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佛寺
对于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学术界众说纷纭，至今未能统一。其中有两种说法最有影响力。
一种说法认为，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西域大月氏国的国王派使者来到当时中国的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儒生，这就是佛教传入的开始。
还有一种更具神秘色彩的传说，相传在东汉永平七年(64)，汉明帝夜里梦见一个神人身披金光在大殿前飞行，第二天向大臣询问此梦有什么寓意。太史傅毅回答说：“西方有名叫‘佛’的神仙，陛下梦见的恐怕就是他。”明帝就派蔡情、秦景等人到西域求佛法。三年后，他们到达西域的大月氏国，遇到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便邀请他们来华。迦叶摩腾、竺法兰用白马驮着佛像、经卷来到洛阳。明帝下旨在洛阳城建造白马寺供他们居住。二位高僧在寺中译出了《四十二章经》，此经被认为是中土最早的佛经译本。自西晋以来，这个说法一直在佛教徒中盛传不衰。
今天的学者一般都认为佛教是在西汉末、东汉初(公元元年前后)逐渐传入中国的。到了东汉末年桓帝、灵帝的时代(147～189)，佛教在中国流传的史料才逐渐丰富，记载也日益翔实起来。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人们一般将其看作是当时流行的神仙方术的一种。大城市中最早建立的佛教寺庙，主要是供西域来的僧人和商人居住和参拜使用，并没有汉人出家为僧。随着佛教的广泛流传，东汉末年在洛阳、徐州、豫州等地区先后兴建了一些佛教寺塔，并开始塑造佛像。据《后汉书》记载，汉献帝时，丹阳人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这是史籍中关于建寺祠佛像的最早记载。其中“浮图”即指佛塔，东汉时期的佛寺布局以塔为中心，四周围成方形庭院，佛像设在塔中。由于佛塔内空间狭小，中间又有刹柱，佛像只能四面安设，不能居中，其大小和数量也受限制，所以逐渐产生了另建佛殿以安置佛像的需要。
>魏晋南北朝的佛寺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与发展的时期。人们为了逃避战乱，往往遁入空门。而统治者为了安抚民心，也积极推动佛教的传播，因此，这一时期佛教寺院遍布全国各地。南北朝后期，北方的北魏和南朝梁对佛教的尊崇都达到极点。北魏末年，仅都城洛阳一地就有佛寺1300余所，南朝梁的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有佛寺近500所，全国佛寺的数量达到1.5万所左右。
魏晋南北朝的佛寺已经逐渐脱离了早期佛寺以塔为中心的布局。因用于供奉佛像，佛殿的重要性渐渐在佛塔之上。北魏洛阳永宁寺的布局为殿、塔并重，成为当时佛寺的代表。还有一类寺院不建佛塔，多是由贵族捐助私宅改建而成。这种寺院以前厅为佛殿供养佛像，以后厅为讲堂；私宅中的附属花园，则成为早期的佛寺园林。
出于僧人坐禅习静的需要，新建佛寺多选址于山林。据记载，东晋太元年间，名僧慧远在庐山营建东林寺时，就有意识地在自然中设置人工禅林，这是创建佛寺园林的早期记载。寺庙园林不同于皇宫禁苑与贵族府第，它是面向广大信众的，带有公共游览性质，更着意于展示静谧出世的气息。
>隋唐五代的佛寺
隋唐时期(581—907)，中国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局面，迎来了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强盛的时代，这也是中国佛教史上宗派竞立的巅峰时期。隋唐佛教的兴盛，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强盛，也得力于统治者的护持和提倡。
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即位后(589—600)，立即废止之前北周的毁佛政策，下诏修建寺院、重整佛经和佛像。他在位期间共修建寺院3000多所，写经13万卷。隋文帝和其子隋炀帝统治37年间，全国寺院达到3985所。
唐朝的皇帝对佛教也多采取保护政策。唐太宗时期(626—649)，玄奘法师西行印度求法，归国后，唐太宗下旨在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的慈恩寺组织大规模的译经场，中土佛教的法相唯识宗就是在太宗的支持下创立的。武则天统治时期，更加崇信佛法，下令开凿洛阳龙门石窟，礼遇禅宗大师神秀，使禅宗盛极一时，并且直接促成了华严宗的创立。其后的皇帝也都各有崇佛的政策，使得社会上掀起一股又一股崇佛的热潮。
唐武宗(814—846)因崇信道教，于会昌五年(845)下令拆毁佛寺，没收寺院土地，强迫寺院中的僧尼还俗，佛教史上称为“会昌法难”。武宗毁佛前夕，全国大中寺院达到4600所，毁佛之后，从寺院没收的肥沃良田达数千万顷之多，所以唐时就有人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
唐时期的佛寺都没能完整地保存至今，不过人们从敦煌莫高窟的隋唐壁画中还可领略当时佛寺的外形概貌。这一时期佛寺的布局在中国宫殿建筑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最大的特点是主体建筑居中，有明显的纵中轴线，由山门开始，纵列几重殿阁，中间联成几进院落。主体建筑两侧排列若干小院落，各有用途。而佛塔的位置逐渐变为独立。随着隋唐时期寺院经济的发展，寺院生活区得以扩展，有供僧人生活的僧舍、斋堂、库房、厨房等，有的大型佛寺还有磨坊、菜园，还有佛寺出租房屋供俗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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