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丁玲的儿子蒋祖林和儿媳李灵源所写的回忆录《我的母亲丁玲》中，他们讲述了母亲生前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母亲与他们谈到的延安时期和建国后文艺界党内政治斗争的情况、自已的经历和历史情况，以及几十年的流放生活情况等。虽然这些都已成往事，便还是会给人带来心灵的震颤。

在这本由丁玲长子、长媳写就的《我的母亲丁玲》里，不仅倾注了更多亲情关怀和深切怀念，也更加侧重于建国后丁玲坎坷境遇以及乐观态度的真实记录。在这一层面上，与丁玲自传重点在于“自说自话”所不同的是，《我的母亲丁玲》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更加客观和翔实地向广大读者提供了自解放区到建国后丁玲生活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其史料价值是其它回忆文章、评传所无法比拟的。“妈妈是一个非凡的人，却又是多么平凡的人。她的非凡在于她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在于她的光辉业绩，在于她的坚毅顽强的性格；她的平凡在于她也有缺陷，在一些事情上也脱不开凡俗”，这就是作者蒋祖林、李灵源对于母亲的评价。非常朴实的语言中透露着对母亲的敬爱，同时也毫不掩饰地表露出客观、公正的一面。或许这也正是《我的母亲丁玲》的难能可贵之处。

第一章 丁玲生平

第二章 重返延安忆母亲

第三章 胭脂河畔

第四章 松花江上

第五章 列宁格勒四日

第六章 一九五七年前后

第七章 在太行山下的日子

第八章 太行探母

第九章 丁玲与两个小红军

第十章 灵源的怀念

第十一章 根

第十二章 她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坚定实践者

第十三章 爸爸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再版补记

慈母手中线

1941年是陕甘宁边区相当困难的一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胡宗南的四十万大军包围和封锁着陕甘宁边区。那年春天，在开展大生产的同时，边区政府号召勤俭节约。节约一份东西，就减轻老百姓一分负担，也给前方增加一分力量。

我看看去年的那双单鞋还能穿，就把这年应发的单鞋节约了，也就是不领了。没想到这鞋穿了两个月就破得不能再穿了。同学们谁也没有多余的鞋，学校也没有。没办法，只好打赤脚。赤脚走在土路上倒还没有什么，走在石子路上就很不好受，要是踩上一颗石子，尤其是尖石子，那真是钻心的痛。

妈妈这年5月从边区文化协会调到《解放日报》主编文艺副刊^。放暑假的时候，解放日报社来人牵了。一匹马接我和另外两个比我小的女同学。妈妈在文协的时候，每次都是派一匹马来接我一个人，要骑、要走都由我，尤其是骑上马跑一阵，真痛快。这次是一匹马来接三个人，驮上行李还能骑一个人。我心里想，我是个男的，又比她们大，这马，我不骑，让她俩换着骑。我赤着脚走路固然艰难，但走着心里舒坦，要是骑在马上心里反而不自在。所以一路上尽管她们三个人一定要我骑一会儿，我也没骑。

到了报社，接我们的人向妈妈说：；“你这个孩子真好，硬是赤着脚走了七十里，怎么动员他骑牲口，他就是不骑。”妈妈看看那两个小女孩，又看看我，没说什么，但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出她对我的表现是满意的。

回到妈妈住的窑洞，妈妈赶忙倒了盆热水，让我洗脚。她看着我那双结了厚厚一层老茧的脚问道：

“怎么没有鞋子了？”

“节约了。”我说。

妈妈又问：“打了多久赤脚？”

“差不多两个月。”我怕她心里不好受，就宽慰她，“学校里打赤脚的不止我一个人。”

她说：“你怎么不写封信回来告诉我？”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告诉她，大概是独立生活了几年，习惯了有困难自己克服。

那天晚上我早早地就上了床，走了一天，着实累了，头一落枕就睡着了。

我一觉睡醒，见煤油灯还亮着，妈妈在灯下缝着什么。我正要问她，忽然听到她轻轻地“啊”了一声，随即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吸吮。我连忙下了床：“妈！怎么啦？”

“针在顶针上滑了一下，扎了手。”妈妈说。

原来妈妈正在做鞋，已经做好一只。

妈妈说：“我这双旧鞋，鞋邦不行了，鞋底还能穿一时，拆下来钉几个鞋袢，给你改成凉鞋，只是你穿上会稍嫌大一点。”

我在妈妈身旁坐了下来。

“你快去睡吧！”妈妈说。

“不，我陪你。”我睡意全没有了。

我看着妈妈那一针穿过来，一针穿过去的并不熟练的动作，没有再说话，怕她分心，又挖着手，静静地伴着她，直到她做完。

妈妈是一个知识妇女，到延安后才学着做这些针线活。选择人生路

我小时候文学书读得还是比较多的。在湖南的时候就读了《封神演义》、《西游记》和《说岳》。那时抗日战争刚开始，外婆给我讲了“岳母刺字”和“陆登殉国潞安州”的故事，又带我去买了《说岳》这部书。到延安以后又读了不少中外名著。第一次读《红楼梦》是13岁那年。

妈妈对我的读书是满意的，也觉得我有文学的感受。她在1978年给我读小学六年级的女儿的一封信里也说到她的这些看法，信是从我女儿的作文说起的：

“诗应有兴有比，文也是这样。兴，就是你要讲的东西；比，就是拿另一个东西来形容出你要讲的东西。美人是兴，花是比。比一定要是具体的、形象的东西。美人是抽象，花是形象。你爸爸很小的时候就懂得这个。他在5岁的时候，他看见傍晚漫天的准备回巢的乌鸦，就兴奋地向我说：‘妈妈！你看满天都是乌鸦，就像《夏伯阳》影片中战场上的游击队员。’我当时很惊奇他的联想。这就是文学的感受。你爸爸7岁的时候写给我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意思是这样），说婆婆带他到城墙上去看划龙船，人很多，许多人还打着伞。我觉得他能观察事物，哪怕只有一句。除了这些，我觉得还有一点值得向你提出，就是敢写。你爸爸在皖南事变后曾经写过一个表现皖南事变的剧本。叶挺、项英居然上了舞台，而顾祝同、上官云湘也上了舞台。当时，我很欣赏。”

我从小喜爱文学，也曾想继承父亲和母亲的事业，从事文学创作。1942年底，我从保小毕业，全班升人徐特立为院长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此后一直生活在自然科学学习的环境中，’渐渐地对自然科学也产生了兴趣。究竟选择哪条专业道路，举棋不定。

妈妈似乎也有些犹豫。她既有希望我继承她的事业的想法，又有些现实的考虑。她1977年给我和我妻子的_封信中，在对我们惟一的女儿胡延妮选择专业的问题上，重说了当年对我说过的一些话：

“小延如能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作家，我是欢喜的。只是这条路太苦，不只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且还要经受各种感情的陶冶和锻炼。你们不会舍得让她吃这些苦的，而且这也是很冒险的路。所以还是学理工好。过去对你，我也是这种看法。”她又写道，“小延将来最好学理工，因为这是建设国家最重要的。”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股学理工的热潮。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都需要迅速建立起一支德才兼备的科学技术人才队伍。我考虑国家需要，选择了走理工的道路。国家派我到苏联学习潜艇设计制造。我学成回国后，一直在造船工业部门工作。

妈妈在我选择学习专业上起着一个顾问的作用，但这只是一时的事，而和我谈得较多的还是做人。正如她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所述：“只要做到正直、诚实、深刻，为人民尽力，于己_无愧就行。”我想这是她对我的最根本的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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