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荣获2005年《纽约时报》十大好书称号，并获《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观察家》年度最佳图书，2007年“汉娜·阿伦特奖”，2008年“欧洲图书奖”。

“欧洲像狐狸一样，知道许多事情。”

本书作者托尼·朱特坦率地提供了一种对晚近历史的个人解说，填补了上述主流叙述的空白。他以敏锐的观察和深厚的人文情怀，展现出战后欧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面貌，描绘了人在这段风诡云谲的历史中的活动轨迹。这是长期以来笼罩在沉默里和不在场的故事。现在，作者说：“到了最后下结论的时候了。”

汉娜·阿伦特在1945年曾说过：“邪恶的问题将成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根本问题——就像死亡成为上一次战争之后的根本问题一样。”而占主导地位的战后欧洲史书的内在主题，却是用一种自怡自乐的甚至抒情的方式来尝试叙述1945年之后欧洲复苏、像凤凰一般再生的故事。

托尼·朱特坦率地提供了一种对晚近历史的个人解说，填补了上述主流叙述的空白。他以敏锐的观察和深厚的人文情怀，展现出战后欧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面貌，描绘了人在这段风诡云谲的历史中的活动轨迹。这是长期以来笼罩在沉默里和不在场的故事。现在，作者说：“到了最后下结论的时候了。”

前言与鸣谢

导言

第一部分 战后欧洲：1945—1953

 第1章 战争遗留的问题

 第2章 惩罚

 第3章 欧洲的复兴

 第4章 难以安定

 第5章 冷战来临

 第6章 卷入漩涡

 第7章 文化战争

 尾声 旧欧洲的终结

第二部分 繁荥与不满：1953—1971

 第8章 政治稳定

 第9章 幻想破灭

 第10章 繁华年代

 附记：两种经济的故事

 第11章 社会民主时期

 第12章 革命的幽灵

 第13章 尘埃落定

第三部分 衰退时期：1971—1989

 第14章 降低期望

 第15章 新基调中的政治

 第16章 过渡时期

 第17章 新现实主义

 第18章 无权者的力量

 第19章 旧秩序的终结

第四部分 失败之后：1989—2005

 第20章 四分五裂的大陆

 第21章 清算

 第22章 旧欧洲一新欧洲

 第23章 欧洲的多样性

 第24章 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

跋：来自死者之屋——论现代欧洲的记忆

索引

为了使被解放的欧洲各国政府合法化，宣布它们是合适地组成的国家的权威，它们首先必须处置遗留下来的臭名昭著的战时政府。纳粹和他们的朋友已被打败，然而从其罪行规模来看，这明显地还是不够的。倘若战后政府的合法性只依靠它们对法西斯主义的军事胜利，那么它们自己比战时的法西斯政权又好在哪里呢？重要的是界定法西斯政权的罪恶，并相应地惩处它们。在此背后有着很好的法律和政治理由。但是惩恶的愿望也表达出一种深层的需要。对于大多数欧洲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不是一场由战役和战斗组成的战争，而是一场日益落魄的战斗，男男女女们在战斗过程中被出卖，受屈辱，被迫每天做一些小小的罪孽行为，自我贬黜，每一个人都丢失了一些东西，而许多人丢失了一切。

再者，在许多方面同仍然鲜活的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45年，几乎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很多事情不但令人有负罪感，而且令人感到窘迫。我们已经知道，大多数欧洲人被动地经历了这场战争——被一帮外国人打败和占领，又被另一帮人解放。民族集体自豪感的唯一来源是打击侵略者的武装游击队抵抗运动——这就是西欧事实上很少明显有真正抵抗的原因，而起到最重要作用的是关于“抵抗”的神话。在希腊、南斯拉夫、波兰或乌克兰，大批真正的游击队员公开地既对占领军作战，又互相厮杀，这就在大局问题上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例如在解放了的波兰，苏联当局不同意公开赞扬武装游击队员，因为后者在感情上既反对纳粹，又反对共产党。在战后的南斯拉夫，有些抵抗者同别人不一样——至少在铁托元帅和他手下的胜利了的共产主义战士眼中是如此。在希腊和在乌克兰一样，1945年的地方当局围剿、关押或扼杀他们能找到的每一名武装游击队员。

简言之，“抵抗”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含糊的范畴，在某些地方只是一个杜撰名词。但是“合作”则是另一回事。“合作者”到处可以被识别、受憎恶。这些男女或与占领者共事，或同占领者上床，占领者在他们的命运中打上纳粹或法西斯分子的印记，他们以战争为掩饰，趁机追逐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他们有的人在宗教或民族或语言方面是少数派，所以出于其他方面的原因，他们早就既被人鄙视、也使人害怕了；虽说“合作”在法律定义上先前并未写为明确的罪行，但是合作者们总可以被理由充足地指控为叛国——即一种完全符合严惩条件的真实罪行。

对(真实的或想象中的)合作者的惩罚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开始了。事实上它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执行，其形式或者是个人行为，或者是根据地下抵抗组织的命令。然而在德国军队撤退和盟军政府建立有效控制之间的空档期，普遍仇恨和个人报仇行为往往带上政治机会或经济利益的色彩，导致一个短暂但又血腥的创记录的循环。在法国，“法外司法”程序杀死了大约l万人，其中有许多人死于武装抵抗组织的独立团体之手，其名为“爱国者卫队”，他们追捕可疑的合作者，夺走后者的财产，而且往往将他们枪杀。

以这种方式被草率处死的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在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之前被杀的，其余大多数人在此后4个月里法国土地上发生战事时成为牺牲品。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考虑到4年被占领和贝当元帅的维希政府在法国引起互相仇恨和怀疑的程度，这个数字还算是低的；无人对报复行为感到惊奇——用年迈的法国前总理爱德华。埃利奥特的话来说，“共和主义者重新执政之前，法国首先需要经过一场血的洗礼。”

在意大利出现的也是同一种情绪，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报复行为和非官方的惩罚(尤其是在艾米利亚一罗马涅地区和伦巴第地区)导致死亡人数接近1.5万人，而且还断断续续地至少持续了3年多。在西欧的其他地方，流血报复的程度要低得多——在比利时，以这种方式用私刑处决的男女人数为大约265名，在荷兰不到100名。然而，其他各种形式的报复则到处存在。对妇女的指控(说法语的玩世不恭的人们早已将她们称为“卧式合作者”)相当普遍：荷兰陪占领者睡觉的女人被裸体涂上柏油、黏上羽毛；在法国到处可以看到的场面是在公共广场上将她们剥光衣裳、剃光头发。这类事情往往发生在当地被从占领者手中解放的日子或此后很短的时间里。

妇女常常被其他妇女指控为结交德国人，这一点发人深省。许多指控中包含着某些事实：提供性服务，以换取食物或衣物，或得到这样那样的个人帮助，而这对女人及其家庭是绝望困境中的一条出路，而且往往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指控之普遍，以及报复与惩罚时的快感，都提醒男人和女人们：被占领的经历首先是一种屈辱。让一保尔·萨特后来用确切的性术语来形容“合作”是一种对占领者权力的“依从”，而在不止一本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里，描写的合作者要么是女人，要么是柔弱的(“女人气的”)男人，她(他)们被条顿族统治者的阳刚魅力勾引。对失足的女人施行毁灭性的复仇，是克服个人或集体毫无力量的不愉快记忆的一种方式。

在被解放了的东欧，暴力惩罚的无政府行为也很普遍，但形式不同。德国人曾在西欧积极地寻找合作者；但是在其占领的斯拉夫土地上，他们直接用武力统治。他们为时持久地鼓励的唯一合作对象是当地的分裂分子，而即使在这种时候，也只要他们为德国的目的服务。结果，德国人一旦撤离东欧，立即受到惩罚的第一批牺牲品就是少数民族。苏联军队及其在当地的盟友并不制止报复。相反，立即报复(有些完全是刻不容缓地)的措施是进一步将当地的精英和政治家赶走，因为他们会妨碍苏联在战后的目标。例如在保加利亚，新组织起来的“祖国阵线”鼓励以非官方形式报复各种种族的战时合作者，从整体上对“法西斯主义同情者”提出指控，谴责被怀疑为同情西方的任何人。P41-43

欧洲是最小的一块大陆。实际上甚至可以说它不是大陆——它只是同亚洲连接的一块次大陆。整个欧洲(除俄罗斯和土耳其外)只有550万平方公里——小于巴西三分之二的国土，比中国或美国的一半面积略多无几。与面积1700万平方公里的俄罗斯相比，欧洲简直像侏儒。但就其内部差异和鲜明对比而言，欧洲是独特的。根据最近统计，它包括46个国家。其中大多数国家包含着各有自己语言的州(邦)和民族；有许多国家虽无州(邦)，却合并了其他民族和语言；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和叠合的历史、政治、文化和记忆；每一个国家都被详实地研究过。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短暂的60年欧洲历史，光是英文的第二手文献，就已经是无穷无尽的了。

于是，无人敢立志写出一部包罗万象的或者确切的当代欧洲史。我自己恐怕也有点力不胜任：作为战争结束后不久出生的人，我同本书描述的大多数事件处于同一时代，而且随着写作的进程，我能记起所见所闻——甚至亲身参与过——的这段历史中的许多事情。这究竟使我更容易理解、还是更难以理解战后欧洲的史实？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些记忆有时可以导致客观冷静地解决历史难题。

本书不冀求采取一种类似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超然态度。我希望《战后欧洲史》坚持客观和公正，坦率地提供一种对晚近历史的个人解说。说得难听些，本书是“固执己见”的。它的有些判断可能会引起争议，有些可能会是错误的。凡人皆会犯错。但无论如何，它们是我自己的判断——尽管任何差错都会溜进篇幅这么长、范围如此广的一本书里。如果本书存在这类差错，但至少有些评价和结论经得起时间考验，那么也应该大部分归功于许多学者和朋友，他们使我在研究和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获益匪浅。

首先，这类书是站在其他书的肩膀上的。现代历史经典著作中使我们得以找到灵感和范例的有埃立克·霍布斯鲍姆的《极端时代》，乔治·利希泰姆的《20世纪欧洲史》，A.P.泰勒的《1914—1945年英国史》，还有已故的弗朗索瓦·富海的《一种愿景的消逝》。这几部书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完全不同，它们的作者无疑都有渊博知识和学术自信心，这在他们的后继者中间已很罕见——而且他们思路清晰的写作风格应该成为每一位历史学者的楷模。

我们拜读过的晚近欧洲史学者中间，特别值得一提和值得感谢的是哈罗德·杰姆斯，马克·马佐厄，安德鲁·莫拉夫斯克。他们的著作明显地影响了本书的各个章节。在研究现代欧洲的学者中，我要特别感谢博学的艾伦·S.密尔沃德对战后经济的创新研究。

就我熟悉的中欧和东欧历史而言，这是一般欧洲史家们经常关注的课题，但都由西欧的专家们撰著，而我这本书得益于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包括布拉德·艾勃拉姆斯，凯瑟琳·梅丽代尔，马齐·肖尔，蒂摩西·斯奈德，以及我的朋友雅克·鲁帕尼克和伊斯特凡·德雅克。我从蒂摩西·加尔顿那里学到的不仅是关于中欧的知识(这是他本人多年来的研究方向)，而且尤其是关于“东方政策”(Ostpolitik)时代两个德国的情况。在多年来同扬·格罗斯交谈的过程中(我得益于他的开创性著作)，我不仅了解了波兰历史，也学会了如何理解战争的社会后果，他在这方面的著作里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和人性关怀。

本书与意大利有关的一些章节得益于保罗·金斯伯格的著作，而关于西班牙的几章得益于阅读著名学者维克特·佩雷兹-达埃兹的著作和聆听他的高见。我特别要感谢他们两人，还有安妮特·维维奥卡，她对战后法国在大屠杀犹太人问题上的暧昧反应所做的权威性分析《驱逐出境和种族灭绝》深深地影响了我对那段棘手史实的叙述。我对“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的思考大多受到杰出的国际法专家安妮一玛丽·斯劳特著作的影响，她对“崩溃的国家”的研究著作有力地为欧盟形式的国际治理辩护，这不是因为此举在本质上更有利或代表着一种理想模式，而是因为在我们存身的世界里舍此别无他法。

我在欧洲各地的朋友们、同行们和读者们教给我的欧洲大陆晚近历史和当前历史的知识，远远胜过我自己点点滴滴地从书本和档案馆里收集的资料。我要特别感谢克尔齐兹托夫·齐苏斯基、彼得·凯尔纳、伊凡·克拉斯台夫、德妮丝·拉考纳、克尔齐兹托夫·米哈尔斯基、米尔西·米哈伊斯、伯尔蒂·穆斯里乌、苏珊·尼曼和戴维·特拉维斯等人的慷慨帮助。我要感谢伊斯特凡·雷夫坚持要我参观布达佩斯的“恐怖屋”(House of Terror)，无论这种体验令人多么不愉快，毕竟值得一看。在纽约，我的朋友和同事理查德·米顿、凯瑟琳·弗莱明和杰罗德·西格尔慷慨付出时间和思想。迪诺·布图罗维克善意地帮我仔细检查我对南斯拉夫语言的复杂现象的叙述。

我非常感谢纽约大学艺术科学系的先后几任系主任——菲利普·富尔曼斯基、杰斯·班哈比和理查德·福莱——支持我的研究，也支持了我为鼓励别人研究和讨论欧洲问题而建立的雷马克研究所。若没有伊维斯一安德烈·伊斯特尔的慷慨支持和保护，我就不可能创建雷马克研究所(它主办了许多研讨班和讲座，从中我学到很多东西)。若没有研究所所长杰伊尔·凯斯勒任劳任怨而且特别高效的合作，我就不可能在管理雷马克研究所的同时写出这本书来。

我同样感激我的著作权代理人安德鲁·威利和莎拉·夏勒方的友谊与高见；他们自始至终支持这样一个项目，却不曾预料到时间延长和篇幅增大。在感谢编辑拉维·默钦达尼和斯高特·莫埃斯的同时，我也要特别感谢斯高特和他在企鹅出版公司的同事简·弗莱明，我是靠了他们才成功地出版了这本书。感谢列昂·维斯尔蒂埃，他在《新共和》周刊上开辟的著名的艺术专栏首先以杂文形式发表了对第12章和第14章的评价意见。使我在专业问题方面受益最多的无疑是罗伯特·西尔弗斯，他是《纽约书评》的主编，一位无与伦比的编辑，多年来他一直鼓励我在更大的政治和历史视野中漫步，这种冒险给我带来许多风险，也带来许多益处。

本书极大地受惠于纽约大学的一批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宝琳娜·勃兰博士、丹尼尔·科恩博士(现今在莱斯大学)和尼科尔·鲁道夫博士——用他们自己的历史研究成果帮助我理解战后欧洲史，我谨向他们致谢。另外一些人里，杰西卡·库伯曼和艾维·帕特作为研究助理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米歇尔·平托和赛蒙·杰克森毫无怨言地做出了富有经验的图片研究，米歇尔负责安排许多同内容最相关的插图，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那幅包扎起来的列宁雕像的照片，给第三部分的结尾增色不少。阿莱克斯·莫洛特勤奋地寻找和积累已发表和未发表的统计数据报告和系列数据，像本书这类著作必不可少地依赖这样的确切数据。说实话，若没有这些数据，这本书就写不成。

我的家庭在战后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我的子女们在战后度过了整个青年时代。他们不仅容忍我不在家或外出旅行，以及由此给他们带来的烦恼，而且对本书的内容也做出很大贡献。丹尼尔确定了本书的书名；尼克拉斯提醒我，好故事不一定有一个快乐的结尾。我的妻子杰妮弗为本书贡献甚多——她至少将书稿仔细阅读了两遍，并且提出建设性意见。但是本书作者欠她的实在太多，故《战后欧洲史》题献给她。

可以说在短时间内很难有人能超过托尼·朱特的成就。

——诺曼·戴维斯 《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