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珍兄弟三人，自己居长，另有二弟李如珠和三弟李如璧。李如珍生于清道光七年即1827年；妻子崔氏，生于清道光三年即1823年。婚后只生有三个女儿，无男嗣。按传统风俗，只好过继二弟李如珠之次子李任荣承祧。李任荣，就是李大钊的生身父亲。

李任荣，生于清同治六年即1867年5月29日(农历四月二十六)。李任荣敏而好学，知文达理，从他书写的华严寺前的碑文看，问架结构庄重匀称，笔力遒劲挺拔。他既为李如珍所喜爱，亦为乡里所称誉。李任荣妻子周氏，生于清同治四年，即1866年2月12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七)。她比李任荣大两岁，1884年结婚。她容貌清秀，心灵手巧，善良温柔，与李任荣鼓瑟相和，感情甚笃，相期白头偕老，共享人生。但是，谁知不幸的灾祸，却突然从地而生。

1888年6月13日(光绪十四年五月初四)，渤海湾发生了7级以上的大地震，大黑坨村被震得房倒屋塌。李任荣当时已染有肺病，他不顾一切地跑到村东头去抢救自己的生母，背着她转到安全地方。由于惊吓和劳累，李任荣当场吐血。其后，病情日重，终于在1889年3月即李大钊出世前约7个月逝世，年仅23岁。

李大钊母亲周氏，遭到这种突然意外的人生大不幸，整天生活在悲痛当中。她依靠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持，保住了胎儿。1889年10月29日(农历十月初六)，李大钊顺利出生。

李大钊出生，给周氏固然带来极大的安慰，但她所受打击的内伤毕竟太重。她看着可爱的孩子，想着自己和孩子可怜的命运，往往又更加痛楚和哀伤，忍不住时就到丈夫的坟上大哭一场。1891年3月7日(农历正月二十七)，终因这种过度的忧伤而早逝。这时，李大钊才仅仅一岁零三个月。

一岁零三个月的孩子，是刚开始呀呀学语的年龄，是对冷暖饱饿还全然不能自我适应的年龄，是一切的生命活动都时时需要慈母精心呵护的年龄。可是，李大钊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失去了慈母。一个失去慈母的小生命，其生存危机是多么地严峻啊!

无论按一般社会分工还是中国的传统习俗，抚育后代首先总是女性的特长与责任。李大钊不但失去慈母的抚育保护，而且，祖母亦不能尽应尽的责任。据李星华回忆：“老爷爷和老奶奶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和二女儿早就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了，三女儿老捡姑子倒是守在跟前。”①李星华又说：老奶奶“为人憨傻，心地也狭窄，除了她的亲闺女老捡姑以外，心里什么人也没有了；对她的过继孙子，她连眼皮也没有撩过一下，还嗔老头子疼孙子”。“老捡姑子更恨这个过继侄儿，因为她满脑子想的是争财产。她和丈夫王大手厮合伙，把老爷爷积攒的一点儿钱偷走了，还装疯卖傻地要加害于这个父母双亡的过继侄儿”②。

李如珍的妻子崔氏，对于过继孙子的这种态度，使李如珍的处境更加困难。在旧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年已63岁的李如珍，按常理，他早已是需要别人加以关照的老人了。可是，他却不能不一面小心地注意保护孙子的安全，一面又全力以赴地养育好这个嫩弱的小生命。

为了使李大钊健康成长，李如珍想方设法几次请奶娘，想让孙子能继续吃上人奶。但是，李大钊已吃惯慈母的乳汁，别人的奶，他即使饿得直哭也坚决不吃。不得已，李如珍只好亲自喂食物，白天喂数遍，夜里还要喂一遍。李大钊就是吃着爷爷喂的食物，一天一天地成长起来的。

为了使李大钊健康成长，李如珍教他识物学语，逗他开心，开发其智力，训练其神经。稍大一点，给他讲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各种故事，培养他观察、想象和求知欲望，启发他去感受世态人情。大约到三四岁，就教他读书识字，开始启蒙，到五六岁又设法让他进入专门学馆去读书，走科举之路。

为了让李大钊健康成长，李如珍还特别注意培养孙子的良好品德和进行人格教育。李大钊的童年时代，“是在老爷爷的严格管教下度过的，不管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李如珍都“没有半点迁就和疏忽”。他常说：“小孩就像一棵茂盛的小树，由他自己去长，一点也不管教，那哪儿行呢!孩子们是从小看大，三岁知老；这时候要是不好好注意管教，以后就来不及了。”④李如珍要求李大钊从小就坐有坐相，站有站相，通情知礼，以儒家的修身典式要求自己。他特别警惕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对于孙子的诱惑影响，培养孙子具有鲜明强烈的是非荣辱观。据说，李大钊有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为一群人的“扔坑”(当时的一种赌博)所吸引，过去观看，迟迟不愿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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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大钊120周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我的《李大钊传》也即将与读者见面。

六十多年前，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在我的李大钊研究过程中，毛泽东的这段话总是经常地回响在我的脑海里，有时竟情不自禁地流下感动的热泪。在毛泽东所说的这种优秀人物中，李大钊实在是最为典型的“可歌可泣”的一位。

毛泽东在“可歌可泣”的话以后，接着说：“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毛泽东其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又谈到上述的思想，并且提到四个“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就是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应是代表着当时的认识水平。

毛泽东当时虽然正确地说明了中国的优秀人物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直至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但是，对于究竟谁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率先地找到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优秀人物?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有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也和严复、孙中山同样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有条件使他能够率先地去接受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这些问题，毛泽东当时都没有作进一步说明，而客观的历史过程中，事实上是不可能没有这三个问题的正确答案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引下，随着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经过我国学者的努力，这三个问题终于都已有了比较正确地合乎历史实际的回答。

根据我国的客观情况和时代的特点，一百多年来我国的优秀人物探寻救国真理最困难、最艰苦、最为可歌可泣的阶段，就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广泛传播以前。一旦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由俄国十月革命显现其真理性与改造旧世界的强大吸引力以后，人们寻求救国真理的最艰苦的摸索阶段，实际上就已成为过去。人们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正确地认识与运用这个真理的问题，而不是像原先那样如何艰苦地去寻找这一真理的问题。由此可见，李大钊这位优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具有多么特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只有他的人生历程，才具有回答上述三个问题的最完整的答案。任何时候，如果离开他而把视点集中到另外的人物身上，那么，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肯定不是看不到，就是看得模糊、甚至竞完全走样。因为，这是历史过程本身所早就铸定的。

在中国共产党人中，也和孙中山、严复一样苦心地向西方(不是俄国)寻求救国真理并且真正作出杰出成就的，就是李大钊。中国的历史过程本身告诉人们，只有那种首先向西方的思想文化寻求救国的政理与真理的优秀人物，才有条件、才有可能进而率先地寻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并运用于革命的实践，而建党本身就是首先的伟大实践。没有经过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那种难以想象的艰苦曲折的历程，一下子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那当然很好，但却不是毛泽东所说的“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那种“可歌可泣”的优秀人物。他们的“可歌可泣”之处，当在于其后实践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而不是在于原先去寻找这个真理。读者通过本传所反映的李大钊从“束发受书”之时起，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并开始去寻找救国真理的艰辛经历，当能进一步体会到毛泽东上述论断的深刻与正确，当能进一步认识到李大钊确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寻求救国真理的“可歌可泣”的一个最光辉的典型。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9年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关怀与支持对李大钊的学习、宣传与研究。1994年，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根据1989年党中央纪念李大钊百年诞辰大会的精神，对于李大钊研究作了进一步的规划部署，决定实施重新编辑注释出版《李大钊全集》与撰写出版《李大钊传》两项工程，并呈获党中央领导批准。对于前一项工程，笔者曾承担部分任务，全书于1999年完成，胡锦涛总书记亲临《李大钊文集》(时称“文集”)出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于后一项撰写《李大钊传》的任务，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则委托本人独立承担进行。

受命以来，本拟写50万字成为全传，但写的过程中发现，根据李大钊这个人物的特点与其实际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内涵，需要写成上下两部约百万字的全传，才能比较全面深刻地说明这位伟大人物。所以，其难度也就远远超过原来的预料。

引言——量才常以玉为衡

第一章 出生的家庭与社会环境

 一 出生的家庭

 二 社会环境

第二章 从科举道路到进入新学堂

 一 科举考试的准备

 二 科举制的末班考生

 三 进入永平府中学堂

第三章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招生与入学后的思想矛盾

 一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创办与招生

 二 入学后的理想追求与清廷教育方针的矛盾

 三 精神危机与思想家型人物的特征

第四章 立宪大课堂与现代政治运动的洗礼

 一 立宪思潮与清廷预备立宪的影响

 二 立宪派的政治追求与清廷假立宪的矛盾

 三 速开国会请愿与现代政治运动的洗礼

 四 第四次国会请愿的特殊意义

第五章 “反满”革命思想

 一 《岁晚寄友》——“反满”思想的实证

 二 “反满”革命思想的产生

 三 “鸡知天明”的觉醒

第六章 辛亥革命与树立坚定的民主观

 一 革命潮流的激荡

 二 滦州起义与悼念白雅雨

 三 树立坚定的民主共和观

第七章 胜利后的“隐忧”与拥护孙、袁

 一 庆幸胜利

 二 “统一政府成立”后的“隐忧”

 三 拥护孙、袁，批驳中岛端

第八章 第一届国会与《言治》创刊

 一 “缓进派”拥袁与第一届国会

 二 北洋法政学会与《言治》创刊

 三 《言治》月刊拥袁的主要表现

第九章 政党潮中的超政党观察与探讨

 一 面对政理难题：政党潮

 二 “国赖以昌”政党的先决条件

 三 对中国政党的初步审视与考察

 四 理想的政党观与现实政党状况之间的矛盾

第十章 民初政争与拥袁

 一 对于建都地点问题之争

 二 对于“张方案”及《临时约法》问题之争

 三 对于“宋案”与“二次革命”问题之争

 四 对于“军民分治”与裁都督问题之争

 五 “南天动乱”——《忆天问军中》

第十一章 拥袁的背景、原因

 一 袁世凯的乘时

 二 革命党的两难

 三 特殊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心理

 四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袁氏渊源

第十二章 毕业与抉择

 一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

 二 鄙弃仕途与政坛生活

 三 冲出北洋“樊篱”

第十三章 东京留学

 一 并非理想的目标

 二 选择早稻田

 三 入学前的准备与业绩

 四 早稻田的入学与退学

第十四章 走近《甲寅》．结友章士钊

 一 《民立报》时期的精神相通

 二 《独立周报》时期的神交向往

 三 《独立周报》停刊后的困惑

 四 “二次革命”失败与创办《甲寅》

 五 投稿《甲寅》与结友章士钊

 六 章士钊的影响

第十五章 反袁思想与捍卫民主法治

 一 法治与人治的交锋：宪法与公布权

 二 民主与专制斗争的焦点——国会

第十六章 反袁思想与道德批判

 一 道德人心与民族命运

 二 袁世凯的反动腐败与道德人心危机

 三 道德批判与“昌学”救国的选择

第十七章 反袁思想与首倡群众对抗力

 一 对抗力问题的提出

 二 民主制下的对抗与反对极端主义

 三 首倡群众对抗力

 四 民主法治思想的里程碑

第十八章 箴陈奋起，揭举新爱国主义

 一 陈独秀关于“爱国”何义的困惑

 二 陈文的轩然大波与李大钊的意义提升

 三 析陈独秀所谓“自觉心”的虚无性

 四 箴陈奋起，揭举新爱国主义

 五 《新青年》创刊：陈独秀的积极回应

第十九章 反对侵华“二十一条”与促袁抗日

 一 侵华“二十一条”与留日学生的反抗运动

 二 留日学生爱国运动的两个重要文件

 三 促袁抗日与促袁进行反省和改革

第二十章 反袁与驳“国情”论

 一 为袁世凯复辟服务的“国情”论

 二 对古德诺“国情”论的批判

 三 特殊的意义与民主法治的教训

第二十一章 逆贼稽征讨，鹏鸟始张翼

 一 反袁结社：神州学会

 二 策划讨袁赴春申

 三 反袁斗争风暴与《民彝》

第二十二章 民彝思想（上）——人的学说与对袁世凯的批判

 一 民彝思想的产生

 二 民彝思想——中国化的西方人文主义

 三 民彝思想与对袁世凯“人”的尺度的批判

第二十三章 民彝思想（下）——人的学说与创建现代国家的政治理论基础

 一 必须“凶民彝而少加牖育之功”

 二 必须“杀迷信人治之根性”

 三 必须以“自由”作为“坚固不拔之基”，并“祓除”对

 “民彝”的“驰骤束缚”

 四 必须正确处理“秩序”与“进步”、“法”与“理”

 之间的关系

 五 现代爱国主义思想新的里程碑

第二十四章 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上)

 ——《晨钟报》时期

 一 回国后面临的形势

 二 创造青春中华理想的提出

 三创造青春中华的理论基础

 四 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与青春思想的意义

 五 挫折

第二十五章 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下)

 ——《宪法公言》时期

 一 制宪会议与《宪法公言》

 二 争论的主要问题与李大钊的主张

 三 《宪法公言》的结束与1916年制宪的流产

第二十六章 打破矛盾生活的探索

 ——《甲寅》日刊时期

 一 《甲寅》日刊与《甲寅》精神

 二 面对议会中的矛盾

 三 面对府院之争

 四 面对社会生活中的新旧矛盾

 五 政治上之绝大危机与解决的根本方法

 六 《甲寅》生活的结束

第二十七章 支持孙中山的护法斗争(上)

 ——批判梁启超的伪调和主义

 一 “侨寓沪上”的新战斗

 二 调和的本义

 三 批判梁启超的伪调和主义

 四 对“伪调和派”批判的意义

第二十八章 支持孙中山的护法斗争(下)

 ——批判段祺瑞、梁启超的伪国家主义

 一 《暴力与政治》的发表

 二 批判梁启超破坏国会的“理论”依据——政治高于法律

 三 批判梁启超“恃强为暴”的政治立场

 四 与打着改良旗号的伪调和派彻底决裂

第二十九章 《此日》——与时俱进赋征程

 一 《此日》的写作与基本涵义

 二 从“此日”到“与时俱进”的救国新誓言

 三 北上——人生光辉阶段的新征程

后记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这是老革命家林伯渠，1958年10月4日为即将出版的《李大钊选集》题诗的前四句。它以贴切的比喻，形象的语言，深刻地说明李大钊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李大钊生于1889年，他成长与奋斗的年代，大体上就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或戊戌维新以后的30年。这30年，既是中华民族遭遇空前民族危机的时代，又是中华民族激发空前生机活力、从此走上青春再造的时代；既是中华民族从深重的民族危机中通过文化自觉、实现文化方向根本转折的时代，又是在革新与革命的两大政治潮流的推动下，实现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体制根本转型的时代。从而，两千余年以厉行一道同风而衰败的中华，才真正出现人才辈出的时代，才真正出现历史需要巨人而又能够产生巨人的时代，而李大钊恰恰就是生长与奋斗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李大钊从“束发受书”之时起，即深感“国势之危迫”，立志“深研政理”，去寻求“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由此，他曾接受以追求和平改革为途径、实现君主立宪政治的改良主义；曾坚决拥护并捍卫由暴力革命而来的民主宪政制度，即民主主义。在这两大政治潮流中，他都曾起过不同凡响的作用。但是，李大钊仍不停止自己的探索，不断与时俱进，终于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又率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发起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是20世纪中国在孙中山之后又一位“登高一呼”、率先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人。

李大钊具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与著名学者的综合特征。他对于时代潮流感应之敏锐，对于时代精神理解与探讨之深刻，对于历史使命承担之勇敢与自觉，在奋斗与追求中所表现之坚韧与执著，在中国近代人物中都是罕见的。他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运用方面率先开辟了新时代，而且在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诸多理论领域也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有：以人为本、反对专制人治的民彝政治思想；人天合一、能动转化的青春哲学思想；以人权为中心、以宪法为保证的民主法治思想；以包容、协调、和平进化为中心的调和思想以及适应新潮流的平民主义思想。这些理论成果，都是李大钊立志“深研政理”、寻求爱国之道的心血与智慧的重要结晶。 

李大钊的理论探索，与中国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的客观需要、与现实的政治斗争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在李大钊留给我们的文字中，涉及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社会思潮、重要政治集团、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其社会历史内容之深广与思想文化内涵之丰富与深刻，都是并不多见的。在他的文字中，我们看不到一篇是闲文，几乎是具有篇篇皆政、篇篇皆史的特征。所以，从总体上说，人们如果对于戊戌以后30年的中国政治史、中国思想文化史没有相当的了解，那么，要想真正比较全面、正确、深入地理解和评价李大钊，那简直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李大钊的人生道路和思想理论具有上述的特点，所以，本著才不能不涉及比较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诸多重大复杂的中西文化问题。本著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帮助一些读者缩小与李大钊之间在时代方面与学术文化方面的距离，以便更好地理解与学习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

李大钊为了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与伟大复兴，为了实现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的崇高理想，不惜牺牲奋斗，直至献出最宝贵的生命。他的理想、思想理论、业绩，崇高人格与奋斗精神，永远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学习、发扬与继承。关于李大钊人格与人生的典型意义，著名学者张申府先生曾有很精到的说明。张申府先生说：

他应说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完人。不论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为人，他的待友处家，都是无可訾议的。他的思想的前进，他的行动的积极，他的为人的纯洁，他的对人的温厚，他的道德的高尚，他的革命情绪的热烈，所有这些兼而有之，真可说是一时无两。(见《忆守常》)

朱成甲编著的《李大钊传（上）》主要阐述李大钊在1918年进入北京大学以前的人生历程。其中，重点阐述他在清末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反袁护国、反段护法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表现与重要作用；深入剖析他与当时的主要政治集团、主要社会思潮及其主要代表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突出论述他的新爱国主义主线与探寻“救国政理”的主要思想成果，如民彝思想，青春思想，民主法治思想，调和思想等。从而，使本著具有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与思想文化分量，不仅是一部李大钊个人的传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独特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政治史。

朱成甲编著的《李大钊传（上）》主要阐述李大钊在1918年进入北京大学以前的人生历程。本著具有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与思想文化分量，不仅是一部李大钊个人的传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独特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