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景和主编的这本《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第3辑)》围绕1949～1966年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这个问题采访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军人等各行各业的人群。本访谈录不仅是他们对当年婚姻经历的追忆，而且还浸入了多年之后他们对婚姻价值观的严肃思考。通过这些普通人物的经历、感受和体验，或许可以增强今天的我们对婚姻、对人生的进一步理解。

梁景和主编的这本《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第3辑)》是围绕1949～1966年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这个问题在北京市进行社会采访的。涉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军人等各个行业的人群。以70岁以上的老人为主，他们经历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活，对那段历史有着切身的感受和记忆。所有资料都是他们自愿慷慨地讲述出来的人生故事和经验。这百位受访者完全是与作者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是作者在2010～2011年期间到学校操场、公园、小区利用他们散步锻炼的机会进行访谈的。他们敞开心扉，真诚地倾诉，包括某些心灵深处的隐秘。《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第3辑)》告诉我们，不同阶层的人在择偶、恋爱、婚姻和家庭观念方面存在着哪些差别，他们怎样兼顾着家庭和职业，兼顾家庭和职业对他们(尤其是女性)造成多大的困难，个人经历的跌宕起伏对其婚姻造成哪些影响等。所有受访者中没有名人，完全是普通大众。

关于口述史的思考(代序)／梁景和

前言

普通工人

想要男孩——没办法／3

有钱就有权，没钱就没权／9

当时就是一种赶时髦／18

儿子三年级就给自己做饭吃／25

四个孩子都不认识我／32

她大学毕业，我初中毕业／35

大的三四岁就能照顾小的啦！／40

孩子掉了，给我高兴的……／45

待在家里多闷呐！／50

那时候打架打够了，现在不打了／56

吃苹果啦，介绍恋爱经过啦，不让老人在场／62

现在说离婚就离婚，那会儿没有／65

平时在工厂住，半年时间回家一次／70

给国家干跟给私人干哪一样啊！／76

我们两个人是“抓阄”夫妻／83

我一瞅这人脾气不好／87

我爸是贫农，我们沾一辈光／93

农民

我不想太早搞对象，就想一心一意工作／101

那时候就知道下地／108

农村不时兴那个／113

没领证，已经试婚两天了／117

人民公社忙着呢／124

介绍人必须得有俩／128

干部

他老婆不生孩子，解放后就不要她了／137

老乡房东的姑娘嫁给了我们孩子了／139

我如果是个中学生就可以写书啦／143

我和她一路走，这样认识的／149

我就介绍过一对还介绍成了／153

行政／技术人员

我能磨练我自己／165

越简单越省钱省心／173

那会儿不是婆婆我也走不出来／177

做人流须得双方单位同意／183

想打就打，什么理由不理由的／188

有住的地方就得啦，干吗非得要买房呀！／191

有的职工想办法把自己改成工人／198

我们老两口从小就认识，但是没搞过恋爱／203

我就后悔我没上大学／208

我每个月向老丈母娘借10块钱／213

我结婚那天坐公交／218

领证还不算结婚／225

那时候问公家借个床，借个桌子，借几个凳子／228

先生男后生女打四分，先生女后生男打五分／231

女孩对父母最亲／233

人一定要宽以待人／237

政治要通的话，一通百通／241

城市的孩子在大学谈恋爱的比重大／246

那时候时兴男比女大，但太大了也不行／248

先让组织审查，组织同意了再恋爱／250

我这个家就靠我自己／255

我们是同乡走到一起的／259

当时“三员”最吃香／262

人们观念里愿找贫下中农／264

什么也没有，结婚就没法让朋友来／267

文化层次差异太大，在生活中就没有共同的语言／273

他们(苏联)的女的嫁给我们中国人的比较多／276

教师

我们旅行结婚／283

那会儿有假离婚，也有真离婚／289

我这儿有我父亲给把关／292

大事我都听他的／301

婚礼是集体办的，好几对／304

这是老天爷安排呀／307

什么都得有个牵线的／310

当时要求生两个，而且中间还要隔四年／313

我们买西红柿举办婚礼／319

那会儿买家具也有分期付款／321

大家坐一块吃爆米花喝茶，就算是举办婚礼啦！／324

我觉得结婚和生活没有太大的脱节／326

相逢一笑泯恩仇！／334

我完全按照回民的生活习惯生活／339

党领导一切，党组织一切／344

结婚多少年我都不知道他工资是多少钱，不好意思问／346

学生

怕毕业以后分外地去就登记结婚／351

好多年我一看豆子都恶心／356

我们上学的时候有的同学岁数大，已经结婚啦／358

一般不轻易表态，表态了就不改啦／360

军人

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365

一般有文化的有点素质，吵什么呀？／374

部队婚礼就更简单啦！／380

我结婚得到的最大礼物是一面大镜子／383

医生

好多人说我我都不找，我就想回北京／387

公共汽车里抱孩子上班的有的是／395

现在没有二三十万结不了婚，过去买个二斤糖块就够了／398

其他

我记忆中的婚姻变迁／403

那时候宣传《婚姻法》闹得轰轰烈烈／405

金钱买不了爱情／408

我13岁的时候结的婚／412

我不愿意做人家的附庸，不愿意围着锅台成天转／415

我不想管，管好管不好的，受埋怨／417

不是解放就不找啦，就那样待着呗！／420

后记／425

当时就是一种赶时髦

访谈时间：2010年6月26日7：00～7：50

访谈地点：玉渊潭公园

受访者情况：B女士，1932年生，工人，籍贯北京，1953年年底与本单位工人结婚。

采访者：阿姨您好！能跟您请教一下解放初的婚姻情况吗？

受访者：解放初，我17岁，记事了。

采访者：您参加过一些朋友和亲戚的婚礼吗？

受访者：那会儿基本都是(靠)介绍。解放以前在那个(年代)俩人根本没见过，纯粹是包办。我的嫂子就是这样。

采访者：两个人认识以后也要谈一段时间吧？

受访者：对，但谈的时间也不多。

采访者：解放后宣传《婚姻法》您还记得吗？

受访者：能记得点。

采访者：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受访者：《刘巧儿》就是宣传《婚姻法》的。当时好像没电影。因为刚一解放我就参加工作，在工厂里挺忙的，另一个也没条件去花钱。

采访者：有免费的电影吗？

受访者：免费放电影差不多是60年代以后了。50年代很少。

采访者：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

受访者：好像是“文革”后吧。

采访者：您当时在什么工厂呢？

受访者：印钞票的，那会儿用三位阿拉伯数字作代号。属于保密厂之列。

采访者：当时您单位的女工人多不多？

受访者：挺多的。

采访者：当时怎么招工的？

受访者：当时招工就是公开的，考试。

采访者：考什么题目呢？

受访者：不记得了，反正(我)是考上了。

采访者：您解放前上过学？

受访者：上过，也没上多少学。我(上)小学是我母亲主张的，那会儿我父亲不让上，(说)女孩子念书干吗！我母亲跟我父亲争论了半天才让我上。可是我上得比较晚。正常情况下，17岁差不多应是初中了或者是高中了，而我17岁刚刚上初一。后来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妈也不让上了，因为家里困难。再后来我父亲不在了，我哥哥主张让我上，初中还上了半年，之后有招工就赶紧考试，参加工作了。

采访者：上学对您帮助很大吗？

受访者：当然，也学了一些东西。

采访者：当时女孩子上学比较少，您还算比较有文化的。

受访者：我在那里面算中等。有的比我还差。

采访者：您上小学或上中学的时候班里也有大龄的同学？

受访者：上小学的时候基本上我算年龄大的啦。

采访者：学校也不限制年龄吧？

受访者：差一两岁还行，太多了也不行。

采访者：学费贵吗？

受访者：学费也不贵。

采访者：您刚工作的时候挣多少钱？

受访者：刚工作的时候差不多十一二块吧，折合小米145斤。但那不是固定的，比如你这个月11块，下个月可能12块。小米价钱时有浮动的，按小米折价。当时像政府、部队什么的都是供给制，工厂是挣小米。

采访者：什么时候不挣小米了？

受访者：1951年。记不太清了，1951年以后挣分，也是按几种物价合起来，有浮动的。

采访者：您一个月挣几分呢？

受访者：差不多从210分开始，记不太清了。

采访者：什么时候正式开始挣工资的？

受访者：挣工资是1956年以后了吧。

采访者：“反右”您受影响了吗？

受访者：“反右”没有。我们属于年龄比较小，比较单纯，(个人)历史也特别简单。

采访者：上班离家远吗？

受访者：远啊，那也(得)走路。北京市那会儿像公共汽车也没几趟，有轨电车有几趟，都不多。

采访者：走多长时间？

受访者：要走四五十分钟吧。

采访者：那会儿也是8小时工作制吗？

受访者：北京是1949年1月份解放的，然后就是解放其他地方，哪里解放了，钞票就得印好发送到哪里。所以我们没有上几天“8小时”就加班，加班到10小时，后来加班到14个小时。那会儿加班也发加班费。

采访者：您是哪一年结婚的？

受访者：我是1953年年底。

采访者：您当时多大？

受访者：21岁。

采访者：您爱人是干什么的？

受访者：跟我一个单位。

采访者：别人介绍？

受访者：都在一个单位。也没什么……

采访者：互相表白？

受访者：对。

采访者：当时人们谈恋爱一般去什么场所呀？

受访者：那会儿就是看电影比较多。

采访者：电影院在哪儿？

受访者：那会儿电影院挺远的，但是也跑去看去。

采访者：影片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受访者：那时候演电影……我想起来了，有苏联电影。

采访者：那会儿坐电车或公共车去？

受访者：后来就骑车了。

采访者：大概搞多长时间就结婚了？

受访者：像我这个情况是一年半。

采访者：他们家也是北京的？

受访者：他不是，他就自己在北京。

采访者：您结婚前去他家征得他父母同意了吗？

受访者：好像没见过他们家人。

采访者：结婚您父母这边帮您办得比较多？

受访者：我结婚的时候吧，我父母也不在了。解放初期，最时兴什么呀，就是集体结婚，单位领导到时候出面给主婚什么的。

采访者：集体婚礼的那几对全是您单位的同事？

受访者：都是一个单位的。好像就是新年晚上吧，1953年的12月31号。一共四对。在单位有时厂长、书记参加。那会儿主婚的好像是工会。  采访者：吃饭吗？

受访者：就在食堂吧，特别做了几桌饭，家属来了几个人。(但)他家属不在北京，没来。

采访者：您哥哥嫂子去了？

受访者：对。

采访者：您其他亲戚去了吗？

受访者：没有。那时候好像就是越简单越好，当时就是一种赶时髦。那几年集体婚礼就是很时髦那种的。

采访者：您结婚的时候穿什么衣服呢？

受访者：就是普通的衣服吧。就戴了个花(笑)。

采访者：是大家都不做您才没有做吗？

受访者：当时就不讲究(这些)。

采访者：你们那四对都没穿新衣服吗？

受访者：这我不记得了。反正那时候我没为婚礼专门准备什么。

采访者：什么嫁妆都没准备？

受访者：什么都没有。结婚没花什么钱，很简单，但有时候想起来吧，也没觉得自己亏什么，觉得很正常，那个时代就是那个时代。

采访者：结婚以后你们是在单位住？

受访者：单位呀。刚结婚没有房子，好像是集体宿舍腾出来一间在那儿住，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才有一间房子。

采访者：你们结婚后工资加起来有多少？

受访者：差不多100吧。结了婚之后还是吃食堂。

采访者：饭票得花钱买吗？

受访者：得花钱啊！

采访者：贵不贵？

受访者：当时肯定不贵，我记得后来好像到70年代了吧，我中午就在食堂吃一顿，一个月是6块钱。1953年那会儿就更便宜了。

采访者：结婚几年以后要的孩子？

受访者：结婚两年以后。

采访者：男孩女孩？

受访者：男孩。

采访者：就一个孩子？

受访者：三个。

采访者：谁给看的呀？

受访者：那会儿都是56天产假，不到两个月就得上班。我第一个孩子差点难产，就是70天产假。产假之后就雇保姆。那时候(雇)保姆也很便宜的，就是我们能负担得起的状态。给多少(工资)也记不得了。(孩子)稍大一点，两岁多就(送)去幼儿园了。

采访者：您三个孩子都隔几岁呢？

受访者：这三个孩子吧，都隔两岁。

采访者：都是先找保姆然后送幼儿园？

受访者：对。

采访者：您回家干家务活多吗？

受访者：干得多。

采访者：当时有缝纫机吗？

受访者：没有。那会儿是挺累的，上班还得顾家里。我基本上没有三个孩子同时带。幼儿园带了一段，以后奶奶给接走了，接到外地。

采访者：那您给他们寄钱吗？

受访者：那会儿好像也没怎么寄吧。奶奶有工作。

采访者：您和您爱人谁教育孩子多？  受访者：教育孩子还是我多。

采访者：当时您周围的同事有没有重男轻女思想？

受访者：那会儿有点无所谓似的。

采访者：是国家宣传还是你们心里这样想？

受访者：当时好像就是整个社会的舆论吧。你比如说我们这一群人，如果不是解放吧，还在家里头，到岁数差不多了嫁个人，做家务。刚解放，好多女的都参加工作，女的也能挣钱啦。有的还不比男的挣得少，所以那时候，不太重男轻女。再说当时没有像现在只生一个，没提倡计划生育，可以随便生。

采访者：您生三个算不算多？

受访者：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够吃苦的，你现在体会不到，当时最困难的是粮食不够吃。

采访者：是不是“困难时期”？

受访者：对！比如他们小学毕业那时候就是六几年，都是定量的，基本上吃不饱。

采访者：您家里有人浮肿么？

受访者：没有。我那会儿正当年龄吧。后来就绝经了，(因为)营养跟不上。我那时候二十八九岁。(再)后来又看病打针什么的(才)又来了。当时就是生我老三的时候，就讲避孕啦，就说三个已经不少啦。当时不来例假以为又怀孕啦！就怕怀孕，又生一个怎么办呢？后来没怀孕！当时我比现在个高，我体重90斤，太瘦了。现在我都矮了还120斤呢。

采访者：当时的避孕一般采取什么措施？

受访者：避孕套，还有一种避孕药。

采访者：是上医院买还是免费发？

受访者：买的。

采访者：贵不贵？

受访者：不很贵，但是得买。

采访者：用药多呢还是用避孕套多？

受访者：好像是结合着用吧，当时孩子挺多了，怕怀孕。

采访者：吃药是您吃还是您爱人吃呢？

受访者：那会儿吃药都是女的吃。

采访者：您孩子考上大学后您才轻松了吧？

受访者：真正轻松是孩子有了孩子(的时候)。

采访者：您还得帮他们看呀？

受访者：我没看，因为他们有孩子的时候我还没退休呢。你看工资不算太高(还得)供养那么几个人。另外，就是我们老公公很早去世了，还得给我老婆婆她寄钱。

采访者：当时您乐意给她寄吗？

受访者：不是乐(不乐)意，那是责任！

采访者：你们家里有摩擦吗？

受访者：那肯定有！

采访者：一般是什么方面发生摩擦？

受访者：花钱方面。

采访者：怎么回事？

受访者：什么都有，很琐碎的。(比如)我说你买的东西不值了，你说我买的东西不值了。

采访者：主要还是当时工资少？

受访者：对！

采访者：发生争执吧，谁占上风呢？

受访者：我现在回忆起来吧，我们俩打平手。不管怎么样吧，家务事、教育孩子吧还是女同志操心多。一个是天性，一个是咱们国家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习惯。

采访者：您和您婆婆关系怎样？

受访者：还可以，不是挺默契，就是说没怎么吵过，(但)不是挺亲密的。

采访者：您在单位当过领导吗？

受访者：没有。

采访者：您爱人当过领导吗？

受访者：后来他调别的单位，当个什么头，处级。

采访者：他把领导作风带回到家里面了吗？

受访者：那倒没有。基本上像我们这年龄段吧，多数男的都是有大丈夫主义。

采访者：在您家里面还不算严重？

受访者：不算严重。就是说，我老迁就着他，有事我多干。

采访者：那他帮您干活吗，比如礼拜天？

受访者：基本上不帮。

采访者：您没有怨言？

受访者：对。

采访者：觉得自己应该干那么多？

受访者：(笑)

采访者：您给别人当过介绍人吗？

受访者：就当过一次。

采访者：介绍成了？

受访者：对。

采访者：大概在什么时候？

受访者：1960年左右吧。

采访者：是给您厂里面人介绍的？

受访者：还不是厂里职工，我上到局里头，在那里借调干，认识一个人关系还处得不错。

采访者：您那个同事是男的还是女的？

受访者：女的。厂里另外一个同事，跟我年龄差不多，他算大龄的啦，就给他们撮合在一起啦。

采访者：当时他们给介绍人钱吗？

受访者：没有。那会儿好像跟现在都不一样。好像结婚都没请我们去。那会儿好多和现在不一样。

采访者：您觉得不请也正常？

受访者：(我)自己也没觉得他不请(就)对不起我，没有！

采访者：谢谢您，祝您健康幸福！

受访者：不客气，再见！

P18-24

本书虽然被命名为“访谈录”，当然也有原始录音作为佐证，但与其他的访谈还是略有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同“陌生人”对话，即除了受访者自愿提供外，笔者没有主动问及其姓名并对一些可辨认的信息进行了处理。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笔者更注重于寻找答案和解决问题。我的访谈原则是只要符合“1949～1966年”、“北京市”、“婚姻”等关键字即可进行访谈。而一些无关的信息可剔除。以姓名为例，它只是个代号，或许有的名字能反映出时代的烙印，但与我的研究题目——《1949～1966年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所以，我在访谈中我没有刻意留意。

其次，虽然本访谈录是在受访者口头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的，但为了保护其隐私，或者免于给其造成不必要的伤害，笔者对有关地名或其他可辨认的信息进行了处理。以这种方式来保护受访者的权益。这也是访谈中“匿名”原则在研究伦理中的充分体现。

第三，与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对话，一方面可防止熟人之间极力回避某些隐私或敏感性话题的弊端，另一方面可扩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对采访者而言，通过熟人介绍联系采访对象固然是好事，但这种方式也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如某人曾是位工人，他可能会帮采访者介绍一大批同行，而从事其他行业者，诸如干部、农民的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而且这些人彼此间都非常熟悉，访谈中可能会极力回避一些隐私性话题，不利于采访者收集信息。以笔者的研究题目——《1949～1966年北京市婚姻文化研究》为例，这项研究需要了解当时各行各业、不同阶层以及不同年龄段的人的婚姻状况。单靠亲朋介绍这种“滚雪球”式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笔者利用“天时”、“地利”等因素，于2010年5月～8月间到学校操场、公园、小区接触到近百位老人，获得不少有价值的口述史资料。本文试对访谈录的形成谈一些实践体会，尚乞识者不吝指正。

一、访谈前的准备

首先是时间的选择。北京的天气在5月以后逐渐变暖，在屋子里待了一冬的老人，大都会走出家门，亲近大自然。这一时期也正是进行访谈的最佳时机。从2010年5月份起，我在校园操场、公园进行了近一周的观察，发现老年人绝大多数是一个人或者由老伴陪着一起散步，时间一般是早上六七点钟和晚上七八点钟。边散步边聊天，给我的采访提供了良机。

其次是地点的选择。如在操场或公园，一般应在入口处等待。这样可以观察到谁是刚刚到来，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交流。以免访问刚刚开始或进行了一半，受访者已锻炼完毕起身告辞，使访谈不得不中断。另一方面，这些人大部分在活动地点附近居住，便于进行二次访谈。所以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理位置，是顺利进行访谈的必要条件。

二、访谈进行中

良好的采访环境是访谈成功的基础，而如何顺利访问才是根本。我谈谈自己的实践体会。

1.访谈的切入

短时间内切入主题是访谈进行的第一步，也是非常艰难的一步。以我的研究题目为例，访谈对象大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有的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后，又经过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种种经历。长期的政治斗争和运动，使他们形成了沉默不语“不乱讲话”的惯性。正如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康涅狄克大学教授布鲁斯·M.斯蒂文(Bruce M. Stave)所说，“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口述史学的状况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像北京城的建筑一样，一切似乎都藏在城墙后面。”切入方式不当，往往会遭到受访者的拒绝。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以下几点特别重要。

首先，要有谦卑的态度。访谈中，主体已不再只是采访者，而且还应该包括受访者。要让受访者明白你是在向他请教或探讨某个问题，而不是“居高临下”的一问一答式对话。如“我可以向您请教个问题吗？”和“我可以采访您吗？”两种不同的提问方式，得到的效果也完全不同。前者是一种“主体间性”模式，而后者为一种“主客体”模式，容易给人一种主体单方面的印象。特别是对于那些经过种种生活磨砺的老年人来说，更乐意听到前一种提问方式，因为这是“一种让口述者感觉到舒服而不被束缚、感觉到被尊重而不是被摆布、感觉到他是口述历史的主人而不是被讯问的对象。只有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之中，口述者才有可能自愿地、主动地将最隐秘的那道记忆闸门开启。”在遇到不懂的问题时，采访者不要不懂装懂，即使知道一点也不要信口开河，应在虚心请教的同时与受访者形成共鸣。当然这不是要采访者“唯唯诺诺，惟命是从”，而是一个基本的态度问题。

其次，要让受访者放松警惕。采访者如果是学生，在说明访谈目的的同时，不妨利用胸卡、暖壶、学生装等一些易识别的标识性物件证明身份，让受访者明白你是想搞科研而请教。

第三，征得受访者同意后，第一个问题一定要便于和易于受访者回答。因为每个人的文化水平不一样，过于“书面化”的提问方式，有的人不一定能够听懂。以我的研究题目为例，可以向受访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您能告诉我您结婚那天穿的是什么衣服吗？”即使受访者已经忘记，但大都会说“我们那会儿特简单。”然后会具体地讲到当时吃、穿、用“简单”到什么程度。接下来再因势利导，得到采访者想要知道的信息。

最后，避免刚切入主题就打听别人“隐私”，如您出生于哪一年？哪一年结婚的？您爱人做什么工作？您有几个孩子等？这样容易引起受访者的反感。他们很可能把这种方式看成是早年“搞运动”时的调查。最好在访谈刚刚开始时，让受访者谈谈他对当时婚姻的基本看法。然后再根据情况，选适当时机让其谈自我婚姻感受。

2.访谈进行中

第一，学会因势利导。

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不同的人都会根据自身的不同体验来建立一套内在的道德认同和叙事逻辑。有的人可能会大谈特谈其个人的“辉煌历程”，有的人可能会讲到一些触及内心的深层伤害。不管是哪一种，采访者一定要认真听，表明你很尊重他的看法，或者对其遭遇表示同情，然后再寻找时机转移话题。如有一位受访者讲到“三年自然灾害”时，谈了许多与主题相去甚远的话题。我插问一句“您家里有人浮肿吗？”受访者被引回主题，说：“我们家五口人，我和三个孩子都没浮肿，就她(指着妻子)浮肿了。”从这一句话里，我们得到三个信息：他们家五口人，三个孩子，妻子当时为全家作出牺牲。接着这个话题，还可以问：“当时孩子们都多大？”如果知道他们结婚时间，再根据孩子年龄，就可以推算出他们是在结婚几年以后要的孩子？从而得知他们的家庭生育情况。

第二，注意力高度集中，随时记住一些侧面信息。

受访者情况不同，访谈时间也有长有短。以我的采访提纲为例，一个较为完善的访谈需要近两个小时。有的时候，受访者在谈到某个问题的同时也回答了采访提纲上所列的其他问题，而采访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间隔内很容易忽视某个信息，而重新提出类似的问题，容易影响受访者的情绪。加之婚姻问题涉及个人隐私，如果“刨根问底”，很容易使受访者反感，甚至以为采访者有什么不良动机。所以访谈过程中需要采访者保持相当高的敏感度和觉察能力，在集中注意力的同时随时记住受访者提供的一兰侧面信息。这样不仅可以使我们得到所需信息，而且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消除受访者的警惕与戒备心理。下面是一位受访者的叙述：

我1951年结婚。大概23岁上大学，南昌大学机械专业。解放前在上海工作，解放后在太原重机厂，1955年来北京在设计院工作。工作了六七年才结婚。

通过以上信息，我们可以得知受访者的基本情况：1945(4)年大学毕业(1951—6(7))，1941(0)年上大学(1945(4)—4)，出生于1918(7)年(1941(0)—23)，在上海工作了5(1949～1945)年，在太原工作了6(1949～1955)年，而且受访者是在太原工作期间结婚的。

第三，适度调节提问方式。

“口述史的叙述方式带有相当的主观性特征，同一件事、同一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或角度，叙说和分析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一问一答式的访谈，获取的答案集中，捕捉的信息快捷，但不容易表达出受访者的心声。让访谈人随意发挥式的访问，可以捕捉到很多信息，但答案不集中。

由于受访者受性格、信仰、民族、学历、文化背景、在场人数、与采访者之间的关系、与采访者年龄差距、性别差异等方面的影响，到底是采取一问一答式还是给受访者足够的自由度？我认为不在于事先准备好什么样的提问方式，而在于对不同的受访者，对不同的问题适时作出调整。以我的研究对象为例，提问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引导受访者的前提下，让其随意发挥；二是一问一答式的对话方式。对于那些文盲或半文盲的受访者而言，他们不可能全面而又具体地概括某个问题，需要用一问一答式的对话来完成访谈。而对于高学历的受访者而言，他们具有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和高度的概括能力，在采访中应给他们足够的自由度和空间，让其畅所欲言。

同时采访几个人，这种集体记忆的方式容易激活每个受访者的记忆细胞，能防止许多易被遗漏的信息。但婚姻问题涉及个人隐私、个人情感和生活感受。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轻易在大庭广众下尤其是在熟人之间暴露隐私的，特别是负面的东西。这种情况下就要求采访者对所设置的问题作出调整，使之与当时社会联系很紧密但又不至于令人难以启齿。例如我在同时采访三位老太太时，她们谈的更多的是嫁妆的准备、婚礼举办的隆重与否等。当两位老太太离开后，剩下一位老太太开始诉说她与丈夫如何感情破裂，为何直到现在仍然和丈夫分居而不离婚。

对于那些实在是令人难以启齿的问题，不妨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获得信息。如谈婚姻肯定离不开“性”。但在我们国家由于年龄差距、传统伦理道德等种种因素的影响，不要说与老年人谈论性，就是与青年人和中年人谈论之，也都会被认为是一件极其羞耻事情。为了避免尴尬，不妨把这类问题设成问卷形式让受访者单独完成。

第四，婚姻文化是社会文化史的一部分。访谈中要紧紧把握住时空维度。

以我的研究题目为例，虽然是1949～1966短短17年的历史，但在这一阶段，国家的政策多有变动，导致婚姻政策和人们的婚姻观念也有所变化。而在访谈中，受访者很容易把其人生经历中最为深刻的某件事说出来，以偏概全，容易给采访者造成一种模糊印象。如我问到一位86岁的老人，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有两三个老婆的家庭如何处置时，受访者回答：“先动员你(离婚)，动员不动就强迫你离。可以跟你协商，你要哪一个？剩下的该改嫁就改嫁。”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对过去的重婚纳妾问题的处理是：如果女方提出离婚，一般判决离异，但是不允许双方提出复婚的要求。如果妻妾都没有提出离婚的要求，或者说都不愿意离婚，那么在户口簿中登记的一方为男方的合法妻子，其他人仍然住在男方家里“和平共处”。这是大变迁时代过渡的一种婚姻形式。所以我们不仅要用所学的历史知识加以识别，而且在采访过程中最好问清楚事情发生在什么时期。

由于时隔久远，老人需要长时间回忆。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耐心等待，而且还要适当启发。比如有的人连哪一年结婚都忘记了，采访者可以从几个大事件来引导。如“‘文革’前还是后？”“‘三年困难时期’前还是后？”“‘大跃进’前还是后？”“‘反右’前还是后？”掌握个“概数”。

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解放初期北京市的人员流动变化较大，来自不同地区(见下表)的夫妻，其婚姻观和婚姻状况也有所不同。来自老解放区的人，其婚姻更为自主独立。如一位受访者说：“我从小就离开了家了，一切主张都在我自己。”而北京本地人的婚姻观却是在逐步变化的，有一个螺旋式的渐变过程。夫妻双方都来自外地与一方或双方来自北京地区的夫妻相比，前者的婚后生活更为艰辛。如家务活重、孩子无人照顾等。

另外，职业和学历不同，夫妻的婚姻状况和家庭生活也往往不同。如知识分子的家庭更为民主，孩子相对较少。而夫妻双方特别是丈夫为工人或农民的家庭，孩子相对较多，妻子承担的家务劳动更为繁重，丈夫的大男子主义也相对严重。

三、访谈资料的完善及访谈功用

访谈资料不可能做得一步到位，需要在不断访问和查阅文献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在访谈中，我们在证实某个事实的同时，还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不妨把这种“惊喜”列入访谈提纲，用于以后的访谈中，进而找到规律、得出结论。还有，我们在翻阅文献时，也会发现好多困惑，除了找官方文件来了解外，还可以把它列入采访提纲中，找受访者来“答疑解惑”。

关于访谈的功用，学者们已经谈过很多，相同的观点我不再赘述。仅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首先，采访记录的史料价值往往大于采访者本人所利用的价值。它不仅是历史资料，而且由于它鲜活、生动、具体、贴近生活、靠拢现实的特征，还可为编剧、文学家提供更多的细节，使其文本构造得活灵活现，艺术表现得更加完美，思想表达得更为深刻但又不影响真实性，容易被大众接受。“正如同我们熟悉地上的林木，却很少知道深埋在地下的根须。口述史为我们暴露了历史事件的‘根须’和‘细节’，从此我们能够认识作为一棵完整植株的全部。”

其次，在研究社会文化史方面，特别是涉及人际关系的微妙之处和个人感情等个性化东西，访谈资料有着文字资料所不及的功用。以我的研究题目为例，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恋爱、婚姻、家庭等私人生活领域都用政治标准加以衡量，私事变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公事。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很多家庭妇女在各种报告中检举丈夫或动员丈夫坦白，很多妻子与丈夫划清界限。这种行为不仅被认为是合法的，而且还受到政府的保障和舆论的鼓励。子女在这种“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环境下成长，形成一种习以为常的“政治意识”。导致“文革”爆发后极度夸张的家庭伦理，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代传统“孝亲”思想，“斗私批修”的利剑直指“子为父隐”、“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意识。“阶级”、“派性”等政治观点渗入到家庭内部，国家意志成为中国人精神意识的新主人。要了解这一时期年轻人如何相遇和求爱？他们如何生活在一起？他们对工作、家庭感觉如何？作为孩子或是作为父母是什么感受？阶级意识在不同职位之间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似乎没有一个是能够凭借常规的文献史料、实物史料来回答的。真实的细节只有在访谈中才能得以丰富和立体化。

第三，和老年人交往，采访者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被采访者跌宕起伏的经历使他们更为迂阔、豁达，对人性、人情与人生也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每次长谈，我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他们总能从不利中发现有利因素，从危机中发现潜藏的契机，在无望中看到希望，在彷徨中看到曙光。还有，“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研究心得，也是不可多得的财富，可以通过口述方式嘉惠后学。”②他们的督促会使我们心情开阔，会让我们少走许多弯路。如果能把他们生命流动的过程和价值观念的重建上升到理论层次，然后再回归到人的经验的探索过程之中，不也正是我们的研究目的吗？

四、其他细节  唐纳德·里奇说，“与记忆力打交道是有风险的事”③，在与受访者交流过程中，稍有不慎，记忆的闸门很快就会关闭，而且很难再次开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绝不是耸人听闻的谎言。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教训，总结出以下几点，希望把它作为后车之鉴。

第一，我的采访环境一般是露天，难免会出现嘈杂的情况(如汽车声音)，为了避免后期整理时的困难，采访者可以大声重复一遍受访者的答案，一方面作为对受访者的回应，另一方面便于日后整理。有些人是从外地来京，使用的是方言，对于听不清楚的地方，采访者一定要虚心请教，以防在整理过程中漏掉一些关键信息。另外，在整理访谈记录的时候，还可以用一些软件进行消除噪音的处理，以改善播放效果。如Adobe Audition、Gold Wave、NGWave Audio Editor、AllEditor等专业的音频编辑软件都具有消除噪音的功能。

第二，录音笔配置的一般是干电池或锂电池，有的时候很难确定电量是否充足，随意充电或更换电池又容易造成电池损坏。而不经常更换又可能在采访过程中因电量不足而漏掉宝贵的信息。所以目前我认为最保险的办法是，准备两个录音笔，同时记录，以防因电池问题而造成无法弥补的缺憾。

第三，因为是随机采访，我只能先从相貌上来判断受访人的年龄，然后再做进一步访问。所以在与受访者接触时，第一句话就是称呼。如何称呼？如何询问出生日期？这方面需要斟酌。汉语博大精深，如询问年龄有好几种提法：“贵庚几何？”“您高寿？”“您多大年龄？”问得不恰当也会影响访谈效果。

第四，有的受访者需要通过引导才能避免长时间停顿的尴尬局面。采访者如果实在想不出问题，可以寻找“问题”。如“您每天这个时候都出来锻炼吗？”“除了锻炼您还有什么爱好？”“您是年轻的时候就养成这种习惯了吗？”等作为“缓冲”来缓解紧绷的神经，然后再转移到所要访问的问题上来。

第五，如果受访者实在听不明白所提问题，采访者可以举例子来说明。如“您和您爱人在家中谁说了算？”这种问题比较模糊。最好再举个例子来说明：“假如在五六十年代，您家里要买手表、缝纫机等大件，谁说了算？”这样提问更容易让受访者理解。

第六，熟悉文献资料和具备丰富的知识是成功进行访谈的必要条件。“访谈前对文献史料掌握得越充分，访谈者就越主动，越容易与口述者沟通，对口述内容就越容易理解，对口述史料的把握就越准确、越接近真实。”①采访者其实是个“杂家”，不但要具备丰富的历史学知识，而且还需要有宽广的知识面。特别是与专业不同的老知识分子谈话，他们多是上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与没有专业知识的人聊天，绝不是他们的爱好”。而且有好多老人已失去伴侣，在回忆婚姻的过程中难免会悲痛伤心，还有些人在特殊的时代曾受过亲人好友间的背叛和出卖，破碎的人性和人情使他们的内心受到伤害。为了安慰他们，采访者就需要懂得相关的心理学知识。因为“口述资料的获得并不表明访谈任务已经完成以及与被访者的关系到此为止，应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被访谈者医治心灵的创伤。”总之，法无定法，万法归宗。良好的访谈技能需要采访者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但真诚的态度、锲而不舍的毅力、敏锐的洞察力和求变创新的魄力却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李慧波

2011年5月19日

本访谈录是在我的导师梁景和教授的指导下，围绕“1949～1966年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这个问题在北京市进行社会采访的。涉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军人等各个行业的人群。以70岁以上的老人为主，他们经历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活，对那段历史有着切身的感受和记忆。所有资料都是他们自愿慷慨地讲述出来的人生故事和经验。这百位受访者完全是与我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是我在2010～2011年期间到学校操场、公园、小区利用他们散步锻炼的机会进行访谈的。他们敞开心扉，真诚地倾诉，包括某些心灵深处的隐秘。本访谈录告诉我们，不同阶层的人在择偶、恋爱、婚姻和家庭观念方面存在着哪些差别，他们怎样兼顾着家庭和职业，兼顾家庭和职业对他们(尤其是女性)造成多大的困难，个人经历的跌宕起伏对其婚姻造成哪些影响等。所有受访者中没有名人，完全是普通大众。

本访谈录不仅是他们对当年婚姻经历的追忆，而且还浸入了多年之后他们对婚姻价值观的严肃思考。通过这些普通人物的经历、感受和体验，或许可以增强今天的我们对婚姻、对人生的进一步理解。我们年轻一代已经不大懂得除了语言和肌肤相亲之外其他表达情感的方式了。然而当爱情的风花雪月变为柴米油盐，一切激情都归于平淡时，我们越来越浮躁，越来越缺少耐心，这似乎成为新时代下的年轻人无法选择而又不得不面对现实。通过访谈，我对那些相濡以沫手挽手一路走来的老夫妻坚如磐石的婚姻有了更深的了解。虽然他们的婚礼没有五彩的鲜花、热闹的婚宴，甚至一辈子也没有说上一句“我爱你”，但是他们却懂得珍惜与守望，将对彼此的情感寄于心中，然后化作行动上的责任。透过他们婚姻里洒下的阳光和雨露和留下的一串串荡漾着欢笑也饱含泪水的不老回忆。或许会使我们明白：“今天是谁动了我们的婚姻？”

最后，我要衷心地感谢恩师梁景和教授对我的指导、鼓励和帮助。正是因为有恩师的关怀才让我放下所有的顾虑，快速而顺利地完成本访谈录。感谢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段存章老师及其夫人曹艳芳老师对我的鼓励，我对访谈的浓厚兴趣源于早年拜读段老师的著作以及与他的不断交流。感谢责任编辑欧家作老师给我提出的宝贵建议。还要感谢我现在的工作单位，中华女子学院的领导和同事，这为我今后进一步进行研究口述史提供了新的平台。同时也向一百多位受访者致以崇高的谢意，感谢他们愿意和我分享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祝福他们健康长寿！

李慧波

2013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