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相互依存，却又都不了解对方。他们就像两个互相揪着头发扭打的孩童，最终双双滚下悬崖。我们会问，中国是否同以往的其他国家一样会对美国霸权造成威胁？站在中国人的角度看，类似的焦虑同样存在。

赵启光及美国卡尔顿学院学生编著的《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围绕美国年轻人最关心的话题，及相机所捕捉到的中国画面而展开，内容涵盖文化、经济、社会等。

《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围绕美国年轻人最关心的话题，及相机所捕捉到的中国画面而展开，内容涵盖文化、经济、社会等，视觉独特，话题新颖，思想活跃。让我们跟随这24位现代“马可·波罗”，来一次震撼人心的中国发现之旅吧！

《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由赵启光及美国卡尔顿学院学生编著。

第一章 2l世纪是中国世纪吗?

第二章 当古老辉煌遭遇现实

第三章 儒家与道家：谁能引领中国?

第四章 GDP是一切吗?

第五章 中国文化能走向繁荣吗?

第六章 细数交通：中国人应该像美国人一样生活吗?

第七章 自然与环境保护

第八章 中国城市印象

第九章 探索中国的美食文化

第十章 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

第十一章 拥抱文化交流

第十二章 中国的未来与发展方向

第十三章 与“龙”共舞

第一章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

互联网：中国主导21世纪的助推器

如今，中国政府可以像接受外界对于其熟练处理经济发展的赞扬一般，接受许多直指政府的批评。但这却并不是我赞同21世纪属于中国的原因。相反地，我更相信的是“国家网络防火墙”的互联网审查程序导致了21世纪属于中国。

2l世纪无疑将开启互联网时代，这是一个关乎电子、关乎全球、关乎人与人相互联系的时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互联网这个平等的工具，只要迅速一点击，便可连接到世界各地的任何人，而且目前有近五亿互联网用户，且这一数字仍在上升，谁还能超过中国跃于世界第一呢？中国已做好了在这种氛围中蓬勃发展的准备。假设中国能够找到改革与和谐之间可行的平衡点，我相信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国家属于人民，而不是人民属于国家的真正的发展。而这就是改变，它将使中国主导2l世纪。

面对21世纪，中国准备好了吗？

今年夏天（注：2010年）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我在兰州偶然发现了这个宝贝：一个画着嘲讽布什图案的卡通打火机（布什带着一个汉堡王的王冠，但头上的字却被巧妙地换成了“杀人王”）。对我来说，这种政治嘲讽并不陌生。但这个打火机在我看来是宝贝的原因，却是卡通下方的文字，“Manstr＂ugglesupwards，war＿erflowsdownwards”（“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事实上，这个打火机，与每年数以百万计生产的产品一样，都是触动我思考的智慧之源。

当我被问起是否相信21世纪是中国世纪时，我会不自觉地想避开这些排名的事——尤其涉及到国家这一无形而抽象的概念。是的，在西方国家领导人、政治经济学者和按GDP数据撰文的专栏作家看来，中国的时代已经到来。全球货币体系的权力重心已经东移。中国有着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多的百万富翁，而这些年轻、富有又不易满足的富翁们正以世界第一的速度疯狂地购买奢侈品。

亚当·斯密在17世纪撰写《国富论》时，他曾将市场比做“看不见的手”，它能善意引导人们的欲望和野心。从那时起，主权国家关注并支持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民主。西方国家过去200多年的历史正是资本市场“自然状态”运作的写照。

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应该共同考虑的问题理应不同于西方人（基于自身历史）所考虑的问题。中国哲学中有着丰富的关于“自然”的精神财富，但中国做好欣然接受“自然状态”下的资本市场的准备了吗？中国的青年人该被Gucci的魅力所吸引，还是该为古琴的永恒之美所着迷呢？中国人如何看待美国的政治制度，这种自由民主名义下碰撞的意识形态，这种使我们茫然而固执以致于无法认清我们体系内真实存在的压迫性权力关系的政治制度？  我认为这些答案一定程度上将决定人们理解中国的重要性的途径。而现在，我会继续回去思考这个打火机背后的问题。

“中国世纪”：现在论断为时尚早

21世纪将是多极世纪

我倾向于认为，在·21世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独占鳌头——21世纪是一个合作与相互制衡的世纪。全世界正调整姿态，迎接这个包罗万象的“全球化”。就让未来的事实，来证明这一切吧。

文／贺美勤（EmilyHartley）

历史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我认为，中国在21世纪将不会像美国在20世纪下半叶一样，将本世纪变为中国世纪。

人们常常想不起美国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强大。我们美国人倾向于认为我们的优势来自我们的政府机构和经济体制。我们告诉自己，建立小政府可以巩固我们的财富。但事实是，我们聚集起财富的最主要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是战争中唯一一个没有完全被摧毁的工业国家。战争结束后，唯一能够承担起世界供应链的工厂都在美国。因此，我们的中产阶级诞生了。中产阶级催生了我们的消费市场。

美国在军事方面的领先地位差不多也是这么得来的。当时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都害怕苏联。因此，这些国家采取了在其他的历史条件下决不可能的做法，即允许美国在军事上继续挑战苏联，让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继续扮演庞然大物的角色。苏联解体时，美国事实上已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军事强国。

由于允许美国崛起的历史条件无法简单复制到另一个国家身上，中国无法复制美国崛起的道路。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无法做到这一点，而是中国可能根本没有这个机会去尝试。现在看来，再打一场真正的全球性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

但尽管如此，中国将继续上升，而美国则将继续走向相对衰落。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在短期内会超越美国。相反，我们正进入一个多极化的时代。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美国继续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但在此间，如果美国不采取与其他国家合作的策略，将无法实现其自身的目标。P1－5

卡尔顿学院是坐落于明尼苏达州诺斯菲尔德小镇上的一所文理学院，我于1987年起在该校任教，并创办了中文系。这里的冬季闻名遐迩，四周环绕着上万个美不胜收的冰冻湖，我正是由此间生发了要带外国学生来中国学习的念头。在过去的岁月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曾经的农业大国正发展为工业的引擎。与此同时，我儿时记忆中的那个中国一去不复返了，这使我更迫不及待地，想在还能依稀辨认出昔日祖国的容貌，并对其稍作阐释之时，带领我的外国学生们踏上中国的土地。由于我是当时卡尔顿学院唯一的中文教授，学校周边也没有中国人，因此在第一学期末，我与学生们开玩笑说，我并不是在教中文，而是在教一种我自创的语言。我告诉他们，只有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才能证明他们学习了中文。有几个学生说他们更乐意学我自创的语言，我告诉他们那他们就要大失所望了。

这个玩笑一开就是五年。1992年，我终于带领我的学生们实现了首次中国之行。此后，我频繁地带领美国学生来华。每次旅途伊始，我都梦想着用学生的文字和图片总结我们的经历。然而日复一日的教学工作总是使这个梦想无法成真。终于在2010年，我再次鼓起勇气开始这项工作，有幸遇到了一群热情高涨，并有意愿投身于我梦想的学生们。特别是我的得力研究助手施凯宁（KathrvnSchmidt），她协助我收集并编辑了学生的照片和文稿，可以说，本书是我们共同的劳动成果。由于一些学生的中文记录多于英文记录（本书的原稿为英文，译者注），因此这部分学生的文字在本书中收入的较少。尽管本书的内容主要是一次旅行的记录，以及我对这些现象的观察和评论，但它代表了我们的项目20年来总结的经验和探索。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万物皆流，无物常在。”中国在改变，来华的学生团体也在变，但是于我而言，这是两股交汇于同一处的绵延水流。这些似曾相似的地点，这些崭新的面孔，这两股交汇的河流碰撞出四溅的水花，让我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本书就好比是从明尼苏达州零下40度的水桶中溅出的一朵结冰的水花。愿本书能保留世界发展史中的小插曲。

每当我回想起那一张张面容，和双脚踏过的每一个地方，我就会想起我们共同经历过的有趣且发人深省的事情，以及我们携手应对过的挑战。我出生在中国，但在过去30年中主要在美国生活。每当我回到祖国，就有重温岁月的感觉。所以当我在自己的祖国看到我的学生时，我真实地感受到了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我也为学生们的远见卓识着迷。无论你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这些评论和观点都会让你感到兴趣十足，因为他们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人们总是对马可·波罗怀有崇敬之情，将他视作世界上最伟大的旅行家；但他的后来者也是可圈可点的，他们视角的新鲜感毫不逊色于前人，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乏严峻，他们的论断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因此这里我要向大家展示的是这24位“现代马可·波罗”的所观所感。

2010年，我第10次带领着我的美国学生奔赴中国学习汉语，引导学生透过语言这扇窗看中国人的灵魂。2010年秋天，我们从北京出发，随后到达我的故乡天津，接着学生们分成若干小组分别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探索，最终在上海会合。我们在这个西方气息浓郁的城市度过了大部分时间，此行的特别之处是我们与同济大学新建立的合作关系，以及当年在上海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课程结束后，我们一行人花了一周的时间游览了一些中国（绝非全部）最美丽的景点。

项目期间，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大量学习中文，同时，中国文化、太极、武术、烹饪、绘画、书法的课程及文化探索作业，也进一步补充了学生们的语言知识。本书在学期末编辑而成，是一部作品合集，内容围绕着学生们所关心的话题以及相机所捕捉到的画面而展开。

在我看来，促进跨文化交流的一大途径是相互介绍各自的民族。21世纪人类的生存取决于跨文化交流的成功，许多误解都源自于思想的投影。人们常常会想象其他文化是什么样的，其他人在想些什么，而我的工作就是带领我的学生来中国。首先，这将有助于外国学生了解中国，并纠正他们对中国的先入之见。以往，他们中有许多人总期待能看到很多茶馆和宝塔，然而这些学生如今却深感失望，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异常迅猛。但中国人很容易就忽视了这些看法，因为同美国人一样，中国人也有自己的想法，正如中国诗人苏轼写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外国学生从书本和电影中已经对中国有所了解——这些媒介确实反映了中国颇为重要的方方面面。然而他们的亲眼所见却没能完全与他们的希望或期待相符。他们感到失望，倒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中国，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爱之太切。中国人应该扪心自问：去古更新，这样做，真的值得吗？说来也有意思，这些美国年轻人的声音，好像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回声，它漂洋过海，穿越时空，又回到中国。这些当代美国人，就像一块“传声板”，讲述着中国正在遗失的古老文明。

另一些学生则将中国想象成一个了解西方思想、了解资本主义模式的共产主义国家。他们同样也感到失望，因为中国的现实与红色共产主义并不相符。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以混合型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快速发展的大国。他们发现中美两国在诸多方面都具有相似性，但他们也为双边紧张的政治环境深感担忧。他们对中国人怀有美好祝福，他们希望中国人既快乐又健康。由于他们来中国只有短短10周，他们看不见中国10个月或10年前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他们看见过那时的中国，那么他们就会知道中国在发展成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的道路上已经前进了很多。  我眼前时常浮现出中国过去的画面。当我带着外国学生去餐厅吃饭，我们围绕餐桌坐定后，我便想起我小时候饭店前总是排着长龙队，或是拿着粮票去换面粉的情景。如果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已经前进了这么多，那么他还能走得更远，最重要的莫过于不要走错了方向，且能克服前进途中的艰难险阻。而保持正确的方法即听取人民的意见。

我们的项目将普通话教学与历史及现代文化相融合，进一步夯实了这些聪明且接受能力强的学生的基础。但我们需要的绝不仅仅是24名学生，而是240万名学生的参与。纵观历史，每当一个超级大国崛起之时，一场战争就在所难免。从古罗马到前苏联，从德国到日本，以往的超级大国都以怀疑的眼光瞅着新兴国家。在美国发展成为超级大国以后，他也总是在东西方两侧怀疑地观望着可能冉冉升起的新兴国家。

从历史上看，美国先是将英国、西班牙和法国驱逐出了美洲，随后德国曾两次上升为世界大国。接着，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崭露头角，他们先是在1941年偷袭珍珠港，后又于上世纪80年代买下了帝国大厦。而前苏联的红色旗帜曾屹立于白令海峡的另一侧，赫鲁晓夫曾立誓要埋葬美利坚。

现在，轮到中国崭露头角了。这一次，中国不再像19世10年前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他们看见过那时的中国，那么他们就会知道中国在发展成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的道路上已经前进了很多。

我眼前时常浮现出中国过去的画面。当我带着外国学生去餐厅吃饭，我们围绕餐桌坐定后，我便想起我小时候饭店前总是排着长龙队，或是拿着粮票去换面粉的情景。如果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已经前进了这么多，那么他还能走得更远，最重要的莫过于不要走错了方向，且能克服前进途中的艰难险阻。而保持正确的方法即听取人民的意见。

我们的项目将普通话教学与历史及现代文化相融合．进一步夯实了这些聪明且接受能力强的学生的基础。但我们需要的绝不仅仅是24名学生，而是240万名学生的参与。纵观历史，每当一个超级大国崛起之时，一场战争就在所难免。从古罗马到前苏联，从德国到日本，以往的超级大国都以怀疑的眼光瞅着新兴国家。在美国发展成为超级大国以后，他也总是在东西方两侧怀疑地观望着可能冉冉升起的新兴国家。

从历史上看，美国先是将英国、西班牙和法国驱逐出了美洲，随后德国曾两次上升为世界大国。接着，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崭露头角，他们先是在1941年偷袭珍珠港，后又于上世纪80年代买下了帝国大厦。而前苏联的红色旗帜曾屹立于白令海峡的另一侧，赫鲁晓夫曾立誓要埋葬关利坚。

现在，轮到中国崭露头角了。这一次，中国不再像19世纪时那样，因为受到军事威胁或输出贫穷的劳工而吸引世界的注意力。在过去，美国让中国劳工建造铁路，却禁止他们的妻子参与其中并赶走她们，还通过了排外移民法。1882年，种族主义达到顶峰，美国颁布《1882年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的输入，以缓和国内劳工市场的竞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关联合抗日时，美国才废除了这一法案。这一次，中国先是带来了价格低廉的产品，美国沃尔玛超市、凯马特及塔吉特百货满是中国产的鞋，半导体收音机和T恤（尽管一架波音747飞机相当于8亿件T恤）。后来，他们开始出口更高级的产品，包括电脑组件、儿童玩具及移动电话。现如今，中国人还持有超过一万亿的美国长期国债。

相比之下，美国人沉溺于消费。他们不断花费不属于他们的钱，来购买那些他们不生产的产品。而中国人则忙于节俭，所以他们能存下债务人印出来的钞票。这就好比是一支足球队对阵另一支同时也是裁判的队伍一般。我不知道双方谁更顽强，但中美之间显然是一个奇怪的组合，双方彼此依赖。当德、英、日、美参战时，他们至少是为各自的利益而战。而当中美维系着这样一对奇怪的关系时，我们很难想象中美双方开战会怎样，很难想象美国会轰炸一个为其源源不断供应商品的国家，也很难想象中国人会轰炸他们自己的债务人，摧毁自己的财富。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共存可能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很有可能这一次将会出现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依存的现象。

但要注意的是，普通百姓不是经济学家，政客们也并非总能保持头脑清醒。对一部分美国人而言，中国的崛起和德、日、前苏联的崛起时造成的威胁相当。中国的武器不是德国的U型潜水艇，大英帝国的航空母舰，也不是前苏联的米格21战机，而是人民币或网络黑客。但这一次，中国的崛起却未必会像以往崛起的大国一般。

中美两国相互依存，却又都不了解对方。他们就像两个互相揪着头发扭打的孩童，最终双双滚下悬崖。我们会问，中国是否同以往的其他国家一样会对美国霸权造成威胁？站在中国人的角度看，类似的焦虑同样存在。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就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弃了本国的利益，向西方大国屈服。俄国强占了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日本杀戮了数千万中国人；势均力敌的朝鲜战争则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美国试图包围中国，并很可能大举入侵。

与其他国家一样，阴谋论在中国也同样盛行。玛雅人无需告诉我们世界将要灭亡——如果美国拖欠债务将会发生什么？在中国，有许多人都模糊地将美国与沙皇俄国及军国主义日本视为一体。在一些中国人的眼里，“外国人”或者说“老外”都是一样的。怎样才能治愈这种相互间的怀疑呢？答案就是：相互理解。相互理解要从年轻人和文化交流抓起。

事实上，中美之间并不存在根深蒂固的怨恨。美国是第一个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中国的赔款偿还给中国的国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指示将那笔经费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美国飞虎队，即美国三军志愿军在二战时期援助了中国，并利用新战术帮助中国打赢了日本人。

另一方面，中国为美国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从19世纪兴建州际铁路到20世纪晚期开始为美国提供产品。问题是，尽管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历史渊源，又有着现在的经济联系，可他们却不能合理地看待彼此。数据、资本、商品和电影间的流通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人员流通。正因如此，我将美国学生带到中国，向中国人民展示出普通美国人民的面貌，这样中国人就会明白并非每个美国人都是比尔·盖茨、巴拉克·奥巴马、汤姆·克鲁斯或是温弗瑞。与此同时，这些美国学生也会了解中国，并向美国展示中国，并非所有中国人都是孔夫子或成龙，大多数中国人也都比姚明矮。

尽管有一些观点并不精准贴切，但总的来说，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仍旧多过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我将这个现象称之为文化赤字。实际上，早在2000年我就提出了“文化交流逆差”这一中文习语。现在，这一短语常常被学者和官员们提起。中国实现了商品贸易顺差，却出现了文化出口逆差。2009－2010年间，在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有10万，而在华的美国留学生却只有13，000人。我深信，建造一座横跨东西方文化的桥梁是我的使命，而消除文化交流逆差对于实现桥梁的双向交通至关重要。当我看见我们的美国学生在中国的教室里学习，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攀登中国的名山时，我就看见了这种逆差正在缩小。

2010年的秋天，赵启光教授带领他在卡尔顿学院的美国学生，踏上了中国的国土，开始了一段美妙的学习之旅。多年来，这一项目已成为卡尔顿学院亚洲语言文学系的一个传统——跟随赵启光教授来到中国，学习中国语言，体验中国文化，在交流中增进中关两国学生的相互理解，进而促进中关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有幸的是，在2010年的秋天，赵启光教授和学生们从北京、天津开始，由北向南，在第一阶段教学工作和一个小假期结束后，大家最终相聚于上海，来到了同济大学，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教学工作。

作为赵教授同济大学的助手，我们荣幸地参与到这一项目中。在此期间，我们与这群可爱的朝气蓬勃的美国学生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由于美国学生的汉语语言基础扎实，每当他们在校园里用流利的中文与中国学生们交流时，也总能引起旁人频频侧目。可以说，校园内，校园外，这些可爱的学生们所到之处，都能带来欢声笑语。

2010年恰逢上海世博年。我们在学习之余，曾两次组织学生们游览世博会。而学生们对于世博会的热情也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不少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第三次，甚至第四次游览世博会。此外，在教学活动进行期间，跟随赵启光教授，我们的课堂搬到了上海博物馆，搬到了中共一大会址，赵教授生动地为学生们讲解了一堂又一堂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的课。令人惊叹的是，尽管赵教授此前长期在美国工作生活，但他身上仍保留着浓郁的传统中国文人的气息。他精通中国历史、文化、哲学，会写诗赋词，更重要的是，他善于糅合中关两国教育教学中各自的优点，因材施教，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对学生循循善诱，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这对于我们中国教育工作者也是极大的启发。

教学工作告一段落后，我们跟随赵教授和学生们，一起游览了黄山、苏杭等地。一路上学生们欣赏美景，同时摄影、思考并记录下所观所想，加上此前在学习期间学生们课堂内外的各种评论，以及赵教授撰写的极具启发意义的一篇篇文章，便构成了本书。与赵教授编写本书时的心情一样，我们作为译者，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脑海中也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出许多我们项目中有趣的场景。当读到这些看似稚气未脱的美国学生们写下的意义深邃的文章时，我们也不得不感叹美国学生们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010年“卡尔顿一同济”项目的顺利举行，离不开同济大学从上到下对这一项目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向所有帮助过，或为我们项目工作过的老师们和同学们表示感谢。最后，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魏颖卓、杨阳（排名不分前后）两位同学的协助，也在此向她们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