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木的春天
吕新
用手电筒一照，看见至少有六七只附近一带的狗在疏松的白杨木栅栏外面排成十分整齐的一排，黑夜的辽阔的锋刃仿佛截去了它们的后半截的身体，只将剩下的六七个毛茸茸的正朝着院子里的半开的门窗出神的头颅安安静静地摆放在白杨木棚栏的最上面的一道横档上。有一只小狗，看起来可能是其中最小的一个，成天跟在大狗们后面到处乱跑的那种，细细的鼻梁上有一抹白，像是戏里的一个跑腿打杂的孩子，当手电筒的光亮从它那要多幼稚就有多幼稚的脸上扫过时，曾怀林注意到它的那双眼睛竟然骇怕地闭上了。黑暗中，曾怀林笑了一下。烟山南麓下的水库那边似乎有马达的声音正在响着，但听上去不是太真切，反倒是雀山煤矿的鼓风机的嗡嗡声更近一些，几十台分别安装在不同位置上的鼓风机年复一年地这么响着，久远而熟悉，早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某一天要是它突然不响了，周围听惯了的人们都会不由地愣一下，会明显地感到少了点什么，有一种熟悉的热乎乎的东西不见了，从日常的生活里消失了。同时，那又好像预示着有什么新的东西要出现吧？
曾怀林熄灭了手电筒，摸着黑回到屋里。回自己的家是用不着有光亮照路的。
十几块小学生的橡皮那么大的肥肉正在冒着轻烟的油锅里慢慢地动荡着，泪花闪闪地游走着，灼热的高温使它们无法停留在一个地方不动，而不时地相互交换着位置，都以为别人那里清凉宜居。屋里的油烟的气息好似一场盛宴的前夕或筹备的过程，白杨木栅栏外面的那几只狗就是在闻到这种空气后才从四面八方赶过来，聚拢在一起的。没有谁指挥，都自觉地排列在栅栏外面，身体的大部分留在黑暗中，只把各自的头探进来，有礼貌有信心地等待着，深深地无限悠长地呼吸着，那些难以抗拒的用一道又一道的锁子也锁不住的香气从那几道亮着一些微弱灯火的黑洞洞的门窗里又像暗流又像薄雾似的漫泻出来，又大步流星地朝着栅栏边的它们奔涌过来，使它们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变得无比地温驯和乖顺，身上的野性也不复存在了，似乎从出生到成长以来它们一直就是这样。
曾怀林很想从热油锅里捞几块正在由纯白色逐渐向浅黄色和棕黄色过渡的油渣让它们惊喜一下，这么半天它们规规矩矩地排列在白杨木栅栏外面的全部心思和目的也就是这个，但是不行，东西太少了。冬冬还指望着等它们的油被熬榨干净以后用来给他们三个人包饺子呢，这样的话她说过不止一次，晚上临出门去医院前还又说了一次。更何况，它们是那么多的一群，无论给多少都不够它们分的，零星的几块扔过去，只会在它们中间引发一场不顾一切的撕咬，上演一段景象惨烈的血泪史。眼前的平静只是一种暂时的假象，只要有一个油渣到来，它们就会迅速地乱起来，不再礼貌和规矩。他不是没有见过它们在街上为争夺一块裹满尘土的早已完全没有任何油水的枯木般的骨头而进行的残酷的仿佛一场没有尽头的接力赛似的争抢，拉锯战从东打到西，被撕咬下来的同伴的毛和血从南飘到北。在那个过程中，骨头频繁地易手，在任何一只手里都待不上一分钟。在那个过程中，总会有几只受伤的力不从心的最先退出角逐，以一种软弱的，失意的，旁观者的身份远远地观看一会儿，然后哀叫着逃走，或者黯然地离去。那块骨头最终将归属于谁，已无需它们再挂记了，因为已不再与它们有任何的瓜葛和一丝一毫的关联。事情已从最初的那种平等的自然状态一步步地完全演变为强者们之间的争夺和游戏。
夜色中的白杨木栅栏前，那六七个温驯乖顺的脑袋还在静静地有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奇迹的出现。曾怀林回头望了一眼，心里不禁涌上一股热辣辣的东西。它们以为这样就能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收敛野性，释放恭顺，把自己身上最不讨人喜欢的东西一宗一件地深埋起来，接下来就应该能够换来一些什么了吧？
许多人不也是这样的么，包括他本人。
他选择在晚上炼油，是经过了认真的慎重的考虑的。一来是白天没有时间，但最让他顾忌的还是自己的身份。别说像他这样的身份，即使是一个没有任何问题的人，叮叮当当地光天化日地在家里炼油，也是会引起周围的邻居们的反感的，不仅仅是因为饱含营养的油脂是一个相当敏感的东西，你在兴致勃勃，得意忘形地炼油的时候，对别的那些没有油可炼的人们来说，就是一种再真实不过的折磨和欺凌，等于是把人家的已经结痂的伤口再重新撕开。
一年前，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小城里，曾怀林忽然凭空有了一位不是兄弟的兄弟——在食品公司工作的杜加禄，对方执意要与他以兄弟相称，曾怀林觉得自己难以拒绝。以他目前的情况，对方不避嫌，不怕连累，换作别的人会非常高兴的。
那天，曾怀林从宣传队里出来，在一条有着橘黄色围墙的街上，他遇到了正要下班回家的杜加禄。杜加禄随身携带的用彩色塑料编织的篮子里横躺竖卧着几只已褪洗干净的猪脚和一大块还没有经过炼制的原生的猪油，那是食品公司内部的福利，除了临时工，每一个正式在册的人员都有份。杜加禄是曾怀林来到这座小城后最早认识的一批人中间的一个，当初是怎么认识的，曾怀林已经想不起来了。直到现在，曾怀林偶然想起来的时候，还常常觉得奇怪，食品公司又不是专案组，审干办，自己怎么会认识那个部门的人呢。自来到这座小城后，真正的肉也没有吃过几顿，怎么竟会一上来就认识了一个食品公司的人？人牛充满奇涡。P1－4
在中国，“小说”一词使用已久，最早见于《庄子》，《汉书·艺文志》说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之所造也”。小说的雏形是神话传说的简略记录，后来发展到《搜神记》一类志怪小说和《世说新语》一类志人小说，结构都很简单。及至出现唐人传奇，宋元话本，小说乃由粗具梗概变得枝繁叶茂起来。鲁迅指出：“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就是说，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直到这时方始建立，结果是：小说有了中篇的规模，题材有所拓展，最突出的是情节性大大加强，而语言也趋于通俗，更富于表现力。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制作，标志着古典小说趋向成熟；随着清代《红楼梦》的出现，达致巅峰状态。盛极而衰，紧接着，变革时代也就适时而至了。
宋元“说话”中有一类名为“小说”，指的是话本中的短篇故事，与我们现今使用的概念相去甚远。我们说的“小说”，实际上是晚近的舶来品，可以说，是由欧洲的小说观念再命名的。
在欧洲，小说发展的道路与我国大体相似，即由神话而传奇而故事，由短篇而中篇而长篇。至十九世纪，长篇小说十分鼎盛，致使黑格尔断言极限来临。及世纪末，现代主义小说很快出现，传统的主题和写法被打破了。其实，十八世纪末以前，欧洲小说的体式已经相当完备，只是小说之名（novel）迟至此时才正式流行起来罢了。
几乎与此同时，有了中篇小说（novelette或novella）的名目。中篇小说是中型的叙事散文作品，一般而言，以篇幅的长短划界，但因此也就有了相当的弹性，需要把所叙的事件的规模、时间长度、结构的复杂与完整的程度同时作为参照。绥拉菲摩维奇的中篇《铁流》，论结构，可以算作长篇；莫泊桑的《俊友》本是中长篇，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却是把它当作注水的短篇来看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把中国文学分为前后两截。语言由文言改为白话，表面上是语言层面的变革，实质上是一场带根本意义的文学观念的革命。胡适写《白话文学史》，所说的白话，仍是古典的白话，与五四时期语法相当欧化的白话很不相同。五四的小说，一、凸显文学的主体性，自觉性，叛逆性，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成为小说的主旋律；二、题材和主题有所扩展，社会问题进入小说，“神圣劳工”及知识分子形象组成了新的人物画廊。三、小说结构基本上是西式的，块状的，自由组合的，而非线性的、连环组接的传统章回体。除了思想观念，还有形式技法，都是现代的，面向西方，学习西方，而有了东方式的创造。
现代小说仍以短篇先行，几年后，中长篇相继产生。1922年，鲁迅的《阿Q正传》正式发表。以中篇的篇幅容纳了一个革命的时代，统摄了一个民族的灵魂，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出现在新文学的发轫期。当时，郁达夫、庐隐、废名等都有中篇问世，但多流于粗浅。
直到三十年代，一批作家和作品挣脱自叙传性质而向广大的社会面开拓，开始走向成熟。茅盾除了长篇《子夜》，又以中篇《林家铺子》、《春蚕》反映中国社会的变动。乡土题材聚集了众多作家，萧红、沈从文、王鲁彦、吴组缃、沙汀，还有废名，都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其中《生死场》和《边城》，或凄厉，或幽婉，更富于鲜明的艺术特色。左翼作家蒋光慈、叶紫、丁玲，均著有反映革命斗争的中篇，对于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且往往有着“大团圆”结局的传统小说来说，本身也不失为一种革命。其中，蒋光慈较早揭示革命与人性的冲突，并因此遭到内部批判，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很可注意的。柔石的《二月》，写大时代里的边缘人，有所批判，有所省思，也有所顾惜，是另一种笔墨。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宿命般地显示了中国现代作家群体角色的演变过程。上海一批作家，如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不重现实而重审美、重感觉、重印象、重情调，以中产阶级趣味烹制都市文学。在此期间，巴金、老舍、张天翼都是有影响的小说家，且都有中篇制作。巴金后来写的《憩园》，一种挽歌调子，似乎与他早年激越的文字颇异样。
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是一种新型文学，但是实质上，在“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背后，却混杂了不少传统主义、民粹主义的因素，意识形态代替了个人思想，形式——所谓“民族形式”——比较单一。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当时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方向性的作品。此间，丁玲的《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对个人理想和女性主义作最后的坚持，可谓弥足珍贵。在“国统区”，包括抗战时的“沦陷区”，张爱玲写下《金锁记》、《倾城之恋》，以第三只眼看人世，着意经营现代传奇。还有师陀，他的《落日光》、《果园城记》，在艺术上非常讲究，很有特色。青年路翎异军突起，写作《饥饿的郭素娥》，从形象、情节到语言，则明显地带有一种野性，富含力的美。
1949年以后，小说家同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创作，隶属于这一过程而基本上成为被改造的产物。一些著名小说家停止了小说写作，如进入领导层的茅盾、巴金；一批“国统区”作家对新政权心存疑惧而逃逸，如张爱玲；而沉默，如沈从文；而改变作风，如老舍。“解放区”作家一路高歌猛进，柳青的长篇《创业史》名重一时，还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等；然而到后来，也遭到了批判，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小说，主题基本上是“写中心”的，因此很难具备优秀的品质，中篇的数量也不大。
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中短篇作品，主题有所开拓。其中，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有代表性的。青年作者是严肃的，敏锐的，小说揭露官僚主义者的丑恶，闪耀着一个“少布”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宗璞的《红豆》，忠实于对校园知识分子爱情生活的描写，无意中涉入禁区。但是，这些颇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和作品，很快销声匿迹。像路翎、丁玲这些出色的小说家，在“肃反”及“反右”斗争中，先后遭到整肃，给中国文学带来很大的伤害。
至七十年代末，一场浩劫过后，社会思想包括文学思想活跃一时，一批作家解除了荆冠，恢复了写作的权利；另一批青年流放者从农村归来，正式练习笔耕，小说家队伍于是迅速壮大。这时，西方大批思想文化读物及文学经典，包括现代小说被介绍进来，大型文学刊物纷纷创刊，这就给中篇小说的繁荣准备了温床。
继“重放的鲜花”之后，一批带有创伤记忆的作品问世，其中有《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绿化树》、《一个冬天的童话》、《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叙述知青生活的小说不断涌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浪潮。其中大多数把上山下乡运动当成一场人生劫难来描写，像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马》这样作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回顾，表达对土地和人民的灵魂的皈依者为数极少。王小波属于明显的异类，他的《黄金时代》表现“文革”的禁锢与荒诞，想象大胆、奇特，在形式上有很大的独创性。至于阿城的《棋王》，体现一种道教传统文化的逍遥心态，恐怕是唯一的。很快地，小说开始向现实生活掘进，一类着重于生存困境的揭示，如描写技术知识分子的《人到中年》，描写农村青年男女的《人生》；一类倾力表现中国面临的社会变迁，包括农村的责任承包，城市的企业改制，等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和蒋子龙的娇厂长上任记》，可以作为代表。此间，一批描写民俗，表现人性的作品出现了，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另外还有一些无法归类的小说。
比起前三十年，这个时期中篇小说的数量陡增，题材变得更加丰富多样，然而在主题的发掘方面，多满足于形象地复制意识形态结论，整体风格“温柔敦厚”，缺乏作家个人判断的独立性和社会批判的深刻性。关于改革，未及完全跳出长期以来形成的“歌颂”与“暴露”二元对立模式，对现实中的黑暗面、矛盾与冲突的复杂性缺少充分的揭示，主观意识往往与现存秩序相妥协。即便如此，喧哗一时的中篇小说，仍然显示出为五十年代以来所未有的突破性成就。
及至八十年代中期，小说界的风气很快偏移了被称作“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所确立的关于人的历史命运的悲剧主题，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在此期间，有两大创作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寻根文学”，即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类学、文化学的源头。从表面上看，“寻根”是现实问题的深化，实际上大多数作品都脱离了现实政治，否弃了对现存体制的实质性追询，公式化、符码化。王安忆的中篇《小鲍庄》，在国民性的探寻中依然保持了生活的饱满的汁液，是这一路文学中少有的佳作。还有一个现象是“先锋小说”，旨在形式上做实验，内容相对单薄，有不少西方现代主义的赝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个别小说活跃着新的思想元素，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但是大体上，这些实验小说颇类三十年代的“海派”，作品不求大，不求深，但求领异标新，多少丰富了中国小说的叙事形式。
九十年代小说整体乏善可陈。当此艰难时世，有人倡言“新写实主义”，“躲避崇高”，“分享艰难”。应运而生的这一类小说，可以说是正统文学的代表，政治力求正确，艺术追摹宏大；个别作家貌似解构正统，如王朔，实质上是一种“别裁”，一种补充。由于有着各种权力资源的支持，潜在势力是雄厚的。但这时，一种相反的文学趋势也起来了，就是所谓的“个人化叙事”。叙事的个人性，在这里竟成了反社会的一个遁辞；正如有人标榜“女性主义写作”，却置换了这个源自西方用语中的自由、平等这样带政治学、社会学的内容，而从事纯个人题材的写作，琐碎、淫靡、空洞，甚至充满色情描写。此时，又有所谓“新生代”群体顺次登场，批评家为之鼓吹，出版界推波助澜，呈崛起之势。其实这批青少年作者普遍缺乏社会生活方面的体验，也缺乏文学训练，浮嚣有余而坚实不足。
新世纪以来，又有人提出“底层文学”的口号。倘若能够正视现实，关注底层，对于有着几千年“瞒和骗”传统的中国文学来说，应当说是一种根本的转变。但是，以我们的作家目前的素质和状态，要高张并坚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一些被称为“大腕”的人物继续编造冗长的故事，即使抓住“苦难”作题材，也是随意编织材料，违背生活逻辑；而且在主体方面，也缺乏起码的诚爱与同情。作品的“酷”，不仅仅在于技术上的冷处理。具有一定的底层生活经验的作者，作品大多显得粗糙，因此在总体上比起八十年代，中篇小说创作不见得有长足的进步。较为优秀的作品，有尤凤伟的《小灯》和林白的《回廊之椅》，两者对土改历史都有颠覆性的叙述；描写矿工生活的，有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反映农村题材的，有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以及徐则臣写农民工的“北漂”系列小说。此外，像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路程》，钟晶晶的《第三个人》，则以其哲理性和诗性，在众多以故事性见长的小说中显出一种罕有的杂色来。
近百年间，中篇小说从题材、主题、体式、技巧等各个方面，不断地有所开拓，有所发展。但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是，最早出现在现代小说史上的《阿Q正传》，至今仍然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比起二三十年代的小说来，当代小说虽然在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等手段方面，相对显得娴熟，但是艺术个性并不突出。首先，表现在文学语言本身，就缺少个人笔调；在现实生活中，长期的集体主义教育，使个人性受到遏制，或许是根本的原因。同时，语言也缺少优雅的气质，缺少精致，缺少韵味，这同长期推广“工农兵文艺”，以文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不无关系；扩而言之，同汉语语境遭到破坏，同整个社会语言的粗鄙化有关。在形式上，中国小说满足于讲故事，讲究“好看”，缺乏西方小说的那种精神性，缺乏思想深度。
中篇小说的繁荣，从根本上说，有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的繁荣。道路是漫长的，但因此，前景也未尝不可能说是开阔的。单就现代小说发展来说，从五四到现在也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具有经典性价值的作品极少，而真正堪称优秀的作品也不会很多。在此，我们编选了这套《中篇小说金库》，旨在集中这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以利于流播；反过来，也可以充作进一步滋养小说创作的一份泥土和养料。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个别作品，编者并不认为属于最优秀的部分，但是不可否认，它们自问世之后在文学界和读书界中造成的影响，从文学社会学的意义上考虑，这也未尝不可以算作是一种“含金量”，因此一并予以收入。
《金库》分辑陆续出版，希望得到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及广大读者的大力推荐，以确保它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文本系统的完整性。
《白杨木的春天》叙述了曾怀林一家在特殊年代的遭遇。没有贯穿始终的事件，也没有剧烈的冲突，曾怀林对自己背负的一切默默承受，妻子自杀，自己劳改，裸身搜查，衣食堪忧，心灵煎熬。小说淡化故事情节，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那段荒唐的岁月和非人的境遇。在惨淡的日常生活叙事中间有大段反思性的议论，是“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关系的历史反思”的文学表达，小说中对历史、时代、人生现实及存在困境等有很多直接或间接的议论与追问。
《白杨木的春天》由吕新编著。
《白杨木的春天》收入作者（吕新）自选的《白杨木的春天》和《灰蓝街》两部中篇小说，外加作者自述、创作访谈、评论及创作年表等。《白杨木的春天》是“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关系的历史反思”的文学表达，小说中对历史、时代、人生现实及存在困境等有很多直接或间接的议论和表达。《灰蓝街》描写几个小人物的处境，呈现人在新旧时代交替下的孤立境遇，抒写人性的善与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