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人间佛教”，赴台弘扬佛法
如何去降服痛苦，获得欢乐，这是每一个世人都想追求的。当年佛陀释迦牟尼创始佛教，也是抱着这样的目的。相传，释迦牟尼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是一个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王子，但是他却有感于现实和人世的无常，并不想继承王位，反而对探讨人生痛苦的原因以及摆脱痛苦、获得解脱的途径和方法热衷不已。为此他抛弃了宫廷的舒适生活，一个人来到森林中，走上了出家修行之路。后来几经周折，他终于大彻大悟，解脱成佛，并创立了原始佛教。
王鲁湘：佛祖当年也是因为考虑到人生的四苦，才发愿要普救众生，然后出家创立了佛教。在您看来，佛教的根本宗旨是什么？作为一种宗教、一种学术，或者一种智慧来说，佛教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星云大师：释迦牟尼佛的主要目标是四教立心，对人进行教化，所以我想整个佛教的宗旨是为了让出家人离苦得乐。
王鲁湘：佛教理解的苦与乐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星云大师：在人世间，苦是人的一种真实的、现实的情况，比方说社会上有刀兵水火之苦，家庭里有爱恨情仇之苦，身体上有生老病死之苦，内心中有贪嗔愚痴之苦，所以大自然界也给予我们一些痛苦。当然，佛教不是以苦为目标，苦是一种情况，主要的是能够降服苦，能够以终苦为乐，所以佛教有很多终苦为乐的梵文。所谓乐，就是能自在、安心、平安、获得欢喜、获得逍遥，觉得人生和世界都很有意义。
王鲁湘：过去我接触过一些僧人，也接触过一些佛教信徒，他们好像是把更多的信佛的精力放在生命结束以后，也就是关注死后的世界和这种轮回，反而把当下人生的种种事情放弃掉了。我读过太虚大师等高僧的一些著作，他们对中国佛教的这种状态，特别是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信徒格外关注死后的世界这样一种状态，似乎不太满意。
星云大师：人生当然有过去才有今生，有了今生也有来世。如果获得了今生，光是把希望寄托在未来，那就太遥远了，也不切实际，所以真正的发奋是活在当下，把当下的问题解决。现在的问题不解决，将来怎么解决呢？因此我们倡导人间佛教，也是佛陀的佛法，就是不偏重于神灵的、死后的世界，而是侧重于在现实的人生中去做事情的境界。
纵观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东汉的依附、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隋唐的鼎盛和宋元以后的衰微这四大时期。而近代以来，鉴于佛教衰落的趋势，一批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佛教改革，为中国佛教的复兴做出了努力，其中“人间佛教”的提倡，开创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新时代，而它的最早提出者，便是著名的太虚大师。
王鲁湘：看到星云大师我就想起近一百年以来最著名的大师之一太虚大师，我觉得您在种种方面都可以说是太虚大师的继承人。太虚大师最早主张佛教改革，而且还提出佛教应该是一种人间的佛教、人生的佛教。
星云大师：太虚大师是我最景仰的人。他提倡人间佛教，主张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适合现代佛教的需要。
王鲁湘：太虚大师一生为这三大革命奔走呼号，而且在他生活的时代，中国非常困顿、苦恶，因此太虚大师认为佛教本身有一定责任，因为它没有承担起关注现实人生、拯救世逆的使命，所以太虚大师希望佛教界通过改革来承担起这种使命，使佛教重新回到人间，可惜毕生没有成功。您对太虚大师的这种作为有什么评价呢？
星云大师：太虚大师的思想对于他生活的时代而言很新，加上他只有一些理论，没有寺庙这样的基础，所以难以成功。而且他在当时就已经引起了佛教界的反对。
王鲁湘：好像元音法师等老一辈僧人就和太虚法师的意见不同。
星云大师：是的，我也是一样，旧有的佛教也反对我。不过我的性格不是跟人对立的，我喜欢跟人相处，喜欢用慈悲。慈悲没有敌人，用慈悲容易感化人，用慈悲最后必定能胜利。我有四句话：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行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人生最大的美德是慈悲。所以宁可没有才干、没有学问，但是不能没有慈悲，慈悲心才是真正的美德。慈悲是没有敌人的，我们要给人欢喜、信心、希望、方便，这就是“四给”。
王鲁湘：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理念，包括对佛教进行改造的勇气，最后由您在台湾帮他实现了。
星云大师：这也是我在成长嘛，一方面我也需要往前走啊，另一方面也感到这个时代的脚步不停，我必须要为佛教增添血液，重整佛教的生命，面对世界。不论是小乘的、南传的、大乘的、藏传的、中原的佛教，人间佛教就是要把最原始的佛陀时代到现代的佛教，融合起来，统摄起来。我们提倡人间佛教，实践布施、利行、同事、爱语，这才是今天人间及社会所需要的佛教。
明朝以后，曾经盛极一时的佛教在统治者的打压排挤下退隐山林，加之诸多寺院僧侣腐朽成风，到民国时期，佛教已成了“西学东渐”思潮里“封建、落后、迷信”的“集大成者”。又历经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国共内战，处于末路关头的中国佛教亟待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就在此时，刚满弱冠之年的星云就提出“不要想佛教能给我什么，要想我能为佛教做什么！”1949年，时任南京华藏寺监院的星云，带领僧侣救护队由南京出发，准备到上海登船，奔赴台湾。
星云大师：刚到台湾，人地生疏，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更别说救护了。后来好不容易有一个老和尚收留我，让我做他的秘书，帮他写稿，就这样在台湾住下了。在宜兰弘法期间，我也经常到台北编辑杂志。从《人生》《今日佛教》到《觉世旬刊》，前后有数十年的时间。每次从宜兰出发，要经过21个山洞才能到台北。一趟火车乘坐下来，鼻孔里经常都是黑黑的炭灰。
王鲁湘：当时，台湾的民众几乎没有佛教的概念，老百姓虽然拜观音，但同时也会拜土地神、妈祖等等，一些佛教寺院甚至神佛不分，在殿堂里供起神像。但好在有一些佛教信徒很想听经文、学佛法，在与台北一山之隔的宜兰，几位在家居士会定期请高僧大德到此说法，听说您便是其中一位？
星云大师：当时李决和老居士正在为宜兰人士找一位能讲经说法的老师来传播正信佛教，我见他慈眉善目，诚意殷殷，又见乡野僻地无人肯去，便一口答应。到达之后，只见在一个龙华派的小寺院里，有三家军眷各据一方，只剩下小小的一间佛殿。他们在佛殿旁边为我设立一个床位，要我留下来讲经，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步上弘法之路。
王鲁湘：当时的宜兰交通闭塞，经济条件更与台北相去甚远，凡是之前到过宜兰讲经的法师，便都喊着下不为例了。
星云大师：我一去，那边就有信徒，就是一些年轻人来跟我学习文学、佛学，因此我觉得这是前途，这是希望，这是未来。虽然很穷，物质缺乏，但由于在那里大家就像一个大家庭，都很认真，很和睦，所以我很喜欢宜兰，一住就是几十年。
王鲁湘：1955年，您发起了环岛弘法活动，宣传影印《大藏经》；在宜兰，您还主办了布教大会，热热闹闹地扎起弘法的彩车。在此期间，您还常到台湾的南部讲经说法，并先后设置了高雄佛教堂、佛教文化服务处。听说那段时间您一直在宜兰高雄两边跑？
星云大师：从大陆到台湾去的出家人，大概有一两百人，都集中在台北，因为台北外省人比较多，语言比较通达，台北人的水准也高一点。相比之下，南部没有人去，因为那里语言不通，生活也比较落后一点。我去了那里以后，感觉到人情味很厚，我很喜欢那种本色的生活，就和他们打成一片了。后来他们留我在那里，办佛学院、办学校、开山创丛林，就这样一步步做起来了。
王鲁湘：实际上，您到台湾之后也遇到过很多的诱惑，但是您一直以改革佛教、弘扬佛法为己任，一直坚定不移地在佛教改革和佛法弘扬上走着自己的一条路。
星云大师：当时有人看到我会舞文弄墨的，就来要我做编辑、做记者，那个时候因为穷，无立足之地，所以确实容易被诱惑。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是有根基的，这个出家是不能回头的，“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连一个出家人都做不好，还要去做什么其他事业呢？所以我念念于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把和尚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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