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威所著的《光荣与梦想(一代新闻人的历史终结)》主要考察现代中国历史上某些典型的中外新闻人的命运，其中包括四组人物，一类是辛亥革命前后到中国来采访的外国记者，包括莫理循、端纳、田伯烈；一类是抗战前后活跃在中国舞台上的美国新闻记者、编辑或新闻寡头，包括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福斯特、白修德、易罗生、拉铁摩尔、鲍威尔、葛尔红、项美丽、卢斯等；一类是民国时期涌现出来的著名中国留美新闻人，包括徐宝璜、董显光、马星野、汪英宾、赵敏恒、沈剑虹、吴嘉棠、梁士纯、蒋荫恩、谢然之等；最后一类人是横贯解放前后时期中共新闻界“五朵金花”：杨刚、戈扬、浦熙修、彭子冈以及红色出版家韦君宜。

张威所著的《光荣与梦想(一代新闻人的历史终结)》考察了中国现代史自民国时期以来的一些典型的中外新闻人的命运，其中包括辛亥革命前后到中国来采访的外国记者、抗战前后活跃在中国舞台上的美国新闻记者、民国时期涌现出来的著名中国留美新闻人，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新闻界的“五朵金花”。

这些人物都曾满怀壮志，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新闻事业中，由于时代或个人因素他们均以悲剧终结。书中注重考据，截取他们记者生涯中鲜为人知的片段，试图从一个侧面重现历史细节，以丰富学界对中外新闻人物的研究。《光荣与梦想(一代新闻人的历史终结)》采用学术散文式写法，视野开阔，可读性强。

序/1

第一部分　历史群像

东风西渐：中国形象的世纪传奇（1930—2008）/3

“密苏里新闻帮”与中国/29

光荣与梦想的终结：“冷战”

　　阴影下的“中国通”/42

旧中国留美新闻人的抉择与命运/76

抗战时期在华美国女记者研究/101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外宣传及美国记者群/121

第二部分　三S及其他

1936：斯诺赴红区采访的台前幕后/153

危机与重建：斯诺的最后30年/165

史沫特莱的若干历史悬疑/189

白修德与《时代》名人/206

A.L.斯特朗及其晚年思想研究/223

光荣的毁灭：另类新闻人伊罗生/240

第三部分　

澳洲三杰：

莫理循、端纳、田伯烈

澳大利亚新闻人在近代中国的冒险/259

乔治·莫理循的隐蔽战争（1899—1911）/281

捍卫历史：端纳回忆录与美国记者赛尔/302

民国第一洋顾问端纳书信解密/313

端纳北京佚事考（1913—1928）/338

抗战时期田伯烈的身份转变与心态/366

第四部分　

“五朵金花”与殉道者之梦

引言/383

杨刚之谜/387

浦熙修：理想的悖谬/399

子冈：无法无天亦无悔/410

戈扬：背叛者的困惑/418

韦君宜：最后的搏击/430

附录A:主要参考文献/443

附录B:人名中英文对照/458

跋/461

在1974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中国》在播映时遭到意大利左派分子的“砸场”，他们指责安东尼奥尼“背叛了中国”。

自从《中国》在中国惨遭厄运后，安东尼奥尼颇为沮丧。他认为当时中国某些官员对片子的评价过于苛刻，言辞过于激烈，他无法理解，也没有重返中国。

1979年中共为《中国》事件平反，使这场喧嚣一时的“反华事件”画上了句号。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文化部部长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曾登门向安东尼奥尼道歉。

2004年，在《中国》拍出的40多年后，这部一度遭禁的影片首次在北京放映，那是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中的一个节目。

暮年的安东尼奥尼说：“《中国》能在北京放映，给了我巨大的满足，让我感到了彻底的安心。”

据中国纪录片导演刘海平回忆，2007年他去访问安东尼奥尼时，曾拿出一张林县的照片，安东尼奥尼顿时老泪纵横。这位意大利导演说，林县是他到过的地方，“那可是中国土地最肥沃的省份之一啊”，此时，他阔别中国已有35年了。

著名导演贾樟柯认为纪录片《中国》非常了不起：“他的影像是如此真实，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有可能去了解那个年代的真实环境，我们都应该感谢他。而这也使他与我们这些影像工作者保持了内在的联系。”

作家马原说：“这是一部把那段中国历史记录下来的杰作。安东尼奥尼真的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大师。他为我们记录我们曾经有过的时代，而且那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特殊的一个时代。”

简约与无目的的角色是安东尼奥尼电影的特色之一，但并非为所有人欣赏。著名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曾说，他欣赏一部分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但安氏的另一些电影则很无聊，他不明白为什么安东尼奥尼如此受尊敬。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与安东尼奥尼遭遇同样厄运的西方人还包括《纽约时报》首任驻华记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包氏毕业于哈佛，后加盟《纽约时报》，1972年因参与撰写有关越战机密的《五角大楼文件》而分享普利策新闻奖。包氏于1979—1980年任驻华记者，其间写下了很多有关中国“阴暗面”的报道，他那讲述其中国经历的著作《苦海余生》(1981)，被认为是“不友好、不受欢迎的”。他的名言是：“斯诺1937年从毛泽东的洞窟发出的报道，那时可能真实，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过去的真实，现在并不一定真实。我要反映的是现在的真实。”包德甫的问题与安东尼奥尼一样，就是反映了中国人不愿意让外人看到的画面，哪怕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画面是真实的。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有个文化认同的问题，怎样既能反映现实，让中国人接受，又能让外国人理解，这确实是个难题。

为破解这道难题，前美国合众社记者、《中国建设》(英文版)总编辑爱泼斯坦已经琢磨了20多年。他主编的对外宣传杂志一直试图“平实地、生活化地”反映中国。他终于逃过了“文革”浩劫，1979年官复原职后即开始了中国对外宣传的设计，将单一的“宣传”(propaganda)改为出版者与读者互动的“传播”(communication)。他主张对外传播要多样化，不要一味生硬地图解政策。1998年，笔者曾就美联社记者的一则报道是否“妖魔化中国”的问题向他请教，他作出了肯定的判断。

从1937年起任美国多家通讯社驻华记者的爱泼斯坦出生在波兰，是个无国籍人士，他两岁就来到中国。他在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爱泼斯坦周围还有一些努力为中国形象工作的西方友人，他们是国家外文局的邱茉莉、夏皮诺、戴乃迭、沙博理……这些人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外宣传的中坚力量。由于他们的影响和推动，中国上层屡屡调整对外宣传方针，他们的思想还影响了一批以西方社会为对象的新闻出版高级人才。1981年出版的《中国日报》不久就以新颖的版式吸引了西方读者。首任主编冯锡良得意地告诉人们，他的秘诀就是使用“大版块照片”，在几乎所有的国内新闻照片都是“豆腐干”时代，冯这一招出奇制胜，而他则是外文局熏陶出来的。

中美破冰的10多年后，《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Salisbtlry，1908—1993)到中国进行他的“长征”。斯诺曾为自己未能写出红军长征而慨叹，他说：“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全部史诗。”崇敬斯诺的索尔兹伯里记住了这句话。这位以参访苏联卫国战争而闻名的资深记者为采访长征作了10多年的准备，1984年以76岁高龄、怀揣心脏起搏器，沿着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路程走了一遍，采访了大量当年的红军战士。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是认识中国的划时代作品。

索尔兹伯里早在1971年就试图参访长征，但被拒绝。他后来回忆说，如果“四人帮”不垮台，我写长征是不可能的。据李永军披露，1983年，索氏从《中国日报》上读到一个德国人环游中国的故事，一下就坐不住了，他又开始频繁地申请。终于有一天，申请批准了。当收到中国大使馆的电话时，索氏大喜过望，连连惊呼：“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长征更绝妙更刺激的事情！”

P18-20

友人张威教授，20世纪80年代曾任英文版《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记者，后负笈澳洲留学，获新闻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眼界开阔，内容翔实，立论公允，观点平实,堪称国内水平最高的同类著述。

近十年来，他又致力于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的研究项目，同样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拙著《中国新闻社会史（插图本）》（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受其启发专辟一节“雾锁山城”。这部《光荣与梦想：一代新闻人的历史终结》，就是他在这片学术领域拓荒耕耘的一次集中收获，十年磨一剑，今日把示君。按照他的说法：

本书主要考察现代中国历史上某些典型的中外新闻人的命运，其中包括四组人物，一类是辛亥革命前后到中国来采访的外国记者，包括莫理循、端纳、田伯烈；一类是抗战前后活跃在中国舞台上的美国新闻记者、编辑或新闻寡头，包括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福斯特、白修德、易罗生、拉铁摩尔、鲍威尔、葛尔红、项美丽、卢斯等；一类是民国时期涌现出来的著名中国留美新闻人，包括徐宝璜、董显光、马星野、汪英宾、赵敏恒、沈剑虹、吴嘉棠、梁士纯、蒋荫恩、谢然之等；最后一类人是横贯解放前后时期中共新闻界“五朵金花”：杨刚、戈扬、浦熙修、彭子冈以及红色出版家韦君宜。

了解中国近代史与中国新闻史的人，一看这个名录就知道本书的价值与意义了。这些鼎鼎有名或曾经有名的新闻人与历史新闻人，勾连着怎样多彩多姿、风起云涌的社会历史，包含着几多耐人寻味、启人心扉的人世沧桑。不妨说，将其中任何一点延展开来，都是一部气象万千的时代风云录。拜读张威教授的这部大作之后，笔者有两点突出印象——

其一，作者对这些人物及其新闻人生，进行了周密翔实的考证，丰富了他们的历史形象，弥补了有关研究欠缺，纠正了一些陈陈相因的误解与偏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游走世界，穷搜群籍，以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勾勒了这些名记者或新闻人的人生轨迹，可圈可点，可钦可叹。

同时，作者不是面面俱到、平铺直叙地讲述他们的新闻人生，而是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截取他们一生中鲜为人知的片段或侧面，以生动有趣的细节勾画了一幅幅传神的肖像，既凸显了更为真切的人物性格，又展现了更为繁复的历史图景。许多隐匿于历史黑洞的细节经过作者的悉心考证和精心提炼，无不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好一派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其二，本书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钩玄提要，爬梳剔抉，更在于考证细密、探究周密，对人物及其历史背景的分析达到了深切洞明的境界。换言之，作者不仅遵循朴实的史学家法，步步为营，言必有据，稳扎稳打，论从史出，而且还显示了非同寻常的历史洞见。笔者尤为欣赏本书的题眼——“光荣与梦想”：“这些人物的特点是：他们投身新闻业时都满怀壮志，试图实现他们的‘光荣与梦想’，他们也的确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的新闻事业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也许，光荣与梦想是一切纯正新闻人的共同理想与宿命。古今中外一切纯正的新闻人，在精神层面无不追求记者的光荣，新闻的梦想，由此不仅赋予新闻以永恒的精神魅力，而且也为自己安身立命确立了高地——所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邵飘萍），“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范敬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前线不够近”（罗伯特·卡帕）

如今，随着全球媒介生态的乱象丛生，比如大资本控制的喉舌对金融危机的失察与无力，默多克之流的飞扬跋扈，胡作非为，恣意践踏公民权与自由权；随着貌似新潮的新媒体、新理论、新名堂的层出不穷，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新闻的纯正品味越来越变异，新闻的理想境界越来越模糊，新闻在不少地方仿佛成了名利场，成了技术组装车间，成了形形色色思潮对冲的古罗马斗兽场，而光荣与梦想亦渐行渐远。当此时，重温历史上这些新闻人与名记者的人生故事，或许不无殷鉴与启发。

是为序。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李彬

2000年夏季，适逢我回国执教后的第二个夏天，在河北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讲座中，我聆听了方汉奇教授的报告。那是关于1949年以前一些新闻学子的故事，其中包括董显光、汪英滨等，因为这些人在正史中出现得少，甚至根本未被提及，故我感到十分新鲜。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开始注意搜集这些人的资料。在漫漫史海中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这些早年引领中国新闻现代化进程的留美学人，最后大都很背运，他们的悲惨结局与当年的踔厉风发大相径庭。留在大陆的汪英滨、赵敏恒，其生命在20世纪50年代就终止了，蒋荫恩好歹挨到了“文化大革命”。不仅是这些旧式新闻人，一些红色党报的记者也难逃厄运。中共新闻“四大名旦”在70年代时就已折损了杨刚和浦熙修，其他两位也饱受摧残。

我在研究澳大利亚新闻史时，顺便考察了那些近当代到中国来冒险的西方记者的命运，竟也发现了同样令人震撼的结果——这些影响了近代中国的“中国通”们亦多有不幸的结局：莫理循58岁客死英伦，端纳病殁中国——皆因晚年颠沛流离以及郁郁不得志；1943年约翰·鲍威尔回美国时，双足坏死的他是坐着轮椅被人从船上抱下来的；而斯诺在英年背井离乡、远走瑞士；海伦晚年穷困潦倒，为支付到中国的旅费竟要砸锅卖铁；克里斯托弗·兰德从六层楼上凌空坠下自杀；杰克·贝尔登回美国后无法以笔谋生，竟跑到法国去当出租车司机。

当然，在往昔的中外新闻巨子中也有少数风光依旧的，比如：白修德在经过了一番痛苦的徘徊之后，重返美国新闻主流，力夺普利策奖；沈剑虹最后做了台湾驻美大使。不过，这两人是非常独特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彻底改变了自己年轻时的理想。坚持“无冕之王”的“光荣与梦想”的新闻人，大都命运多舛。我在本书最后部分探讨了中国现代新闻出版业的五位巾帼女侠的命运，也证实了上述结论。这也是我将本书的名字叫做“光荣与梦想”的初衷。我在描写他们时能感到这些前辈身上的悲壮之风。

无论是研究旧中国新闻人还是西方来华记者，国内研究的现状并不乐观。我在20年前就注意到一个事实，在大量人文历史学科研究领域中，历来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看来，这种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善。能为扭转这种局面做些推动，应为幸事；而推动的基础工作，就是让更多的年轻有为的新闻史学者，在宏观上开拓视野，在微观上聚精发微，拿出一些阐发历史的力作。2011年11月初，60名中外新闻史学者汇集在山东大学威海学术交流中心，在首届“外国记者／媒体与近当代中国”国际论坛上对上述目标做了一次有力的推动。作为会议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从细微处观察，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将历史档案、历史记忆中的历史价值描述、凸现出来，以期让读者从中认识历史。就像学者刘东所言：“历史学家最根本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擅长把支离破碎、断裂残破，枯燥无味的现存史料，点化成让人兴味盎然的完整叙述，以期对往事来龙去脉有更多的了解。”

历史学家当然是个人化的，也就是在阐述历史时不可避免地要留下个人的印记。北岛说：“那些浩繁文献中的碎片，是通过历史学家的手连缀起来的。历史给历史学家想象与阐释的空间，历史学家赋予历史个人化的性格。”学者个人化的主观印记越少，就越能展现客观历史。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史家要尽可能展示史料的原始风貌，避免对诠释的滥用，避免观点在叙述中凸显，而要在材料的铺陈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寻求一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意境。作为一个蹒跚起步的历史学人，这也是我近年来的粗浅体会。

研究历史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但也是一个充满愉悦的历程。在档案馆里阅读那些发黄的报纸、照片和风云人物的手稿时，内心常会激起阵降悸动。透过前人的笔触，能更加近切地与历史交流，就像在与他们谈心。生命的扩张有很多方式，旅行是一种，阅读史料也是一种，且是一种更为深邃的心灵扩展。我对前人留下的历史记录充满感激之情，无论这些前人是精英巨擘还是普通百姓。

本书中的作品是我研究新闻史的初步总结，时间穿越了十年，希望从一个侧面来反映历史，对关心我的读者有个交代。书中的错讹都由我个人承担。感谢方汉奇教授对我最初的启发，以及对我求教时耐心而及时的回复；我对郭镇之教授给予“外国记者／媒体与近当代中国”国际论坛的慷慨支持充满敬意；感谢李彬教授多年来对我的鼓励、黄瑚教授给我的指点、我的科研助理卢健、廖婧玙以及研究生赖慧、袁丽红、张倩倩、李帅给我的种种帮助。我向悉心编辑本书的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纪海虹女士深表敬佩。朋友阿春在我人生低谷时给我以强有力的支持，我会始终铭记在心。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女儿依眉，她几乎从一出生起就目睹父亲伏在故纸堆上忙乱。从三岁到七岁，依眉有很多时光是与父亲在图书馆或档案馆中度过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会安静地坐在一旁阅读画册；只有极个别的几次，她会在书架间奔跑与父亲捉迷藏……

张威2012年新年

山东大学(威海)国际传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