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上，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叫安德里亚。某个晚上，她在父亲的图书室里寻找着那个秘密，寻找着一个能击败这伙匪徒、并最终摆脱他们的方法，却发现了一本古老的魔法书。第二天晚上，安德里亚就带着书去了树林里的秘密集会。安德鲁斯惶恐不安，因为女人是不允许参加集会的。诗人担心女人会被驱逐出岛，因为“女人”和“女人们”这两个词里都有O。
“他们还会驱逐‘母亲们’。”安德鲁斯说，忘记说话时不能带O。
“我是一名少女，‘少女’自然是安全的，”安德里亚指出，一姑娘’也一样，还有‘女孩’、‘闺秀’、‘处女’和‘老处女’。”
“还有‘爱人’和‘亲爱的’。”安德鲁斯说，“但你始终是个‘女人’。”
“我能变成一位‘新娘’和‘妻子’，”安德里亚说，“新娘和妻子可不只是‘女人’那么简单。”
“然后你将成为一位‘主妇’，”安德鲁斯说，“而且无望拥有一个‘小宝宝’、‘幼儿’、‘小男孩’或是‘小娃娃’。”
“受够了这样喋喋不休！”一个修车轮的工人控诉说，“我造的车轮没有辐条，没了辐条的车轮就跟没了。的词差不多。”
“我做蜡烛不能用油脂，”蜡烛工抱怨，“没了油脂的蜡烛不是蜡烛！”
“别害怕说出带。的词，”最后，安德里亚说，“我们活着、说话都不能少了‘希望’。‘希望’少了。就什么都不是了。即使‘空无’少了o，变成了‘空浮’，也不如‘空无’本身有意义…。‘希望’包含着最意味深长的O。我们不能失去它。”于是，她把那本从她父亲的图书室里找到的书递给安德鲁斯。
“书名是《中魔的城堡》。”安德鲁斯说。
“我知道这本书。”一位白胡子老人用颤抖的声音说，“我还能告诉你们里面说了些什么，免得你们浪费时间，也避免读书的时候，字句里不能带。的麻烦。”
“那么告诉我们它说的是什么吧，”安德鲁斯说，“书上满是注解，现在我们称为‘朱假’。”
老人清了清嗓子，开言道：“听好，我的孩子们。你们听到的是一个有魔力的城堡，就在今年，自今晚算起一个月后，它将现身。”然后，他讲述了这个魔法城堡的故事，其他人都默不作声地听着。“一千年前，这岛上曾有个国王，但是就像如今有一伙人到处打砸抢、祸害我们一样，有人把他从城堡中赶了出去。他们让城堡分崩离析，一砖一瓦地寻找着并不存在的宝石和藏宝图，或者说，即使有也无法找到。国王被驱逐出岛，但他离去时，在城堡曾经矗立的地方下了个完美的咒语。”老人停下来，挠挠头。
“咒语怎么说？”安德鲁斯追问。
“也许这儿这位少女记得。我的记性大不如前了。”老人说。
“每过几百年，城堡都会再次出现。”安德里亚说，“外观上看，就是一座中了魔法的城堡，和孩子们在梦里看到的一样。”
“那么有谁可以进去吗？”安德鲁斯说，“凭什么呢？”
安德里亚举起手，又垂下来。“书的最后一页不见了。”她说。
“书的最后一页绘着一张地图。”老人轻轻地说，“我的记性不如以前了，但我记得是地图。”他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说，“无论是谁找到了地图，都能在打开的每一样东西里发现一块宝石。我的记性不如以前了，但我记得是这样。” “地图在哪儿？”安德鲁斯问，“你能想起来吗？”
老人不说话，想啊想。“我好像有印象，是在一面墙里，城堡的旧墙。找到地图的人就能找到一种宝石，没有宝石人们就会迷路。”
“那城堡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抢先赶到。”安德鲁斯大叫。
老人黯然摇摇头。“只有恶棍才能进去，”他说，“国王的咒语是这么说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以前知道，现在也忘了。”
“现在我们迷失方向了。”安德鲁斯说。
“既然‘迷失’失去了中间的O，我们就不可能‘迷失’。”老人说，“不是吗？”
其他人转过脸去，以免把大难临头的表情流露在脸上。老人又开口说：“我好像听到一种新奇的钟声，一种古老又熟悉的钟声，这钟声我从未听过，却又似曾相识。”
其他人又把脸转向他，睁大了眼睛。在一片颓丧中，安德里亚低声说：“是胜利的钟声？还是丧钟？”
老人叹了口气：“时间会表明一切。”
P41-45
这本书表面上是给孩子的，他们会爱上它的智慧、节奏和自由流淌的想象力；而事实上，它对手那些具有成熟头脑，幽默感和美好心灵的人，同样有着无法抵抗的魅力。
——《波士顿先驱报》
这本书里充满着欢喜：爱的、自由的、语言的，尤其是幽默的。不管我们在何处，这本书都值得我们去寻找、去阅读——免得我们哪天忘记。
——《华尔街日报》
在早期的美国《纽约客》作家群中，出现了两位写童话的高手，一位是E.B.怀特，他创作的《夏洛的网》已被译成二十三种语言，也是中国小学生的必备课外读物；另一位就是詹姆斯·瑟伯，他的《许多个月亮》(又译《公主的月亮》)由路易斯·斯洛博金绘制插图后，一举夺得1944年美国凯迪克绘本大奖——如今此奖项已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绘本领域的至高荣誉。南海出版公司引进了由他的好友马克‘西蒙特重新配图后的版本，这也是他唯一的、已被引进中国的专著。
瑟伯与E.B.怀特是至交，当初正是E.B.怀特把瑟伯引荐给《纽约客》的创刊人哈罗德·罗斯，从此瑟伯结束了流浪的记者生涯，也逐步找到了他清晰、简洁、幽默的散文基调。后来瑟伯式简笔漫画风靡一时，同样得盏于怀特的慧眼识珠。但在童话创作上，瑟伯与E.B.怀特是迥然不同的。怀特的语言温柔乖巧、一副好心肠，更符合传统的儿童阅读标准；而瑟伯童话语言跳跃性很大，含有浓郁的哲学气息，与写作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这也使他的童话赢得了很多成年读者。瑟伯的一只眼睛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哥哥威廉误伤，这导致他整个童年都无法参与任何体育及游乐活动，年老时更几近失明。瑟伯承认，他童话中那奇崛的想象力与衰弱的视力不无关系，失明使他对世界进行了超现实主义的误读。“失明的国度有些像奥兹国，又有些像爱丽丝的奇境。”瑟伯写道，“你想到的任何事，还有很多你从未敢想的事，都能在那儿发生。”
瑟伯的童话作品总共有六部，按时间顺序分别是：《最后一朵花》(1939)《许多个月亮》(1943)《了不起的奎卢》(1944)《白鹿》(1945)《13只钟》(1950)和《不可思议的O》(1957)。
从严格意义上说，《最后一朵花》是一篇图画寓言，花儿象征着永恒的爱与美。1939年11月，它首版时二战全面爆发才刚刚两个月，但瑟伯从早先已发生的西班牙内战和苏、德入侵波兰事件，已深刻地洞察了二战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种灾难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文学、艺术以及人性上的。更难能可贵的是，瑟伯反战，却并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激进的乐观主义者，他以历史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指出战争和人类始终此消彼长，同处一个历史循环当中。在他生前出版的二十六本书中，瑟伯和他的妻子都最爱这一本。瑟伯去世后葬于俄亥俄州格林劳恩墓园，人们便把最后一朵花的形象铭刻在他的墓碑上。
《许多个月亮》是瑟伯把哲学融进童话的成功尝试。童话借用了传统的模子——公主要求一样不可能得到的事物，国王一筹莫展，小丑比“聪明人”更高明。但与民间的机智童话不同，瑟伯用哲学思辨来处理这个问题，结果整个儿颠覆了人们的阅读经验。瑟伯告诉读者，影响生活的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主观认识，所以月亮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月亮消失了，就会在原先的地方长出一个来，时光也是，万物都如此更替。这是文人童话对民间童话的极妙改编，令该书成为现代儿童哲学教育的必读书。
从《许多个月亮》开始，对语言的哲学思考也进入了瑟伯的童话创作。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地方，瑟伯辛辣地嘲笑了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比如国王召见皇室数学家时，数学家认为自己曾向国王提供了很多服务，包括“估算出‘上面’有多远，‘离开’需要多长时间，‘消失’是去了哪里”。 语言干枯，生命衰败。在《了不起的奎卢》中，奎卢为巨人设计的三个圈套中的第一个，就是告诉他“如果你听到所有的词语都变成了同一个词，你就是生病了”——这本身又是个多么强烈的政治隐喻！
事实上，英语语言向来是瑟伯钟爱的议题，他曾在《纽约客》发表过文章公开讨论时下滥用词语、乱加后缀、生造词语的种种时髦病，如《你说“Brillig”是什么意思》《由“你知道”说开去》《新“词汇专家主义”》等。瑟伯戏仿地把这些都写进了童话里，造成了佶屈聱牙的生涩感。这其中，最突出的篇目是《白鹿》。《白鹿》创作于1945年，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散文名作《政治与英语语言》(1946)差不多同一时期，但相比之下，《白鹿》还只停留在对语言的表层戏谑上，没有对语言的社会学、哲学意义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探讨。
最终奠定瑟伯童话大师地位、哲学意蕴更深邃、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是《13只钟》和《不可思议的O》。
《13只钟》以瑟伯式精密的文字游戏著称。文中使用无韵诗的写法，用文字内部的节奏来代替显而易见的韵脚，使得整篇童话读来朗朗上口，民间色彩非常浓重。瑟伯还仿效早期神话的做法，直接以抽象名词和动词来给人物命名，如公爵的密探叫“倾听”、“聆听”和“低语”。而钟，即时间，可以死于实体的剑下。公爵和萨拉琳达公主则不只是“意味着”，而是完全等同于过去和现在。人物的对话时常充斥着赤裸裸的辩证法。此时，瑟伯童话中的哲学思辨已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很少有作家敢于这样来写童话，但出人意料的是，这篇童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57年，在瑟伯的生命还剩下四个年头的时候，《不可思议的O》问世了，评论家称其为“最纯粹的”瑟伯作品。其形式的完美、思想的深刻都令世人震惊。故事讲述一群海盗在海岛上寻找宝藏而不得，归罪于字母“O”，决定将它从当地人的语词中取消。一开始是书籍和标牌变得不可辨认，接着，凡是名字中带“O”的事物都被毁灭、禁止或是驱赶出去：乐器、家畜、水果蔬菜、花草、纺织品、游戏、学科、野生动物……直到生活中的一切。
于是，当人们被迫用不带。的词语说话时，语言衰退了，口语词汇缩减了。人们再也不能说“嗨嗬”、“喂”，或是“唷嗬”，甚至最平常的“哈罗”。镇上的剧院关了门，因为莎士比亚的台词没有O，听起来寡淡又沉闷。没有人能表演《奥赛罗》，它已成了“阿赛拉”。苔斯狄蒙娜…则在一开始就遭扼杀。有一些句子变得很奇怪，听着像是外语。比如“楚饿的食人丫向不成的努食人丫暗送七比”意思是“丑恶的食人妖向不祥的女食人妖暗送秋波”，但只有学者看得懂。说出来的话变得嘶嘶的、咕咕哝哝的，或者是沙沙的、嗡嗡的。有个男人叫奥特奥·奥特，说他的名字时，只能发出突突地响声。奥菲莉亚·奥莉弗叨念着她自己的名字，从男人堆里消失了…。
20世纪50年代，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崛起，瑟伯很可能受其影响。他在这篇童话里触及了一个根本的认识论问题：语言即“命名”，也是立身之本。他提出“如果语言，这个认识工具残缺了，世界会怎么样呢”，又用整篇童话去回答这个问题。瑟伯的回答用萨缪尔·贝克特的话说，即是：“除了语言，我们一无所有。”用德国诗人格奥尔格的话说，乃是：“语词破碎处，万物不复存。”
瑟伯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这与他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二战后，美国经济形势严峻，罢工潮涌动，几百万工人走上街头。美国议会借机指责工会已被共产主义势力渗透。1950年，参议员麦卡锡公开指责有两百多名共产党员混入了国会，揭开了麦卡锡主义的序幕。人们互相猜忌，书籍被焚烧，政府和军队里的民主进步人士自杀、辞职，受到迫害和清洗，甚至其亲属也受到株连。1950～1954年成为美国历史上极其疯狂的白色恐怖时期。
《纽约客》的初衷虽是一份深度的幽默刊物，但实际上它经常刊发严肃的新闻报道和社会议题。作为《纽约客》作家，瑟伯也继承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用幽默来掩盖作品中锋利的政治批判。但是1945年之后，瑟伯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在以民主、自由立国的国度丧失了话语权。在一本访谈录里，瑟伯回忆说：“我们都处在爱丽丝漫游奇境的那种疯狂的精神状态中。”
我不会拿走他们的“声带”、“舌头”、“喉咙”，不来客说，但是我会让这些窝藏宝石的家伙，开口说的每个词里都没有O。
童话中，正义的人们需要找出必不可失去的带O的四个词，人们找出了爱(love)、希望(hope)、勇气(valor)，却怎么也想不出最后一个。直到决定性胜利的那一刻到来时，人们大呼“freedom”，才恍然大悟那个词是“自由”。
瑟伯之意如此明晰，以至于出版前，自创刊人罗斯去世后已变得小心谨慎的(《纽约客》要求他进行删节。瑟伯当然不会答应。他保留了这篇杰作的原始样貌，不仅发出了自由之声，还表达了对语言与政治关系的深刻认识。
要全面了解瑟伯的创作，这篇童话不可不译。但从翻译的角度来说，这篇童话几乎又不可译，译成汉语会损害它形式之美。因为，英语是拼音文字，而汉语是象形文字。英语重结构，而汉语重语义。在《不可思议的O》里，瑟伯尽可以将带。的名词罗列在一起，组成有意义的一句话，但是翻译成汉语后，这句话里的内在规则就消失殆尽。如，“foods，goods，Crops，tools，schools”，译成汉语即是“食物、商品、庄稼、工具、学校”，用词毫无规律可言。又如，“We Can’t tell shot from shoot”，译成汉语为“我们不能分辨是子弹还是射击”，连理解句意都成了问题。译者能想出的最好办法，是在每个原文有。的译词上加引号，提请读者注意，如上句最终译为“我们不能分辨是‘子弹’还是‘射击一。
由于字母。被取缔了，人们的交谈中出现大量的生造词，如“lcksmith”，指的是“locksmith”，锁匠；“btmaker”，指的是“bootmaker”，靴匠。为了表达文意，译者采取前辈翻译家常用的“写别字”的办法，分别将它们译为“苏匠”和“需匠”，并加上引号。其他类似的地方都如此处理。
译者翻译完稿时，发现《不可思议的O》已通篇都是引号，这实在是出于无奈。相对于另外一些处理方法，这也是最好的方法了——比如把每个词的原文注在页底，或把原文词汇加括号放在汉译词汇的后面，又或者在译词上缺笔少画，那样不仅会造成行文繁琐或排版困难，而且必然会大大损害读者的阅读乐趣。加引号之后，这篇童话虽然丧失了原作的部分冲击力，但读者仍然可以畅读全篇，管中窥豹，理解瑟伯的创作思想。
毕竟，瑟伯是一位在美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他的童话曾参与塑造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一项以他命名的文学奖自1997年始，每年都会颁给一位美国作家；一位著名主持人坚持做一档“瑟伯星期五”的节目，品读瑟伯作品，直至退休……介绍瑟伯到中国，使我国读者了解国际童话界这样一个开阔、幽深的心灵，意义不言自明。
最后，感谢这套书的策划人孔新人编辑给我译介的机会，感谢陈冬梅编辑辛苦审读。译文中有不当乃至错讹之处，请读者谅察。
李捃君
2011年11月
詹姆斯·瑟伯编写的这本《最后一朵花》是《纽约客》与童话的完美结合，是关于自由、智慧与和平的最富想象力的笔触。
面对强权和恐惧，我们可以坚持什么？《最后一朵花》这本童话给出了它的答案。
詹姆斯·瑟伯，美国著名幽默作家、寓言作家、插画家，文风辛辣。由他编写的这本童话、寓言故事集《最后一朵花》以简洁流畅的漫画控诉了战争对人类文明的摧毁，而只要这地球上仍有一朵花存在，人类文明就不会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