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鹏程编著的《保卫延安》以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延安保卫战为背景，通过我军战士机智勇敢的战斗，描绘了一幅壮阔雄浑的革命历史画卷，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和历史乐观主义的激情。小说结构宏伟开阔，情节波澜起伏，气势磅礴，曾被称为“革命史诗的一部初稿”。本书不仅塑造了革命英雄人物突出的形象，而且为我国当代文学史开创了描写我军高级将领的先河。

杜鹏程编著的《保卫延安》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优秀长篇，被誉为“英雄史诗”。它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以宏大的规模、磅礴的气势，出色地反映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延安保卫战，描绘出一幅真实、壮丽的人民战争的历史画卷。作品围绕西北战场我军正规部队与千倍于我军的敌人的浴血奋战，以我军主力纵队的一个连所参加的青化砭、蟠龙镇、榆林、沙家店等战役为主线，艺术地概括了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历史性进程，作品所描写的人民战争的场面，规模宏大，头绪纷繁，从高级将领的重大决策到基层连队的战斗生活，大大小小战斗的组织和进行，以及根据地人民和游击队的斗争，给予了真实、正面的描写。

论《保卫延安》

第一章 延安

第二章 蟠龙镇

第三章 陇东高原

第四章 大沙漠

第五章 长城线上

第六章 沙家店

第七章 九里山

第八章 天罗地网

后记　

重印后记

第一章 延安

一

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初，吕梁山还是冰天雪地。西北风滚过白茫茫的山岭，旋转啸叫。黄灿灿的太阳光透过干枯的树枝杈照在雪地上，花花点点的。山沟里寒森森的，大冰凌像帘子一样挂在山崖沿上。

山头上，山沟里，一溜一行的战士、战马和驮炮牲口，顶着比刀子还利的大风前进。有些战士抓起把雪往口里填；有些战士把崖边上的小冰凌锥用刺刀敲下来，放在嘴里吮着。他们的灰棉军衣都冻得直溜溜的，走起路来圪察察响。因为他们晚间是在雪地里过夜的。

这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纵队，奉命从山西中部出发，不分日夜向西挺进。他们，像各战场的人民战士一样，从人民解放战争开头到如今，没日没夜地奋战了八个来月。目下，他们要去作战的地方，环境将更艰苦，战斗将更残酷。

枪不离肩马不离鞍，战士们急行军十来天，赶到了黄河畔。

黄河两岸耸立着万丈高山。战士们站在河畔仰起头看，天像一条摆动的长带子。人要站在河两岸的山尖上，说不定云彩就从耳边飞过，伸手也能摸着冰凉的青天。山峡中，浑黄的河水卷着大冰块，冲撞峻峭的山崖，发出轰轰的吼声。黄河喷出雾一样的冷气，逼得人喘不上气，透进了骨缝，钻进了血管。难怪扳船的老艄公说，这里的人六月暑天还穿皮袄哩！

纵队的前卫部队在沟口里的山岔中集结，准备渡河。蒋匪的五六架美国造战斗机，在黄河渡口上空盘旋侦察，俯冲扫射；枪声、火药味，加上黄河的吼声，让人觉得战场就在眼前，让人感到一种不寻常的紧张。

旅长陈兴允骑马从山口里驰出来，眼前就是黄河，他急忙勒住马。那匹高大肥实的枣红马，抖了它通身上的汗水，竖起耳朵，对黄河嘶叫了几声。又扬起尾巴猛摆头，两个前蹄在地上刨着，像是陈旅长一放缰绳，它就会腾空而起，纵过黄河。

陈旅长跳下马，把马交给身后的通讯员。他向前走了几步，习惯地看看左右的山势。接着，双手帮在腹前，长久地望着那急湍的浪涛。

团参谋长卫毅和第一营教导员张培，从山口出来走到陈旅长身边。

卫毅和张培站在一起，看来满有意思。卫毅，脸方，眉粗；身材高大结实，肩膀挺宽，堂堂正正的，不愧是个山东大汉。张培呢，比卫毅低一头，身体单薄，脸膛清瘦，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他负过四次伤，流血多，身体单薄。这么，看外表，谁也不相信他是过了十年战斗生活的人。

陈旅长说：“我们在黄河上来回过了多少次啊！黄河跟我们是有老交情的。”这愉快、爽朗的声调，是卫毅他们听惯了的。  卫毅微微耸动肩膀，淳厚地笑了笑说：“我们跟黄河打交道多，并不是讨厌的事呐！”

陈旅长笑了：“怎么会是讨厌的事呢？相反的，我每次渡黄河，心里总是很不平静。想想看，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它身旁进行了多么英勇而艰苦的斗争啊！”他扭头看张培：“是咯，你总是这样悄悄的不大吭声。”

张培脸红了。他温和而谦逊地说：“习惯很难改，也是进步慢啊！”

陈旅长猛一挥手，说：“瞎扯，瞎扯！像你这样脾性也是蛮好的。大约，你们营的战士们把你当母亲看，是么？”

张培微微一笑，说：“战士们要真的这样看我，那倒是让人高兴的事。”

陈旅长问：“这几天日夜急行军，你吃得消？”

“我骑马行军，还有什么好说的。战士们倒是真够呛！”

陈旅长明知故问：“卫毅，张培真是骑马行军？”

卫毅挺不自然，微微耸肩，说：“行军中，他的马总是让走拐了腿的战士骑。”

陈旅长脸上闪过不满意的气色，说：“这些事，我真是懒得再说！”

张培知道旅长不满意他的来由。半个来月前，张培还躺在医院里，胸脯上的弹伤算好了，身体呢，还很弱。他听说部队要过黄河去作战，就再三要求提前出院归队。部队出发的头一天，他赶回来了。这几天行军中，陈旅长每次碰到他都要说：“身体这样弱，为什么要急着赶回来？同志，打仗的机会有的是啊！”

敌人的五六架飞机，从黄河上空俯冲下来，扔了几颗小型炸弹，扫射了一阵子，怪叫着钻到云彩里去了。

陈旅长脸上闪过严峻的气色，说：“我们得抓紧每一分钟往前赶。西北形势严重，非常严重！”

他把敌人的阵势讲了一番。八年的抗日战争，打得多么苦啊！可是一场大战刚完，中国人民连一口气都来不及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凭借四百三十万兵力和经济优势，把没有飞机坦克、大炮很少的一百二十万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根本不放在眼里。在去年六月底，以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悍然发动了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其势汹汹，不可一世啊！敌人以为三个月到六个月，就可以举杯庆祝胜利了。可是，我解放区军民，挺起胸膛，英勇而坚决地展开了自卫作战。八个多月，为了使自己保持主动地位，我们放弃了不少地方和一百多座城市。可是，作战一百多次，消灭敌人七十多万，迫使敌人从三月份起，放弃了“全面进攻”，只好集中重兵，在山东和西北发动什么“重点进攻”。现在敌人几十万人马正向山东疯狂进攻；我们西北哩，敌人总共动员了三十多万军队，用在第一线的军队就二十几万。三月十三日，南线，胡宗南的十四五万军队，沿咸榆公路及其以东地区，向延安进攻。西线，马鸿逵、马步芳，正向我陇东分区三边分区进攻。北线榆林的敌人，准备向我绥德、米脂县一带进攻。这就是说，敌人从四面八方可天盖地的扑来了！

卫毅和张培看看陈旅长那黑沉沉铁一样的脸色。这脸色，是他们每次在部队发起攻击的时候常见的。

陈旅长望河西面黑压压的山，低声而沉重地说：“前面摆着更大的考验啊，同志们！”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主席！”

“保卫延安！”

“保卫陕甘宁边区！”

“打退敌人的进攻！”

P1-4

论《保卫延安》

冯雪峰

杜鹏程作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出版，从我们文学工作上说或从人民的文艺生活上说，都是有重要意义的。读者们也许不大注意这样的作品在我国今天文学的成长上反映了什么意义和问题，但每一个读者打开这本书，只要读下去，他就会觉得它的迫人的鼓舞力量，会很自然地振奋和紧张起来，会引起好像不是在欣赏艺术作品，而是被引到紧张的实际的战斗生活中去了似的心情来。读者对于这书所描写的英雄们，也一定会强烈地引起像书中陈兴允旅长说过的那种意识和感情来，觉得受着深刻的感化和教育。书中第六章第五节中，陈兴允旅长曾经这样地描述过我们的战士们：

我们的战士，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青春、血汗，都交给了人民事业。他们即使去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积极自动毫无怨言。一个人，望着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艰难畏惧。一个人比比他们，就觉得自己贡献太少，就觉得自己站在任何岗位上都不应该有什么不满意。

人面对他们，还有什么个人打算，那会羞愧而死！

这种鼓舞人的力量，当然并不只限于它所描写的个别英雄的。全书都充满着令人振奋的力量。但是，这种鼓舞力量说明什么呢？

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

这本书的成就，它的精神，作者的创作精神，以及这本书对于我们的意义，等等，我以为就都有引起我们注意的必要。

这本书的很大的成就，我觉得是无疑的。它描写出了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成功地写出了人民如何战胜了敌人的生动的历史中的一页。对于这样的作品，它的鼓舞力量就完全可以说明作品的实质、精神和成就。

这部作品，大家将都会承认，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或者，从更高的要求说，从这部作品还可以加工的意义上说，也总可以说是这样的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它的英雄史诗的基础是已经确定了的。我们读者的亲切的感受，也就是可靠的证明：在它强烈而统一的气氛里，在它对于战争的全面而有中心的描写里，这么集中地、鲜明地、生动有力地激动着我们的是这样的革命战争的面貌、气氛，尤其是它的伟大的精神。

作者以战斗的精神，写出了这样的革命战争，于是作品就具有迫人的鼓舞力量。

在作品中，作者究竟掌握了什么呢？

我们看一看罢。

我们读过全部作品就会觉得，作者是确实掌握了这次战争的精神的。最要紧的，是他掌握了这次战争所以胜利的关键和依靠来达到胜利的全部力量，掌握了这次战争的根本的和主要的精神，于是也就掌握了它的全面的精神。作者能够这样掌握，用不到解释，当然是由于他全面地研究和掌握了这次战争的全部发展过程的缘故。

我们阅读的时候就会深刻地感到，在全部作品中，作者所追求的，确信的，要以全身的力气来肯定和歌颂的，就是这次战争胜利的关键和达到胜利的全部力量。作者集中精神而全力以赴地来体现和描写的，也就是这次战争所以达到如此辉煌胜利的那种精神和力量。于是，作者不能不让全部篇幅都去描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指挥以及人民解放军和革命人民群众的坚苦卓绝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种在作品中所表现的作者的创作精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他的作品是最根本的，这是这部作品成功的关键。

为什么这种精神是最根本的呢？我们可以从这次战争的实际情况来加以说明。如果我们要史诗地来描写这样的战争，那也可以从史诗的任务来加以说明。

我们都知道，这次战争的胜利，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于战局的正确分析和估计以及对于战争的英明指示和领导、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人民解放军的坚苦英勇的作战、陕北解放区人民的忠诚团结、全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的配合作战、全国人民的同情等因素之下取得的。这些主要的因素也是人民解放战争中每次胜利的共同的原因。但是，每一次的胜利都在说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于每次战争任务的正确规定和对于战争进行的正确指示，以及坚定而灵活地掌握了毛主席战略思想的指挥员的正确指挥，乃是胜利的关键。同时也是每一次胜利都在说明，在党所指示而人们为它而奋斗的战争任务的鼓舞之下，在正确的指示、领导和指挥之下，所有胜利的因素于是就能够最高度地发扬出来，最高度地结合起来，而造成必定胜利的伟大力量，并且表现出在人民解放战争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那种最辉煌、最模范的革命战争的精神。

这次战争，由于蒋介石以十倍于我当时在西北的人民解放军的兵力来进攻延安和陕北解放区而发生。当时的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民主的圣地，是当时中国的头脑和心脏，是人民胜利的象征。蒋介石企图给中共首脑部和西北人民解放军以重大的打击，以挽救反动势力的灭亡。但这时候，全国形势已经在转移，因为这正是蒋介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向全国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已经被粉碎的时候。人民已经在八个月中歼灭了敌人七十一万人，敌人的武装力量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巨大悬殊的情况已经有很大改变。敌人这时候（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始的重点进攻，即集中力量向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解放区进攻，在客观上正反映着全国形势将有更快更大的发展，蒋介石将更快走到灭亡，因为全国各战场上人民军队的力量是在上升，敌人的力量是在下降。但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人民如何战胜敌人的问题。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了全国形势和全国敌我的力量，认为在全国人民解放军的配合作战之下，在西北战场也有粉碎敌人进攻的可能，于是就英明果断地规定了这次战争的最艰巨的历史任务，不仅要不让敌人占到一点便宜，而且要以少于敌人十倍的兵力在陕北歼灭敌人，以争取战局和历史的新的发展。后来事实完全证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种精神对于当时战局发展和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实在是非常巨大，十分突出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种精神和对于战争任务的规定、对于战争进行的指示和领导，以及毛主席的亲自指挥和彭德怀将军的实际负责指挥，是这次战争达到如此胜利的关键。自然，关键并不是一切，也不是事物的全部根本，它只是事物根本的一个方面；然而关键，具体地和根本地决定着一切并联系着一切方面。这次战争经过的具体情况，说明了一切使战争达到胜利的力量，都是围绕着这次战争的如此艰巨的明确的历史任务、正确的领导和英明的指挥，而最高度地鼓舞起来，发扬出来，结合起来的，于是造成了这样一种非胜利不可的伟大力量的合奏。伟大中国人民的坚苦卓绝的、战胜了一切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精神，也是这样地发扬出来的。

如果我们要求有描写这样的革命战争的史诗，那就必须描写出这样的革命战争的精神。这样的革命战争的伟大精神，永远都值得歌颂，永远都有提高人们的英雄气概，鼓舞人们自我牺牲地、庄严伟大地奋勇前进的力量。

在这样的史诗主题的面前，作家的创造性当然不是表现在被动地服从事件的外表的真实上面，然而一定表现在如何去真正掌握到事件的本质及其根本的、重要的精神上面。作家的无限的创造性仍然要在掌握现实和表现现实上面发挥出来；就是说，这样的审诗的作者的创造性将在对于事件的深入的彻底的认识和正确的全面的掌握上面，在概括的能力和集中的、突出而生动的描写（英雄人物的创造）上面，在热烈而强有力的、启发人的歌颂上面，高度地发挥出来。作家的创造性不仅不会受限制，而且是最受着他所要描写的对象的鼓舞的，因为对象的精神最能激发人们的战斗和创造热情。但这样，作家就必须真正掌握到对象的伟大精神，并且作家自己必须有足够的热情和英雄气概，才能描写出这样的战争，才能歌颂这样的战争及其英雄们。这种对于事件的正确掌握以及战斗性的歌颂态度，就是英雄史诗所必需的精神。

我们如果要史诗地描写保卫延安战争，也就只有真正掌握了它所以胜利的关键和全部力量，才能有根据地真正体现出这一次战争及其全面的精神，才能描写出这样的战争，描写出人们的力量怎样发挥出来，描写出这种辉煌的、模范的人民革命战争的精神。同时，只有这样地描写，才能反映出战争发生和进行时的时代脉搏，使作品能够以强烈的真实的历史感觉去启发读者进入历史现实里去，使他（读者）的感受能够更深刻。我们要知道，保卫延安战争的胜利不是平凡的胜利；这是克服了多少难于克服的困难的胜利，同时是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胜利。抓住了这次战争的艰巨性和它的困难环境以及胜利的辉煌巨大，就最能够唤起人们对于这历史事件的亲切的感觉和强烈的感情，以推动他们去认识历史怎样在革命的推动之下发展过来，去认识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以及人民的英勇艰苦的斗争怎样带来了革命的胜利，从而得到鼓舞和教育。

这就是我们从作品中所看见的作者所掌握到的东西以及作者的创作精神。我们可以指出来，这部作品成为一部英雄史诗，成为一部有力地描写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于革命战争的英明领导和指挥，描写了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的战胜一切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的书，是和作者掌握这次战争以及如此强有力地肯定它的伟大精神的这种方法和态度分不开的。

作者所掌握到的东西，怎样在艺术上体现出来的呢？

作者掌握住现实的全面和核心，并且信心不移地集中精神去描写根本的、主要的东西，这就使作品能够统一地、有中心地展开对于战争的全面的描写，能够在一条主干上布开丰盛繁茂的革命战争生活的枝叶，能够把许多动人的情景织在一块色彩鲜明强烈的、夺目而不乱目的织锦里。

作品描写了战争有关的各种人，但都统一在一种精神里，统一在必须克服任何的困难，必须使战争胜利的精神里。在这幅如何达到胜利的图画中，从党中央，从毛主席，从总指挥彭德怀将军，一直到部队的炊事员、勤务员，一直到陕北解放区的妇女和儿童，都有自己的地位和任务，都为胜利所不可缺少；同时，力量和作用虽有大小之分，主要和次要之分，又因为统一在一个意志里而各人都显得突出和鲜明。

最有关系的，是作者掌握了这次战争胜利的关键和全部力量，也就使他掌握了在战争中人们精神发展的关键和规律，掌握了典型创作的法则。我们看见，作者是从人物对于现实斗争的作用上去抓住人物精神发展的关键，以展开对于人物的灵魂及其全面性格的描写的，这样，就使他能够在集中的和广阔的基础上进行典型的创造。

不用说，正如作者能够掌握战争胜利的关键和全部力量，是他研究和掌握了战争的全面情况及其全部发展过程的结果，他要能够掌握在战争中人们精神发展的关键和规律，也完全必须熟悉和了解这些人们在战争中的斗争行为及其思想感情的实际情况。实际上，了解到什么是战争胜利的关键和全部力量，也正是了解了在战争中人们的斗争和思想感情的实际情况的结果。我们所说的，就正是对于这种情况的深刻的全面的了解，而在描写时紧紧地抓住从实际情况中所掌握到的关键和规律。我们研究了在这次战争中人们的实际情况就可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于战争任务的规定和对于战争的领导，不仅动员、鼓舞、决定和支配着人们的行动，而且也是动员、鼓舞、决定和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的；因此，掌握常中央和毛主席的精神（指示和领导）、战争的任务、英明的指挥、战争的艰巨性及其胜利的过程，是为了掌握人物的精神和性格所完全必需的。在实际上，所有指战员以及和战争有关的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他们的切身要求和对敌人的仇恨心，克服困难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坚决的意志和胜利信心、以及人民军队的一切优良的精神传统和老解放区人民的一切艳点，等等，等等，就都是在战争的历史任务和胜利的要求之下而极度地发扬起来的。没有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只要他是在这样的战争中，无论优点和缺点，能够不受战争的考验、锻炼、提高和改造。

因此，作者描写人物，都根据这次战争的艰巨性、战争发展及其巨大胜利的要求，都使人物服从这样的要求。然而他所描写出来的人物的性格，都是深刻的、丰满的、生动的。这次战争就完全要求着它所要求的人物。在战争中，所有人们都不能不服从战争的要求；正因为服从战争的要求，就把力量和精神发挥出来，而成为这样的战争所要求的这样各种各样的人物。作者掌握了现实的真实情况、关键和规律，因此，他所描写出来的人物，都是和战争精神一体的，都作为战争的一个脉搏而存在，都是战争精神的体现者，都是胜利的创造者。

作者这样地去掌握人物，我已经说过，是有利于他在集中的和广阔的基础上进行人物的创造的，所以只会使人物性格的历史基础和典型性更明确，而并不会消除了人物的个性。和在实际上一样，每一个人都是战争的一个脉搏，但每一个脉搏都是从每一个活的心脏发出来的。实际上，这样的革命战争就在要求着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一个活的能够感应全体行动的心脏。（作家掌握人物性格发展的规律，只要这是全面地具体地从现实生活中掌握来的，只要他不借助于概念化，是绝不会消除人物的个性，而只会使个性在典型中更生动，这是不用说的。）

当然，我们说的，是作者掌握和描写人物的这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史诗的精神；而并不是说，这部作品中的人物都已经是高度的典型人物。

作品中有些人物显然还没有加以充分的典型化，但作者创造人物的这种精神是贯彻到每一个人物的描写的。而且这部作品确实成功地、辉煌地创造了像周大勇、王老虎、李诚、卫毅等这样的人民英雄的典型。关于彭德怀将军的这一幅虽然还不够充分的，然而已经传达了人物的真实精神的生动的肖像画，是我们文学上一个重要的成就。李振德老人也是一个能使读者长久留有人物的明确和深刻的印象的人民英雄的典型人物。而其他，从陈兴允旅长，一直到勤务员小成，以及游击队里的李玉山等，为数不少的人物，虽然都还留有加以更突出描写的余地，但都是完全真实的、鲜明生动的、使人感动的人物。要之，从人物描写上说，这实在是一部能够让英雄战士们如他们在实际战场上一样地活跃起来的书。

作者描写的彭德怀将军的肖像，如果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来看，当然是还不够充分的；作为彭德怀同志的崇高精神以及在这次战争中所表现的全部力量和作用的反映来看，也同样是还不够充分的。这里作者所留下来的余地，是在这部作品中描写彭德怀将军的分量还占得太轻一点，还可以通过对于这位人民将军的描写更多地反映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精神，还可以更集中、更突出地描写这位将军忠实于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而又有创造性的指挥，对于这位将军性格上的突出而深厚的人民性也还可以在现在描写的基础上更展开。这是我们感觉得到的。

但作者留下了这样的余地，如果他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天才的艺术大师，那也是完全无怪的。我们读者也可以替他解释：第一，更多、更全面、更直接具体地描写这样的人物的精神和历史性的特征。那确实是不容易的，还有待于我们文学能力的更高的成长。第二，作者对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精神，主要的是采取间接的描写方法，即从对于战争发展的描写和对于所有这些人物的描写中去反映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精神。作者并不以对于彭德怀将军的描写，为作品结构上的核心。作者自己的结构，是以当时从山西调过来作战的两个纵队中的一个纵队为主线，更实际地说，是以这个纵队中的一个连及其连长周大勇为主线的，因此，作者在人物的描写上就把重点放在周大勇等人的身上。

彭德怀将军是一个伟大的人民勤务员，一个伟大的模范的共产党员。是毛泽东同志的始终共患难同甘苦的亲密的战友之一，是最忠实于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而又能创造性地运用于实际指挥的我们光辉的高级将领之一。彭德怀同志所具有的人民的、共产党员的高贵的道德品质，是在党内外和全体人民解放军中都是闻名的。他的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锤炼成的性格中，最富有中国劳动人民传统的优良品性；例如劳动人民的朴厚，博大，真诚和ii！直，天然地甘于清苦的物质生活和“人饥己饥”的精神，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虚怀若谷的大学问g-似的谦逊精神，严肃而慈爱，等等，是浑然一体地形成这个人的性格的各种特征。他是以这样的精神品质来矢志不移地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最深刻地把中国劳动人民的优良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党性结合起来的一个模范的人民英雄；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精神和党的事业团结之下的我国现代新型的革命家中的一个。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你在他的面前，如果你是一个善良老实而愿意终身为人民服务的有出息的人，即使你是第一次碰到他，即使他不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向你看一眼，你也会立刻觉得他是最爱护你和最会帮助你的一位严师和最可靠、最可信的赤诚朋友。他对于普通的同志和普通的战士，始终是一个严父，又是一个慈母。人们跟他在一起，或者听到他的名字，什么时候都会引起一种不容易说出来的敬爱和亲密的心情。（我们知道，在我们党员的修养上和我们部队的优良精神传统的培养上，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党中央可敬爱的人物以及高级将领们的精神品质上的影响，当然是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的。）

要把这样的高级将领的精神和性格，全面地充分地描写出来。以造出一座巨大的艺术雕像，是只有天才的艺术大师才能办到的。作者当然还只是二个开始在成长的、尚未成熟的天才；显然，在这样的对象面前，作者首先就不会不引起像书中陈兴允旅长在这个人物面前时的那种心情来，觉得自己有些渺小，还远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体会这个人物的一切。但正由于作者的这种崇敬的心情和这个人物时刻都使人觉得最可亲近的那种感觉的推动，作者终于以端正的、老老实实的，但也是深刻而有概括力的笔法和清楚明确的线条，画出了这一幅肖像来。

作者的直接描写，主要的是限于和陈兴允旅长的接触时的场面，同时只限于两方面的事情。即一方面，描写了他对于敌情的冷静、全面、精细的分析和正确、果断的判断；描写了他如何不把敌人的凶焰放在眼下，然而一秒钟也不许他自己和他的部队有轻敌的观念和情绪；描写了他如何留心和熟悉敌人的优点和弱点以及自己部队的每一个人的思想情绪，如何使敌人陷y-错误而处y-被动的地位；描写了他如何教育指挥员们不要急躁而要忍耐、要有全战局的观念，如何耐心地、具体地思索一切问题和一切问题的一切方面，也反复地教育和帮助指挥员们去精细地思索和理解一切问题和一切细小的事情；描写了他如何事先替指挥员和战士们想到了大的和小的困难，如何具体地指示他们去克服这些困难，如何随时提醒指挥员们去避免一切可能的错误，去留心每一个战士的草鞋带，以免跌跤；描写了他如何重视在战场上一个士兵的作用，如何反复地教育指挥员们去牢记“消灭多少万敌人，是从消灭敌人一个哨兵，一个班开始的”的原理，又如何愿意倾听指战员们的意见和信任群众的创造性，等等。同时，也描写了他在战场上的沉着、从容以及平实无奇得像一个普通老兵的那种神情。

叉一方面，描写了彭德怀将军和普通人民群众的关系，描写了他和一个普通战士或当时在困难环境下的普通群众同甘苦的情形，描写了他诚心诚意地“像扫帚一样供人民使用”的精神。陈兴允旅长曾经转述过他的话：

我们要像扫帚一样供人民使用，而不要像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称赞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泥菩萨看起来很威严、吓人，可是它经不住一扫帚打。扫帚虽然是小物件，躺在房角里并不惹人注意，但是每一家都离不了它。他自己是完全自自然然地这样实行的，并且也这样地教育他的同志们。  作者的这些描写，所造成的虽还不是一座巨大的艺术雕像，然而也已经真实地表达了彭德怀将军的崇高精神。

作者画出了彭德怀将军的这一幅肖像，使这部英雄史诗更生色，更有重量；同时，这个成就，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事业也是有意义的。

作者对于周大勇，是集中地描写的，是把他作为一个连营级的指挥员，也作为一个普通的战士来描写的。周大勇是连长，后来被提拔为营长，但在他的身上集中着我们军队中的普通战士的精神、人民战士的精神，也集中着普通革命人民群众的精神。

周大勇、王老虎、李诚、卫毅、张培等，都是作者把连、营、团级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普通战士们在这次战争中所发扬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加以集中描写的人物。他们都是典型人物，都是这次战争的伟大精神的突出的体现者、胜利的突出的创造者、战争的最强的脉搏。

我们在周大勇身上，能够强烈而亲切地感觉到在战争全过程中战士们的思想情绪。从周大勇所属的这个纵队西渡黄河来作战的时候起，即从作品开头起，读者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样的军队是完全以对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和坚决战斗到底的精神武装了起来的，尤其是以保卫延安战争的正义性、参加这样战争的光荣感和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之下的胜利信心，以及对于敌人的无限的仇恨，武装了起来的。战士们越走近延安一步，他们也越为对于敌人的仇恨和对于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人民的民主幸福生活的神圣的正义感情所燃烧。待到这个纵队已经到达了延安正东八十里的甘谷驿镇，正集结在该镇西面的山沟里待命时，却传来了我军撤出延安的消息，这时候就差不多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在自己神圣的正义感情和愤怒的煎熬里极端地痛苦着了。我们看一看当连长周大勇向战士们传达了消息时的情形罢，作者的描写显然是很真实的：

周大勇……他平时开言动语嗓门总是洪亮的，可是目下讲话开头说了声：“同志们……”喉咙里就憋了一团东西。他看不见战士们，听不见风吼声，也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停了一两分钟，直到教导员提醒他，他才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我军退出延安……”

战士们像听到什么命令一样，哗地一齐站起来。

五六分钟的时光，讲话、听话的人，都不做声。大伙都轻轻地短促地呼吸着，像是只要有一个人开口，或有人咳嗽一声，就有什么好大的东西要猛烈爆炸。

一阵阵的大风，沉重地滚转过山头、沟渠呜呜地吼叫着。风沙漫天，天昏地暗。

猛然，一个战士打破让人耐不住的闷气，问：“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住的延安……可真的……说呀，连长！”  会场鸦雀无声，战士们呼哧呼哧地出气，心脏空咚空咚地跳动像擂鼓一样响。他们都两眼发黑，脑子里轰轰作响，脚下的土地像春天的雪在融化着。

周大勇也像木头人一样站在那里，脑子里乱成一片。他觉得，好像有谁用铁锤敲着他热腾腾的心。滚热的眼泪，忽撒撒地落下来！

有人低声哭了！眨眼工夫，全场人都恸哭起来。有的战士还跺脚，抽噎着哭。眼泪滴在手上，胸脯上，冰冷的枪托上！

张培看周大勇讲不下去，他走到战士们面前。他要说话，可是好一阵也说不出话。他寻思：人民解放战争打了八个多月，难道我们放弃的地方少吗？有许多战士亲眼看见自己的家乡放弃了，可是谁淌过一滴泪呢？自己参加人民军队十年开外，也没见过战士们这样哭过！……

张培一清二楚地知道我军退出延安的目的和意义，可是这一刻他和战士们一样，眼里滚着泪花子。他声音颤抖地说：“同志们，坐下！同志们，我们确实退出延安了……”

战士马长胜站起来，喊：“报告！……延安是我们的……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延安……党中央……毛主席……”他用拳头猛烈地捶打自己的胸膛，像是胸膛里有什么东西要爆炸似的。

张培抑制着自己涌动的感情，强忍住眼泪，说：“同志们，党中央安全地撤离延安。同志们放心，旅首长传达说：毛主席还继续在陕北指挥全国人民解放战争，并亲自指挥我们；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二班长马全有猛地站起来，喊：“报告！教导员，我说一句话。我……我们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没日没夜从山西赶来，赶来……赶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保卫延安……如今……我们算什么共产党员呢？算什么革命战士？”

一个战士喊：“教导员！为了我们毛主席……下命令呀！去拼，去跟敌人拼呀！”

战士们雷一样的声音爆炸开来：

“拼呀！拼呀！”

“我们豁出来咯！拼呀！”

“拼……拼……拼……”

“为党中央……我们……去收复延安……去……去……”

“为毛主席……”

“去呀！……去呀……”

“党中央……毛主席……毛主席……延安……”

哭声变成喊声，喊声变成一片宣誓声。大风越刮越大，宣誓声也越来越高。

张培说：“同志们，不要难过，不要流泪，听我说。同志们！我们爱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就应该……”

战士们一哇声地喊：“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喊声像滚雷一样响。山头上、沟渠中滚转的大风，把这吼声带到远方去了。（以上引用，中间略有省节。——引用者）

“党中央……毛主席……延安……”这声音喊出来的，是怎样神圣的感情呢！

关于延安，关于这个历史性的延安，作者在第一章第三节中曾作了一段最优美的描写，这里我不引用了。这一段诗的散文，是我们所看见过的描写延安的文字中最美丽、最动人的文字。作者所描写的是人们心灵中的延安，因而也是最真实的延安。这样，他就写出了这个历史性的延安，同时也写出了人们的灵魂。

这就是战争开始时战士们实际的思想感情，也是指挥员们实际的思想感情。了解这种实际的思想感情，是我们了解人物的灵魂和性格所必需的，也是体会这次战争的精神所必需的。作者根据人们的这种实际思想感情来开始和展开关于周大勇和其他人物的描写，这是和他要掌握人物的力量的要求完全相一致的。

周大勇是一个连长，一个指挥员，同时也仍然是战士中的一个。在我们革命的军队中，指挥员和战斗员的思想感情本来是完全相通的，因为战斗的目的和意志是完全一致的。指挥员们也都保持着战斗员们的特色，因为指挥员们的优秀精神就是从普通战斗员的精神中提炼和提高起来的东西；无论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来自人民群众，都为党的教育、部队教育和革命斗争所培养和锻炼，同时大部分指挥员就都是从战斗员中成长起来的。在周大勇身上，普通的然而英勇非凡的战士的特色尤其鲜明；他是我们人民战+的一个典型。他的性格的成长，体现着一个普通的勇敢的战士怎样成为一个英雄和出色的指挥员的成长，而尤其体现着一个普通人怎样成为一个不能摧毁的坚强的革命战士的成长。周大勇成长的具体历史，反映着人民革命的一长段艰苦斗争的历史。他是红军长征时投军的，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而在他投军前，他已经吸了革命的乳液，尤其是喝够了革命受挫折后的灾难的苦液；在投军后，党和部队的教育以及一次一次的艰苦斗争把他逐渐炼成了具有铜筋铁骨和钢的意志的人。他的成长也可以说明：他是那种除了自己的部队就没有另外的家，也不相信还会有比这更好的另外的家的人中的一个。在这些人的心目中除了党、人民、祖国、人类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在他们，惟一快乐、光荣的事情，就是为人民而战斗，而牺牲。这样的人，看起来诚然是单纯的，然而却是内心最富有的人，是真正有信仰的人，是体验着党性的人。因为他们最深刻和最密切地联系着人民的苦难和希望；他们任何一个行动和思想，都会先去体会党的教育和党的意志（为人民服务）。他们是亲身地体验着被压迫劳苦群众的切身要求的，也是亲身地体验着劳苦群众只有在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斗争才能解放自己的实际的革命道路的；因此，无产阶级的理想，党的领导，人民的胜利，就成为他们的最坚强的信仰力量，这使他们在敌人和困难面前成为大无畏者。这是真正的人民战士和英雄，是千锤百炼出来的英雄，而不是仅仅立了一两次功的英雄；这样的英雄，只要在内心上不失去和人民、和党、和自己部队的联系，不失去信仰力，是无论放到什么地方去都不会被毁灭的。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所描写和歌颂的英雄和战士，在根本上就都是这样的人物。那些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而已经成长为出色的指挥员的人物固不用说了，像老炊事员孙全厚和周大勇连的许多老战士也不用说了，就是李玉明和宁二子，甚至连宁金山，也正在逐步被教育和锤炼成为这样的战士。又如卫生员三牛、勤务员小成，他们是周大勇八九年前的影子；在我们的部队中这样的少年又怎能数得完呢？

周大勇就是这样的人民战士和英雄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作者是确实写得成功的。

这样的人，当听到敌人接近党中央和毛主席住的延安时，自然全身心都要给“惨厉的痛苦和愤怒”煎熬着的；这样的人，也自然会本能地以自己的身体去挡住敌人的子弹对于儿童和妇女的射击的；这样的人，更不用说，无论在怎样的强敌中冲锋陷阵，也不会稍露怯色，无论受了怎样的重伤，陷于昏迷状态中，也不会失去战斗的意志的。这样的人，也是时刻能够接受人民的教育，党的教育，部队的教育，时刻在提高自己，时刻在成长中的。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全面地写了周大勇的这样的性格和他在这次战争中新的结结实实的成长。

作者为了展开对于周大勇以及王老虎、马全有等等这一群人的英雄性格的充分的描写，除了各章都有描写外，还特别选择了周大勇连和自己部队失去联络而单独跟敌人艰苦作战的情景，写了第五章“长城线上”整整的一章；我们觉得，这一章在全书的现在这样的结构上是统一的，而在这次战争的艰巨性和气氛的表达上也还是有作用的。最有关系的，是在这样的描写中，周大勇等人的性格就确实能够最充分地展开了。把这样紧张的、接连不断的、以少数人对抗多数敌人的不可想象的战斗，加以充分的描写，我们觉得，无论为了真实地表现这次战争的精神，为了人物的典型化，都是有用的，而且是有必要的。读者也许会觉得作者写得太多了，可以和应该加以压缩；我在几次阅读时也曾几次想过可否压缩的问题。但我们仍然觉得，在现在这个样子的这部作品中，加以压缩是不容易的，而且会有损害的；这些人物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们的战斗就是这样的战斗；为了要充分真实地描写他们，我们不得不同意（而且佩服）作者的这样的描写。我们仍然会读下去，要读下去，这些人物有力量使我们不能不读下去。我们读的时候，心是紧张的，跳动的，——同时柏确实几次引起过以为周大勇等人很快就会摆脱敌人了罢这样的念头。可是，我们仍然不愿停止地一口气读完了这一章，而人物的重量，也就让我们真正感觉到了。

这样，由于全书各章的描写以及这一章的这种充分的描写，周大勇（和王老虎等这一群）的人民战士的形象就确实强有力地在艺术上描写出来了。

关于王老虎，我们可以不多谈，要之，这是大家知道的我们军队中许多惊人的战斗英雄在艺术上的一个不曾加过怎样夸大的写真。我们军队中许多全国闻名的英雄的战斗事迹，确实是像王老虎这样惊人，甚至还有比这更惊人的；这部作品写了这样一个人物，给我们这些永远光辉的战斗英雄描下了一幅图影。王老虎性格中有最可贵的纯朴和坚毅的精神；他还正在成长着，还要更坚强起来，这在书中是有描写的。

在这部作品中，加以最充分的描写的，除周大勇外，还有一个李诚。这个典型人物被创造出来，也是这部书的一个重要的成就。

这是可以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政治工作干部的坚苦卓绝精神的一个典型人物；是那些真正不知辛苦、不知疲倦地惊人地工作着的政治工作人员的一个生动的灵魂；是一个以特殊材料造成的——然而完全可以了解的——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一幅图影。

从这个人物身上，人们能够最深切地了解到为什么党的政治工作是我们部队的生命和胜利的保证，以及怎样地使它成为部队的生命和胜利的保证。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从红军时代起在长期中所创造出来和积累起来的部队中政治工作的传统和一些模范的图型。但是，这些工作，正如这部作品所成功地、出色地描写的这样，在我们的部队里绝不是生硬或枯燥的，而是部队的活生生的精神生活，是使战士们的思想感情和整个灵魂活跃起来、发展起来、提高起来、相互团结起来和相互友爱的力量；我们的政治工作是部队的深刻、活泼、愉快的生活的组织者，是战士们的自觉和一切生活的意义、一切力量的启发者。这样的政治工作就决定了人民军队的性格，它不仅是战士们都有政治自觉的部队，而且是战士们都有文化生活、都有相互关心和友爱的温暖而深刻的精神生活的部队。这样的政治工作也培养出这种工作所要求的我们工作者的最艰苦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像这部作品中所写的李诚、张培等人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者是战士们的首长和教师，同时又是战士们的亲密的同志、朋友、保姆和勤务员。（在我们部队里，政治工作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普通战士都要做的；同时，每一个军事指挥员也都负有政治工作的责任，正如政治工作人员也要负责军事指挥一样。我这里说的政治工作人员是指例如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委员等等负有政治工作主要责任的人。）这部作品鲜明地描写了我们部队在连部中的党的政治工作；这些描写，为了反映部队生活，或者为了反映这次战争的精神（这次战争的胜利以及我们每次战争的胜利都是和书中所写的这样的政治工作分不开的），都是必要的；而为了描写像李诚这样的人，当然更是必要的。可是，这部作品能够反映了这样的政治工作（也就是部队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因为作者真正写出了我们政治工作的精神，真正写出了战士们的政治生活，真正写出了可叹服的我们的政治工作人员的精神。作者当然是为了写入们的战斗精神和这样的战斗的人们，而不是为了写一些政治工作的事例，这是用不到说的。这样，作者就写出了李诚这样的人物，写出了我们政治工作的精神和政治工作人员的灵魂，把这些人们的惊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品质，最生动地从一个人物的身上刻画出来了。把政治工作者写得这样深刻、充分、突出、动人——这也是我们在别的描写我们的战争和我们部队生活的作品中还不曾看见过的。

作者能够创造出李诚这一个典型人物，也是由于作者最充分地描写了李诚这类人的那种不知辛苦、不知疲倦的，真正是非凡的工作精神的缘故。如果我们读者自己的精神没有深入到人物和我们部队的这种精神里去，那我们也会觉得作者写得太多了。并且还会奇怪：怎么能有这样的人，能有这样的精力，真正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只是工作，工作；而且一个人能够注意和知道那么多的事情，战士们随时发生的任何一个小问题，一件小事情，任何一个战士的情绪的变化，他都注意到，他都知道，而他的指示和解决问题又都迅速、正确，使人信服。但我们如果进入到这种人物的精神及这样的部队和当时战争的环境中去，就会觉得作者写的一切都是最真实的；这些人就是拿这样的精神在工作，就是用这样的具体工作在保证战争的胜利。我们读下去，读下去，也就一步一步地感到了李诚这个人物的深刻性和生动惊人及其重量了。

我想，有的读者也许还会觉得，作者太把李诚这个人物写得可敬可畏，却似乎不是一个可亲可爱的人了。就是说，李诚什么时候都是这么严格地要求别人，什么时候都这样严肃，而对于同志们的困难以及缺点或弱点却太缺乏体贴或同情心了。或者说，李诚是一个最严格地要求自己的人，是一个真正以身作则的人；可是他太像要求自己那样要求别人了，别人会觉得有些吃不消，觉得他是一个缺少温暖的人。他什么时候都在指出同志的缺点，头头是道地加以批评；同时又时刻在对同志们指出任务，简直不让同志们对工作能有稍稍马虎一下或偷懒一会儿的可能。他确实有些“克人”。但是，这种严格的要求（对己对人）和看来缺少对同志的体贴的态度，即使真是这样的人的性格上的一种缺点，那也只是一种表面上的、不重要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不是重要的缺点，至多是工作和斗争紧张时谁都不可避免的缺点。在这个人物的根本精神上，即以这个人物的灵魂而论，我们觉得，他不但是应该被崇敬的人，而且也是可亲可爱的性格。凡是受过革命的训练，真正忠实于人民事业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革命是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只有在坚决克服困难中前进的，因此，对于困难表示软弱的态度就是对于革命的罪恶；同时，每一个人都有缺点和弱点，这是可以了解的，也应该了解的，但为了革命，必须以坚决的态度去克服自己和别人的缺点和弱点，如果对于缺点和弱点采取不坚决克服的、婆婆妈妈的温情的态度，那也是对于革命的罪恶。李诚就是富有这种精神的人物，就是在党的教育、革命的训练、工作和战斗的要求之下所培养出来的一个新的革命者的性格。我们觉得，作者是掌握了这个人物的精神和性格的。这个人物是可敬可畏的，然而也是可亲可爱的；他的严肃的精神和严格的要求，发生于革命的任务以及他的革命的意志和对于工作的责任心，但也发生于他对于战士们、同志们的爱和热情，以及对于人民和祖国的爱和热情。读者完全可以感觉到，在李诚的内心里蕴藏着对战士、对部队、对党和人民的火似的热情；而对于同志们，也经常保持有像张培那样温暖可亲的心境的，只是他的表现方式和张培不同罢了。但这是革命者的热情和爱；不用说，一切懒惰者，一切散漫者，一切自由主义者，一切保持有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人，仍然会觉得他是缺少温暖的；可是，战士们却是敬他又爱他，周大勇在心底里敬服他、学习他，更在心底里爱他、感激他；别的人们对他也如此。要之，李诚是一个新的人，一个模范的革命干部的性格。

作者在艺术上真正体现出了这样的一个革命英雄主义者的性格，一个党的政治工作者的性格，我重复地说，这是这部作品的一个重要的成就。

关于卫毅，作者写得并不多，但作者也深入人物的内心掌握住了人物的精神及其英雄的性格，并且已经在艺术上把人物的精神和性格都体现出来了。这是一个令人爱慕的动人的英雄人物。张培也是写得成功的，他的精神和个性也是读者不容易忘记的。

陈兴允旅长，作为一个能干、坚决、勇猛的我们的优秀指挥员，是显得真实而生动的，但作为一个艺术上的人物而论，并从这个人物在书中的重要关系而论，我们会觉得重量仿佛还太轻一点似的。其实，作者写到陈兴允的地方已经不少；我们只能说作者写得还不够有力罢。但虽然如此，这个人物还是显得真实而生动的。旅政治委员杨克文、团长赵劲、指导员王成德等，也都是鲜明生动的人物。

孙全厚是我们部队中炊事员、饲养员以及其他勤务人员中的感动人的无名英雄之一。李振德老人是革命根据地人民不屈不挠和以自我牺牲精神克服困难的一个英雄形象。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让宁金山的故事和他的性格也占了一个地位，是有意义的。

此外，马全有、李江国等等一群生龙活虎的战士以及其他的人，都可以说是生动鲜明的。我们觉得，这是一部让这些战士和英雄能够如他们在战场上一样活跃的书，是在英雄人物的创造上打了一个胜仗的书

。

所有人物在作品中都作为这次战争的一个脉搏而跳动，同时都有自己生动的面目和个性。由这些人物和全部作品所反映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是具体的，最富于实际精神的；它是普通人所不可企及然而却是普通人在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因而它也最能感动人和鼓舞人。

以上就是我对于这部作品的看法和主要的印象；我相信这样的印象也是大多数读者都会有的。

作者的描写手腕也已经达到了高强的地步，全书大部分在描写上都是深刻有力的，有不少地方还描写得特别精彩。语言，总的说来，是能够适应所要表现的内容和全书的思想情绪以及气氛的要求的。因此，全书的语言也显得生动、有力、有深刻性、有节奏、有时富有诗意，使我们觉得这书中的语言已具有和作品所要表现的内容及精神相一致的性格。

但也是从整部作品来说，它显然还可以写得更精炼些。如果更精炼些，它的艺术性也一定更提高，更辉煌。以这部作品所已达到的根本的史诗精神而论，我个人是以为它已经具有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但在艺术的技巧或表现的手法上当然还未能达到古典杰作的水平。也就是说，在艺术的辉煌性上，还不能和古典英雄史诗并肩而立。但这部作品有使它的艺术性更提高而达到更辉煌，以至接近古典杰作水平的可能性和基础，因为它已具有坚实的英雄史诗精神，同时在艺术描写上留有今后可以一次一次加以修改和加工的余地。如果作者愿意并认为有必要，在将来是可以再加工的，主要的就是使作品的结构能够更适合于一些主要人物之更集中的描写，以使作品更能在人物的集中描写上去反映战争的精神。这种加工，以及全书描写上更精炼些，我觉得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即使再加工，也不是在现在，应该在作者的才能更成长和成熟的时候。我们现在应该先满意于这样的成就。

这样，这部作品对于人民的文艺生活和我们的文学工作都有重要的意义，是很明白的。

首先，这部作品由于它的内容和它的鼓舞力量，对于读者的教育影响无疑将是深刻而广大的。它出版还不久，已经弓J起广泛读者的注意。文学作品的这种革命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是最为我们所看重的。对于这部作品，我们就应该热心地把它介绍给一切能读和愿读的人，使读者的范围更广。当然不仅这部作品，一切好的作品都应该被介绍给广大的读者，使文学作品的读者一天一天地增多；而有鼓舞力量的好作品，更应让它很快就拥有最多数的读者。

其次，这部作品带给我们今天文学的意义，又显然是不小的。我们已经有不少反映人民革命战争（我的意思是从红军时代一直到最近的抗美援朝战争的一切革命战争）的作品，其中有写得比较优秀的，也有写得极平常的，但都为读者所欢迎，起了鼓舞教育的作用。从艺术成绩上说，这些作品的总的成就也是显著的。在我们十年来的文学成绩上，这些作品就占了很大的比重。但真正可以称得上英雄史诗的，这还是第一部。也就是说，即使它还不能满足我们最高的要求，也总算是已经有了这样的一部。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收获；同时这不仅说明我们走的路是正确的，而且也说明我们的文学能力在逐渐成长起来，已经能够真正在艺术上描写新的人民英雄。我们知道，这部作品的作者——比较起来说——还是一个年轻的作家，他的艺术修养并不比我们许多作家高；他的这部作品显然是在我们年轻文学的已有的成就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他的——现在看起来已经不是平凡的——才能，也是和我们许多作家一样，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逐渐培养起来的。具体地说，我们文学上近年来现实主义的一些成就，以及我刚才说过的许多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作品，都是帮助了这部作品的成就的。（这里且不谈鲁迅和苏联文学对于作者的并不例外的鼓舞和影响。）这是说，我们的文学能力是一般地在逐渐提高起来的。而这部作品，比起许多已有的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作品来，又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它给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带来了新的成就，主要的就是它真正在艺术上成功地描写了我们的人民英雄。这个成就是重要的，是有推进我们创作的作用的。

我们必须承认，在这部作品之前，我们许多作品所创造的英雄人物，虽然都有多少成就，但究竟还不能说已经在艺术上真正有力地、成功地反映了英雄人物，究竟都还不能给读者以深刻的、强有力的、持久的鼓舞力量。我们只要把许多作品和这部作品比较地读一读，就会得出明白的判断。这样，这部作品是我们新的成就：这个新的成就，对于我们创作所以重要，是因为创造正面人物，即描写先进分子或英雄人物，乃是我们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最根本的任务；同时，这个任务是艰巨的，要求着作家们的战斗的精神和真正的创造性。这部作品在英雄史诗上的成就，在我们创作上就有一种新纪录的意义；它的显著的创造性，显然有推进我们现实主义创作运动的作用。（用不到解释，这绝不是说创造反面人物的典型和发展讽刺文学，就不是我们现实主义创作运动的极重要的任务。）如果我们联系到更切近一些的问题，则例如目前在作家们中间关于描写英雄人物就有各种问题在提出来，也存在着不正确的、非现实主义的倾向；这部作品就显然能够很有力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再其次，我们觉得作者的战斗的创作精神，确实是最可宝贵的。大家可以判断，这部作品的成就，和作者对于这次战争的亲身体验分不开，同时也和作者掌握现实的精神不可分离。作者曾经比较长期地在部队里工作，曾经参加过多次的战斗；在这次保卫延安战争中，作者就是在战斗部队里参加工作的。这是作者写这部作品的主要的资本。但如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作者掌握现实的正确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和精神，也是这部作品成功的一个根本原因；而作者对现实和创作的那种战斗的态度，还更加重要。作者是全身心地在体验、肯定和歌颂这次战争的伟大精神的，他和战争的精神之间没有任何的隔离；他在创作时，也仍然是在和战争同呼吸，同跳动的。作者描写英雄人物，完全深入人物的灵魂中去，和人物同跳着脉搏，并以自己的意识到或不意识到的全部热情去肯定和体现他所认为应该肯定的东西；这样就使作者能够把革命人物的灵魂和精神真正体现了出来。这种对于生活的无隔离的精神和战斗的态度，是我们最需要的精神，也是现在我们不少作家还缺少的精神。

总之，这部作品的成就和它的创作精神，都值得引起我们今天文学界的注意和重视。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八日

《保卫延安》出版二十五年了。关于它，我从未为报刊写过一个字。倒是用了好多年的时间，在侮辱和践踏中写了许多材料，“交代”自己因为写了它而犯下的“滔天罪行”。在那些年月里，我曾千百次在心里问自己：难道一个人少年投身革命，在艰苦环境中出生入死，为的是和广大群众一道来争取这样一种“命运”吗？

一九四七年夏初，敌人大举进攻延安之后不久，我到了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即后来的人民解放军第二军，跟随部队参加了许多次战斗，走遍了西北的大部分地方，穿过沙漠、草原、戈壁，越过数不清的高山峻岭和大小河川，直到一九四九年末进军至帕米尔高原。这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无数英雄人物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给予我的教育是永世难忘的。因而，部队抵达祖国边陲，还在硝烟弥漫中继续追剿残敌时，我便着手来写这部作品了。

这一场战争，太伟大太壮烈了。随便写一点东西来记述它，我觉得对不起烈士和战争中流血流汗的人们。然而要写一部长篇巨著，并且在我们现有的描写战争作品的水平上有所提高、有所创造，又谈何容易！先不说我的阅历、学历、对文学的研究、对艺术的理解和写作技巧的掌握以及其他方面的修养等等，单说当时的客观条件，就使人望而却步！那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语言不通，风俗迥异，没有任何图书资料可供参考；所依靠的是一本油印的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部队的油印小报，历次战役和战斗的总结；新华社在各个时期关于战争形势所发表的述评及社论；再就是我在战争中所写的新闻、通讯、散文特写、报告文学和剧本等。还有在战争中所写的日记，近二百万字。衷心感谢新华社对我的培养和新闻工作使我得到的锻炼，因为它要求你努力学习；要求你不仅看到一些具体的战斗，以及许多看起来是孤立的事件，而且要求你瞩目于西北战场、瞩目于全国各战场，以至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钻在遥远边疆的刚刚从反动派手中夺取的简陋营房里，必然眼光狭小，因而也只能就事论事，要想写一部较有份量的长篇作品，那是不可能的。

在以往的岁月里，人们忙于打仗，顾不上写有关战争的规模较大的作品。当时，写农村生活和土地改革的长篇，还有几部，写民兵和游击队斗争的作品也有一两部，而写我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作品，除了个别长篇和中篇小说之外，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及报告文学作品。我反复读过这些作品，并且从中获得不少教益和启示。但是，这些已有的成就和经验，是不够的。这就是说，在描写革命战争方面，既要求助我们当前已有的成就，而更多地是求助于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中国新文学，以及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和苏联革命初期的文学名著等。

当时清醒地估量了自己面临的困难。于是决定先写一部长篇的报告文学作品，从延安撤退写起，直到进军帕米尔高原为止，记述西北解放战争的整个过程。

一捆捆材料就堆在军营斗室的地上，要想进去，便必须跳来蹦去地“翻山越岭”。那个时期，白天骑上马出去采访，或者发消息、写通讯，反映我军打仗和准备开展生产建设等情况；到晚上，就坐下来写这部作品。九个多月的时间，居然写起了近百万字。全是真人真事，按时间顺序把战争中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稿子都是使用缴获的国民党的粗劣报纸和宣传品的背面来抄写的。因此初稿抄起来，足有十几斤。

一九五0年底，初稿刚完成，就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当时，从冰天雪地的边疆回到黄河岸边的故乡，骑马、坐汽车，至少也得三个月甚至半年。我五内俱焚地拿着电报去找我们的兵团司令——西北战场一位威名远震的英雄。他，深表同情，让我搭乘当时在西北似乎是绝无仅有的一架军用飞机，赶到西安。然后就穿过我们当年的渭河北岸的作过战的许多地方，在严寒和风雪中步行数日，终于回到了家乡。十七岁离开这度过我苦难童年的地方，现在归来了。也许有人以为我背着一大捆东西，一定是给母亲带来的贵重礼物，其实它就是这部稿子；再加上腰里的手枪，这就是我所有的一切了。

午夜，我赶到母亲住的房前，立刻就止住脚步，热泪滚滚而下！门前是平漠漠的雪，积了半尺多厚，连一个脚印也看不见；破门闭着；没有灯光，不见烟火，象一个多少年都没有人住过的小庙似的。……看到这一切，什么都明白了！推门进去，只见土炕上，半边铺着一片席子，母亲就躺在上面！炕角放着一仑破瓦罐，那里头放着我多年来在戎马倥偬之中，给母亲写来的一封封盖着“军邮”戳记的书信。

生命离开了她以后，身躯竟变得这样瘦小了……我坐在这捆稿子上，伸出双臂，抱起了永远不能回答我的呼喊的母亲，放声痛哭！……她自幼便是一个世代受苦难的贫农家里的童养媳，二十多岁失去了丈夫，一直守候着我这个独生子。她这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受尽了压迫、凌辱、饥饿和旧社会带给劳动人民的一切痛苦与不幸。她的一生是何等悲惨啊！一九四八年，我的家乡解放了，她经过长期的颠簸流离，从远方回到了家乡，看到了故土。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政府，对这儿子在前线的军属，多方照顾。……她终于盼来了新社会。可是，病魔却夺去了她的生命！

我少小出门，现在万里归来，几乎和一个举目无亲，没有栖居之所的旅人差不多了。因此，埋葬了母亲，我便搬到县人民政府去住。接着，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夜以继日地工作，把这部稿子修改了一遍。在写作的时候，母亲的面容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那血染的山川河流、戈壁沙漠，也经常出现在我眼前！这粗劣的稿纸上，每一页都浇洒着我的眼泪！从母亲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民悲惨的过去；从我所写的战士们身上，我又看到了被压迫、欺凌了千百年的人民奋起抗争的那种排山倒海的力量。于是，我觉得：眼前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稿子，虽说也有闪光发亮的片断，但它远不能满足我内心愿望。又何况从整体来看，它又显得冗长、杂乱而枯燥。我，焦灼不安，苦苦思索，终于下了决心：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搞；一定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要在其中记载：战士们在旧世界的苦难和创立新时代的英雄气概，以及他们动天地而泣鬼神的丰功伟绩。是的，也许写不出无愧这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永远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人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作人的楷模。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决心既定，我便背起这包稿子，在母亲的新坟之前默然站立了片刻，望了望这黄土覆盖的高原山川，然后又奔向万里迢迢的祖国边疆……

……夜不成眠，食不甘味，时序更替，似乎和我无关。调我到大城市学习，我就把稿子带到大城市；让我到草原上工作，我就把稿子驮到马背上；外出开会，或者去看非看不可的电影，便把稿子抱在怀里，生怕把它烧毁在经常失火的边疆城市。

写着，写着，有多少次，遇到难以跨越的困难，便不断地反悔着，埋怨自己不自量力。可是想起了中国人民苦难的过去；想起了我们脚下的土地；想起了那些死去和活着的战友，抚摸烈士的遗物，便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力量，又鼓起勇气来。……钢笔把手指磨起硬茧，眼珠上布满血丝，饿了啃一口冷馒头，累了头上敷上块湿毛巾……写到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时，笔跟不上手，手跟不上心，热血冲击胸膛，眼泪滴落在稿纸上……这样，在工作之余，一年又一年，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把六十多万字变成十七万字，又把十七万字变成四十万字，再把四十万字变为三十多万字……在四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复增添删削何止数百次。直到一九五三年终，最后完成了这部作品，并在一九五四年夏出版了。那些被我涂抹过的稿纸，可以拉一马车。才气横溢的人，洋洋数十万言，也许挥洒自如，视若等闲。而我却是十足的笨人，除了拚命的学习和劳动，别无所长啊！

这部作品，离我自己想象的样子，差得很远；离时代的要求，差得更远。但是，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灌注着我的心血与汗水；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凝结着我的热爱与憎恨，’悲痛与欢乐，思考与追求，憧憬与理想……

幼年，不知幸福为何物，后来又度过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所以到了部队上，并不觉得特别苦，更不需要什么“适应过程”。相反的，战斗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在我眼前展示出一片新的天地，给我带来说不尽的欢乐和内心的充实。战争年代，干部和群众中的精华，大都集中在部队里；在你的前后左右，尽是出类拔萃的人。你和这些人战斗在一起，岂非人生一大幸事？你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心里不就充满着崇敬和热爱之情吗？总之，我的经历使我很容易与部队的指挥员、战士们生活在一起，容易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强烈的共鸣。也就是说，只要老老实实和他们一道前进，全心全意地跟他们学习，是很容易理解他们的。从而在写作中刻画指战员的形象时，困难也就少些。

但是，由于我在部队工作的几年，时常在基层，因而对高级指挥员，便所知有限。因此，我要塑造彭德怀将军的形象，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当时有不少描写过我军指挥员的好作品，但主要是写营以下干部的。要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没有经验。然而，我当时认定：除了千方百计从各个方面表现党中央、毛主席的统帅全局、亲自指挥西北战场军民对敌斗争的决定性地位外，要写出彭德怀将军这个形象，对体现党的军事路线，对表现战争的规模，特别是对作品思想和艺术方面，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写《保卫延安》以前，在行军途中或群众和部队举行的会上，当然不止一次见过彭总，但是坐到一块儿谈话，却只有一次。一九四八年秋末，在黄龙山的一个窑洞里，彭总给全体前线记者谈话，谈了三四个小时，参加的有一二十人，这些人现在活着的还有十几个。当时，彭总根本认不得我这个普通干部，怎么能授意我为他写什么书——“树碑立传”呢？这是活着的人可以作证的。只是在战争年代，我作为部队的一员，‘深深地感到：在那与人民群众和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革命战士都是生死攸关的严重的历史关头，他临危不惧，按照党的意志，忠诚地执行毛主席军事路线，带领我们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以少胜多，连打胜仗，最后解放了全西北。而且，他忠心耿耿，时时把人民群众和战士们放在心上，觉得他自己就是比群众和战士多吃一口青菜，也是深为惭愧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他的写照。这一切，在我心里产生的不是抽象的意念，而是激动人心的巨大的形象。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许多光辉灿烂的巨人——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包括彭总在内的为人民所敬佩、所爱戴的老帅们，……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数十年如一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无私无畏、舍身奋斗，同人民息息相关，和群众生死与共。这种崇高品格，整个中华民族都引以为荣地传诵着。当年，部队的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中，流传着关于彭总的许多热爱党、热爱革命事业、痛恨阶级敌人，刚正无私、艰苦朴素的事情，这一切都使我深为所动。我是带着广大指战员强烈的崇敬心情来描绘彭德怀将军的形象的。他是来自现实斗争生活，也是来自广大指战员的心里。

我想，塑造为人民造福、使大地生辉的一代英雄的形象，不正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起码的职责吗？作者在这方面作各种尝试和探索，有什么不好呢？难道象“四人帮”之流那样把战士们流的血当作污水来看待，是公平的吗？难道把中国人民精神上优美的东西摧残殆尽，才甘心吗？

总之，我写《保卫延安》的时候，没有什么能耐。我就是忘不了战士们，忘不了人民群众，忘不了那一场壮烈的战争，忘不了战斗生活对自己的教育，忘不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流血斗争的历史。今天看来，它只不过如实地把那场伟大的斗争点滴地记录下来罢了。但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还非得从中国的大地上扫除出去不可！一个时代的文学，是大家创造的；创作经验，是大家辛勤劳动而积累起来的。如果连这样一部反映历史真实的作品也要铲除消灭，那中国文学还有什么希望呢？《保卫延安》是最先尝试着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的小说之一，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过去了，在长篇小说领域里的这个方面，似乎是停滞不前。这是多么让人痛苦的百思莫解的文学状况啊！后代的人会愤怒地责问我们：追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战斗过的可以执笔为文的人，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份贫乏的文学遗产么？

林彪、“四人帮”的逻辑是：我说你写的是毒草，就是毒草；我说你是“黑帮”，你就是“黑帮”。但是，历史和客观现实，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违犯这铁的法则，谁就碰得头破血流，不管他地位多高，权势多大。

在解放初期，一本书印近百万册，比较少见。由此可知，群众并不厌弃它。可是一九五九年以后，这本书不叫印了。不叫印了就通知一下作者吧，不。作者无权过问，也不敢过问。到了一九六三年后半年，我在乡村“社教”，听说有人下令叫烧毁这本书。要烧毁，通知一下作者好不好？不通知。不仅当时不通知，就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通知我一声！最近，为了写这篇“后记”，我才费了一番功夫，请别的同志查出这样两份文件。现抄录如下：

文化部1963年9月2日（63>文出密字第1394号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保卫延安》（杜鹏程著）应立即停售和停止借阅。……立即遵照执行……隔了不久，又急忙发出另一通知：

文化部（64）文群密字291号补充通知：……关于《保卫延安》一书……就地销毁，……不必封存。……立即遵照办理。

一声令下，烟火冲天；有的地方还派了保卫工作人员“监烧”，直到看到烧为灰烬为止，生怕有“胆大妄为之徒”，偷走一本，从而谬种流传，祸延子孙后代！

长夜深思：“焚书”是古已有之的，然而它在我们今天重演，这表明了什么呢？它表明中国人民灾难深重！后来我们大家经历的事实，不是极其惨痛地证明了这种看法吗？

当时，书是悄悄“销毁”了，可是并没有找什么麻烦。这也算是“宽大”吧！可是，一九六六年以后，那就大祸临头了！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蹲牛棚、劳动改造……专政方式，名目繁多。早年，戴过“八路”和“解放”的臂章的胳膊上，现在换了一块白布，上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早年浴血奋战的地方，现在成了自己被侮辱“示众”的场所。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向我们吐唾沫，抛石头，而我们纵然有多少错误与弱点，但确是为了使他们能过人的生活，而含辛茹苦地战斗在这个世界上！说我因为写此书而“发了财”，其实《保卫延安》的稿费的百分之九十，交了党费和捐献给国家。吃每一顿饭，都要站在毛主席像下“请罪”，在恶声辱骂中，夹着碗，低着头，念念有词地背诵着人家规定好的“请罪词”……在生活的舞台上，我真是扮演了不少角色呵！

但是，这还只是在一个城市或一个省的范围里闹腾。紧接着，当时由“四人帮”控制的舆论阵地《人民日报》，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不惜花费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出了那篇大作——《（保卫延安>——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一支毒箭便是号令，接着就万箭齐发。对这部作品长达数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残酷围剿开始了。

从那时起，我的处境空前恶劣起来了，加在我身上的各种折磨手段也升级了。在长时期的摧残下，我的身心几乎到了被摧毁的程度……

更可悲的是，当年我在的部队的领导同志和战友，特别是在边疆工作的同志，有许多人为此受到冲击、审查、拷打，没完没了。他们流血牺牲为创建这个国家作出了贡献，因此就“罪该万死”吗？有的读者，和我素不相识，只是由于曾经赞扬过这本书，也受到迫害或者被投到监狱。株连之广，为害之烈，比起封建社会的残酷的“文字狱”来，毫不逊色！

围剿的黑文，用的全是林彪、“四人帮”帽子工厂的破烂货和法西斯棍棒，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你明明是在歌颂毛主席，他却硬说你“恶毒攻击毛主席”；你明明是要表现彭德怀将军如何忠实执行党的军事路线，他却硬说你“为彭德怀篡党夺权作吹鼓手”；你明明是在歌颂人民和人民战士，他却硬说你“宣扬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丑化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你明明是歌颂伟大的人民战争，他硬要说你“宣扬战争恐怖论”，等等。这些颠倒是非的污蔑，用不着一一批驳，有这部书在，读者自有明断。

在“四人帮”一手遮天的时候，我曾痛苦地想过一个问题：一本书，几年前，报纸上说它如何好，几年后，还是同样的报纸，却又说它如何如何十恶不赦；那么，后代人看到这些互相矛盾的文字记载，将作何感想呢？这使我感受到：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就是历史的以及其它记述人类生活的书籍，在某一时期中，可以用强权和欺诈的手段，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下，塞满歪曲历史和生活的肮脏东西，但是人民总是厌弃这类东西的。在他们心里不容抹煞地存在着另一本书——在那里历史和生活保持着它本来面目……这甚至只是一本无文字可考的书，然而，我们要阅读的，正是这本印在人民心上的书。无数激动人心的事实告诉我们：人民群众对真理与谎言、正义与邪恶、以及对是非功过的分辨，最有力、最公平、最不可抗拒。人们该怎么想，还怎么想；该怎么说，还怎么说；该看什么书，还是照看不误。因为人民不可能永远被蒙蔽，而从根本上说，这恰恰使他们的分辨力得到了锻炼，得到了加强，这也是时代给我们的伟大赐予！也正因为看到了这种“赐予”，我们的心才没有被摧毁呵！

《保卫延安》的遭遇说明：不能象“四人帮”那样因为一时的政治需要，而任意修改历史，从而株连反映有关历史的作品和作家。作家应当对什么负责？他只能对人民群众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他所反映的那个时代负责；对共产主义理想负责。这难道不是普通的常识吗？可是，“四人帮”之流，把普通常识竞搞得如此混乱不堪，使人哭笑不得。

纵览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这一段历史，使人不能不这样想：是的，有人要怎样乱干就怎样乱干，要怎么胡说就怎么胡说，但是，这样干，这样说；把中国人民置于何地？须知，一切胡作非为的惨痛后果，全都落到人民群众的头上——缺吃的，是他们；少穿的，是他们；忍受一切艰难困苦、遭受精神摧残的，都是他们呵！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吗？

十多年来，我们看到林彪、“四人帮”从头至尾的一场大表演。虽然我遭受了迫害，但也受到了很大的锻炼：经见丰富得多了，头脑清醒得多了。我还活着，还在执笔为文，然而许多贡献很大、被人民所珍视的作家，却满怀遗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现在党中央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正带领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我们老老少少，都应该奋发起来，努力向前！

我始终忘不了彭德怀将军在战争年代说过的一句话：“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要说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不忘本。”照我的理解，这个“本”，就是革命事业，这个“本”，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的，如果忘了这个本，我们活到世界上干什么？如果忘了这个本，地位再高，权势再大，与人民何益？与粪土何异？

是的，我们被折磨得内外是伤，但依然昂首挺立，而且满怀着激情和热爱，注视着这个辽阔广大的国家，注视着这块用我们的血汗和眼泪浸透过的土地，注视着这英勇顽强而多灾多难的人民呵！

这本书，一九五四年夏季出版，那是小三十二开的竖排本。印数较多。这是第一个本子。到了一九五六年，我进行过一次较大的修改，删去数千字，增添了两三万字。这是大三十二开的竖排本，算是第二个本子。到了一九五八年，我又在这个基础上把这本书作了一些修改，以大三十二开的横排本出版，这算是第三个本子。最后这个本子，比起前几个本子，充实得多了。可惜，出版不久即被“烧毁”，因此看到过这个本子的读者比较少。

现在出的这是第四个本子。出版前，我虽然以一九五八年第三个本子为基础作了校订，但是按照许多读者的意见，基本上没有动，为的是让没有阅读过此书的读者看一看，被“四人帮”泼了那么多污水的书，到底是什么样子。

当初，这本书从看初稿、定稿、审查、出版，全是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负责的。总政文化部费了很多精力，设法把我从新疆的工作岗位上借调出来，因而，从一九五三年春到五四年春，我有整整一年时间住在北京，这使我能集中全力，对作品反复推敲修改。总之，没有他们的关怀和帮助，这本书根本不可能和读者见面。《解放军文艺》在此书尚未出版时，就在一九五四年一、二月分别选发了“蟠龙镇”和“沙家店”两章。那种对我国文学事业的热情的关怀和扶植，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战争中，我在部队上得到锻炼，写作中又得到部队领导机关的帮助。时至今日，如果说我还能作一点工作的话，那完全是党、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培养的结果呵！而且不管怎样折腾，总是活下来，总是不让那些祸国殃民的恶魔把自己的信念摧毁，那力量也是从这儿来的。

在这第四个本子印行的时候，我把冯雪峰同志在《文艺报》一九五四年的第十四、十五两期发表的《论<保卫延安>》（发表时的题名为：《〈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放在卷首，以表达对这位文艺界的老前辈的深切悼念。他当初写评论时，看的是一九五四年的第一版。后来出的版本，变动较大，如对彭德怀将军的描写，就增添了数千字，比他当初看到的那个本子，可以说，有一定的提高。他如果健在，在有些具体讲法上，也一定会根据新的情况，有所补充。但是，总的说，他的文章，高屋建瓴，很有气魄，他的论断是独特的，他的眼光是犀利的，至今读起来，仍令人激动和敬佩。一九五三年底，总政文化部已经把稿子完全定下来，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之一，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同志，兼任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他看到这部作品的打字稿。他和我素不相识，只是阅读中发现此稿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于是约我谈过数次，爽直，精辟而恳切地指出这部作品的长处与不足。那关怀与爱护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他看过打字稿，看过清样，书印出来又反复读了。他为我国文学中有这样一部作品，而兴奋得夜不能眠。想想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有着光辉革命阅历的文艺理论家，对我们的文学事业关怀和热爱，再看看近二十年来他和许多同志曾经为之付出心血的《保卫延安》的遭遇，使人心里充满了无法排解的寂寞和悲哀！如今，这位忠诚、倔强而耿直的老前辈，与世长辞了，我的悲痛是无法表达的！然而，为我们的文学事业呕心沥血的人，为我国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人，他们的英名和业绩是永存的。

前行者，一个个倒下了，放下了他们的工作担子。我们活着的人、不管怎样渺小，还是要挑起这担子，奋然前行。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四个现代化，在向我们召唤。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继续用血汗和生命来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杜鹏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草于西安

一九七九年元月底修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