇人物许锡缵的可爱，可敬。
我们从许锡缵的身上真的可以学到很多很多。
——付舒拉《序》
2005年底，从吴老(注：吴大观，新中国航空事业与发动机事业创建者之一)处知道了王士倬，热心于航空工业史和航空人物研究的我们开始策划、编写“航空人物丛书”之一的《中国航空事业先驱——王士倬》。
一次交谈中，问了吴老一个问题，钱学森是王士倬的学生，而且一直对王先生心存敬意，为什么在1955年，他回国以后，不把王先生请进他创建的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如果那样，王士倬先生岂不少受许多罪而能为航空工业多做点事。吴老叹气：你们太不了解历史！言外颇有“君少年未更事”之意。接着，他说，在我们航空工业中，还有一位许锡缵，他的生平机遇与王士倬先生有相似之处。
对于许锡缵，我们之中几位年长一些的并不陌生。
曹竞南，文革时期就认识了许锡缵，后来成为忘年之交；王大伟，中航技创办初期即与许锡缵有工作接触。许锡缵离休以后，他们之间过从甚密。
在航空工业界，许锡缵一直被认为是一位传奇人物，为革命做了不少贡献，但也吃了不少苦头。他的人生经历，承栽了太多的中国革命和航空工业历史的元素。于是，我们开始了对传奇人物许锡缵传记的编写工作。
首先，是拜访许锡缵夫人朱清和老人。
老人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英语副教授，年过九旬。她正在为出版许锡缵文稿、诗集的事忙碌。身前身后，几乎被手稿、书刊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字纸张所淹没。听到我们的想法，她表示支持，并毫无保留地将保存的历史资料交由我们选用。
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得以查阅许锡缵的档案资料。付舒拉欣然接受为传记作序。党委副书记黄斌和老领导都表示，此项工作有现实意义，也了了朱清和老人的一个心愿。他们的支持和参与成为编写工作最强劲的动力。
编写中，我们尽可能做到客观、真实，言必有证、无证不信。
许锡缵生前喜欢写作，除发表、出版的作品外，还有大量的诗、文稿和日记。除档案和已有的许锡缵著述以及亲友、同事的回忆、纪念文字外，许锡缵日记是我们编写这本传记的重要依据。尤其是他在接受“改造”和离休以后的经历，基本上是撷取日记的内容。
许锡缵一生保持写日记的习惯，现存近30册，我们整理、摘录的共计27年(其中有的是两年用一个日记本)。遗憾的是有些重要年份，如1935、1936年(上海交大时期)、1938—1949年(在成都入党和赴美学习、在国民党国防部工作)、1950—1951年(南京511厂至沈阳112厂、111厂初期)、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86—1990(离休后活动较多的时期)等，已经缺失。个中原委，有的许锡缵在日记中有解释，如1938年以后到解放前夕，许锡缵认为是由于入党后，为保密，所以停止了写日记。其他的则不得而知。
日记是一个人的私密，是个人内心世界的写照。
知名旅美作家林达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美国当代历史学家布朗兹的一次演讲。(布朗兹是一位很活跃的历史学教授，搞的是美国史，他的《美国第一人》，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传记，得过普利策奖、洛杉矾时报奖，他的《黄金时代》被评为华盛顿时报最佳书籍)布朗兹告诉学生，只要每天写日记，记下生活中看到的、经历的或者听来的最基本的真实情况，那些报纸上广播里没有的事实。等你去世后，用不了50年，历史学家在描述你在世时期的历史时，必定会非常感激你记下的历史事实，必定会一遍一遍地引用你的日记。这样的日记，会剔除多少偏见和误解，会帮助真相透过时间的迷雾，重现在后代面前。
对于一个历史学家，这个见解自然有其独到之处。因为他必定大量引用过某人的日记。我们在编写许锡缵传记时，他的日记也确实起到了让历史“真相透过时间的迷雾”而“重现在后代面前”的作用。
去掉历史学家的实用主义，人们一般认为，把经历过的写下来，有助于宣泄不良情绪以及抚平创伤。
但也还有另一种观点。
有报道，英国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经常写日记的人比不写日记的人更容易受到头痛、失眠、消化系统疾病和社交障碍的困扰。这一发现对人们的常识提出了挑战。研究者之一的英国格拉斯哥喀里多尼安大学的伊莱恩·邓肯说：“事实上，如果你什么都不写可能要好得多。”
这些观点，似乎都有道理，起码对许锡缵日记而言。
正因为有了这些日记，我们才得以了解一个处于真实历史环境下的真实的许锡缵。而日记也告诉我们，他确实也受到“头痛、失眠、消化系统疾病和社交障碍的困扰。”在人际关系的处理方面，他甚至有着某些偏执的表现。也许他的“不良情绪”通过日记会得到某种宣泄，但更多的是留下了不少过于情绪化的尖厉言词。我们隐去了日记中某些人的名字，当然也不希望有读者按图索骥、探本求源，把那些用删节号代替的空白填充起来。通过日记看一个人，看当年的事，应该谨慎、更谨慎。
一位网友的话很精彩：“一个能坚持每天写日记的人肯定是不平凡的。因为他善于总结，善于分析，善于利用一分一秒的时间，他还有超人的毅力。我决不是夸大，当然这里说的写日记是认认真真写，我们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像曾国藩那样呢？”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对许锡缵表示敬佩。
在认真仔细地用许锡缵自己的文字、用类似拼图的方法小心翼翼地建构后，我们奉献在读者面前这样一位老前辈、老革命、老领导，诚挚希望得到熟悉许锡缵的老一辈人给予我们批评指教。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走访了俞公沼、张汝煐、朱传均、赵光琛等前辈，他们的回忆、谈话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也给予我们非常宝贵的启示，使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书稿听取了朱清和老人意见并经中航技、张汝蟆、俞公沼和许锡缵亲友许锡振(堂弟)、许康宁(大女儿)审阅、修改。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写组
2009年6月
在有关中国航空工业历史的诸多著述中，许锡缵经常被作为一个传奇人物。与他一起共过事的人(航空工业系统内年龄较大一些的人)，在谈及航空工业的往事时，常常会提起他。大家谈论最多的是他在解放战争期间，利用在国民党国防部工作之便，为解放军提供军事情报、策反敌空军人员和配合渡江战役、上海解放，等等的事情。
许锡缵家世渊源，出身于被称为“广州第一家族”的广州许氏家族，是历经多代的名门望族，其远祖可溯至唐宋时期“潮州八贤”之一的许申及其曾孙一北宋太宗曾孙女德安公主驸马、殿值许珏。
许氏家族的一脉由潮州往南迁徙，在距今六百多年前，来到了现在隶属汕头市区的歧山沟南村。一代名人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便是沟南许家的后代。在沟南村的照壁上，有鲁迅先生题写的“沟南许地”四个字。
沟南许氏家族繁衍五代之后，向外辐射。其中一支，来到广州，在高第街创业、扎根。矗立在高第街上被许氏家族称为“大屋”的许氏家庙，就是许氏家族历史的见证。
许锡缵的父亲许崇灏和叔叔许济、堂叔叔许崇智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也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人们称之为“许氏三杰”。然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却培养出一位共产党的坚定追随者。许锡缵在大学时期，就积极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武装自卫会。1938年，25岁的许锡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虽然长期身穿国民党空军的官佐服，但却始终追随党的组织，为党的事业作出了最大努力。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从美国实习归来的许锡缵，经钱昌祚介绍进入了国民政府国防部第六厅。在这里，他按照出国前中共南方局领导同志“同意出国，回国后找党”的指示，冒着极大风险，苦苦地寻找与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情报机构取得联系后，尽管他的组织关系并没有恢复，但他仍毫不犹豫地投身到情报工作中，一次次把国民党的军事机密送交地下党的联络人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给了许锡缵在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中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1949年，他参与了新中国空军21厂的组建工作。1951年，空军的工厂移交航空工业局以后，他从511厂(原空军21厂)调沈阳111厂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以后又参与主持410厂的筹建和基本建设。在革命胜利后的中国航空工业事业中，许锡缵忘我地工作着。
他是一位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充满着艺术家的浪漫。虽然平日沉默寡言，但内心里始终燃烧着对事业、爱情和友情火一般的激情。建国以后，执政党的领导层开始出现了对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不同意见，党内的路线分歧也演化为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许锡缵的革命理想主义和他耿直、倔强的性格决定了他乖舛的命运，他从航空工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岗位上跌落下来。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出党、下放劳动改造。1961年，他的右派分子帽子被摘掉，但党籍却直到1979年才得以恢复。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恢复党籍。第一次是因为1943年出国后失去与组织的联系，历时6年。第二次，经过了漫长的22年。
许锡缵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大起大落。叛逆的精神使他走上了辉煌的革命道路，而坚持己见、直言无忌的性格也使他的生命之光一次次黯淡下来。但他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在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开始了新的长征以后，许锡缵焕发出新的青春。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尽管他的工作并不那么顺利，作为一个部门的领导成员，也并没有取得足够突出的业绩；他的思想认识也许还不能完全适应迅速变化和发展的社会潮流，但他关注党和国家命运、关心人民群众疾苦、一心想把组织交给的工作做好的心愿始终没有变。在离休以后，他满腔热情地寻找继续发挥作用的机会；在耄耋之年，还写下了多部纪实小说和历史资料，记述自己的亲历、亲为，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研究许锡缵，可以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当代中国和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历史，也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老一辈革命者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
许锡缵遗体告别仪式上的“许锡缵生平”中，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许锡缵同志对党、对航空工业忠心耿耿、胸怀坦荡。他为人耿直、刚正不阿，他对腐败现象嫉恶如仇，对人民群众感情至深。他曾在1955年肃反、1957年反右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屡受不公正对待，但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忍辱负重、无怨无悔，仍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组织为他彻底平反，落实了政策。为补偿失去的时光，他加倍地努力工作，以顽强的革命意志与疾病进行抗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
许锡缵同志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的航空事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党员，我们要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为航空工业的发展努力奋斗！
这一段话，说出了我们编写此书的初衷。
编者
2009年6月
许锡缵是一位历史传奇人物。他有着“广州第一家族”的显赫背景，有着辛亥革命元老和在国民政府位居高官的父辈。但他却从青年时代起，就选择了跟随共产党，走上了为抗日救国、为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为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的道路。他曾经是潜伏在国民党核心军事部门的地下党，也曾经是解放后航空工业重要岗位的领导者，但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肃和批判。
他的人生机遇和自强不息、不懈追求的精神，值得人们深思和探讨……
许锡缵是一位历史传奇人物，家世渊源，出身于被称为“广州第一家族”的广州许氏家族，是历经多代的名门望族。他本身是一位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充满着艺术家的浪漫。虽然平日沉默寡言，但内心里始终燃烧着对事业、爱情和友情火一般的激情。研究许锡缵，可以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当代中国和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历史，也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老一辈革命者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
许锡缵同志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的航空事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党员，我们要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