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读本通过介绍古代中国的思想家苏轼，向每一个愿意了解中国思想的读者提出一个又一个我们和古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引导大家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展开心灵的对话。

本书旨在从苏轼的角度追踪这位文化巨人丰富的精神景观，并注重考察其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其对于宋代乃至整部中国文化史的意义，及其在陶铸我们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方面所起的作用。相比于单纯的文学家的苏轼，思想者的苏轼或许更切近他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那个形象：竹杖芒鞋，吟啸徐行于中国大地上的东坡居士。

在诗词、散文、书画等各文艺领域堪称一代典范的苏轼，在哲学、美学、史学、政治以及人生修养诸方面也曾发表许多精辟之见，而且其间条理贯通，自成一家之学。 历史人物的学科分类，在中国官方史书中早已出现。《宋史》就有“道学”、“儒林”、“文苑”三传的分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的传记并未出现在《文苑传》中，这就意味着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并非仅局限于文苑之内。

本书简明地介绍了苏轼的思想成就，力图恢复苏轼作为思想文化巨人的本来面目，考察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多方面的成就。

一、成长：截发愿作万骑先

二、初试：我初从政见鲁叟

三、理趣：不识庐山真面目

四、新政：眼看时事力难任

五、外任：惟有悯农心尚在

六、乌台：平生文字为吾累

七、黄州：也无风雨也无睛

八、学士：禁省相望亦偶然

九、惠州：报道先生春睡美

十、儋州：家在牛栏西复西

十一、回归：青山一发是中原

二、初试：我初从政见鲁叟

苏氏父子三人重新回到汴京后，苏轼、苏辙都被任命为地方上的小官，但是他们都没有去上任，而是准备“制科”考试。所谓制科就是在正常考试之外，皇帝临时命令特别举行的考试，这当然是朝廷新增的选拔人才的机会。嘉祐六年（1061）八月，在欧阳修的推荐下，兄弟二人参加了制科考试，苏轼写了六篇文章。他的答卷，无论是阐发道理，还是行文风格，都相当出色，随后参加殿试，苏轼获得考试第三等，苏辙第四等。

第三等实际上是最高等第，因为宋朝开国以来。第一等、第二等都是虚设，从没有人获得这样的等第，而事实上，在苏轼之前，获得第三等就一个人。后来的六七十年里，也仅有两个人进入第三等。

考试结束后，苏轼被任命为风翔（今属陕西）府节度判官。兄弟二人在考试中联名高中，做父亲的自然也相当风光，“三苏”之名，传遍京师。苏洵免试留在京城做官，苏辙留在他身边照顾父亲。年轻的诗人告别父亲和弟兄，满怀希望，启程前往凤翔任职。

苏轼的从政经历中，任地方官的时间有十三年半，先后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登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担任签判、通判、知州等职，其中任凤翔签判时间最长，有三年之久，登州知州时间最短，仅五天就奉命调离。苏轼在地方官任上，政绩显著，所到之处，都深入调查民情民意，关心民间疾苦，尽可能为当地百姓做些有利的事情。

凤翔在今陕西西部，距京城不算太远。苏轼冒着严寒，于嘉韦占六年（1061）十二月到达任所。他在《石鼓歌》中说：“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从此开始了地方官的生涯。鲁叟指孔子，诗人意思说，自己一定会遵循孔子的教导，做好地方官。确实，苏轼不仅是位杰出的诗人，还是一个出色的官员。他兢兢业业办理日常公务，还力所能及地多做实事。

在凤翔，他很快发现老百姓都不愿意做“衙前役”。这是一般老百姓都要摊到的差事，主要是为官府押运财物。押运财物在现在听起来并不是什么难事，但在当时，官府规定，押运者必须包赔损失。即使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失也让押运者赔偿，所以没有人愿意做这种事情。风翔的衙前役主要是在终南山砍伐木材。砍下的原木编成木筏，从渭河漂入黄河，最后运到都城汴京。但木筏途中要经过三门峡砥柱之险，木筏很容易撞散。木排一旦散开，一根根原木就随水漂走了。许多服役的人家都因赔偿损失而倾家荡产。

苏轼调查后发现，事情本来并不严重。服役者一般在水势较小的季节放筏，这样就会安全得多。但官府不问青红皂白，在河水暴涨的季节也要衙前役运筏，后果当然不堪设想。

苏轼于是上书当时的宰相韩琦，请修改衙前役的某些规定，服役者可以转请熟练的水工来替他们放筏，并且自行决定运送木材的时间。新规定执行以后，这项差使对老百姓的损害自然减小了。

踏上仕途，苏轼充满了热情与干劲，这一方面体现在具体行政事务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他对当时现实政治的思考上。

中国古代传统，国家行政的运转主要依赖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体制，但官僚体制运行时间一长，必然会形成效率低下等问题。社会、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矛盾也会日趋严重。早在庆历三年（1043），仁宗皇帝就起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任命富弼、韩琦和欧阳修等为重要长官，打算有所改革，实现社会的太平。仁宗皇帝采纳了他们提出的“明黜陟”、“厚农桑”、“减徭役”、“修武备”等意见，颁诏全国，实施“庆历新政”。但是，反对者横加阻挠，新政推行不到一年，即告失败，范仲淹等人被迫离开朝廷，任地方官去了。

苏轼在少年时代就从当时诗人石介的《庆历圣德诗》中了解到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四位“人杰”的事迹，十分敬仰，立志将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庆历新政之后的二十年，整个国家仍是“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肃，苟且偷安而不知长久之计”。这种状况与宋朝的政策有关。

宋代的统治者吸取了前面五个短命朝代的教训，加强了王朝的中央集权。建国之初，即把军权、政权、财权尽可能地集中在最高统治者的手中。在用人政策上，对张扬勇猛之人总是不放心，而偏重选拔文学之士，正如苏轼所说的“抑远天下刚健好名之士，而奖用柔懦谨畏之人”，这样，不过数十年，天下呈现疲弱之态，朝野充斥庸人之论，“能者不自愤发，而无以见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废而无用”。有才干的人得不到重用，而庸碌之辈正好无所事事。“当是之时，人君欲有所为，而左右前后皆无足使者，是以纲纪日坏而不自知”。

针对这种状况，苏轼毅然向皇帝进言献策，试图改革现状。在参加制科考试前，他就上了二十五篇《进策》；考试时，又有六篇政论文章；在凤翔任上，他又进一步写了《思治论》。这些文章反映了苏轼对当时的社会形势、社会问题以及如何实施改革有过一个比较全面细致的思考。这期间形成的一些观点是他“深思极虑”的结果，也是他青年时代政治观点的一次总结，是他一生中政治观点的基础，也是其出发点。

苏轼洞察敏锐，对于当时各种社会问题看得比较深透，分析也十分在理。他说：“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表面上太平无事，但实际上潜藏着忧患。一旦忧患引发的矛盾暴露、激化后，往往不可收拾。他认为，当前最大的忧患莫过于外患，“二虏（辽、西夏）之大忧未去，而天下之治，终不可为也”。一旦外敌侵扰，而中原无力抗击，则将危及国家社稷的根本。当前的形势，最重要的在于君主向天下人表明“欲有所立”的意志和决心，树立起有所作为的意志，然后才谈得上其他各方面的具体措施。他随之讨论中央机构的行政运转，又认为国家的“立法”和用人应该分开来看，“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两者必须区别对待，不可相混。他在“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军旅”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办法。

无论地方治理，还是在中央行政方面，苏轼此时都还没有实际的经验，不过，不同于一般士子，他的进策较少泛泛之论。他确实有所观察，深思熟虑后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虽然只有二十六岁，但对政治方面的思考显得比较成熟。宋仁宗读了苏轼兄弟的制策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意思是说，苏氏兄弟将来都是宰相人才。

P17-23

古代中国不仅是人类的文明摇篮之一，也是人类的精神摇篮之一。

按照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ls，1883—1969）的观点，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文明出现之后，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世界上又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文明，可以称之为轴心时代（Axial Age）。这些文明中出现了一些大思想家，对人类和世界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提出了思考，提出了解脱或超越的目标与途径。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思想家，印度的《奥义书》和释迦牟尼佛，希腊的诗人荷马、悲剧家修昔底德、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阿基米德，巴勒斯坦的先知等等，几乎是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出现。他们创立了人们至今赖以为精神基础的思想范式或世界宗教，他们仍然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如果以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为坐标，再用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来衡量，那么生活在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间的孔子恰恰是中国文明进入轴心时代的代表人物，他处在中间点和转折点上：中国文明出现到孔子，孔子到我们现今的时代，前后备2500年左右。孔子以前，中国，有思想但没有思想家；孔子以后，中国古代思想家层出不穷，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而孔子开创的“温故知新”、“信而好古”的思想原则，影响了中国的阐释传统，即尊重古人的思想遗产，不断地理解、发展古人的思想，从中获得思考和应对宇宙、社会、人生问题的资源，这也是我们今天为读者奉献这套《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的缘由。

纵观悠久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思想家们贡献出的成果具有极高的造诣与价值，在世界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很多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而言，可谓日久弥新，极具生命力。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博大宏深的汉唐经学、简易幽远的魏晋玄学、尽心知性的宋明理学是思想学术的奇葩；佛教的色空禅悦、道教的神仙修养是宗教信仰的沃土；其他如经世济民的政治、经济理想，巧夺天工的科技、工艺之道，风雅传神、丹青不老的文学艺术……都蕴蓄着丰富的思想。中国的思想一方面激烈辩论，水火不容，一方面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一方面开宗立派，门户林立，一方面互相启发，入室操戈。儒、释、道三教可以论衡而融合，九流十家可以并行而不悖。总之，中国的思想成就丰富多彩，贯穿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刚健中和等精神传统，在继承、阐释中变化演进，一代有一代之胜，表现出综合创新的特色。

不过，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并没有思想家、思想者、哲学家之类的称呼和概念，只有圣人、贤人、哲人、智者、诸子、大师等等，这些词汇恰恰概括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特征：他们的社会身份往往是教师或学者，他们的思想往往追求道德与智慧。当然，从更广泛的范围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工艺、科技、文学、艺术、宗教等诸多文明领域内皆有贡献巨大、自成一家或集大成的杰出人物，他们的言论、著作或被后人总结出来的经验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孔子之前，中国人就以“三不朽”作为追求超越的途径，即“立功”、“立德”、“立言”，也就是说，为人类社会立下的大功、个人道德修养的成就和思想、智慧、学说等都是不朽的历史遗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思想家的内涵大大地超出了我们现代人习惯认为的职业思想家、哲学家或宗教先知，我们在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时，也本着这样的标准选择传主。

众所周知，由南京大学已故名誉校长匡亚明教授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中国20世纪以来最为宏大的中国思想家研究工程。在这套简明读本系列编撰和出版之际，首先要对这200部《评传丛书》工作表达深深的敬意。站在这位巨人的肩上，简明读本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基础，而且一定会呈现出新的风貌。这种新的风貌就是深入浅出和引人入胜：精炼的选择，简明的评述，生动的故事与智慧……在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本读本通过介绍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向每一个愿意了解中国思想的读者提出一个又一个我们和古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引导大家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展开心灵的对话。

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