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
历史上常常有一些重大的转折关头。这时，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和冲突异常尖锐，局势瞬息万变。胜利和失败，失望和追求，苦闷和奋起，以快得令人目眩的速度交替出现，留下了发人深省的丰富的历史遗产。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便处在这样的历史时刻。
近代以来，外国侵略和封建统治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实在是太深重了。五四运动前，中国人民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前仆后继，英勇反抗，都没有成功。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了，义和团运动失败了，辛亥革命一度进射出耀眼的火花，最后留下的仍然是一片令人难熬的黑暗。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现实环境迫使人活不下去。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初期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长期统治中国的封建传统势力发动起猛烈的攻击，使人们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的解放。许多人重新观察着，思考着，探索着，寻求新的救国真理。在这个旅程的尽头，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革命就有了正确的方向。
一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下进行的。它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郁积着的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这次革命发展得极其迅猛。武昌楚望台的枪声一响，革命的烽火很快燃遍全国，形成燎原之势。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政府在熊熊烈火中迅速地倒塌下去，“中华民国”在一片欣喜若狂的欢呼声中诞生。
新生的共和国，在许多人眼前矗立起一幅虚构的壮丽前景。他们早就梦想着：一旦“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他们深信：过去，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就是那个腐败、卖国、拒绝一切改革的清朝政府；现在，这个障碍既然从前进的道路上扫除掉，一切根本改革当然将次第推行，诸如民主政治的实施、工业交通的建设、国家的富强等等，都指日可待。人们沉醉在兴高采烈的狂欢中。
可是，透过表面上那派热烈景象，冷静地观察一下，不难看到：在它背后却存在着严重的危机。革命还刚开始取得胜利，革命营垒内部便已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景象。
领导这次革命的中下层资产阶级，是十分软弱的。他们有革命的要求，但并没有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决心和勇气。不少人头脑中只有“排满”二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他们对胜利的迅速到来，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黄兴在武昌起义前不到半年还认为：“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武昌起义的成功和民国的迅速成立，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喜出望外。廉价的胜利，冲昏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头脑。新得的权益，更使不少人感到心满意足。为了尽快享尝到手的果实，许多人急于结束这场革命。内部的争权夺利开始了，连军队中也出现了难以收拾的“纷无纪律”的状况。
原来在革命中充当冲击主力的下层群众，这时早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抛弃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本来是由于下层群众的积极参加而获得推翻清朝政府的实际力量的。抛弃了下层群众，自然也就失去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继续相抗衡的力量。于是，在他们取得政权后，处处遇到的仿佛都是难以克服的困难。黄兴在一封信中甚至说：“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剖腹以谢天下！”
革命的精神废弛了，妥协的声浪压倒一切，成为南方政府不和谐的合奏中的基调。而当帝国主义直接出面干预、开始所谓南北和议后，一些革命党人就争先恐后地主张对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妥协。有的说：“我们此时没有真实的力量，所以对北方政府以及对于各国外交，不得不容忍迁就”；有的说：只要“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章太炎甚至主张“无故无新，唯善是与”，公然与旧官僚、立宪派人合流。革命派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陷入一片混乱。
上层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一向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过去主张立宪，敌视革命，生怕革命会触怒帝国主义，会倾覆整个封建秩序，担心“秩序一破，不可回复”。只是在革命的风暴迅速卷遍全国、清朝覆亡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的情况下，才被迫承认共和。张謇说道：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想保持君主制度，结果将“不能解纷而徒以延祸”。这话说得十分明白：他们承认共和的目的，并不是真正要实行共和制度，恰恰相反，只是要借此来结束革命，阻止革命的深入发展。因此，当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出山，清朝政府将大权交给袁世凯时，他们就暗中同袁世凯勾结，穿针引线，以清帝退位、建立民国为条件，从内部施加压力，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将政权交给袁世凯。
孙中山，是比较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尽管他对帝国主义也存在着幻想，对袁世凯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的本质同样认识不清，并且因脱离下层群众而缺乏足够的力量；但在当时革命形势的鼓舞下，他曾要求继续把革命推向前进，反对向袁世凯妥协。可是，这种微弱的呼声很快便为巨大的妥协声浪所淹没。孙中山在以后回顾道：“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这确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这样，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终于将政权移交给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轰轰烈烈的一场大革命，只是赶走了皇帝，挂起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招牌。年代久远的、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军阀官僚政治机构，除换个名称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变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更没有受到丝毫的触动。
革命，以实际上的失败告终。
P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