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位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知名学者记于北平解放前后的日记，描绘了新旧政权更迭、新旧社会交替时北平社会政治经济面貌。在国民党统治下，北平官场腐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稳定物价、改善民生的举措，使得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主人公的生活境遇和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作为心灵的自传，日记展现了一代既饱经旧社会风霜又得到新社会阳光雨露沐浴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由失望愤恨到起来抗争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今天读来仍然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潮流的滚烫气息，不仅使我们增加对旧社会的了解，更使我们激发热爱新社会的豪情。

学者笔下的解放春秋，百姓眼中的建国大业。本书是一位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知名学者记于北平解放前后的日记，描绘了新旧政权更迭、新旧社会交替时北平社会政治经济面貌。

作为心灵的自传，日记展现了一代既饱经旧社会风霜又得到新社会阳光雨露沐浴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由失望愤恨到起来抗争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今天读来仍然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潮流的滚烫气息，不仅使我们增加对旧社会的了解，更使我们激发热爱新社会的豪情。

1月1日 星期四 晴

写了前面那四页日记，洗漱了，已经八点，坐三轮到绍家去。告诉他，今日无须到我这里来了，因为已经没有和冠再谈什么的必要，明日林来，倒可以大家在一起谈谈。他又说了一些为我抱不平的话，这段公案也就算结束了。我们仍旧转到治学的问题上去，他苦苦留我，十点半才到姑家去。

到了姑家，总是匆忙的，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彻底的好消息可以安慰姑和妹。最近就要临到的失业危机也先不告诉他们。这样我只有快吃饭，快回来。因为昨日我弄错了，我还说今日请屯和她姐姐看电影呢。我必须快快回来。

姑和妹告诉我，集五哥的消息，父亲在家做小本生意呢。我想这倒是个解决的路子。至少我可以放下一些心了。

匆忙地回到学校，她们没有来。我读读报，一会儿困了。睡一觉醒来，心里闷得慌。再不能镇静地读书。真是无法排遣。不得不出去走走。于是我到了唱歌张家，把我的遭遇告诉他，并且讨论师专的前途问题。

真恨死人，我在张家坐了两小时，竟使屯姐妹扑了个空，回屋，我看见屯留的字了。半日我不能安静下去，一种热火催着我跑出去，到了中大，不在校，再到她家中去找，偏偏她十分固执，今晚不肯再出来。我们在门口僵了好一会儿，我怅怅地去了，心想最近不再理她。

但是当等电车时，想到我们的爱情不该这样玩忽，还是回去与她陪个话儿好。便又第二次老着脸去敲门了。半日才进去，与她的四嫂说一会儿，她们姐妹很显得不大开通，我也不很自然。等我心头的不怿解了，才回来了。

潦草，十分潦草地吃了晚饭，又困了。女校训长来电话，与我讨论招生事，我既在职一日，当然负责，但想到事情转瞬就有沧桑之变时，又不禁惘然若失了。

1月2日 星期五 晴

当然免不了还要回忆，还要痛苦，但也许十天半月就能过去了。睡眠没有受影响，只是每天起的太早，也睡得太早。今日五点醒来，又被无端心绪搅扰着。又没电灯，不能起身工作，未免有些难挨。

起来就好了。写日记，记账，整理屋子，准备到贺家去。给槐打了电话，约他十点来，林和绍若是早来了，在屋中留下字条。给唱歌张打电话，说在他的路口见面。到了，他说他去找叶，我就去梅家洗脸。我们到贺家半日，叶等才到的。叶很愤慨，以为一趟趟地像要小钱似的了。但我始终认为就是要小钱，没有法子的。交涉结果，先给去年十二与今年一月两个月的，二月的要稍缓了。

赶回来刘已到了。槐是十一点才来的，我早上忘记告诉他别吃饭，原来他已吃过早饭了。但是还能喝一些酒的。

饭吃得很畅快，我由对过羊肉馆叫了几个菜。饭后的谈话也没马上热烈起来。起初我与绍、槐三人搅作一团，林写了一些给新教务长上书的材料，然后由我与绍批评槐，林代为不平起，四人打成一团了。谈了一个看法，分成两派。我与绍是东方色彩，林与槐是西方色彩。但是一会儿又觉我的性格与槐相似之处多，一会儿林与绍在哲学上的修养相似。一会儿我是悲剧的，槐是喜剧的，我要使东西混和，绍要旧瓶装新酒……越说越有意味了。到了大家都不愿散的程度。

1月3日 星期六 晴

槐、绍走后，林略批评一下，提出对我的忠告，当然槐与绍已专心一意地给我写介绍信去了。唱歌张不在家，不能讨论上书的事。我吃了晚饭，读一会儿书。困了。

一点醒来，心想林的话，我们今日的谈话，是很好的小说材料，我真的要把它美化起来，写成一个益友篇了。已经用了一些思想。

今日早上的回忆痛苦不太厉害了。要不是还有招生与算分问题的话，我已可以全不再想学校的事了。

预备着出门时，训育马进来了，当然我今天要到女校去一下，参加招生的事的，表示我并没有什么自愧的事。他既来找我，我可以省一笔车钱了。

想就在那里，和冠谈几句结束问题的话，等到九点半，他不到，我就不再等了。到女职领出师专的十二月、一月两月遣散费，听说兵船面已经一百一十五万了，我很着慌，这笔钱可怎地安置呢？在后门大街上一问，面都买不到了。我买了一斤甜酱菜，一斤牛肉，这些都是没有长价的。买布，没还妥价钱，没买了。

转过鼓楼，有肯出卖洋面的了，二等，一百一，头等一百一十五。我跑了几家，用一百一十万的价钱买了两袋头号环球粉。三十斤小站大米。

到了姑家，付过米面钱，姑母给我烙肉饼吃。我的心仍有些震憾，因为假设不出问题，下学期职业可以继续的话，此时可能有些真的快乐的。因为到年关生活没什么问题。妹妹下学期的学费也有了。但是我的遭遇不能告诉她们，只得勉强欢笑而已。

洗了澡，振奋起精神，到北大宿舍去找周先生，这是绍教给我的一着。他屋中有两个法国人，等他们走了，我们也不过谈些闲话。真是出乎意料，他由仔细地打听我近来的生话，而顺口说出要给我在北大谋个位置的话来。我当然满口应承了。关于暑假考北研，他说没有录取是因为没看到论文。然后又说了些闲话。辞出时，我过于高兴，竟连电话码，也忘记留下了回姑家时，走在路上已完全变了另一个人。吃晚饭后，买本观察回校，读着。两个同事来谈一阵子去了。

1月4日 星期日 睛

夜里睡得太香甜了，宇宙的美妙又被我抓回，生之滋味又咀嚼得脆甜了。我想到一切我爱的与爱我的人。早上起的晚，因为今日是礼拜。心想不论职业怎样转换，我该自下周起正式努力起来，今日是嬉游的最后一日了。

整理完一切，就给新教长写信，同事一个进来坐一会儿，等我写好，再誊清，已近十二点了。把姑母给蒸的馒头与包子，吃上四个，午饭解决了。

读着书时，屋子太热，开一点儿门缝，一个自行车轮上楼，原来是丩来了，我十分欢欣，他打听一切。我把五天来的事，挨次地讲给他听。一会儿，屯来了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她姐妹要来，我说就来吧。她说等吃了饭就到。

丩不肯再留，我留也留不住，我要去迎着屯，一同出去，叫他把早上写好的信，带给唱歌张家。我走到西单附近，迎见屯姐妹了。

商议好去看《一千零一夜》，蹈到大观楼，路过厂甸，走得慢些，以致买不到票了。只得再从前门到东单去。在大华影院，挤买了票，进去半日才开场。我把北大的那段消息告诉了屯。

片子有怡人神志的力量，屯看到动人处，握住我的手。散场已七点，我要请她们吃饭，志先雇车走了。我与屯到了东来顺，她又是一阵愠怒，说我那天晚上，不该到她家去哕唣，我反激了她，她不再说什么了。送她回校的路上，又十融洽，十分亲暱的了。她要大考了，叫我先少找她，我说有了好消息，必去告诉你。

走回学校，读着学生留下的大公益世两报，才睡的。1-4P

一、家庭身世、求学经历及个性

喻世长是我大哥，他1916年6月25日出生在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的家庭。共有五姊妹，他是老大，下面是四个妹妹，父亲在村里教书。这样的家庭表面受人尊重，实际被人看不起。每谈到身世，哥哥总要记起村里暴发户称父亲是个“寒士”的耻辱。父亲教小学40多年(其中做过三任小学校长)，一家七八口人的生活全靠他维持，经常借债，除夕之夜外出躲债返回敲门的情景我到如今还依稀记得。家庭教育观念是有学问比有金钱更可靠。

哥哥4岁时就开始识字，在家乡读完小学，中学上不起，就考入了不收学费并且管饭的河北省第十师范学校(后来改为通县师范学校，相当初中加高中)。读满六年(1930—1936年)，在宝坻东丰台小学教书，他按当时陶行知的教、学、行“三合一”的教学法进行教学，在学校组织编辑了《东晓》半月诗刊。哥哥教书三年的工资，每月除去饭费全交给父亲还债，最后的工资是还清为买房子而借的债。23岁的长子帮父亲结束了30年受高利贷剥削的历史。债是还了，可在沦为亡国奴的日子里，他痛感要保证自己不当汉奸还能吃饱饭，师范毕业这点知识是不够的，他决心采取半工半读、用自己课余工作换钱的办法到北京上大学。于是他怀着对封建社会的陋习和旧礼教极端的愤恨，憧憬着自己的理想，只带上够几个月生活的钱于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

哥哥从小就过入的聪慧，熟背许多的诗文，文章也写得很好。1930年在师范入学国文考场上，两位监场老师窃窃地说，这个学生不是在作文是在写小楷呢(指哥哥文思如涌，落笔成章)。他的入学考试在前四名，是当年宝坻考生唯一中榜者(这些在通师教育志、通州教育志上都有记述)。哥哥爱好比较广泛，唱歌、弹琴他都喜欢。50年代买了一架旧钢琴(现在还在)。1999年9月18日(在他去世前3个月)金婚的聚宴上，朋友为他举着曲谱，他还唱了《木兰词》。他的毛笔字写的也好。

由于他从小受生活的重压，加上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养成了他孤独敏感柔弱的性格。我们感觉他对父亲给他包办他的婚事极为不满，他说父亲身上有一团旧礼教的气息，他是旧礼教的判逆者，在日记里他用七字句喊出“家庭束缚何时了！”表达了他对父亲内心的不满和烦恼。他几乎每天有对自己的检讨和剖析。1949年9月23日记述了“改造，艰苦的过程。……过去，我太强调个人，我看不起人，重视天才……。这种态度已经碰了许多钉子……。过去我太强调个人工作，个人前途，因此稍不如意就患得患失，不是沮丧就是高兴，特别脆弱与感伤。其实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可怜我的十个诗集有几首有用的诗呢？一个穷苦的知识分子“爬高儿”的历史，在将来还有什么价值呢？”24日记述“思想改造要发掘错误的根源，前几天已经挖掘出一个根源，那就是“独孤”，就是因为多少年来的生活太孤独，所以造成不肯过多和别人接近……，要和谁亲近，要近得使人受不了，结果使人看见自己的短处而反叛了自己。今天又发掘出一个……，我的作风只适合于开斗争大会，我的战斗性特强，我把小事也看成战场。因为我在中学所处的环境是学生向学校当局做斗争，以后练习做事，就带着斗争色彩‘孤独的去斗争’，我这样的上了大学，又这样的做了事，其中有胜利也有失败。于是就造成我的看不起人，我的天才主义，我的偏激，我的明显的鲁迅型……我因此易于服膺鲁迅，我受鲁迅的影响很多。”(上述挖掘思想根源、剖析性格是在思想改造过程中，但不是接受运动的强迫而是自己在与屯的谈话中自发地认识到的。)

哥哥在20岁就扛上了养家和还债的重担，他总像机器一样地转动挣钱养家，他过早地饱尝了旧社会的辛酸。他的自由、理想受到了最大的压抑。他入师范学校不久“九·一八”事变，有几个要好的同学，由于思想进步，有共产党嫌疑被开除学籍，这对他刺激很大。当时他只能走求知识换钱谋生的道路，在他风华正茂的年代，为了不能离开的家，他不能为追求自由、理想，和要好的朋友一起奔赴延安，从事自己喜欢的文艺创作工作。1949年4月13日写了“到班，再打开关中记音，又有些厌烦，这又是矛盾在作崇……，如果没有家庭负担，我为什么不能干脆去参加革命呢？”家庭的无援和人生的负累使他性格孤独，工作的枯燥，物价的飞涨，和平的无望不断地使他陷于苦恼和急躁中，养成了他伤感忧郁敏锐的个性。

二、美好理想与坚定信念

他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工作中都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北平解放了，他扬起了理想的风帆，从革命理论书籍和革命党人中努力地汲取营养，焕发出革命的激情与活力。1949年4月8日他记述“到图书馆借了两本哲学书，《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在院子中一气就读了一半”，“在市场买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日丹诺夫的《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发言》、《马、恩科学的文学论》等四本书。”6月上旬读完了《政治经济学》，7月1日学习了《论人民民主专政》，7月24日读新买的《共产党宣言》。他不断的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来武装自己，丰富自己，指导自己。我统计了一下，7月10日他手下的革命理论书籍，计有从1946年1月买《新民主主义论》，1947年买《经济史》到1949年7月买《新哲学大纲》，共分五批，有26册，都编了号，盖上戳，说明他囊中羞涩，也不忘读进步书籍。

在日记中他总是表达自己参加革命工作，接触共产党人的喜悦。解放军进入北京城的次日，哥哥按电话约定第一次接触了共产党人。1948年他两次去天津就是父亲转授此人之托。1949年2月4日他记述“一个新鲜的滋味。人当然也没有多少奇特，但做事与谈话精神是新的。我当然不知从何谈起，况且仅只二十分钟(因为许多事和人要他处理)，可是我们也扼要地谈了，他说了对我的要求，我说了我的粗糙的现状。”6日记述“……他给我讲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革命的策略等等，我也大胆地提了几个问题，他大致解答一下，也有关声韵的。他的口才和思考力都相当好，是个精练干部。”4月11日“我对他说了我的感想和想入华大的事，他完全劝阻了。后来我说屯已入学，他倒犹豫了，可是我已决定不改，就不再接这话碴儿了。他劝我结婚。”

1949年5月5日记述“正吃着高粱米饭时，光汉师来了，略说了几个月彼此的情形，原来他就是工作人(指解放前北平地下工作者)，现在大中教政治”。

6月9日记述“……那个人(指崔)很年轻，比安更坦率真诚而简单些……他说安对他提到我时，说颇有学者风度，甚至对我们有益处，我觉得惶愧了。我没有自愿承担什么工作，他希望我把周围环境写一写，又说想找通英文的人才……。”

哥哥一心做个进步人，十分愿意结交共产党人做朋友，以后他们经常来往，并不断地得到他们的指点和帮助。

在那暗无天日的时代，哥哥总是急切地追求理想，盼望解放。他时刻想着追求进步，追求理想，每天想着读书，做自己想做的事。看不到前程，他就苦恼。他的理想是做个诗人、作家，或者做个语言学家，或者从事政治。在两年的日记中不断地有直接地表露。这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

哥哥的理想和信念集中表现在他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件事上，或许这体现了那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

我在整理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他一份1983年的手稿，在这份长达4万字共64页底稿中有思想汇报、有申请书、有个人简历。这个六十七岁高龄的人，在他的思想汇报中，尽情倾诉了他对党的认识，他多次反复谈到“我是怀着喜悦、感激和惭愧的心情迎接北平解放的。喜悦的是，人民得救了，国家像个国家了。感激的是我永远结束了受雇于人，常遭白眼，朝不保夕的生活历史。惭愧的是我未参加革命，而是等党来拯救自己。在此心情下，我真情的拥护党，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接受并努力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何工作。党把我做积极分子，给了我最好的学习和锻炼机会。”

然后他历数了自己所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1.在1950年—1951年，参加中央访问团，去贵州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做社会调查。2.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党组织派他去参加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物理研究所的专案小组。3.解放不久，北京大学成立工会，他作为第一批会员并担任基层工会干部。并一直担任研究所工会的宣教委员。党教给他如何联系群众，如何发挥工会做党的助手的作用。4.1952年—1953年，党派他到人民大学夜大学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艾思奇同志给全院讲哲学课后，他作为夜大学学习过的同志，为本所做哲学学习辅导工作。

他认为，通过这些难得的学习与锻炼机会，使他认识到党是一个坚强统一的整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每个党员行动的指南。

他还写道：“党领导革命的胜利使我和社会的关系由雇佣关系变成了服务关系，党给了我幸福生活，我是在党的雨露中度过后半生的”。“党教育了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世界、分析自己和研究科学，也就是党给了我一种思想武器。有了这个思想武器可以对于语言学是怎样一门科学？语言学在科学中属于什么地位？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向语言科学提出什么样的课题等这样一些大的题目做出正确的答案。有了这个思想武器可以端正自己的学风，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世界观改造不止，这就是我的决心。”

在这份思想汇报材料中，他把自己对党的认识分了五个阶段。他用满怀“崇敬”(1949—1953年)、“进一步受到培养，开始申请”(1954—1956年)、“思想入党”(1956—1965年)、“十年迷惘”(1966—1976年)、“再接再厉，重表决心”(1977—1983年)为标题倾吐了他35年来对党的热爱，时刻忠于党的赤子之心。他在入党志愿一栏中，庄严地填写了“……我虽然将近六十七岁了，但体力和脑力还没有明显的老化，自信在党的现阶段总任务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还能做一点一滴的工作。党的事业的每一步成就，都是向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事业迈进一步，为了这一神圣事业，我愿献出自己晚年的一切。”他终于在1983年6月13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兴趣爱好与学术追求

哥哥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年轻时，他苦闷了，努力寻求别样的情趣帮他解除；年老时，他孤寂了，就用别样的情趣帮他摆脱。

1984年4月14日，他记下“今天在罢教中，我可以不上班，……但是手中钱很少，……恰好我心中想着买花的事，而门口就来了个卖花的，于是我就买了两盆花——洋牡丹和玉兰。我去买麻酱并时并去找黄土，又去御河边挖河泥，我殷殷勤勤地为这两盆花效劳。……我自己想，人是要体力、脑力与感情三者都要得到适当发泄的。而栽花这件事要用体力，要去思索，要表现对于花的爱惜，可以说是三者具备了。我怎么不感到这种工作的甜蜜有意义呢”。15日：“想起两年前住在这院中的一切……，今日我要去重访那花园……也就是从前旧住的院子，……折几支丁香，拿着丁香花回家……看着屋中摆着瓶花，很兴致。”他还提到了买一盆海棠，买几条金鱼。他对这些动植物，仔细观察，精心侍弄，取御河的泥、水滋养它们。退休后，他去农家索来丝瓜种籽，种在花盆里，插上竹竿，夏天就看到竹竿上的黄花绿叶。在民族学院平房住时，他栽种了竹子，屋内屋外，花前月下，看见翠绿洒脱的竹子，摇曳扶疏的竹影，很是惬意，来往的人，也有的驻足观看。晚年，他还养了昙花、米兰、文竹、吊兰、虎皮兰、石榴等，他辛勤地、吃力地为它们换土、浇水。

在北海东侧三座门居住时，他有机会饱览北海的春、夏、秋、冬的美景，看晴、雨、雪、雾的天气。在民族学院居住时，紫竹院是他常去之地，到哪里去寻找优雅和快乐。香山、颐和园、八大处……是他每年都要走的。父母在京时，他带领大家庭成员七八人，游十三陵，逛八大处，览谐趣园……新开业的莫斯科餐厅有空也去品尝一下。

他还爱好收藏，什么古典陶瓷，新出版的挨着号的人民币，公园的门票，火车站的站台票，漂亮的花布，他都喜欢保存。

可见，他是个有生活兴趣、感情极为丰富的人。

但他特别衷爱的还是读书，没有书读他就苦恼。1948—1950年，他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上班，家住北海前门东侧时，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几乎是他每天必去的地方，下班后，遛书市、书摊，见到有他需要的书就买，买了就读，有书读，他就快乐。他常说：一本书、一本杂志，只要有一篇文章自己认为有需要，有价值，就值得买。哥哥的一些书中，都夹着很多小纸条在外面露着，想找什么，一翻就到。在一本《中国地图册》中，各省的边缘空白处都有用红笔写的该省的山川河流，在图中少数民族聚集的城市用红笔画个圆。哥哥特别注意保护书，他希望能按他的职务得到一处完整的住房面积，实现他摆放各类书的设想，但没能如愿，一部分书总是和他的居住处分离着，不断地流失。兄妹见面时，谈书是不可少的。有时把他认为有价值有意义新出版的书介绍给我们，或把他的满意之作翻给我们看看。但唯独《当代中国民族语言学家》这本书从未见过。我是在他去世后才发现并从中简单地知道的他的语言研究生涯的。我还发现哥哥的有计划的购书设想，后面还写了他计划从2000年开始(可能是他近90岁了)，分批捐几次书。在哥哥去世八天左右，我照哥哥的意愿挑选出一些有关语言研究的书，请所里运走(遗憾的是我没有与哥哥同行，不知道送的书的价值如何)。所里把赠的书，盖上哥哥的图章，并发给了荣誉证书。

因为爱读书，就时常爱钻研，对于书本上的问题，对于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永远是刨根究底。他从事语言研究50余年，所里为他写的生平和《当代中国民族语言学家》一书中都记述着：“喻世长，天津市宝坻县人，1916年6月25日生。1943年毕业于辅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大学时受业于沈兼士、陆宗达、于省吾、戴君仁、周祖谟等知名学者。在诸位大师的指导下，撰写音韵学、训诂学论文，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943—1947年在河北省保定女子师范、保定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员、讲师。1948年1_3月失业。1948年4月，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乐律实验室助教，在罗常培的指导下，整理白涤洲的遗稿，完成了专著《关中方言调查报告》。1950年参加中央访问团赴贵州调查语言，当年6月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在深入广泛调查布依语方言土语之后，写出他的第一部民族语言研究专著《布依语法研究》，并由此开始了长达近50年的民族语言研究生涯。1955年，他带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的研究和教学人员，深入贵州、云南和广西调查布依语、苗语，为尔后开展的少数民族语言普查积累了经验。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副队长，指导贵州分队的布依语、侗语调查工作，并领导了布依文字方案的设计工作。三年后出版专著《布依语调查报告》，这本专著依据词汇积累的历史层次系统研究了40个点的词汇材料，为侗台语言的比较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1959年调任内蒙古、满——通古斯、朝鲜语研究组组长，主持《蒙古语方言调查报告》、《少数民族语言杂志》蒙古语族部分专著的编导工作，并完成《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一书，提出共同蒙古语经过多次分化，并接受其他语言的影响，演变为9种语言的观点。198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并受聘担任华中理工大学语言研究所教授兼副所长(后改为顾问)。在此期间指导朝鲜语方言调查及调查报告的编写工作。1985年被聘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担任研究生导师组组长，为研究生讲授普通语言学汉语音韵等课程。

“喻世长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不断开拓新领域，探索新方法，在汉语音韵学、普通语言学和民族语言研究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早在40年代，他就运用方言地理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汉语陕西中部方言，后来又运用到民族语言的方言研究中，在古音韵研究方面，他吸取各知名学者对上古和切韵的拟音经验，重视谐声关系在古音研究中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拟音系统。同时将汉语音韵学同民族语言研究相结合，对蒙古秘史中的元音分析做了可贵的尝试。在民族语言领域，他调查过布依语、仡佬语、侗语、佯僙语、苗语等，对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的布依语和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中的蒙古语作过系统的共同研究或深入的历史研究，并且都出版了专著。研究的语言跨度如此之大，在语言学界是不多见的。他以浓厚的治学功底，结合自己的研究实战，先后指出：语言描写应深入提示语言类型特点，历史比较和类型学研究应该并重；语言史研究必须同文化史研究相结合；语言研究不能限于一隅，不能只研究形式，而必须深入到意义；汉语研究和民族语言研究不能分离，否则很难形成自己的语言学等重要观点。

“……他总是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关心语言研究事业，关心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对于后学，他以宽广的胸怀给以热情的关心和指导，言传身教，诲人不倦，退休后还组织语法研究小组，引导中青年研究人员对语言的句法结构关系进行新的探索；他虽年逾古稀，但仍孜孜不倦，笔耕不辍，直至临终前，还在思考语言和语法的普遍规律，希望建立起中国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人格和传统美德在他身上得到生动的体现。”

1999年6月左右，哥哥写了《我在语言研究工作中走的路》一文，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提到“我的几篇论文讨论了两个时代的声母和韵母的系统，最后一篇在第30届国际汉藏语会议上宣读(1997年，北京)”。

四、对家人的爱与对朋友的情

在日记的年终岁首，他总是要总结过去的一年或计划新的一年，1949年1月1日他写了“我没有走入落伍之途，甚至敢说没白吃饭……”1950年1月1日，他记下“如何为人民服务……把自己交给人民，叫人民来促使我鞭策我”。1948年11月18日，他记了“……去齐化门外领煤……，同事们早就说“偷煤”的问题严重，果然，在装车时有一度纷扰，可是当我看见厂子外面几个披头散发、面孔倍儿瘦、衣服褴褛的孩子，每人手中拿个破布袋子时，我心又转到另一面了。不过，脚车夫等人，不守信用，我是不能宽恕的”。可见他对穷苦人家总是满怀同情怜爱，对人间丑恶则深恶痛绝。

旧礼教的桎梏，使哥哥过早地感到世间的冷酷与情感的孤独，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他与父母的亲情。父亲在世对孩子总是按照旧式教育来进行管教，他觉得父亲带有一团旧礼教气息，对父亲对他的疼爱、关照，过多的认为是家庭对他的束缚。尽管如此，并没减少他对父亲的爱。这种爱是深沉的，无私的。1948年3月7日当他听到从天津传来父亲“不幸”的消息，虽未证实，但信大于疑，他不知怎么办好，他不敢告诉姑、妹；也没法打听，只和自己的至友绍说了。他独自痛苦着。4月22日，他写道：“……我因旧像片想到往事，由往事想到家中，于是我正式思念起家乡来了。不拘现在还剩几个人，难道我不该打听打听吗？他们是怎样的活着呢？于是痛哭了一场。”5月12日，听说父亲没被害，或许没危险了，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5月31日，接了“一妹来电话，说父亲来了，我一付冷菜下了肚，知道没危险了。”下了班，冒着雨，买了几种菜，赶往姑家看望父亲……。6月13日记述“父亲既不愿多留，我却尽了最大的力量，安慰家中的老小。我花了500万元，……买了许多日用衣物，叫父亲设法带回去”。以后父亲来京，哥哥给父亲买了眼镜、棉鞋，还总惦记着给父亲买大衣……。1974年，父亲去世，我们赶回老家，为父亲送上最后一程。以后，兄妹相聚时，他经常把妹妹不曾记忆或从不知晓的父亲的身世：父亲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代，在家乡开办新式学校、任教员、做校长的坎坷求生养家经历，一段段讲给几个妹妹听。1987年，哥哥应宝坻县政协之邀，撰写了“忆父亲喻训庭”一文在1988年出版的《宝坻文史资料选辑》第一集首篇登裁。

母亲对哥哥不满的婚姻无力也干涉不了，不能替哥哥说些什么话。虽然在“抗婚”这一出，哥哥胜利了，双方对此事，尘封在心底。但孤独一直伴随他，使他对母亲的感情也有阴影。虽然母亲依旧按自己的思想、方法尽心的疼爱自己的独子，但因精神的苦闷，职场的压力，哥哥还是经常产生苦恼，每每往母亲身上迁怒，吹毛求疵。不过，在事情过去后，他又反思，检讨、责备自己。1949年11月23日，他在日记中记述：“母亲与小妹回家的事，完全筹备停妥了，……我终日与母亲与小妹相处……于是就生了厌恶，更从许多地方吹毛求疵地想，可是母亲丝毫不能迁就我的性格，于是有时吵起来”。24日记述：“……母亲走得很慢，幸好天气很好，满天星，走到沙滩有三轮，母亲和小妹坐上了，汽车真不错，还在等着呢。看着装好行李和粮食，母妹上了车，扇起木劈，就要开车了，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看着车开了，就走回来……回家悄悄开门进来，屋子空了，有点凄凉。炉火早灭了。多盖被，也冷。……七点半起来。往日先写日记，怕他们吵我，但是今天外屋没人了。……就锁门走了。锁门时又感到一些凄凉。走在路上，仍然不自在，母与小妹虽然三点多就上了汽车，但此刻也走不出多远，因为早上车且不出城呢……。下班了，回家升火，……吃饭时仍然有些想念母亲。不该给她那么多痛苦。可是也埋怨她不接受新的事物，老是不改旧脾气，旧习惯”。11月30日“接到家中隔壁人从前门店中来了电话说母妹已平安到家，我才放了心”。

虽然生活中少不了磕磕绊绊，但母子连心，割舍不断。1984年9月，母亲病重，哥哥赶回老家，日夜守护母亲。他像哄小孩似地宽慰母亲说“再过一年，你90，我70，咱们一起庆祝大寿。”住了几天，哥哥赶回北京安排工作。11月2日，母亲病危，哥哥又赶回来。11月3日，母亲离开了守护在他身旁的爱子及四个女儿，带着一丝欣慰，默默无闻，不求回报地走了。在生之日，母亲秉承着中国劳动妇女特有的本性，坚韧无私地承担着浆洗缝补，每日三餐，整理内外等繁重的家务劳动，饱尝过多少酸甜苦辣，艰难痛苦！哥哥是在心里体验和咀嚼着母亲的宽厚、无私、慈爱，在各阶段(在北京工作，去外地调查，去河南干校劳动)始终承担着父母的生活费用，妹妹回家时，他总是不忘记买些父母喜欢吃的食品、烟、酒、茶，还有日用品等带回去。父亲去世后，哥哥给母亲买了《北京民俗生活》画册(内有老北京的各种民间艺术，各类行业服务人员的肩担手推的叫卖情景，手工业人员的劳作等彩图)，用以减少些母亲一个人生活的孤寂。

1943年，哥哥到北京读大学，姑家便是他的常备安身处，他可以随时去就餐(吃后还要让他带走一些干粮)，随时去住。姑给了他母亲样的关怀与温暖，承担了他衣物的缝补浆洗，保管整理。姑家是他学习材料的储备处，也是他的信件接收地。从1943—1948年的六年中，哥哥与姑及一妹(1946年到北平读高中)，相依为命地用变卖衣料家俱、典当家中稍微值些钱的东西，再倒买倒卖大洋、煤油、面粉、肥皂等日用品(赚这类东西飞涨过程中的小钱)，帮衬着哥哥的工资收入，迎对着货币的时刻贬值、物价的飞涨，在朝不保夕的痛苦生活中煎熬着。哥哥不断地从工资中挤出一部分给姑资助生活。哥哥与姑互相支持、帮衬、互相牵挂，分离不开的。以至1956年春的一天早晨，姑患脑溢血突然去世，这个打击使身在外地又不能返回的他无法接受。

哥哥对几个妹妹也是爱在心中，在一定程度上称得上“长兄如父”。1946—1949年，哥哥与一妹度过了近四年的痛苦生活。日记中不断地记述着给一妹去学校送膳宿费，送赎当的钱，给一妹买鞋、买衣料，赶到姑家看望生病的一妹。也多次记下了在最缺钱、一文不名的时候，一妹领回他的3000元救济金。“谁能帮我买个油盐酱醋的钱也好哇！”哥哥的哀叹声，深深刺入一妹的心底。一妹1950年入中国人民革命大学后，每月把发的6_8元津贴费全部交给哥哥(除去要买的邮票、牙粉之类必用品)。1950年6月4日哥哥在日记的上面用红笔写了“兰妹离京”(可以想见到哥哥的心震动了)，记述了“什么叫别离呢？今天我尝到了滋味……。一妹来了，她哭着说‘我先走’。原来她在革大毕业后，留在中央党校，现调她到唐山市委会了。安慰半天。三个人一同出去，到有名的萃华楼吃了一千多元一个的经济菜。原来她们两人(指屯和一妹)已心慌意乱，吃不下去，我也吃不香。出来三人照了小像。”1993年哥哥迁居，他把发现并整理在一起的一妹上学时的作文、笔记、作业、日记及与同学的一些照片等物交给二妹，让二妹有机会带给一妹。

1943年夏初，哥哥接一妹去北平读书，二妹也跟去了，秋深，哥哥要去保定供职，于是他把二妹送回老家。汽车开了一天，在距家20多里的“马甸子”，需要检查机器故障，停下了。乘客有的住了店，哥哥因为没有充裕的钱和行期的紧迫。与妹商议决定走回去，并说你走不动了我背着你，哥哥还说，你看着地上的车轮印，我们就不会走错路。走了约一小时，天完全黑下来了，二妹也累了(她只有9岁，她记着哥哥说可以背她的话)，她说，我眼睛看不见地上的车轮印了，哥哥说不用看了，并给二妹一个玉米桔杆，说柱着这个儿可以省力，朦胧的月光照着秋夜的大地，闪亮着的北斗，指引着方向，终于在8点半看到县城墙了，城门已关，便投宿在城下的同族大哥家。

二妹在通州上学、工作，回家就是去哥哥那里。哥哥总是惦记初离开家的二妹。1949年12月18日，他记了“二妹拿了x母的衣服就要去车站了，我给她四千元，雇了三轮，匆匆别了。这回因为没能叫她和姑、一妹聚在一起，我有些不高兴”。11月30日，记了“前天接二妹信，今天接到电话，心中没有不放心的事了”。1952年7月，在二妹即将毕业，前往农村做教师的前夕，哥哥写长信叮咛嘱“上任”以后要注意的各个方面。二妹上学或在农村工作阶段所需衣物，都是由哥哥购买并邮寄。寒、暑假送二妹去车站上车回家更是常事，直到1998年哥哥还把二妹送到小区大门口，找了出租车，托咐了司机，把车钱给了二妹说，哥哥永远是哥哥。1977年夏他去二妹家，看到她的住房实在太差，并看到了附近因地震停工的通县教育局建房工地，就说，按你们的情况，应该能够得到新的住房，赶紧写个申请吧。二妹照他说的做了，1978年11月终于搬进了新楼房。

二妹受了委屈或生了气，不会分辩，常用“不吃饭”来表示不高兴。1954年春的一天，二妹与姑同在哥哥家，因一件事，二妹生气了。三人午饭时，二妹躺下不吃饭了，下午下班，哥哥见二妹还在躺着，便悄声问姑，她吃饭了没有？关怀之情油然而生。

三妹在老家，哥哥总觉得她受委屈了，有人回老家，总是给她带回几本高小书，衣料或简单的食品等。

小妹性格开朗，见到不平就说话。1958至1962年，因哥哥短暂的去莫斯科及接着而来的是哥哥与屯要为时较长的在内蒙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家中请了保姆照顾两个女儿，父母也同来居住，小妹听到哥哥某些对父母言语不当之处，就针锋相对，据理以争，哥哥也就不说什么。1964年，小妹南开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72年小妹结婚，哥哥代表父亲做了主婚人，并于次日在莫斯科餐厅代替小妹、妹夫，宴请回谢了亲朋好友。

对家人是如此，对朋友也是古道热肠。哥哥的性格、脾气，虽受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生活境遇造成的有些古怪之处，但他有着宽广朴实的胸怀，用真挚的情感，兄弟般的心，结交了一些朋友。

日记中写到周、罗二位先生，周是辅仁大学国文系教授周祖谟先生，罗是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先生。二位先生在哥哥工作的各个方面给予指导和栽培，他称二位先生为恩师。他用最大努力完成恩师交给的各项工作，恩师给了他无以言喻的关爱与提携。周先生在1948年哥哥失业，求职困难时刻，寻求并抓住机遇，介绍哥哥去北大文科研究所工作。罗先生是哥哥结婚时的证婚人。哥哥的学术研究工作，得益于二位先生的指导。

在哥哥晚年常提到名字还有徐悉艰、喻翠荣、欧阳先生等。哥哥的研究生徐世璇带哥哥去医院看病，在哥哥生病的时候，做了很多事情。哥哥的藏书中有王辅世、邢公畹、宣法五、道布、黄布凡等朋友送的赠书，还有侯方若先生的画集。哥哥去世后，所里的老干部处对哥哥各方面的事情都十分关照，通知小妹领取哥哥的房产证。孙宏开先生还经多方询问，得到小妹电话，让她取回因在一个论文集中选用哥哥的一篇论文所得的稿酬。哥哥在语言界工作五十余年，他一定有很多的好朋友，遗憾的是妹妹与哥哥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极少极少，也就无法知道得更多。

五、婚姻与家庭生活

哥哥抗婚后不久考入辅仁大学，与来北平读书的屯他乡相遇，自然而然产生了感情。屯是哥哥在保定女师教书时的学生。他们是自由恋爱，1949年解放前夕结婚，屯读的是中文系。北平解放后，考入华北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1958年左右，调到民族语言所工作，与哥哥既是同行又是助手。她曾与哥哥一同去内蒙调查蒙古朝鲜语言，后任民研所助理研究员。

哥哥从事的工作是他年轻时理想中的三种工作之一，他的生活伴侣也是理想的。成家后的个人家庭，应该说是幸福的。哥哥与屯在50—60年代的早晨或晚上，经常在一起读英语、学俄文、听俄语广播，也读一些革命理论书籍，经常一起争论有关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中的问题。60年代以后，谈语言的调查、研究、分析的话题更多些。

对于他们几十年来走过的风风雨雨的情感历程，在银婚的日子他们曾赋诗自慰。

屯于1993年患了老年痴呆症，虽有过治疗但是还是发展到思维能力降低、语言不会表达，没有行动能力，饮食不知饥饱，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等等。1993年起，哥哥承担了7年的全程陪护，只在有参加会议，才请二妹来照看一会儿。会议备饭，连饭也不吃，就急速赶回家照看屯。哥哥体贴入微，从不烦恼，更没有恶语伤人，他像哄婴儿般的说着话，伺候着屯的全部生活。遇到了屯生了其他的病，需要住院治疗，哥哥就把家搬到医院，与屯一起住进医院病房，每天返回家中取一次报纸、杂志。出院时，哥哥不惊动别人，自己手推轮椅，把家和人搬了回来，尽量减少别人的往返劳累。

1999年12月5日(哥哥生命的最后一天)，早饭时，侄女拿着热粽子让姑父吃，哥哥说，让你姑先吃，他吃剩下我再吃。哥哥的心中，时刻装着屯，直到病危，仍是屯为先。

他是穷苦的孩子早当家，旧社会人世间的艰辛，他尝受的太多了。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拥有高等学府教职的人，吃的、穿的如此低下寒酸。在暗无天日的年代，即便卖废品、处理旧家具、典当衣物，也无法应对物价飞涨、生活的窘迫，经常是捉襟见肘，身边一文不名。这对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人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也养成了哥哥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哥哥不会骑车，到哪里去，没有花车钱的份儿，就靠双脚走，一走就是十几里，这种超强度恶消耗不仅没有难倒他，反而增强了他的体质。以致在“十年动乱”中，哥哥在“批斗”、“干小拉车”的屈辱和和超强的体力劳动中，硬是凭著坚强的意志和良好的体质挺过来了，没病倒下去。

由于年轻时的营养不足、身体基础不牢和经常熬夜工作，1999年9月哥哥生病了，开始诊断是尿毒症之类的病。他让外甥给他买了有关尿毒症、膀胱癌的书，自己查看。他听社区东方医院1999年中旬成立，便渴望着，哪里离家近，看病方便。他忍着，拖着。1999年12月5日所里的同事去看望他，并送去200元稿费，哥哥吃力地从床上侧身表示感谢，并说我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所里的同志安慰了他。哥哥坚持12月6日才去医院看病，妹妹、侄女、外甥拗不过他。12月6日早，当外甥赶到，他已不能走动，说了声“带上钱包”，在外甥及他朋友的扶抱下出了家门，身体已不能进轿车，协和医院急救车拉到医院抢救，终于无效，于1999年12月6日上午病逝。

对于哥哥的去世，四个妹妹都很悲痛，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行。语言所的领导和同事倾力隆重的为他安排后事，整理印发了他的生平，安排了凭吊签名，向遗体告别，并录制了全过程，事后所里组织了追思会，把照片相册送给我们做留念。

哥哥走后不久。屯于2000年4月21日在关怀医院去世。

他们抚养了两个女儿，从女儿牙牙学语到长大成人，他们享受了抚育后代的辛苦、欢乐和欣慰。

长女喻薇薇1954年12月出生，在京读了小学、初中。1970年随父母去息县在包信中学又读了几个月。随父母返京后，在海淀区农机局做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2年毕业在华罗庚手下做翻译工作，1983年与英人理查德·万恩斯结婚。先后在香港、英国工作，1998年因病故世。

次女喻融融1958年7月出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科毕业，曾在通州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1987年去英国，并在那里定居。

父母给了两个女儿很好的家庭教育，他们疼爱父母，虽在异国，经常有电话，也不断回国探亲，同时把洗衣机、电视机、收音机、日常生活中小巧方便的用品，带给双亲。父亲逝世，时间急迫，融融未能赶回送行。2000年1月，融融特意返京安排了母亲的生活及医疗看护等事。2005年7月，融融携全家回国，在宝坻寝园安葬了父母骨灰。2009年4月，融融又率二子回国，给父母扫墓。

六、关于日记

哥哥的日记流失多年了，幸遇作家、文物收藏家王金昌先生购得收藏若干本。王先生阅后，认为日记内容有价值，特别是1948年—1950年部分，如果在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之际整理出版是有意义的事。经多方联系寻找，终于找到了我们，我们十分欣喜并衷心感谢王先生的古道热肠，他的善举和目光将随时间的流逝弥足珍贵。但对日记成书面市我们有两点想法：1.日记是很个人化的东西，对个人隐私披露会不会有负面影响，对日记里提到的人会不会构成伤害？为此，王先生和责任编辑把排印好的稿子给我们看，减轻了我思想上的负担。2.日记里记载的真人真事要不要原封不动地发表？如果改变了，还是原来的日记吗？如果不改变，则许多人物和事件的如实暴露会不会有揭人隐私、丢人现眼之嫌？但是，时间之神会把一切变得遥远陌生，也会把个人的爱恨情仇变成美妙的追忆。对于日记里记载的人和事，我们从历史、社会的角度去看，一切都会变得具有审美的价值。在建国庆典之机，读一读一个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既饱经旧社会风霜又得到新社会阳光雨露沐浴的知识分子记于北平解放前后的日记，可能会引起人们一些思索，增强人们对旧社会的愤恨对新社会的热爱。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还是觉得发表这部分日记是有一定历史认识意义的。

日记是写实文章，是自我内心的表白、倾诉，剖析一个人的日记，可以了解一个人某个阶段的内心世界和外在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看到作者的人生足迹和心灵轨迹。哥哥的日记，横着看，每天围绕的方面大致是：家务事情，读书学习，理想信念，学术研究，社会交往(包括友情、爱情、亲情)，经济生活，反省思过等，这方方面面摆开来，就是一个社会运动的全部过程，历史的面貌就是这样从这些点点面面呈现出来。纵的来看，一段时间的日记，随着时间的推进，有一条线索把某个点的起因、发展、经过、结果串了起来，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有类似匕首的杂文议论，也有小桥流水般的娓娓抒情，还有对社会阴暗面和看不惯的人与事尖利的批判和激烈的抨击，我们可以从一个时期中整理出他所工作的语音乐律实验室“大事记”，又可以从另一个时期中找到《关中方言调查报告》一书的写作过程，主要研究内容及方法。三年的日记中，有喜事、有丧事，有友人离别、有亲人团聚，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知识分子前后社会地位、人生境遇和思想心理的微妙变化。当然读者自己也许可以从中寻觅发掘出更多的东西！

为了便于读者思索日记的内容，我不揣浅陋，接受王先生之托，写了上面的话，对哥哥的情况做了一些介绍。

日记就要面市了，如果我思考的不对，敬请哥哥在语言界的朋友，哥哥的工作单位的领导同事，及其他亲朋好友给予谅解和批评，我将表示深深的谢意！

喻如菊

2009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