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时代（阿拉斯泰尔·坎贝尔日记选）》将是你读过的关于当代政治的最深刻、最具启迪意义的一本书。本书出自阿拉斯泰尔·坎贝尔的日记，记录了英国新工党的兴起以及在托尼·布莱尔领导下的喧嚣时代，它为英国国民生活中引人注目的十年提供了第一份重要的档案。

《布莱尔时代（阿拉斯泰尔·坎贝尔日记选）》记录了反映我们时代特色的事件：从工党的兴起到反恐战争，从戴安娜王妃的仙香玉殒到北爱尔兰的和平谈判，从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到2003年的赫顿司法质询案。2003年，坎贝尔辞去了其唐宁街10号的职位。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本书对托尼·布莱尔的个人生活进行了近距离、深入的报道，记录了他在持续不断的敌对势力的压力之下，是如何作出那些影响千万人生命的决策的。

本书是一个未经任何修饰润色的故事，讲述了在媒体24小时不间断监督下的政治、进步和挫折，声誉的建立以及毁灭。故事中透露出叙述者的无畏。书中包含了危机和丑闻、争吵与辞职以及敏感的英国政治的沉浮盛衰。然而，在这些重大事件中，蕴含了作者丰富的观察力和远见卓识，正是这些深邃的洞察力，使得本书成为一部描写处于世界权力巅峰的人物之非凡力作。

《布莱尔时代（阿拉斯泰尔·坎贝尔日记选）》是一部由亲历者讲述的故事，没有哪本描写社会高层生活的书像它这样充满吸引力，也没有一本关于政治的书写得像它这样富有人性魅力。

序言

鸣谢

日 记

第一部：积蓄力量

1994年7月至1997年5月

第二部：掌握权力

1997年5月至2001年6月

第三部：反恐战争

2001年6月至2003年8月

索引

10月3日，星期一

5点醒来，感觉紧张疲倦。拿了文件到卫生间看。约翰·普雷斯科特的材料很糟。在他接受《早安电视》采访之前，我去见了他，然后去见已经烦透了的托尼。我说只要他明天的演讲成功，约翰的这些垃圾材料将会随风而去。我与约翰·普雷斯科特再次会面审查草稿，然后我们到冬天花园漫步。我们谈得很愉快，但是现在德里又出来捣乱。德里不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但是他很聪明，在当下，托尼认为德里的脑子有西瓜那么大。所以当德里找茬说他的演讲不好——不，更糟糕的是，他认为这次演讲很差劲，托尼听了，我们面临退回起点的危险。我真的对德里很恼火。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到一天了，他竟然说从头开始！我们要求他给出详细的评论，待他说完他的意见，我们发觉问题并不重要，托尼意识到他先前太夸张了。演讲并没有那么差劲。它只是不出彩，好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吃午饭的时候，约翰·普雷斯科特来了，他读了演讲稿说还不错，争论了一会儿，还有些其他的事。托尼说：“让我们搞清楚我要说的是什么：第4条款并不能充分表明我们所代表的利益，我要说的是这场辩论是关于这里所发生的事件，这件事能让我们团结在一起。”我说：“是的，约翰，明晚我们作一次采访，我要问你这样一个问题：普雷斯科特先生，托尼·布莱尔谈到的这个新声明能进入工党的党章吗？”约翰·普雷斯科特看起来并没有生气，相反，他说：“可以，如果党同意它就可以写进党章。”然而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他说：“我不能确定这是我们现在需要的，这将引起党内的骚乱，但是我们试试吧。”我将演讲稿的前20页拿给尼尔看，他很满意。之后我给政治新闻编辑们作了简短报告，奇怪的是，我仍然是唯一能讲清楚演讲目的的记者，而他们明天将报道这次演讲。没有人提到第4条款计划。到现在为止，一切进展顺利。汤姆·索亚似乎很放松，说明天他可以让工会的一些人站出来表示赞成，他相信我们能领导工党。

回到饭店后，托尼会见了尼尔，开始详谈他打算做的事情。尼尔说：“太好了，做得对！”上一次我们三人在法国谈话时，托尼和尼尔在此问题上看法相左。我的确感到很荣幸，因为我见证了一次历史事件：与工党的两位领袖同处一室，聆听一位领袖向另一位解释他为何以及如何要改变党章，从而为这位年长者已经开启的现代化过程提供真正的动力和标志。尼尔说：“任何一次会议演讲都比不上今晚的这次。不要修改太多。”托尼对尼尔说：“我知道你说这些演讲都像是恶梦，但是我还不知道有多恐惧。”尼尔答：“明天晚上你会感觉很棒的，我向你保证。那将是非常了不起的演讲。”尼尔离开后，托尼要我重写有关经济和投资的部分，他自己则写中间部分。我给了他尼尔的修改稿，他很喜欢。他给了我德里的稿件，我不满意。托尼晚上必须去苏格兰，彼得·曼德尔森来见我，他说该演讲稿有力度，但是不清晰。如果他说了什么不妥的话，真的就糟了，其含义我们都心知肚明，但是又不得不在之后的电视节目里解释。我表示同意。直言不讳总是最好的。但如果他坚持说“我要废弃第4条款”，你无法保证人们都能作出恰当的反应。如果他的陈述热情洋溢而完美无缺，反映了当代工党所代表的利益，然后说让我们通过辩论得出一个我们都认可的新定义，你可以赢得整个会场的掌声。如果演讲过了一半仍迟迟没有掌声，那我们就未始已败了。托尼回来了，对演讲的结尾部分发了一通脾气。他问我为何不去作些修改。我说：“因为我在听你发牢骚，请问我现在可以走了吗？”我回到了走廊另一头一问小房间的电脑前，那里堆了一大堆旅馆“服务到屋”的盘子和碟子还没清理，且越积越多。

是扩大知情者圈的时候了。我在房间里会见了彼得·曼德尔森，大卫·希尔，希拉里·考夫曼，彼得·海曼，安吉，提姆·艾伦，默里，菲利普·古尔德。他们中有的人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其他的人也已经听说了。我直接告诉他们演讲的大标题是“布莱尔废除第4条”。我想希拉里的眼睛都要掉出来了，大卫吸了口气，然后又吹口哨。默里看起来像生病了。我给他们读了党章的最新草稿，我说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约翰·普雷斯……

P17－18

《政府新闻学译丛》总序

叶皓

现代社会，媒体潜移默化地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和世界的每个角落，在反映世界的同时又在塑造世界。媒体的地位日益提升，政府与媒体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都需要借助媒体，这在全世界都成为一种趋势，并且这种趋势还将随着媒体的发展不断得到深化。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媒体事件，折射出政府应对媒体方面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提高政府的媒介素养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现实课题。但以往国内的各个学科中，公共关系学从社会组织、企业的角度来研究应对媒体、开展公关的技巧；新闻学与传媒产业联系紧密，定位于新闻专业人员的培养；传播学主要研究传播的概念、理论、方法，以及不同的传播领域、传播行为。它们都没有站在政府的角度，专门针对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开展研究。我们在国内首先提出建立政府新闻学学科，就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以超越传统学科的视野，去研究中国政治生活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新闻传播业发达，政府与媒体的博弈有着长久的历史，在政府应对媒体领域的实践与研究都远远走在我们前面。

在实践方面，正确掌握与媒体打交道的方法和技能，已经成为西方各国政府官员从事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素养。正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所言：我们今天的大部分工作量，不管是按重要程度计，按时间计，按精力计，除了最核心的决策之外，其他几乎都是在和媒体打交道。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与媒体的不断博弈中，逐渐掌握娴熟的操控媒体的方法，形成一套应对媒体的机制。美国政府官员普遍具有强烈的媒体意识，将媒体作为政治营销、新闻执政、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时刻防范受到媒体的攻击。他们吸收传播学研究成果，运用拟态环境、议程设置和框架分析等专业理论，指导与媒体打交道的活动；建立专门传播机构，包括美国新闻署等管理部门和美国之音等媒体，处理媒体事务，操控新闻报道；借助传媒专业力量，雇用公关、广告等专业人员和公关公司，开展各种政府公关活动；采取各种专业手段，包括聘请枪手、故意泄密、制造新闻、公关媒体、民意测验、政治施压，让媒体和记者成为自己的工具。

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尼模和可斯指出：“很少人是从亲身经验认识政治的。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政治现实是经过大众传媒及群体传播的中介而出现。”因此，政治与媒体的关系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由此产生的政治传播研究，在美、英等国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美国为代表的政治传播学研究主要关注政治传播的效果和行为，研究政治对传播的控制与影响；欧洲的批判传播学者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大众媒介政治经济学批判。目前，美英不少大学新闻学院已开设政治传播学博士专业，有的大学还设有政治传播学研究中心。

面对信息公开的要求和全球传播的大背景，我国政府亟待提高应对媒体、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特别是要在国际传播中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树立自己的国际形象。为此，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新闻学译丛》的编辑出版，正是要通过翻译、引进国外优秀研究成果，为读者提供全新的观察视角和研究思路。所选著述，基本上都是在国外已广为流传，受到公众好评的佳作。虽然西方学者的研究采用的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的、定性的和批判的研究方法，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的，不能涵盖政府应对媒体的各个领域、各种情况，但我们相信，这些他山之石，一定能帮助我们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胸襟，去建设一个民主、文明、富强、和谐的中国社会。

《布莱尔时代》将是你读过的关于当代政治的最深刻、最具启迪意义的一本书。本书出自阿拉斯泰尔·坎贝尔的日记，记录了英国新工党的兴起以及在托尼·布莱尔领导下的喧嚣时代，它为英国国民生活中引人注目的十年提供了第一份重要的档案。

本书记录了反映我们时代特色的事件：从工党的兴起到反恐战争，从戴安娜王妃的仙香玉殒到北爱尔兰的和平谈判，从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到2003年的赫顿司法质询案。2003年，坎贝尔辞去了其唐宁街10号的职位。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本书对托尼·布莱尔的个人生活进行了近距离、深入的报道，记录了他在持续不断的敌对势力的压力之下，是如何作出那些影响千万人生命的决策的。

阿拉斯泰尔·坎贝尔经常被描写成在英国位居第二的顶级权力人物，因此，他习惯了人们对他的种种争议。有些人敬畏他，同样，他也招致一些人的怨恨。尽管如此，他是新工党成立时期的关键人物，也是帮助布莱尔赢得1997年大选巨大胜利的功臣。作为布莱尔的新闻秘书、战略专家和最信赖的知己，坎贝尔陪伴首相左右的时间比任何人都长。他的日记，尽管有时坦率得令人瞠目，但是常常充满趣味，而且总是极为深N－－它可以将读者直接带到政府的心脏地带。

《布莱尔时代》是一个未经任何修饰润色的故事，讲述了在媒体24小时不间断监督下的政治、进步和挫折，声誉的建立以及毁灭。故事中透露出叙述者的无畏。书中包含了危机和丑闻、争吵与辞职以及敏感的英国政治的沉浮盛衰。然而，在这些重大事件中，蕴含了作者丰富的观察力和远见卓识，正是这些深邃的洞察力，使得本书成为一部描写处于世界权力巅峰的人物之非凡力作。

《布莱尔时代》是一部由亲历者讲述的故事，没有哪本描写社会高层生活的书像它这样充满吸引力，也没有一本关于政治的书写得像它这样富有人性魅力。

阿拉斯泰尔·坎贝尔，1957年生于英格兰约克郡的凯利镇，是一位兽医的儿子。他毕业于剑桥大学的现代语言学专业，选择的第一份职业是记者，主要服务于镜报集团。托尼·布莱尔当选工党领袖后，请他做新闻秘书。自1994年到2003年，坎贝尔一直为布莱尔工作，开始是在新闻秘书的职位，然后做布莱尔的官方发言人，之后是公关和战略主管。从那时起，他一直主要从事于写作和公共演讲，并为白血病研究会工作，他是白血病研究会的基金募款主席。离职后他继续担任布莱尔先生和工党的顾问，包括在2005年竞选活动期间，他依然是工党的顾问。他与其25年的生活伴侣菲奥纳。米勒居住在伦敦北部。他们育有3个孩子：长子罗里19岁，次子加拉姆17岁，女儿格雷斯13岁。他爱好跑步、铁人三项全能运动和风笛。他是伯恩利足球俱乐部的成员。  3年前，阿拉斯泰尔·坎贝尔请理查德·斯托德帮他整理日记。

理查德·斯托德是桂冠记者。他两度担任《每日镜报》编辑，是《星期日镜报》“政治与时事专栏”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