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卢梭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激进主义与极端的反智主义携手并进，法国革命时卢梭的崇拜者们则将其化成为政治行动：雅各宾党专政时期，许多科学家和文人学者都被投入监狱或送上断头台。孔多塞这位相信人类理智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进步主义思想家便是被迫自杀的牺牲者之一。事实上，文化激进主义与反智主义结成一体是一种甚为普遍的现象：中国古代的法家在政治上主张法后王，而在文化上便是极端反智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则更是从文化激进主义生出反智主义的绝好范例。要言之，像卢梭这样的平民思想家的激进主义思想(即号召彻底破坏传统秩序)中，难免会掺杂着反智主义的成分，因为平民阶层作为民间文化这一“小传统”的代表，他们在情感和趣味上对精英文化这种“大传统”自然没有好感，换言之，小传统本身便是反智主义的。
一个社会中出现卢梭这样的平民思想家本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在英国也有代表平等派和掘地派的思想家，而且乌托邦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西欧各个主要民族中都可以找到其代表人物。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卢梭这位平民思想大师会在法国(以及中国)具有如此伟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当代法国，仍有许多第一流的知识人都自称卢梭思想的继承者，例如结构主义人类学大师列维一斯特劳斯便是其中的一位。在中国的文人作家中，卢梭的崇拜者也可说是不计其数的。一个思想家在某个民族的巨大影响，无疑说明了他所代表的阶层拥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知识社会学告诉我们，一种思想总是反映某个阶层的愿望、情感、理想和利益，它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则是由于这个阶层控制或将来能够控制社会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因此，如果说法国的宗教改革和大革命之所以如此步履维艰，是由于贵族阶层的腐化、无能和落伍，那么法国知识人的激进思想之所以会形成如此广泛的影响力，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法国小手工业者和小农阶层社会势力的强大了。这一社会阶层也曾是两位拿破仑皇帝建立其统治的社会基础。三、近代中国知识人的浪漫性格
不言而喻，中国“五四”以来的文人学者与法国浪漫激越的知识人有许多相像之处。中国文人历来就存在着崇尚浪漫理想轻视事功精神的传统；中国士大夫的无神论反宗教情绪，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主义也同法国知识人的激进思潮一拍即合。因此，继承了中国古代某些儒家士大夫精神的现代中国文人学者，与法国激进的知识人存在着特殊的亲和力(elective affinitv)，因而特别倾向于选择法国人的种种思潮作为破坏传统秩序的武器。
事实上即使在“文革”以后的中国知识界，发源于欧洲大陆的各种思潮较之英国学者的思想，对中国知识人的吸引力也要大得多。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在“文革”之后的中国知识人之间拥有特殊的感召力，强调“存在先于本质”和个人选择的思想自然有助于人们冲破思想上的禁锢。自认是卢梭思想传人的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以及福柯和德鲁兹等人的后结构主义，本质上也是颇为激进的。而那些极具瓦解和破坏社会传统秩序之功的西学思潮，比如要求重估一切传统价值、猛烈批判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尼采哲学，认为西方社会的道德压抑造成了病态人格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以及成为法国“五月风暴”运动之思想纲领、激烈抨击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说，都曾在1978年之后受到中国文人学子特殊的青睐，而广泛传播之。虽然这些思潮皆起源于德国文化圈，然其瓦解社会道德规范的作用、激烈反传统的色彩，则与存在主义和卢梭哲学如出一辙。与此同时，保守派思想家爱德蒙·伯克、德·托克维尔，自由派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和哈耶克(F.A.Hayek)在中国学人中的影响，则远不如上述这些文化激进主义者，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学说在1989年之前的中国学术界始终是受到抵制、批驳和冷落的。这一情况表明了，当代中国文人像法国主流知识人那样，仍然是长于思想上的破坏性革命，而拙于建设性思想革命。破坏性革命起于一种合法性秩序和原则的崩溃，而又没有新的合法性秩序取而代之：“五四”运动之前普遍王权和传统礼教的全面崩溃便是典型的一例。而建设性思想革命则是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的合法性秩序：加尔文和路德的新教革命即是建设性思想革命的经典例子。当代港台、海外的新儒家也试图将一种新的合法性秩序建立在传统的思想文化之根上。建设性革命往往是保守成分和革命成分的绝妙综合。
如前所述，中国文人在古代就有重人文理想而轻事功精神的传统倾向，这便更加助长他们热衷于破坏性革命。关于中国文人轻视事功精神的性格，牟宗三先生有一段精彩的分析：“中国人传统的风气，尤其是知识人，不欣赏事功的精神，乃至反映中华民族的浪漫性格太强，而事功的精神不够……事功的精神在中国一直没有被正视，也没有从学问的立场上予以正视、证成。P14-P16
序言
自序
第一编 知识人的乌托邦
浪漫理想与事功精神——英法知识人的差异
知识人激进传统的社会学反思
僭妄的理性与卑微的自由——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念
传统、克里斯玛和理性化
现代文化中的野性思维
超越道德批判
第二编 法兰西知识人的黄昏
巴黎怀旧
托克维尔随想
先知式知识人的黄昏
戴上面具的普罗米修斯——列维与法国左派的后现代革命
独行的现代堂吉诃德骑士——重新阅读雷蒙·阿隆
波德莱尔随想
巴黎的旧梦新颜
《红与黑》和“卢梭情结”
伏尔泰与他的缪斯爱米丽
第三编 美利坚的黄昏
美国的晕眩
美国民主的除魅
奥巴马的美国
美国民族精神中的矛盾性主题
结语：托克维尔与我的中国梦
跋
傅铿，你一定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上海流行的那本《流放者的归来》(Exile's Return)吧?就是上外版的，美国文学史“迷惘的一代”分子马尔科姆·考利写的，写20世纪20年代海明威那一批人离开纽约，去巴黎闯荡……他们自称“流放者”，说“在这个伪善而压制人的国家里，年轻人没有前途。他应该乘船到欧洲去，在那里，人们懂得怎样生活”。一直留着这本书，找到这句画过线的话，内中仍有一颤，于是抄了出来，引我们回到过去。
你是1992年离开的，去美国纽约上州一所好学校留学。以后我们重逢，在纽约、新泽西、或者上海，你都是怀着感叹，提到去国前后人生转折的故事。那个时代，有相似经历的人很多。我比你早一点，从上海社科院的另一个所，去了旧金山的一所小大学。做完了访问，一年多就回来，再作冯妇。于是，此前的经历很相似，此后的命运就不同。对我们这一年龄段的人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再也不能蹉跎的岁月，最终的梦想破灭后，只有一条路：“乘桴浮于海”——出国去。无论如何，你的去国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没有这30年的经历，就没有你现在的状态以及心态，还有这一本上了台阶，含着更深关怀的《知识人的黄昏》。
最近10多年来，每次重逢，大家都欣赏你的良好状态。在热闹的纽约上大公司的班，与宁静的普林斯顿校园为邻过日子。你自嘲是“边缘人”、‘‘洋插队”，在谋生职业和兴趣学业之间游离，言语之间存着遗憾。但是，谈起知识界的事情，我们没有感到你的离开。相反，在纽约和普林斯顿的生活阅历提升了你的境界。听你讲在公司里和印度籍、犹太裔同事的讨论，我很受益。谈论“多元文化”，不但需要读书，还需要生活体验，这方面你有了很多可说，可惜还没有写在书里。现在国内很多“专家学者”，阅历so so，观点拼凑，境界更是不够。反正你也知道这类例子，就不说了。最近20年里，中国维持“开放”，上海也慢慢地有了自己的“世界化”。但就国内人喜欢说的“时代精神”而言，纽约、巴黎，仍然是策源地，上海仍在边缘。正如《流放者的归来》书中所说：t·在那里，人们懂得怎样生活。”我都不知道，今天上海还有多少人真正懂得那个“生活”。对今天的中国人，还要专门加一句说：“生活”，不单单是一本收支账，还包含了文化、艺术、思想和信仰。
在你的书中，有一篇“巴黎怀旧”，赞美巴黎的文化底蕴，我很喜欢读。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书城》杂志上也写了一点巴黎观感，朋友抓到痒处地揶揄说：在美国待得还久一点，却喜欢蜻蜒点水地谈巴黎。没有办法，连海明威这样的本籍芝加哥人，连你这样的美籍上海人，也都是喜欢巴黎的“懂生活”、“有文化”，何况困在“东方巴黎”的我们。巴黎，或许是知识人的终极流放地，是一座真正有精神的城市。朋友不会单单带你去有故事的餐馆，还会领你去看画廊、听讲座。当时就这样在巴黎恭逢了哈贝马斯、德里达、谢和耐、张广达……如果纽约是20世纪的“世界之都”，那么巴黎在19世纪就已经是“欧洲之都”了。据我的经验，欧美的文化学术界，都对巴黎的文化充满敬意。“美人之美”，是多么好的事情，不似这里几个驻法记者，老是在通讯中诅咒欧洲文化。
1998年底，我从波士顿去纽约，在你家中过圣诞节，谈到美国文化的开放性，愉快畅谈，此生难忘。美国早期居民质朴、虔诚、固执，和欧洲拉丁民族的奔放、奢华、随性很不相同，“独立战争”之后，美国没有死死抱住自己的“清教主义”，或者不列颠的wAsP精神，而是把欧洲文明整体吸收进来，成了“西方”的继承者。先是法国、德国，后来是意大利、西班牙，天主教各民族的文化都融入了。现在轮到消化非洲、日本、中国、印度族裔的文化了，虽然步履维艰，但已堪称“多元”。你用自己的经历，谈到“文化融合”之不易，但却坚定地反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我很佩服。看到身边有很多理工科出身的留学生，因为不适应美国生活，陷入“民族主义”情绪泥潭。那个时候，在纽约、在波士顿，我们都已经初闻亨廷顿的右翼“文明冲突论”、约瑟夫·奈的左翼“王道论”，还有查尔斯·泰勒、孔汉斯从欧洲赶来，用“社群主义”、“全球伦理”来驳斥亨廷顿的“保守主义”。和你一起谈这些问题，很容易深入下去，你的阅历和理性，给了很多谈助。我们说“保守主义”对美国丧失主体精神深表忧虑，但美国不是在“开放”中发展和更新着自己的主体精神吗?对于当前的“文化多元主义”，我们当然可以有所不满，但是真的让美国回去3K党时代，欧洲倒退到单一文明，中国也仍然自大或者自卑地封闭自己的帝国，拒斥“番鬼”，然后“冲突”，那这个地球就真的没有前途了。……
《知识人的黄昏/启明文丛》编著者傅铿。
《知识人的黄昏/启明文丛》内容提要：为旅美自由撰稿人傅铿先生近30年间的文化批评随笔集，主要论述知识人的问题。其中，20世纪90年代初论知识人的文章在当时领风气之先，打破了国内知识界弥漫着的左倾主义神话；同时反思知识人的社会作用，以及“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人破坏远超创新的偏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人创造性的贫乏，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咎于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其他文章多是作者在美国经历10多年的洋插队之后，以切身体会对欧美社会作出的思考和感悟。如果说90年代作者在国内写成的论文主要批判国内知识人的文化激进主义，那么近几年有关欧美社会和知识人的随笔则重新祭起一个知识人“道义良心”的旌旗。
《知识人的黄昏/启明文丛》编著者傅铿。
误的社会进步而奋斗。知识人的存在有赖于两点：一是拥有充分资讯、能够及时回应的公共领域；二是普世的价值体系。
知识人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主要社会职责，就是关怀超越日常生活的神圣事物，关怀社会的终极价值理想，从而以此为依据批判社会现实。个体知识人的职责在于，做一个从普通公民视角看问题的独立观察者。
精神的成长，需要心灵的流放，思想者需要有不同文化的经历。生活在世界两端的学者们，都要对自己生活的那个社会负责任，赞美对方要适度，都不要对“他者”做过度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