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沉浮
能成为满族大佬，这与荣禄早年的不堪经历密切相关。
荣是个标准的“军二代”。荣禄祖上世代从军，为大清朝屡立功勋。远了不说，他祖父在镇压回疆时捐躯，老爹也不甘其后，在剿灭太平天国的战斗中阵亡。一门两代忠烈，朝廷特意赐修“双忠祠”，以示表彰。
好的出身，自然保证荣禄一进官场便春风得意，直接恩荫为工部主事。更牛的是，人家荣禄还有非常硬的关系。他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晚清唯一的旗人状元崇绮，另一个嫁给宗室昆冈。崇绮的老爸是道光朝的大学士穆彰阿，昆冈后来成为大学士。一个妹夫是大学士之子，一个妹夫是未来的大学士，荣禄堪称左右逢源，“官系”无边。
当然人家荣禄也不是吃白饭的。上班不久，宫中发生大火。刚好荣禄当天值班，他率领众侍卫奋力灭火。恰在此时，咸丰皇帝在远处督察救火情况，他遥望一人身着绛色官袍，不顾个人安危，在火海中不断进出抢险。于是他询问身边御前大臣，这个年轻人是谁。下人告知此人叫荣禄。不久，咸丰便召见荣禄，了解到其家三世皆为国效劳，两代捐躯，禁不住心生钦佩，将户部银库郎中的肥差赐给了这位“救火队员”。
咸丰末年，肃顺一人专权，横行无忌，朝中大臣莫不惧他三分。肃顺有一癖好，喜欢收集西洋金花鼻烟壶。当时有位陈姓尚书，同荣禄家是故交，知道荣家有几个精品鼻烟壶，于是上门求索。荣母念及多年交情，尽数送给陈尚书。这陈尚书得到后立马转赠肃顺，并告之此物来自荣家。
孰料这肃顺欲壑难填，居然仍派人上荣家继续索要。迫于无奈，荣禄只得据实告知，家里已无此物。索要不成，肃顺十分不爽，认定荣禄是厚于陈而薄于己，时常假公济私，给荣穿小鞋。又一次，肃顺听闻荣禄家有良驹一匹，乃新疆特产，中原罕见，于是命人来要。荣禄早就受够了肃顺的贪婪，一口回绝了对方要求。这让肃顺恼羞成怒，很快便在一次公务会议上假借事由，当面训斥荣禄，并扬言要对其重重惩治。当时荣禄还是个正义感很强的青年，既然你肃顺容不下我，那索性不伺候你了。荣禄立即交上辞呈，闲居避祸。④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没几年，咸丰驾崩，肃顺气焰愈加嚣张。慈禧、奕诉等人为了保住大清社稷，夺回重权，决定发动政变，处置肃顺等顾命大臣。考虑到荣禄与肃顺之间的恩怨，慈禧将其秘密收入麾下，作为奇兵。荣禄果然不负众望，与醇亲王奕谡联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擒获肃顺等人，并亲自将其送到菜市El问斩。
细数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像荣禄这样出身好、“官系”硬的八旗子弟，实在是多如牛毛，不胜枚举。然而同时又像他这样忠心耿耿、办事干练的，则凤毛麟角，少得可怜。所以，慈禧将其列为重点培养对象。数年间，荣禄节节攀升，将工部尚书、步军统领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三大要职一并收入囊中。此时，他尚不到四十岁。
按照清制，内务府一差，同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在权力分配上呈三足鼎立之势。上朝时，御前位列最前，但尊而不要；军机位置次之，但权而要；内务最后，却亲而要。可见内务府大臣是个能够时常与太后接触的好差事。况且荣禄握有全国的工程审批与营造大权和一支精锐的京城卫戍部队，可谓集宫廷、朝堂及市井大权于一身，不知惹来多少同僚的羡慕嫉妒恨。
不出三年，荣禄便尝到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苦涩。光绪四年，贵州巡抚出缺，奕诉征求慈禧意见，应派谁去补缺。当时慈禧正为军机大臣们争权夺利的情形所困扰，于是决定杀鸡儆猴，脱口而出：“着沈桂芬去！”
此旨一出，内外一片哗然。群臣纷纷议论，认为巡抚乃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兵部尚书，又是军机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左迁边地。祖宗之法，朝廷旧制，不应随意更改。面对如潮的廷论，慈禧心知众议难违，只得收回懿旨，令沈照旧当差。
虽然躲过一劫，但沈桂芬依然心有余悸。他寻思：穴本无风，风何由人？此事肯定与一贯主张打压汉人官员的荣禄有关。于是，沈找来门生翁同龢，决心上演一出“反问计”。一天，翁来荣家造访，刚进门便狠狠数落沈桂芬一通，放言“沈经笙真不是人，不特对不起朋友，其家庭中亦有不可道者，我已与彼绝交。闻彼惎君甚。因外简黔抚事，谓出君谋，常思报复，不可不防”。话说荣禄跟李鸿藻是死党，而翁同稣与李都是名冠京师的清流派骨干，故荣时常同翁饮酒酬答，交情匪浅。加上此刻翁神情愤怒，言语激昂，居然将沈的龌龊家事都和盘托出，荣深深被翁的精湛演技所蒙蔽，认定其很够哥们儿。是来给自己通风报信的。于是他放松了警惕，将慈禧如何厌恶沈桂芬之事据实告知。
从荣禄口中侦知实情后，翁同稣这个“卧底”马上向沈汇报。沈深感不除掉荣禄，必有后患。思来想去，他心生一计。沈说服自己的另一门生宝廷，以满族大臣兼职太多，势必拖累本职为由，主动要求辞去自己的诸多职务，同时他还强烈建议卸去荣禄工部尚书与内务府大臣两职，以专心维护京师安全。慈禧觉得宝廷此言颇有道理。加之沈桂芬也煽风点火道：“荣禄宣力有年，明敏干练。年纪尚轻，将来必受重用。”于是，慈禧免去荣禄两大要职。宝廷的“苦肉计”大获成功。
树倒众人推，没多久，沈桂芬又联合众人力荐荣禄去外地磨炼。恰值当时西安将军空缺，慈禧不明底细，一声令下，将荣发配过去。好端端的一颗政坛新星，愣是被一群无良文人从京师中心忽悠到了边缘地区。
这一去便是整整十五载，昔日意气风发的荣大总管已成近天命之年的白头翁，他深深体味到“官场没有永远的朋友，唯有不变的利益”这句话的真谛所在。
P4-7
清末民初不是好时代，却一定是大时代。何渭“大”？变局也，转型也，发凡起例创制也、凡此时代，风云际会、思想激荡、制度递嬗，各色人等每每急于粉墨登场。
若想参透此局，常须撷取独特视角，关注典型人物，梳理海量史料。本书恰为此种佳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孙燕京
作者对于历史不仅有着良好的大“局”观，而且善于做“局”，从一个个不同的“局”里，去发现历史人物的命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冬君
写晚清民国间的雅人，须有雅人深致。作者浸润史料有年，笔耕不辍，得之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
张鸣
历史学就是要学会讲故事，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新鲜故事，吸引读者，启发智慧。学斌就属于很会讲故事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马勇
跋
用怎样的态度看待那个时代
这本小书，断断续续，写写停停，前后三载。
关于缘起，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工作之前，多关注民国知识分子群体，对于政治领域，少有涉猎。上班以来，或主动，或被动，对于政治研究，耳濡目染，渐起兴趣。陈独秀曾言：
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
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
诚哉斯言。虽然当下之青年，迫于生计之需、舆论引导、世事变迁与内心逆反，大多不言政治，但政治之莫名压力与无形影响，始终隐然相随。于是，满怀好奇与不解，我开始翻书提笔，对清末民初这一时代进行摸索。
当下是一个写作泛滥、出版廉价的时代。幸事或悲哀，一语难以道尽。不过对于历史的娱乐化、同质化甚至弯曲化之描写，实在让人心寒。若著书皆为稻粱之谋，若通篇俱是游戏文字，那二十年后，我们留给后人的，将是一堆文字垃圾。他们首先要做的，即清理思想文化界的各种无用废品。
与其成为后辈之累赘，不如从眼前的每一个字做起。
限于学养，且所涉领域乃波云诡谲之政坛与气象万千之时代，故拙作既有书生之见，又有捞过界之吐槽，还有拾人牙慧之俗言，更或有娱乐大众之文辞。“知我罪我，愿闻其详！”
自序中引了《双城记》之开篇，其实，吾更喜欢20世纪初年一位佚名翻译家之译文：
时之圣者也，时之凶者也。此亦蒙昧世，此亦智慧世。
此亦光明时节，此亦黯淡时节。此亦笃信之年，此亦大惑之
年。此亦多丽之阳春，此亦绝念之穷冬。人或万物具备，人
或一事无成。我辈其青云直上，我辈其黄泉永坠。当时有识
之士成谓人间善恶或臻至极，亦必事有所本，势无可绾。但
居之习之可也。
我们当用什么态度看待那个时代，值得深思。 这是第一部，之后的敬请期待！
草于2013年青年节
说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早些日子，中央党校年轻朋友王学斌博士发来一部未刊书稿：《最好与最坏的时代(第一部)：局中人》，并嘱我方便时为这部书稿写几句。
学斌是我们所里在站的博士后，年龄不大，著述不少，读书更多更细，很有心得。博士论文专攻清代学术史，研究“颜李学派”的发展及结局，颇见学术功力，也打下了一个广博而坚实的学术基础。稍后，著有《民国底气》等，对徐世昌等一大批民国人物均有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文笔清新，善讲故事，兼及精深与广大，在青年一辈学人中确实比较突出。
对学斌的这部新著，我怀着浓厚兴致翻看了一遍，因为书中描述的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在研究的清末民初。这确实是一个“最好的”，又是“最坏的”时代。作者在书中描写了清末大佬荣禄、摄政王载沣、“太子党”善耆、铁良、载涛、端方、那桐，以及清末重臣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陈夔龙，还有民国新旧人物张继、柳亚子、李叔同、苏曼殊、胡思敬、汤寿潜、郑孝胥、黄远庸、邵飘萍、林纾、黄侃、辜鸿铭。还有一篇上溯近代早期同文馆之争，论及恭亲王、倭仁、徐继畲、郭嵩焘、冯桂芬等。另有一篇追溯近代变革思想起源，讨论何启、胡礼垣等几个近代人物的思想。这些人物与论及的事件，也是我一直比较关注的话题，因而拜读了学斌的讨论，也有几句话想说。
学斌在导论中讨论清末民初这个特殊的时代，并引用狄更斯《双城记》中的表述，以为“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岁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套用狄更斯的描述，清末民初确乎是一个矛盾的时代，新旧杂陈，希望与绝望共在。学斌的这个观察是对的，清末民初，甚至可以说整个大近代都属于这种过渡性质，从传统到现代。
古典的中国创造了精致而早熟的文明，这是不必怀疑的。不论近代西方知识人如黑格尔怎样贬损中国文明，至少在18世纪之前很长时间，见到过中国文明的人，比如马可波罗、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无不对中国文明心存敬仰，以为中国文明达到了一个非常不得了的高度，也给人类文明以重要启示。西方的文官制度，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即便与中国文明没有血缘上的直接关系，也与早期传教士对中国文明的观察有着因果关联。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具有重大的历史贡献。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四大发明”。
毋庸讳言。中国文明到了18世纪发生了逆转。不是中国文明不行了，而是中国文明没有跟上时代步伐，没有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情形那样，如饥似渴汲取域外文明、异样文明，中国文明在18世纪之后，顶着康乾盛世的虚名，向世界大声说不，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历史逆转，中国从西方人膜拜的对象一变而成为野蛮、不文明、不开化的象征。
对于这个逆转。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以“悲情主义”进行观察，以为世界亏欠中国，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中国的侵蚀。这个评判大方向当然不错，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确实在这个时间段深刻影响了中国。但是，我们过去没有弄清这种影响的真意义。
古典中国的文明精致而早熟，是对的。古典中国的文明对域外文明、异样文明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致，接纳、吸收，融为一体，重构自己的文明体系。所以在过去几千年，中国文明的“文化边疆”不断扩大，中国文明的“政治边疆”也随之扩充。从18世纪回望，中国文明从黄河一隅扩大到东亚如此广袤的地盘，并不只是血与火。不是战争，而有着文明的因素。
但是必须看到，古典的中国文明只是一个农业文明，是在中国这块以农业立国的土地上发生、发展，古典文明的全部成就都能从这个视角读出新意，从这里才能明白中国文明的真价值、真意义。而西方文明则不然。西方文明就是工业革命之后、启蒙运动之后的产物，是近代文明，又是工业文明，如果与中国文明相较，显然不是优与劣，进步与落后，而是时代之异，历史的落差。
在古典中国文明中，并不缺少工业文明、近代文明的因子。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就知道中国人的商业意识、经商才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族群相比都不弱。问题在于，中国智慧太高超了，两千年前，中国人为了社会稳定，坚定不移实行“重农抑商”基本国策。两千年不变，于是遏制了商业，遏制了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成长，成就了一个“超稳定”的中国文明形态，也使中国再次遇到西方时发生了巨大困难。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遇到西方，就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开始。中国可能没有走好第一步，但要相信中国文明的基本智慧，中国一定能够像一千多年前接纳印度佛教文明一样，接纳西方，中国不仅会将西方文明像佛教文明那样吸纳为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重组成宋明理学，而且中国文明一定会像过去创造“中国佛教”一样，创造出一个“中国西学”。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就像从东汉至宋明遇到印度佛教一样，异样文明的交流并不必然发生冲突，一个善于学习的文明一定会利用机会改造自己，丰富自己。
在历史的大转型时期，新旧杂陈，旧的未去，新的已来；旧轨已破，新轨未立。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有新东西：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转型没有完成。我们都是这个大时代中的一份子，学斌这本书所描述的那些人物，其实都能在生活中找到相似，乃至原型。
历史是一个常说常新的学问，历史无定式，是因为历史学是对人类智慧的终极考验，没有办法模拟，没有办法复盘。历史学就是要学会讲故事。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新鲜故事，吸引读者，启发智慧。
学斌就属于很会讲故事的人。读了学斌的新著，写下这点感想，仅供学斌批评。供读者各位参考。
马勇
2013年6月28日
《最好与最坏的时代(第1部局中人)》由王学斌著，主要内容：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时代。一如当今的民国热，对当代的许多人来说，民国或许就是他们心中的黄金时代。而清末民初，在李鸿章的眼中，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好时代还是坏时代，都不是绝对，《最好与最坏的时代(第1部局中人)》所写的载沣、荣禄、端方、徐世昌、邵飘萍、柳亚子、郑孝胥等，便是深深嵌在这清末明初“变局”里的“局中人”。
《最好与最坏的时代(第1部局中人)》由王学斌著，主要内容：清末民初不是好时代，却一定是大时代。何渭“大”？变局也，转型也，发凡起例创制也、凡此时代，风云际会、思想激荡、制度递嬗，各色人等每每急于粉墨登场。
若想参透此局，常须撷取独特视角，关注典型人物，梳理海量史料。本书恰为此种佳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