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是最贴近人类灵魂的精神产品，它是捍卫人性的，而且越是灵魂不安的时代，我们越是需要它的抚慰。

如果我们不透过作家的创作去追溯其灵魂深处，又如何能领悟这些作家以自己的心灵所感受的时代和人民的心灵呢？

一部戏曲史就是一部活的小说史；一部小说史就是一部活的戏曲史。

这本《心灵投影》(作者宁宗一)是介绍中国当代小说、剧本的作品集，包括了

这本《心灵投影》(作者宁宗一)是介绍中国当代小说、剧本的作品集。

《心灵投影》包括了《考据，不应该遮蔽审美视线——读陈寅恪的<读(莺莺传)>》；《镂心刻骨的痴情——读<碾玉观音>随想》；《政冶史的战争风俗画卷——浅论<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民族审美风格》；《智慧的较量——读<西游记>》；《笑笑生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评<金瓶梅词话>》；《重读<金瓶梅>断想》；《<金瓶梅>六人物论》；《史里寻诗到俗世咀昧——明代小说审美意识的演变》；《艺术与道德并存——读<聊斋志异·西湖主>随想》；《一位古代小说家的文化反思——吴敬梓对中国小说美学的拓展》；《喜剧性和悲剧性的融合——<儒林外史>的实践》；《寂寞的吴敬梓——鲁迅“伟大也要有人懂”心解》等文章。

要把名著读到这种程度——序宗一的《心灵投影》

题记中国戏曲与小说的血缘关系

小说篇

心灵的辩证法——我读《莺莺传》

考据，不应该遮蔽审美视线——读陈寅恪的《读(莺莺传)》

镂心刻骨的痴情——读《碾玉观音》随想

政冶史的战争风俗画卷——浅论《三国演义》

《水浒传》的民族审美风格

智慧的较量——读《西游记》

笑笑生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评《金瓶梅词话》

重读《金瓶梅》断想

《金瓶梅》六人物论

[附]史里寻诗到俗世咀昧——明代小说审美意识的演变

艺术与道德并存——读《聊斋志异·西湖主》随想

一位古代小说家的文化反思——吴敬梓对中国小说美学的拓展

喜剧性和悲剧性的融合——《儒林外史》的实践

寂寞的吴敬梓——鲁迅“伟大也要有人懂”心解

心灵的绝唱——《红槛梦》论痕

面对大师的心灵史——走向世界的《红楼梦》

戏曲片

惊天动地的呐喊——浅谈《窦娥冤》的悲剧精神

歌颂强者的诗——激赏《单刀会》

生活的潜流——为关汉卿《玉镜台》杂剧一辩

另一种精神世界的透视——关汉卿《谢天香》杂剧别解

《西厢记》：进人经典——个文本蜕变过程的文化考察

悲剧的咏叹调——感悟马致远《汉宫秋》第三、四折

胆识与才情——睢景臣《高祖还乡》的象征意蕴

重新接上传统的慧命——说不尽的《牡丹亭》及其他

《长生殿》的悲剧意识——敬致改编者

[附]戏曲史·心灵史社会史-

意蕴：新编史剧的历史深度和反思力度

编后赘语

记得歌德曾经说过：“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此外，作家如果满足于一般，任何人都可以照样摹仿；但是如果写出个别特殊，旁人就无法摹仿，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过。……每种人物性格，不管多么个别特殊，每一件描绘出来的东西，从顽石到人，都有些普遍性。《莺莺传》所描写的故事和人物之所以能够激起读者的共鸣，正是写了“个别特殊”，并且生动地表现在人物刻画上。崔莺莺是唐代传奇小说中人物画廊里具有独特命运和性格的人物。她既不同于出身低贱而最后还是跨进了名门望族的李娃；也不同于被抛弃后饮恨而终，仍然燃烧着复仇火焰的霍小玉：而是一个出身上流社会的少女，在经过内心的重重矛盾，勇敢地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精神桎梏以后，却被一个用情不专、负心薄幸的人所抛弃。这个爱情故事就是如此简单，而且读者不难发现，这是中外古今许多不怎么高明的爱情小说中经常的反复出现过的情节。这要让一个生活阅历浅薄和艺术腕力不足的作者来处理，很容易落入俗套。然而作为小说家的元稹却完全采取了独辟蹊径的艺术处理，或者说作者找到了描写莺莺命运和性格的特异的角度和色调，从而谱写了一曲凄恻的恋情哀歌，一首深沉哀怨的诗。

我们知道，作家研究的对象是人和人的灵魂。文艺创作是探索和塑造人的心灵的劳动。在生活中，人之“情”是丰富多彩、干差万别的，也是探之不尽、索之无穷的。艺术中性格的创造，其要点正在于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去捕捉、剖析人物感情世界的独特性，由此刻画和揭示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人物特定的社会内涵及其心灵的历程。莺莺这一艺术形象为什么能够这样的深入人心，也许我们最先想到的是爱情，悲剧的爱情。《莺莺传》的独创性在于，它不是孤立地、静态地去描写莺莺的爱情生活，而是在动态的流程和感情的流程中，揭示她的内心美。在这里我以为至少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从爱情的特定性出发，表现得有特色；二是把爱情描写作为整篇小说的创作视角——揭示人物的美的灵魂的组成部分来对待。

且看莺莺表达爱情的方式吧。莺莺出身名门望族。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传统，特别是优秀的中国古典诗歌，自幼就把风神灵秀的莺莺塑造得很美，因此，莺莺给予我们的深刻印象是一个诗人气质的少女，或者说，是一个女性气质的诗人。加之封建礼教的熏陶，赋予她举止端庄、沉默寡言的大家风范。因此她初见张生，采取的态度是矜持的、防卫的，不轻易暴露自己的内心秘密，像是怕受伤害似的。然而，莺莺灵魂深处却燃烧着青春的烈火，有所向往，也有所追求，经常以诗言情，属文吟咏，寄托自己这种潜藏着的思绪。莺莺这种性格特点和内心矛盾，她的贴心丫头红娘最为了解。她曾对张生介绍过：“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初见张生虽“双脸销红”，羞于应对，却由于“怨慕者久之”，在面对眼前这位“性温茂、美风容”的年轻书生时，自然产生美好的印象。张生的《春词》二首，又使她看出了张生才情富赡，“才”与“貌”一经结合，“怨慕，，久之的莺莺，开始萌发了对张生的感情。这时的莺莺第一次尝到了爱情的喜悦，她突然感到灵魂进入了一个新奇的自由的境界，终于鼓起了回诗约会的勇气。然而她毕竟是未经世面的纯真的少女，一旦张生真的出现在她的眼前，她感到十分惊惧，居于她头脑中的封建意识以她也意识不到的状态出来活动了。难堪的局面应该怎样收拾呢？倾诉衷情，私订终身，一时她又不敢(更何况红娘就在自己身边)；不关痛痒地虚以应对，又难以表达“怨慕”之情。这时她采取了完全违反自己初衷的行动，“斥责”张生“非礼之动”。正因为莺莺“大数”张生，只是一种爱而却惧的心理反应，所以过后思量，她又惧而更爱，终于主动地投到张生的怀抱里去，而“曩时端庄，不复同矣”。小说抓住莺莺内心中情与礼的矛盾，采取层层递进的情节结构，一层深一层地揭示了这个少女情感波澜中的心灵美。

这样，在我们面前出现的莺莺形象，她的性格特征就表现为：单纯之中寓有丰富，柔美中寓有坚韧。她由一个上流社会的少女而成为一个封建礼教叛逆者的心灵历程，是令人信服的，是那个时代出身于贵族家庭的青年人坎坷道路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她走的道路是自己选择的，是她所独有的。一句话，是“崔莺莺式”的“这一个”。

元稹不愧为一个心灵探索者。由于他使自己的人物回到了真实的生活环境、真实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中来，所以他才能掌握住人物的“心灵辩证法”。作家没有掩饰由于出身、教养、环境给莺莺带来的内心矛盾和性格弱点。他只是写出了一个上层社会出身的叛逆女性，而且在爱情之外，诸如生活道路等重大问题上，她也并没有叛逆封建主义的规范，所以元稹真正杰出之处，正在于一千多年前，他就已经敏锐地观察到和捕捉住出身于封建上层家庭的少女在反抗传统的旧礼教时的内心冲突过程，并加以典型的概括。

如果说《莺莺传》从爱情的特定性出发，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一个少女的情怀，而且描绘得那么真实、准确、别其特色，那么小说更为重要的贡献还在于它成功地写了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遭遇。它是通过人的命运、人的遭遇而展现了人物的高尚情操和精神美的。

所谓人的命运，不过是一个人所经历的生活和思想历程。莺莺正是带着自己命运的独特轨迹和心灵上的鲜明印痕而出现的。小说在写到莺莺和张生结合以后，小说着意向着人物的灵魂深处掘进a当崔母发现木已成舟，只好“因欲就成之”。莺莺却敏感地发现张生对她若即若离，她痛苦地预感到了“始乱终弃”的威胁。面对这种威胁，她的心情异常复杂，有热爱，有惆怅，有痛楚。她用自己的柔情和劝告，来表示对张生的忠诚。她是这样剖白心曲的：

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没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

这里既有热切的期望，坦诚的吐露，聪明的暗示：又有难以言状的苦衷，情意是缠绵的。她并不回避即将和张生诀别时那令人心碎的痛苦，这就更反衬出她克制这种痛苦的精神力量。那宁静、深沉的絮絮情语也就更反衬出她的心情奔涌、情如火炽。这是一幕表面平静、内心激越、外冷内热的“戏”，同时，它又是何等绘形传“情”的笔墨啊！P9-12

著名学者、中国文学史家宁宗一先生，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和东方艺术系，以精研古代小说、戏曲蜚声于学坛。著述繁富，颇多创见，嘉惠后学者甚众。先生与我相识逾一甲子，而交谊之进展，当分二阶段。前三十年，大氛围紧张，人多谨言慎行，即使擦肩而过，亦仅颔首致意，类君子之交，其淡如水，而宁先生才名，则心仪已久。后一阶段稍呈宽松，彼此又在同一宅区前后楼，衡宇相望，于是交往日密，交谈亦少顾忌。先生少我八岁，而识见之精，谈吐之雅，风姿潇洒，令人神往。继而家庭生活，个人隐私，皆能心心沟通。甚至彼此互为作品写序，交换著作，倾吐积愫，几于无话不谈。上世纪八十年代，宁先生与时俱进，学术研究更展新猷——着重探索经典文本审美化以及心灵史意义等课题，颇见进益，成《心灵文本》《倾听民间心灵回声》等著作，使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一新面目。近者，宁先生复以新作《心灵投影》一书见示。全书对18部(篇)古典文学名著进行精到深入阐释，更嘱作一序。我行年九十，精力见衰，有请序者多婉拒。惟宁先生既为数十年之多闻友，时相切磋，难吝笔墨；今又读其书，虽老悖驽钝，或尚有愚者一得，乃就读书所得点滴，略择一二，敷衍成文，聊以塞责。

小说、戏曲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主要构成，下迨元、明、清各代。二者己呈主流之势，其研究者夥颐。我亦曾浏览涉猎多人论述，不乏佳作，而能立足美学，触及心灵，辨析考镜，以深入原著精髓者，则殊属少见。宁先生之所以能有此见识者，盖以少承家学，长而受李何林、王玉章、华粹深、许政扬诸名师指点，加以天资聪慧，好学勤奋，每有研读，辄从原著入手，结构个人文脉，独立思考，比较印证，铸成卓见特识。其引据征信，犹约略可见乾嘉诸老流风余韵。其著述之能超越群伦者，实缘多年深研潜究所致也。

《心灵投影》是宁先生晚年精心之作，其思路、行文不逊往昔。卷首题记《中国戏曲与小说的血缘关系》开宗明义，为全书立主旨，以示将小说与戏曲相互参定、同步研究之缘由。全书以心灵史观点为核心，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展示其回归心灵之理念。所论小说部分自《莺莺传》始，经明代“四大奇书”，下至《儒林外史》《红楼梦》诸作，无不运其庖丁解牛之刀，鞭辟入里地揭示各书作者多为心灵雕刻之巨匠，而小说文本皆为作者心灵之投影。其于《金瓶梅》，既不斤斤于考证作者笑笑生之生平，更不屑一顾世俗谩言《金瓶梅》为诲淫之作，而是深入发掘作者对中国小说之美学贡献以及纵观明代小说审美意识之演变。论《红楼梦》则不同于一般论述，而定格为曹雪芹的心灵自传，言《红楼梦》既是一首青春浪漫曲，也是充满悲凉慷慨之挽诗。至于戏曲部分则上起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至汤显祖、洪异等名家名著，均进行细腻而富有诗意之诠解，着重于发现人物心灵冲突和人性复杂性。宁先生对《西厢记》文本进入经典的文化考察，更是别创新意，为《西厢记》确立学术史地位有所贡献。

宁先生年逾杖朝，犹笔健如此，学术生命当不可期。今见此扛鼎之作，能不令人咋舌羡慕？设非学殖深厚，曷克臻此？宁先生之所以在学术上能老而不衰，稍加分析，即可知其得益于凡研究探索皆从原著切入，直奔心灵，并身体力行以求其效。《心灵投影》乃宁先生汇聚一生心血之最新成果，是一部将学术性、赏鉴性、可读性融为一体之佳著，而其内涵深厚，文笔条鬯，尤能引人入胜。反复循读，耐人寻味，不禁令老叟为之汗颜拜服。

我与宁先生虽己进高年，而笔耕不辍之念犹存，虽来日苦短，但桑榆未晚，心灵时有激荡。我愿与宁先生携手共进，奋力为所处时代做出应有之贡献。至望诸友督察之。是为之序！

2012年7月

写于南开大学避谷  行年90岁

一晃，我在南开大学竟待了整整六十二年！其间，除了非正常的日子以外，五十八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教学和从事专业研究中匆匆度过。

1954年毕业留校后，没时间进修，系里就安排我接下导师许政扬先生在历史系讲的“中国文学通史”。没想到刚刚理清了一点点中国的文脉，1958年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就在各大院校中展开了。政扬师竟成了被拔的“白旗”，遭到无端的批判，许师当场气昏，从此一病不起。许师在病榻上吩咐我接下他在本系讲的“宋元文学史”，顺手还把他的枕边书钱锺书著《谈艺录》送给了我，并说这是钱先生三十岁就写出的大作，好好读必有大收益，于是《谈艺录》也成了我的枕边书。那时记得最牢的是钱公序中的名句：“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体会到了钱先生那么早就具有的宽广的学术胸怀和对文学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但是，钱先生书中时而英语，忽而德语、法语，我实在看不懂。不过他谈宋诗人部分，让我对照读他的《宋诗选注》，就有了太多的启发。

成为我专攻小说戏曲的拐点，则是和我讲“宋元文学史”而较系统地读了一些小说戏凿的经典文本有关。因为我一直企望沿着许师将小说与戏曲相互参定、同步研究的道路走下去，但许师的这一学术理念直到1979年南开中文系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挂牌，在华粹深先生执掌研究室工作时才得以明确化。本书“题记”中所说：一部戏曲史就是一部活的小说史；一部小说史就是一部活的戏曲史。就是华师在研究室成立座谈会上说的浓缩版。

后来我带了研究生，力图贯彻这一学术理念，也许是我的学养和功力不够，也许是研究实绩欠佳，不能带头去做，结果很多研究生都是单打一，小说戏曲的综合的整体研究也就没能坚持下去，我长期梦想编出一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发展史”，当然也就以破灭告终。现在想来，人各有志，即如西谚所说“趣味无争辩”，此类事也无须较真儿。不过我并未动摇这种信念和思路，仍然想把小说与戏曲同步研究坚持下去。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我向两位恩师交的不太合格的试卷吧！

机缘巧合，十八年前我有幸受聘兼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的必选课中，《西方艺术史》由一位名家讲授，但《中国美学思想史》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讲，结果院方就把这块硬骨头派给了我去啃，俗话说“打鸭子上架”，我就是在这种尴尬局面下匆匆上阵了。说实话，此前我确实在我校东艺系为硕士生讲过“中国美学简史”和“古典美学”，但我却没有写过一篇正式研究古典美学思想的文章，这说明我还没进入中国美学的堂奥。好在我懂得教学相长的道理，我把这门课办成了“美学沙龙”，通过交流，不仅增长了很多建筑艺术的知识，还从那些博士生读的书中受到启发，这就大大拓展了我的阅读空间。无疑在我理论思维提升的同时，也提高了我对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认知水平。我逐渐领悟到了艺术哲学乃是探讨人生，它给人生一个审美的解释；艺术哲学追问世界本体，它对世界本体做出艺术化的说明；艺术哲学沉思万物，它使澄明的思想闪耀诗的光辉。

我不否认，我是一个文学本位和文本主义的坚守者。但我不会无知到反对文学的文献学研究和文学的历史学研究，这一点，在拙文《古代小说研究方法论刍议》中有过充分的说明。我所反对的是为考据而考据，认为只有考据才是真学问，进而对一切文学审美的研究嗤之以鼻。对于这些过于偏颇的学风和议论，理所当然地难以认同。其实钱锺书先生早就有言在先，他说：“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日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上世纪80年代他在与黄克先生的个人通信中，还在感叹文学研究一直是历史学等的附庸，“而不能自立门户”。钱公的“自立门户”说，实乃一种文化焦虑。本来，每个学科和艺术形态都有自己的界限，而今文学研究却有一种取消“文学性”的倾向，这无疑是对文学的致命戕害，它会导致文学审美性的消解！我的忧思是：当人们不再沉浸在诗意世界去领略那天才的文学精魂和美的创造时，是人类文明之大幸还是大不幸？我深信，弘扬人类真善美的文学和诗意，永远是捍卫人性的，而且越是在灵魂不安的时代，越需要文学的抚慰，它是无法代替的，因为，在所有人文领域中，文学最贴近我们的心灵。

至于回归文本，那是因为我相信文学文本最能真实地反映作家的内心世界。当我们纵观一部中国文学发展史时，几乎能感觉到作家感情的喷薄和气质的涵茹。如果我们不透过其创作去追溯其灵魂深处，又如何能领会到这些作家以自己的心灵所感受的时代和人民的心灵呢？所以我们可以把文学史看作一部形象的生动的细腻的心灵史。十九世纪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他的六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引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这是我迄今看到的对文学史做出的最符合实际最富科学意味的界定。这一思想的深刻性就在于它不再是停留在那个空泛的毫无实际意义的“文学是入学”的层面上，而是充分认识到文学乃是人的心灵史、性格史，人的精神立体运动的历史。因为心理结构乃是浓缩了的人类文明，文学文本则是打开时代灵魂的审美化的“心理学”。

在感悟到了这一切后，闲暇时把从前读书所看到的中外古今理论家和作家有关文学的心灵史意义的言论稍加排列，发现他们的认识竟如此不谋而合！比如，刘勰早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就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唐代张璨在谈及绘画要诀时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黑格尔则说：“只有心灵才涵盖一切”，“美的艺术的领域，就是绝对心灵的领域”。甚至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在他的《历史的观念》中也说：“一切关于心灵的知识都是历史的。”

而作家的特有感性就显得更加明快，很多大作家强调的都是，书写是一种探索自我的行为。司汤达说他的创作就是“重读自己”。易h生说“写作就是坐下来审视自己”。果戈理更加直白地说：“我近年所写的一切都是我的‘心史’。”老托尔斯泰则说：“艺术不是手艺．它是艺术家体验到的感情的传递。”鲁迅先生更是多次提到对自己灵魂的解剖：“要咀嚼自己的灵魂。”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真诚的作家，他们都是以真心写真情。事实上，很多作家的伟构就是他们血泪凝结的珍品。作为心灵自传的《红楼梦》，作者在他的诗序中说他的创作乃是“一把辛酸泪”，曹雪芹既呼唤又担心“谁解其中味”！于是理论家和作家们都似有灵犀一点，遥相呼应。尼采说：“一切文字，吾爱以血书著者。”法国的缪塞直言：“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综合这些表述，我们很自然地看到他们的共识：美需要通过人的审美活动生成，没有心灵的烛照即没有美。他们都符合柳宗元提出的“心凝形释，与万物冥合”的境界。

从前，我们接受的文艺思想教育是“讲话”中说的：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一个“唯一”就把“中得心源”彻底遮蔽了，我们几乎忘记了中国诗学的一条铁律：拥有生活固然必要和重要，但是作为文学创作来说，心灵更为重要。仅仅拥有生活，你可能瞬间打通了艺术的天窗，但是没有心灵的支撑，这个天窗就会很快掉下来。

对先哲时彦的诸多论述的初步理解和感悟，我想就是我写作《心灵投影》的动因吧！  来公新夏先生赐序，我不想多说一般感谢的话，只是如实地交代来公为什么再次赐序给我的简单过程。记得十五年前，来公曾为我的文史随笔集《走进困惑》写过一篇长序，不想年与时驰，意与日去，一晃我又站在来公面前再请赐序。此刻正是来公九秩大寿之际，朋友来来往往，好不热闹。一天在来公家我亲耳听到他婉拒撰写序言的电话，但来公对我求序却爽快答应。我深知来公脾气，只要他应允之事，你就无须再提，他肯定会搁在心中。可是没想到．在酷暑难耐的七月，来公当着我的面，从电脑中打出了他撰写的大序，当时我眼睛湿润了……我只深鞠一躬向他致谢。回家后立即捧读大序，来公对我的诸多鼓励，我有些承受不住，然而让我动容的是来公序言中最后一段，其情也真，其意也深。我知道来公在给我鼓劲，让我在步入晚景时仍能以一个学人的良知去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文化使命。此刻我能静下心来整理修订这部新旧杂陈的书稿，是和来公的扶持与鼓励分不开的。

能在商务印书馆出一部书，是我一直心向往之的事。“商务”这块牌子对读书人来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诱惑力和亲和力。这里我要郑重感谢商务印书馆江远、周洪波二位领导。这次厚艳芬女士向我约稿，我的感奋之情难以描述。至于我和厚老师的交往是与中华书局《文史知识》分不开的，我算是这个刊物的老作者，每当有一两篇自觉还可拿出手的文章，我首选的投稿刊物就是“中华”名牌《文史知识》。而厚老师每次收到我的稿件，都会细心审读并认真修改，从而使我的文章少出一些错误，一来二去我们建立了编者与作者之间非常融洽的关系。这次整理书稿时，脑子里转的一个最原始最朴素的想法就是别辜负了商务印书馆和厚老师对我的信任。

书稿交出去了，心中仍然忐忑。

宁宗一

2012年8月于南开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