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君君编著的《上海滩1843（中国在此转身）》虽以“上海”为题，讲的却是“开放”。因为开放，所以能够做到兼收并蓄，东西方制度和文化由是可以相互融合，从而取长补短，将其中的精华发扬光大。而这也是上海得以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已今非昔比，成为世界格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然而这个国家仍然有一种百年前那种“惧怕开放，惧怕融入世界”的心态，这可能是一切表面的危机背后，更令我们为之担忧的境况。从这个角度讲，本书能够借上海的百年发展让我们重新正视“开放”之于中国未来的价值和意义，则善莫大焉。

《上海滩1843（中国在此转身）》由卞君君编著。

《上海滩1843（中国在此转身）》简介：

上海，在1843年之前，只是中国众多小县城中默默无名的一个。鸦片战争之后，它被发现了，西方人用船坚炮利将它轰成了一座贯通东西的新兴之城。从此，上海成了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桥头堡、古老中华民族面向世界的窗口。

然而，这座城市的崛起，是屈辱？是进步？1843年，传教士麦都思创立墨海书馆，现代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上海成为近代西学东渐的根据地；1845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租界——英租界出现在上海滩；1847年，英国丽如银行进入上海租界，此后，上海逐步成为亚洲金融中心；1854年，小刀会起义，上海海关为列强所窃，这成为外国控制中国关税机构之滥觞……

1843年，上海开埠，曾经的滩头成了中国最洋气的摩登之都，东西文明在此交汇、激荡，而碰撞出的浪花，改变了这个城市的发展史，更影响了整个中国的近代历史进程。

它，是一座见证了近代中国跌荡沉浮的城市！

城市的源起

一 海上来“客”

【注定结局的开始】

二 炮响埠开

【肮脏的鸦片贸易】

三 发现上海

【“阿关士德”号来了】

四 荒滩“特区”

【租界的物种起源】

西风东渐；洋人的改造；

基督的圣徒

一 法美虎狼

【领事馆的开场戏】

二 大清木马

【清政府与流水官】

三 海关被窃

【一块砧板上的咸鱼】

四 洋教之徒

【最中国的神父们】

五 房地产热

【上海滩头炒地皮】

被改变的城市、文化、社会

一 银行矗立

【金融的草莽时代】

二 洋行买办

【在夹缝中走钢丝】

三 “阿拉”是谁

【谁是城市的主人】

四 黑帮大哥

【革命“有功”的江湖】

融合，燎原的星火

一 报业繁茂

【“申报纸”的大变局】

二 海派滥觞

【东方的西方切口】

三 说“洋泾浜”

【小河的沧海桑田】

四 革命星火

【花园里的革命呐喊】

后记

参考文献

海上来“客”

【注定结局的开始】

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1643年10月8日），天未亮，黄浦江通往东海的人海口处，一个渔家孩子背着竹篓，穿过一片芦苇坡，去茅草丛生的滩涂上挖牡蛎。显然，这个孩子不会预知到两百年后，他脚下这片海滩将成为一座繁华的城市，城市的名字叫——上海。

他也不知道，就在他挖牡蛎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北方盛京（今沈阳）皇城内，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只有五岁半的孩子被拥立为嗣皇帝。半个多月前，他的父亲皇太极突然猝死，由此清王朝出现了第一位娃娃皇帝。这位小娃娃就是爱新觉罗·福临，第二年于大政殿举行即位大典，改元顺治。

1644年，中国出现了三个皇帝，除了还是“部落首领”的爱新觉罗氏以及秉承家业的明朝崇祯皇帝之外，另外一个加入“皇榜”成员的是个农民，他叫李自成。他们三个人在当时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形成了三支政治力量：没落的明、关外虎视中原的清和号令农民“造反”的大顺。

从朱元璋开始，明朝历代皇帝都有滥杀功臣、多疑吝啬的坏毛病，崇祯的这个家族之症已经让整个王朝病入膏肓。抗击清兵时，如果一个城市沦陷，就把失城的将领杀掉；一个地方沦陷，就把丢地的官员杀掉。就连战功赫赫的袁崇焕、孙传庭这样的大帅也是说杀就杀，而且抄灭全家。皇帝如此苛求擅杀，怎能不让与清兵殊死搏斗的官兵们心寒呢？吴三桂、洪承畴、耿精忠、尚可喜等，都是能征善战的将领，前车之鉴让他们有了事后做“汉奸”的充分理由。

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乘着晦暗天色，开始攻入北京城。19日破晓，紫禁城内的太监们在听到攻城炮声后早已作鸟兽散了，满朝文武无一人来护主。亲眼看着几个老婆或跳井或上吊自杀后，绝望的崇祯皇帝踉踉跄跄地爬上了紫禁城后门的煤山。此时天色大亮，京城已完全陷落了。在山顶的寿皇亭，他放眼一看，只见京城内外火光冲天，四周喊杀声阵阵传来，炮声隆隆作响。见此，崇祯不禁仰天长叹，泪如雨下，想不到当年祖宗出于象征江山永固而堆筑的煤山，今成自己的葬身之地。随后，崇祯在半山腰找了一棵歪脖子槐树，解下衣带上吊了。

据说，崇祯皇帝的死状非常狼狈，身上只穿着白色内衣，披散着头发，右脚穿着一只红鞋，左脚光着。他用34岁的年龄给277年的大明王朝画上了一个黑色句号。临死，可怜的崇祯还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皇帝殉国，何等悲烈！

崇祯死了，李白成的屁股也没能捂热紫禁城的龙椅，“一怒为红颜”的吴山桂打开山海关迎清兵人关。清军打出替汉族地主“报君父之仇”的旗号，灭了李自成的大顺而一统中原。应该说，明朝的统治是李白成推翻的，但顺治却拣了个天大的漏，成了清朝第一位入关的皇帝。

清军入关被很多海外学者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农民们用菜刀、锄头革了一个旧王朝的命，而满族的铁骑又踏下了一个新王朝。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朝换旧朝。尽管农民起义波及黄河南北，满汉战争伤亡千百万人，但中国还是封建社会，同两千多年前的秦王朝别无二致。

与中国的农民革命、清兵入关大致相同的时间，欧洲的英国也发生了一场“革命”。从1640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召开新议会事件开始，被称为“世界近代史开端”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1649年1月30日，在英国王宫前的广场上，查理一世的头颅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斧头砍落。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是一个历史的新纪元。这场革命，为欧洲和世界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敲响了丧钟，随之一种迥别于封建社会制度的新政治制度在欧洲宣告诞生。

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东西方两场革命，同样是两个以悲剧结局的皇帝，但两个国家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之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新的政治大厦，在此后的三百多年里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它波及世界，震撼全球。工业革命产生的坚船利炮让英国在大洋大海中横冲直撞，成为18世纪世界最强大的殖民国家，号称“日不落帝国”。我们不难设想，在皇宫广场上处死查理一世时民众的欢呼声，不就是两百年后西方叩击中国国门的隆隆炮声吗？

“暴力革命”总是需要代价的，在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贵族与平民都把守了一个传统底线，即尊重和维护私有财产。于是，“暴力革命”变成了一场没有流血和牺牲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使得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完全在英国确立下来。一百多年后，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翻版在法国上演！令人叹息的是，中国没有在法理或者制度上确立财产不容侵犯，在强势而毫无契约观念的政府面前，皇帝要抄你家，甚至要你死，大家都还要“谢主隆恩”。

资产阶级革命改变了英国也改变了世界，但中国还在旧有的轨道上运行，尽管庄家换了，却还是原来那副牌局。东面是大海、北面是冻土区、西面是高原、南面是岛屿，中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孤岛”，在持续千年的时间内，这个“孤岛”内部一直发生着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商品交换，发达的市场、繁荣的商贸、成熟的农业……以至于被认为“14世纪时，离工业化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然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让这个微小的距离直至鸦片战争爆发时的19世纪，在这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都没能跨过去。

今天的故事重复着昨天的历史，改朝换代的船票没有搭上驶向蔚蓝色大海的资本主义客船。从此至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末代皇帝溥仪退位，爱新觉罗氏统治了华夏整整268年。以入关的数十万人马领导上亿人口的帝国，这个看上去很像“小概率事件”的事实，让满人部族政权时刻保持着防止被颠霜的警觉。P3－5

1843年上海的开埠，标志着中国东西方融合的正式开启，也让当时的清王朝真正具备了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间，这座太平洋西海岸的小县城逐步发展，几经枯荣起落，终于成为中国最具世界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城市。

今年恰逢上海开埠的一百七十周年，诸多以“上海”为主题的图书纷纷面世，而在其中，君君的这本书无疑是“感乎中，发乎外”。本书虽以“上海”为题，讲的却是“开放”。因为开放，所以能够做到兼收并蓄，东西方制度和文化由是可以相互融合，从而取长补短，将其中的精华发扬光大。而这也是上海得以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书中，论述“开放”，让我印象为深的有两点，摘录于下，虽是管中窥豹，但也足以见出作者的初心。

首先，“开放”意味着国外较为先进的商业制度进入本地，对传统的规则进行改造，使之更加适应商业化社会的发展。在书中，作者借上海这个舞台，描绘了诸多这种新对旧、西对东的同化与改造。在房地产领域的“道契”制度，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根据书中的记述：“道契”的出现，一方面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地契”概念，使产权变得明晰，从而便于产权交易；另一方面，它有效地隔绝了公权力对私有财产的觊觎，更好地保护了私有产权。也因如此，道契一出，“得到了租界内华人‘地主’们的赞同，纷纷请求将自己的地契更换成‘道契’，甚至连租界外的地主也要求换发这种产权明晰的新式权证”。也是在道契制度形成以后，房地产业开始成为上海城市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可见，一个行业的大发展，背后必须要有制度的支持和保障。

其次，“开放”意味着允许多元价值观的存在，允许争论和异见，思想上的自由争鸣是社会发展的大前提。上海自开埠后便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所，各种思潮的碰撞、交锋，使上海的文化异常地活跃和繁荣，从而造就了上海的品格。而作者在书中，哀叹这种以上海文化为代表的争论、自省意识的衰落。例如，他谈及“公共空间”：

对于“公共空间”的理解，中国老百姓侧重于“公共使用”，却在“公共管理”方面意识薄弱。姚公鹤在《上海闲话》叹道：“呜呼，教育不普及，又曷怪公益心之薄弱耶！”自20世纪初以来，针对民众公德问题的反省，一直没有停过。但这种内省在中国很多历史教科书中一概不见了，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汹涌浪潮中，爱国主义教育笼罩了一切。

他继而在更大的层面上加以评论：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兴衰与成败，不仅取决于它的政府能否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和政策，同时还取决于是否能承认现实，自我剖析、自我反省的勇气。如果一个政权不能正确认识历史，连反省的勇气都没有，还能指望它真正与时俱进吗？  这其中的弦外之音，关注时政的读者自然能心领神会。

从根本上讲，“开放”意味着先进制度、先进文化对落后制度、落后文化的改造和征服，但问题是，落后的制度和文化往往意味着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因此既得利益集团会千方百计地阻挠“开放”。对今日的中国而言，这一点不是值得温故的历史，而是需要直面的现实。

一百七十年前，中国的国门被叩开，被迫开阔眼界，被迫进入世界一体化进程，而当一百七十年后，中国已今非昔比，成为世界格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然而我们国家仍然有一种百年前那种“惧怕开放，惧怕融入世界”的心态，这可能是一切表面的危机背后，更令我们为之担忧的境况。

从这个角度讲，本书能够借上海的百年发展让我们重新正视“开放”之于中国未来的价值和意义，则善莫大焉。

客观而言，君君写作此书，并不具备优势，他并不是史学专业出身，也没有城市研究的背景，于他而言，操作这个选题，本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若一般人或早已知难而退，但他查阅文献资料无数，着实下了一番苦工。君君对近代政治、历史颇有志趣，此书也是以“上海”为切口，来展现他对中国近代历史变化演进的一个观察和思考。无论如何，这都值得鼓励和嘉许。其中或有讹误，或有漏疏，终归瑕不掩瑜。

是为序。

从我的故乡嘉善，到与浙江省接壤的上海市枫泾小镇，开车只需10分钟便到了。如果沿着沪杭高速继续往东行驶，40多分钟后就可以驶进徐家汇一条以嘉善为名的马路。从嘉善路到外滩，只需地铁两站路。

这就是我和上海的距离，这样的距离在高铁时代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2013年4月30日，一个假日，我陪家人登上了黄浦江畔的东方明珠塔，在离地350米处鸟瞰上海滩。江面上船只往来，对岸楼宇林立，身后是浦东最为繁华的陆家嘴CBD商务区，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和建造中的上海中心大厦……一幢幢拔地而起、高耸人云的摩天高楼，犹如划破天空的经济利器，坚毅、挺拔、神秘，散发着浓郁的城市荷尔蒙。

站在这幢标志着上海改革开放与新时代肇始的建筑里，耳畔是身边的人们发出的阵阵喧嚣声，眼前的景色弥漫着盛世的繁华感觉。此时，也许没有人意识到，他们脚下的土地，在170年前发生了惊天巨变：因为一场肮脏的鸦片战争、一纸丧权的卖国协议、一张昏庸的租地章程，西方殖民者肆无忌惮地在上海滩画圈占地，随后，东西方文化在这片“十里洋场”发生了剧烈的撞击，以及绵长的融会。

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不是被圈在博物馆里的，而是散落在各个角落中。在南京路、淮海中路、武康路……还有天平社区那些精雅的别墅、石库门背后，隐藏着无数动人心魄的故事。这些故事一定比世界上其他城市里边的故事更为离奇、曲折，因为这里的奇迹大多是外来的、不知背景且神秘的。

当西方淘金者和避难者，与中国封建的传统的社会生态相邻而居，外来的傲慢、贪婪、自由，和本土的拘谨、狡黠、抗争难分难解。这中间，又夹着传教士、官员、报人、革命者、黑帮分子……或没头没尾，或怅然若失的故事，这些恰恰是上海这座城市吸引我，让我寻觅并讲述那些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

考察近代中国，上海是一个绝佳的切入口，这也是本书写作的初衷之一。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在晨钟暮鼓里展示着时光lit的痕迹，每个角落只要轻轻一掸，就能扬起一片厚重的历史尘灰。但世间的残酷在于，某些历史片断，总是会被选择性地遗忘，最后淹没在时间的风尘之中，宛若浮光掠影。探寻这个城市的起源DNA，就像挖掘埋封于地下百年的文物，它们带着满身历史的泥土味扑面而来，让人有种窒息感。

感谢多年来支持、鼓励我写作的吴晓波老师，他的师友之言总会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胡志远、何瑜，以及王留全、屈波、余燕龙、叶赞等“蓝狮子”众多弟兄姐妹，你们的无私帮助让我确信，拥有真挚友情的人生是幸福的。

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已然年迈的父母，常常是烧一桌最好的菜，等候着他们的儿子回家；岳父母则用最为淳朴的慈心，帮我照顾着他们的女儿和外孙；感谢妻子陆月凤和儿子卞一帆，因为我的工作而未能履行的为夫、为父责任，你们的最大谅解和你们的支持是我每一本书的写作动力。

最后，必须要感谢当下手捧《上海滩·1843》的你，你们就像闪亮的星星，给我带来了一片璀璨的星空，点亮我的双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