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八年我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就到耐特黎去学习军医的必修课程。我在那里完成学业后，立即就被派往驻扎在印度的诺桑伯朗第五明火枪团，去担任军医助理。我还没来得及赶到部队，第二次阿富汗战役就爆发了。刚到孟买我就听说我所属的部队已经穿过山隘，向前挺进，深入敌占区了。即便这样，我仍旧与一群和我一样落伍的军官朝前赶去，平安地到达了坎达哈。我在那里找到部队后便立刻执行起新任务。
许多人在这次战役中收获了晋升和荣誉，而我却只有不幸和灾难。调到巴克州旅后，我随部队参加了迈旺德激战。在这次血战中，一粒捷则尔枪弹射中了我的肩部，肩骨被打碎，动脉擦伤，如果没有勤务兵摩瑞将我及时地举到马背上，使我安全地返回英军阵地，恐怕我就要栽到那些残忍的嘎吉人之手了。伤痛的折磨、长期鞍马劳顿，使我身心疲惫，奄奄一息。部队将我和一大批伤员送到了波舒尔的后方医院。在医院，我的健康逐渐恢复起来，可是当我已经能够在病房中轻轻走动，甚至还能在走廊上享受一会儿阳光的时候，我又病倒了，不幸患上了印度属地的该死的疫症——伤寒。一连几个月的昏迷不醒后我终于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渐渐好转了。但久病后我的身体几乎衰弱到极点，所以，经医生会诊，决定立即送我回英国，刻不容缓。于是我就乘运兵船“奥伦汀号”回国了。一个月后，船在普茨茅斯的码头靠岸了。那时，我几乎到了死亡的边缘，似乎很难有所好转，好在慈善的政府准我九个月的疗养假，让我休养生息。
我在英国举目无亲，自由得像空气一样，或者说是像一个日收入十一先令六便士的人那样悠然自得。于是，我几乎身不由己地被吸引进伦敦这个泥淖中，大英帝国所有的游手好闲的人都在这里汇集。我在伦敦河滨马路上的一家公寓里居住了一段时日，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钱一到手就挥霍一空，很快就出现透支，入不敷出，因此经济状况拮据起来。我很快意识到：我必须离开这个大都市迁居到乡下去；不然就必须换一种活法儿。我实行了第二种方案，决意离开这家公寓，另找一个较为经济合算的住处。
做出决定的那天，我正站在克莱提里安酒吧门前，忽然有人拍我的肩膀，一看，原来是小斯坦福。他是我在巴茨时的一个助手。在这人流如梭的伦敦城中，突然遇到一个老相识，对于一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在巴茨时，小斯坦福并不是我最好的朋友，但现在的感觉却不一样。毕竟是在异乡，他也很高兴。我兴奋地邀他去吃饭，这样我们就一同乘上了去餐馆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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