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丛书是一套精心雕琢的名家小书，又是一部匠心独具的文化简史。以“雅风美俗”为血脉，以历代民俗、文风、典制、艺文和经子等为筋骨，形塑了一幕幕精神高华、感性绚烂的人生样态和艺术世界。从秦汉的青铜车马、弦歌斧钺，到魏晋的羁旅宴游、清谈品茗，无不气韵深长，情思丰茂。从唐宋的诗文唱酬、山水风物，到明清的残阳晚景、伏流奔莽，无不生气盎然，历历如绘。五千年的文化旅程渗透出的雅风美俗，拥之入怀，化之于心，俯仰之间，风华尽览。

本书为丛书的其中一册，以明代后期的雅风美俗为主要描写对象，同时发掘其与明代前期文化的渊源关系。

本书以明代后期的雅风美俗为主要描写对象，同时发掘其与明代前期文化的渊源关系。(1)明后期社会文化特征，首先孕育出一个追求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文化氛围，产生了一大批“狂简”、“狂狷”的文人士大夫，他们不守规范，不受羁锁，率性自为，任情自适，表现出前所未见的人格特征。(2)明后期社会文化特征，具有鲜明的市民性、世俗性，在社会风俗、社会心理、社会思潮、文学艺术各个层面都是如此，市民的情趣，世俗的格调，波染甚至替代了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雅正情趣，煽起了如火如荼的世俗享乐之风。(3)率性自为的人格理想和世俗享乐的精神倾向，升华为一种慕奇好异、独抒性灵的审美精神。心学特长的内省倾向的思维方式，使人们重一己而轻外物，重冥会而轻实证，更多地追求超脱外物的束缚，满足个人的生活情趣或主观的精神境界。这就构成了明人崇尚新奇、标树真情的审美精神。

引言

一、从禁锢到超越

 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

 王守仁心学的崛起

 心学的世俗化

二、奇的内涵

 死水微澜

 奇行异举

 奇谈怪论

 奇思异想

 新奇：明人审美精神之一

三、情的奥秘

 从良知到性灵

 情爱：情的理想化

 情欲：情的世俗化

 情痴：情的普泛化

 情趣：情的艺术化.

 真情：明人审美精神之二

四、性灵文艺举要

 师心与师古之争

 性灵诗的审美趣味

 山水风俗小品撷英

 奇闻异事散文咀华

 文人画的意味

五、戏曲艺术发微

 传奇，传奇也

 十分情十分说出

 十部传奇九相思

 戏曲艺术的审美精神

六、世俗的艺术

 泼天富贵

 情色相当的婚恋

 享乐与纵欲

 家常日用之奇

 悟空与八戒

七、波颓风靡

 明前期的淳朴风俗

 竞相夸耀的华服

 奢侈豪华的宴饮和建筑

 繁文缛节的礼仪

 人心谲诈，伦理崩溃

后记

心学的世俗化

王守仁心学的本意，是要把伦理纲常灌输到人们的内心里，使之成为人们的心理需求，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把伦理纲常说成是外在于人们心灵的道德约束，像绳索一样束缚人们。这一观点引发出两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命题：一是否认用抽象的先验的理性观念来强制心灵的必要，二是突出个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能动精神。

这两个理论命题打破了明初“迷古”的屏障，成为催生近代文化思想的媒介。诚如明人焦竑所指出的，王学一出，“闻者霍然如披云雾而睹青天也”(《澹园续集》，卷四，《国朝理学名公祠记》)。

明中后期李贽和泰州学派甚嚣尘上的异端思想，正是从王守仁“绍尧孔之圣传”的正统学说中脱颖而出的。

泰州学派是王艮(1483年-1541年)开创的思想学派，在16世纪盛极一时，先后出现了王艮、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焦竑等著名的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思想深受王学的影响，但却自成一家，风动宇内。

王守仁主张学问贵在有所心得，不盲目地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对以圣贤为偶像崇拜有所持疑。李贽在《答耿中丞》、《题孔子像于芝佛院》、《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等文章中，进一步申发了这一观点，指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给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王守仁一贯主张，不必拘泥于《六经》载籍的陈说旧论，强调以“心”作为裁判《六经》的标准，要求“求《六经》之实于吾心”(《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稽山书院尊经阁记》)。李贽发挥此说，在《童心说》一文中，认为《六经》、《论语》、《孟子》等书，不过是当时的“迂阔门徒，懵懂弟子”的随笔记录，大半不是圣人之言；就算有圣人之言，也只是“因病发药，随时处方”，怎能作为“万世之至论”？因此，“《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

王守仁要求去人欲而识天理，追求一种摆脱物欲、无所牵挂的“心体”，这种“心体”不能不染上感性情感的色调。于是泰州学派的学者们都把心学愈来愈向感性方向推挪，明确地提倡自然，肯定人欲。颜钧提出“制欲非体仁”说；何心隐主张“育欲”；李贽更以绝世之资，大讲“童心”，提倡“私欲”，开辟了近代自然人性论。他在《童心说》中解释道：“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在《德业儒臣后论》中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这就把“私欲”的价值推向了极端。

王守仁毕生孜孜砣砣地致力于把理学世俗化。他认为，平民百姓通过“致良知”，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因此，“圣人”和“愚夫愚妇”之间并不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人皆可为尧舜”(《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到了王艮那里，进一步指出：

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

(《心斋王先生全集》，卷三，《语录》)

他把理论的立足点从圣人转移到百姓，表达了一种富于近代意义的平等观念。而李贽所说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焚书》，卷一，《答邓石阳书》)，更为直截了当，简单明白，完全摘去了罩在人伦物理之上的神圣光圈，使它成为世俗的东西了。

可见，李贽和泰州学派的思想深受王守仁心学的影响，都是对当时红得发紫的程朱理学的反驳，只不过李贽和泰州学派走得更远，更加离经叛道罢了。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序》，称其“赤手以搏龙蛇”，“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

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超越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樊篱，悖逆于传统观念，不免涂染上叛逆的色彩，这就怎能不被当时的统治者和理学家视为“异端之尤”呢？

李贽称赞王艮是个有“气骨”的人，说他是“真英雄”，他的后学也都是“英雄”。如徐樾“以布政使请兵督战而死广南”；颜钧“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罗汝芳“虽得免于难”，但终被张居正所排斥；而何心隐“以布衣倡道”，竟惨遭杀害。李贽感慨地说：“盖英雄之士，不可免于世而可以进于道。”(《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大孝》)

至于李贽更以“异端”自居、自豪，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死于诏狱，但是他的学说却反而不胫而走。明人沈瓒《近事丛残》载：“李卓吾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半乐慕之，后学如狂，不但儒教防溃，而释氏绳检亦多所屏弃。”

在李贽和泰州学派的鼓荡下，肯定人的“私欲”，追求个性自由，形成明中后期一股思想解放的文化思潮，波及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

这股文化思潮首先孕育出一个追求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文化氛围，产生了一大批“狂简”、“狂狷”的文人士大夫，他们不守规范，不受羁锁，率性自为，任情自适，表现出前所未见的人格特征。

其次，这股文化思潮具有鲜明的世俗性特征，在社会风俗、社会心理、社会思潮、文学艺术各个层面都是如此。明中后期的文化在整体上不可阻抑地趋向世俗人生。世俗的情趣，世俗的格调，波染甚至替代了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雅正情趣，煽起了如火如荼的世俗享乐之风。

率性自为的人格理想和世俗享乐的精神倾向，升华为一种慕奇好异、独抒性灵的审美精神。心学特长的内省倾向的思维方式，使人们重一己而轻外物，重冥会而轻实证，更多地追求超脱外物的束缚，满足个人的生活情趣或主观的精神境界。这就构成了明人崇尚新奇、标树真情的审美精神。

P17-20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对美的追求，这便形成了时尚。在一个时代文人雅士的艺文制作、言谈行止中往往渗透着一种“风神气韵”，我们姑且称之为“雅风”；在一个时代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之中，也往往蕴涵着一种风气习俗，我们姑且称之为“美俗”。“雅风美俗”者，人们普遍之趋美避丑之心也。

人是肉体和精神的复合体，人先有肉体存在而后方有精神世界。弗洛伊德的学说问世之后，人们便已明了，人的肉体借助无意识的中介而左右人的精神。个体生命是如此，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亦复如此。一个特定社会中人们的行起坐卧、相互交往、典章制度、生活方式都必然将自己的影响施之于这个社会的普遍精神。这中间同样有一个巨大的“无意识”作为中介，那便是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一个时期里，人们都关心些什么？喜欢穿什么颜色、式样的衣服？建造怎样格局的住宅？欣赏什么样的仪表、风度？爱说什么谚语、俏皮话、歌谣？这些都反映着一定的社会心理。“雅风美俗”便是社会心理在美的趣味方面的表现。

“雅风美俗”不是二三理论家提出来的美学观念，她是笼罩在特定时代人们心理之上的评品美丑的标准，是人们自觉和不自觉地持有的一种审美倾向。她从不抽象地存在着，而是融汇在人们的行旅宴游、清谈品茗、诗文酬唱、日常生活中。我们正是要通过对可见的行为方式、诗文书画、服饰器物的描述阐释，将那不可见的“雅风美俗”拈将出来，从一个方面窥破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从而弘扬中华民族在美的文化方面对人类的杰出贡献。

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年的文化璀璨多姿，研究继承先人文化遗产是我辈责无旁贷的义务。我们构想这套丛书，目的正是要为中国文化的继承、发扬尽一点微薄之力。我们以为，研究历代“雅风美俗”对于整个古代文化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她是浩瀚无涯的文化海洋中蒸腾的云气霞光，是给默然耸立的古代生活之峰以灵气的烟岚，透过她我们可以重新听到中华民族的先辈们在漫长的历史之旅中留下的足音。

这套丛书在内容上以“雅风美俗”为核心，在具体描述阐释上将涉及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民风民俗。在婚丧嫁娶、节日庆典、服饰装潢、生活习惯中蕴涵着一个时代最普遍的心理，处处显露着对美的向往，对丑的弃掷。例如，唐五代时何以兴起女子缠足之风？这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审美趣味？

第二，文人习气。知识分子是时代精神的直接承担者。他们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社会心理、时代精神、审美倾向以更明确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文人的行为方式、时代风尚、生活态度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趋美避丑之风。例如，魏晋士大夫何以喜着宽袍大袖，甚至带兵的儒将也“羽扇纶巾”？不少名士敷粉施朱，效女子之态，这究竞代表了一种什么审美趣味？

第三，典章制度。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外在形式构成一系列典章制度、仪礼规范，它们对时代的“雅风美俗”有极大影响。例如，“汉官威仪”在普通人的生活中造成怎样的影响？科举制度对时代的审美精神有何作用？九品中正制带来了怎样的社会风气？都大有可言说者。

第四，艺文之作。音乐、绘画、舞蹈、雕塑、器物、书法、戏剧、诗文都是时代审美趣味最直接的物化形式。它们既是一定“雅风美俗”的升华，又反过来巩固、强化着一种美的文化和风俗。例如，元明戏曲对百姓的审美倾向就有极大影响，明清小说亦复如此。

第五，经子之学。历代均有阐发玄理、探求奥义之人，都有追问世界本原、人生真谛之人，诸如儒道之说，佛释之学，或论非常之道，或析人伦义理，诸子百家，各显其时，它们都对一个时代的雅风美俗同样有很大影响。例如，儒家精神在人们的生活习俗中是怎样变为美丑标准的？道家思想与寄情山水、饮酒狎妓的文人习气有何关联？这均为本丛书所要阐发的问题。

以上五个方面是丛书可能涉及的大致范围。但因每本书所反映的时代有远近之别，材料有多寡之分，它们必然依据各自的情形而有所侧重，能恪守“雅风美俗”之主旨即可，并不强求一律。

丛书编委会

记得17年前，我的老朋友、历史学家赵世瑜教授建议我组织编一套关于中国古代审美风尚方面的书，他负责和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于是我就邀请郭英德、谢思炜、张海鸥、李珺平等中青年才俊加盟，并请珺平参加组织工作，于是就有了这套八卷本的“中华雅风美俗丛书”。当时的设想，是要用通俗的言说方式，把中国古人的审美趣味比较全面、系统并形象地呈现出来，使读者能够对古人的生活方式、精神世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能从中得到某种启示、汲取有用的养分，从而对今日之生活有所裨益。应该说这个目的是达到了。

由于时间久了，对这套书我和各位作者都渐渐忘却了。去年下半年北师大出版社的编辑饶涛博士突然找到我，说根据他的了解，这套丛书社会反响很好，有许多人曾和他谈及，因此很有修订再版的必要。我和各位作者当年在这套书上的确下了不少工夫，知道它的价值，时隔多年，现在有机会使之重新面世，当然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些作者已非当年可比，带学生、做课题、行政事务，可谓诸事繁忙，很难抽出时间来整理旧作。不得已只好请我的博士生、硕士生来帮忙了——重新设计、安排插图、增加说明文字、反复校对，他们做了大量细致、耐心的工作，使这套书获得了一个全新的面貌。他们是：蒙丽静、高宏洲、孙小韵、康怡、赵红、唐卫萍、石朝辉、赵新、郭敏(特别是赵新同学，在整个修订过程都发挥了重要组织、协调作用)，在这里我代表丛书作者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也对为丛书的再版付出辛勤劳动的饶涛编辑以及出版社的领导表示诚挚的感谢！

李春青

2009年5月13日于京师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