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悦读中外劝学名篇，打开您智慧、思想、实践之门。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师夷之长以制夷，与福泽谕吉《劝学篇》，共同构成现代劝学，民族自强名篇。全书贯穿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劝学篇》是张之洞的代表作。它集中地体现了张之洞的思想方法，完整地表述了张之洞的理论纲领和施政要略，既是张之洞前几十年事业的概括和总结，也是他后十多年事业的规划和蓝图。

清朝晚年，灾难深重的中华出现过三大改良：一是洋务运动；一是戊戌变法；一是清末新政。张之洞既是洋务主将之一，也曾同情和支持过变法，又是新政的参与者，为清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教育及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而《劝学篇》就是张之洞参政议政的思想理论纲领。张之洞《劝学篇》的主旨，是以中学为内学，以西学为外学，以中学治身心，以西学应世事，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其变法思想是，除清政府的统治地位不能变，儒学纲常伦理不能变之外，其他的如经济、教育制度等，都可以变，并且都应当变，尤其是应当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改变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这是比较典型的折衷主义主张。但也正是因为张之洞的思想的调和色彩，才被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所容忍和接受，致使其许多的改革主张，得以贯彻实行。也正是这不彻底的改革，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线生机，并酝酿成了后来的辛亥革命。张之洞也因此被孙中山称为不言革命的革命家，并为毛泽东所称道，张之洞《劝学篇》虽以教士造民为出发点，但其内容广涉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诸多领域，它既是研究晚清社会的必读之书，也是改革者应当借照的一面镜子。

总序

前言

劝学篇·序

劝学篇·内篇

 同心第一

 教忠第二

 明纲第三

 知类第四

 宗经第五

 正权第六

 循序第七

 守约第八

 去毒第九

劝学篇·外篇

 益智第一

 游学第二

 设学第三

 学制第四

 广译第五

 阅报第六

 变法第七

 变科举第八

 农工商学第九

 兵学第十

 矿学第十一

 铁路第十二

 会通第十三

 非弭兵第十四

 非攻教第十五

跋——张之洞《劝学篇》与福泽谕言《劝学篇》之比较研究

智慧小语

《正权》一文，专为驳资产阶级民权之说而作，故文中称民权之说为“召乱之言”，“无一益而有百害”。

民主民权应否实行，本已勿庸论证，因为近代自资产阶级民主制盛行以来，即使是世界上最专制的统治者，也往往不得不打出民主的旗号，可见民主思想之深入人心。这里仅就张文本身稍加分析讨论。

首先，张之洞把民权与无政府混为一谈，认为提倡民权就是不要政府。资产阶级代言人提倡民权，不是不要政府，只是不要封建宗法专制政府，而要资产阶级所欢迎的民主选举的政府。张氏若是根本不懂民权与无政府之区别，那他就是无如妄说，而如果他是明知故混，那他就是欺世罔民了。

其次，张之洞把民主与法制对立起来，认为提倡民主民权就是不要法律。提倡资产阶级的民主民权不是不要法律，只是不要宗法专制的法律，而要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定的法律。这种民主政体的法律与专制政体的法律有着本质的不同。专制政体的法律只不过是君主用来制约臣民的科条而已，在制定时，最终决定权在君主，而在施行时，则不能制约君主。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法律就不同了，在制定时，公民是主人，且人人是主人，最终决定权在公民，而在施行时，大家都是客人，谁都必须遵守，在这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能做特殊公民。当然，这在实践中并不易做到，但起码其理论原则是如此，其有关法律条文也大致体现了这一精神。张之洞把民主与法制根本对立起来，这也同他把民权与无政府混为一谈一样，若非无知，便是欺罔。

再次，张之洞把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同封建专制的君主咨议混为一谈。议会民主乃民主议决大政要事，其中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而君主咨议充其量不过是君主专制的点缀而已，势同天渊，岂容混淆！

最后，张之洞也看到了资产阶级呼吁的民主民权乃当时大势所趋，但他为维护宗法专制，搪塞人民的民主要求，便以“无议员”为理由，说即使议院可设，议会应开，也必须等待将来，而“今非其时也”。

无议员便不能设议院，而不设议院终不会有议员，若“无议员”之借口果然成立，则议院永无开设之期。其实，只要决心开设议院，议员总是能够选出的，虽然一开始水平可能不会太高，但此种即下，自会发芽成长，终必有成熟之期。所以，“无议员”决非正当理由，“今非其时”无非托词而己。

在近代，借口国情不适而拒绝接受先进的民主的社会体制，是封建专制主义者的惯伎，其实也是他们自取灭亡的愚伎，因为新陈代谢是宇宙问不可抗拒的规律，社会的发展，也决不会因顽固派之不赞成而停止。清政府不情愿搞君主立宪制，起初是断然拒绝，而后来则是一拖再拖，结果等待着它的只能是革命，倒行逆施的结果，是专制政府的彻底覆灭。而设若其早日接受变法立宪，英、日之制，并非绝无可能，阶下囚之祸，也或许可能避免。

《正权》一立，兼涉了国体和政体两个方面。民权之论，事涉国体，议会民主，事涉政体。在这里，国体是基础，它决定着政体，政体是国体的外在表现，并且积极地反作用于国体。如民权之国体，其表现则为议会民主之政体，而当议会取消或形同虚设时，民权便也就不复存在了。张之洞研究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体制，“政府所令，议员得而驳之，议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他说，象这种情况，“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日人人自主哉！”其实，他正是不自觉地道出了民主政治的核心——“人人无自主之权”，即谁也不能擅作威福，为所欲为，这是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最根本的区别。而一旦有人可以擅作威福之时，也就是民主消失或变成为点缀品之日。  当然，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也并非没有弊端或缺陷，更不是尽善尽美的。但相对于封建宗法君主专制而言，它毕竟前进了一大步。当时，在社会尚未找到新的更好的政治体制之前，建立和完善这一体制，就是政治建设的头等大事了。

P81-84

这套劝学系列丛书，虽然选文不多，只有中外三部《劝学篇》，规模不大，其原文字数总共也才不过十几万，但其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却非寻常可比。

先说荀子和他的《劝学篇》。

在先秦诸子中，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最大的，不是孔子、孟子，而是荀子。荀子的贡献主要有二：一是他主讲稷下，三为祭酒，提出并传播了自己颇具唯物色彩的务实思想；一是他培养了两个非凡的学生，这就是韩非和李斯。

秦始皇统一中国，出于私心，手段残忍，自有其不可饶恕之过。但他的统一中国，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首次实质性统一，而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则客观上为尔后中国社会的统一和发展，奠定了相当恒久的制度文化性基础，所以有着重要的客观进步意义，而从思想理论上给秦始皇以启迪的，就是韩非，而直接参与其统一大业，助其成就统一大业的，则李斯功莫大焉。所以我们说，在先秦诸子中，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较大促进作用的，是韩非和李斯的业师荀子。

很可能会有人对我的观点不以为然。他们会说，既然荀子的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那为什么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不及孔孟呢？我们说，这是因为汉武帝及以后历代取得天下的帝王，为巩固其专制统治，为维护其集团利益，多选取孔子或孔孟的较为保守的思想来充当其思想盾牌，于是他们就利用政权的力量，拔高孔孟，而那些想挤进这个集团分一杯羹的浅见而轻薄的“知识分子”们，也纷纷迎合这种需要，为孔孟张目使然。相对而言，那些较具唯物色彩且较为务实的思想家，如荀子、墨子等，则因此而倍受冷落，甚至遭到贬斥。其实，这也正是两千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荀子有如此贡献，其思想自然主要体现在现存《荀子》一书中。而位列该书之首的《劝学篇》，毫无疑问是他的代表作。“学不可以已。”在他的《劝学篇》中，荀子对为什么要学习、应当学习什么、应该怎么学等问题，都从哲学的高度作了精彩论述，所以该《劝学篇》是世界教育和学习史上不可多得的劝学精品。其阅读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再说福泽谕吉和他的《劝学篇》。

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毫无顾忌地猛烈抨击落后的封建文化，不遗余力地积极传播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为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头像现已印上日元纸币，可见日本人民对他的尊敬和怀念。而《劝学篇》则是他抨击封建文化，传播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代表作，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迄今尚未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读一读福泽氏的《劝学篇》，不仅可以让你知道，为什么要提倡学习，应当学什么，应该怎么学，而且同时还可以让你知道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真谛是什么。

最后谈谈张之洞和他的《劝学篇》。

清朝晚年，灾难深重的中华出现过三大改良：一是洋务运动；一是戊戌变法；一是清末新政。张之洞既是洋务主将之一，也曾同情和支持过变法，又是新政的参与者，为清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教育及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而《劝学篇》就是张之洞参政议政的思想理论纲领。张之洞《劝学篇》的主旨，是以中学为内学，以西学为外学，以中学治身心，以西学应世事，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其变法思想是，除清政府的统治地位不能变，儒学纲常伦理不能变之外，其他的如经济、教育制度等，都可以变，并且都应当变，尤其是应当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改变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这是比较典型的折衷主义主张。但也正是因为张之洞的思想的调和色彩，才被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所容忍和接受，致使其许多的改革主张，得以贯彻实行。也正是这不彻底的改革，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线生机，并酝酿成了后来的辛亥革命。张之洞也因此被孙中山称为不言革命的革命家，并为毛泽东所称道，张之洞《劝学篇》虽以教士造民为出发点，但其内容广涉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诸多领域，它既是研究晚清社会的必读之书，也是改革者应当借照的一面镜子。

这三部《劝学篇》，不仅是中外教育史上的名著，而且是中外哲学史和中外思想史上的名著，并且于今还极具借鉴价值。将这样三部《劝学篇》编成一套劝学系列丛书出版，应当说，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出版公司的领导暨于伟群编辑，是匠心独具的。当今的出版物市场，除政治资料和教材而外，充斥其中的多是应景的“教辅”、“考辅”、“言情”、“厚黑”之类，多无学术和思想价值，偶有学术著作，也多为借助社会科研基金问世的作品。所以，当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出版公司于伟群编辑电告我该公司要出版这套劝学系列丛书时，我便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我经常鼓励青年学人，要多读经典性著作，这有益于学术品味的提升和事业的进步。但我所提倡的多读经典性著作，决不同于当今一些学者为拯救“日下世风”而提倡让青少年阅读那些早已过时且虚玄乏用的儒家说教。我所说的经典，指的是那些曾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代哲人的充满哲理的代表作。这种作品，能益人智德，能从根本上使人进步，并进而促成社会的发展。这三部《劝学篇》，就是这样的经典。所以我劝青年人不妨抽时间阅读一下这套劝学系列丛书。只要你用心去读，我相信，它一定会给你一些有益的启迪。

陈山榜

2011年3月作于石家庄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