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著名作家斯台芬·茨威格的心理分析，对人们灵魂的发掘与刻画，小说浓郁的抒情性和人物传记强烈的时代感与现实性使中国读者为之倾倒。而茨威格生性含蓄收敛，从不暴露内心世界，旁人很难走进他的灵魂深处。他的婚恋、他的政治态度以及他的自杀，都是需要探索的谜。高中甫先生的《茨威格画传》以优美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勾勒出了茨威格传奇的一生，尤其是书中收入了200多幅有关茨威格的珍贵照片，是国内第一本最权威的茨威格画传。

斯蒂芬·茨威格是伟大的犹太小说大师，是著名的心理分析大师。他以《一个女人一生的24小时》、《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三大师》等一系列杰作征服的世界，通过对人类灵魂的挖掘与刻画，其作品以浓郁的抒情性和人物传记强烈的时人感与现实性使用中国读者为之倾倒。而茨威格生性内敛抑郁，帝人很难洞翻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婚恋，他的政治态度以及他和妻子双双自杀，都构成了世界文坛之谜。《茨威格画传》是我国著名翻译家高中甫先生最近的力作，以优美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勾勒出了茨威格传奇的一生，尤其是《茨威格画传》收入了200多幅有关茨威格的珍贵照片，是国内第一本最权威的茨威格画传。

序言

家世，童年

求学年代(1900-1914)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第一共和国时期(1918-1938)

最后的岁月(1939-1942)

茨威格年表

后记

埃伦·凯依(1849—1926)

茨威格在巴黎结识许多新朋友，这其中就有令他钦佩的、时在巴黎的瑞典女作家埃伦·凯依，她是一位令人敬重的毕生为妇女解放而斗争的女权主义者。这次结识之后，俩人长时间地通讯。茨威格1911年出版的小说集《儿童国度里的四个故事》就是献给她的。

赫·黑塞(1877—1962)，约摄于1910年

黑塞是茨威格大学时代就渴望与之结识的作家。虽然他们之间年龄相差只有四岁，可黑塞在文坛早已享有广泛的声望。他们从1903年起就开始通信，茨威格在信中一再地表达了对黑塞本人，对他的作品的敬重和喜爱。他对黑塞心仪久矣，但直到1905年2月底，他才在博登湖第一次与他见面。他在踏人黑塞的房门时，由于激动没顾及门框，把头狠狠撞了一下，直躺下待了一刻钟，才恢复如初。约在1922年秋，他在写给黑塞的信中称：“我俩的内心世界往往是很接近的，我俩好像同样受时代的震撼，因而被迫走向一条伸向内心的路。”在同年12月的一封信里，他写道：“回首过去的岁月，我们虽然各居一方，却是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携手同行。”

热内·费吕普一勒(1891—1963)

大学毕业后的茨威格已在文坛上享有一定的声望了。他从法、英以及意大利旅游返回维也纳之后不久，就已感受到比他更年轻的作家对他的敬重和向他的求教。这其中就有他在1905年结识的热内·费吕普一米勒，应他之邀对其处女作《魔法》进行评价。稍后有泰奥多尔·斯索克(1885—1969)、费利克斯·布劳恩(1884—1973)等人都把他视为文坛上的名人。

岛屿出版社的广告画，E·R·魏斯绘

在19世纪末，作家阿·瓦尔特·海梅尔建立了岛屿出版社，之所以取名“岛屿”是表明不媚俗不逐利，只重高雅，只重品牌。1905年，学者安东·基彭伯格(1874—1950)出任出版社社长，他把一大批著名作家聚拢在自己的周围。在他的经营下，岛屿出版社成为深孚众望的一家出版社。茨威格1907年成为岛屿出版社的固定作家，他与基彭伯格也成为好友，为他提出了一些建议，如“岛屿丛书”、“岛屿世界文学”丛书的策划，而他本人的作品到1933年在岛屿出版社已印有150万册之多，成为最成功的当代作家之一。

茨威格第二本诗集《早年的花环》第一版的封面，1906年。马尔库斯·伯麦尔为此书设计了封面

这本诗集是茨威格从他的近期诗作精选而成，如他在给埃伦·凯依的信中所说的，他这次只不过是把他的诗作编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免心血来潮胡乱凑成一个集子。这本诗集与第一本诗集《银弦集》一样，都如他自称，只是出于一种语言上的激情，缺少亲身的体验。里尔克在谈到这本书时，指出了它的不足，但称赞他在编排和选择上的长处。

《早年的花环》是在岛屿出版社出版的、首次标有船的形象的“岛屿丛书”的第一本书。

伦敦

1906年他第二次前往英国。伦敦给茨威格留下的印象与巴黎迥然不同，他自称像是一个人在炎热天突然进入阴冷之中。他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和他讨论他认为是重要的事情。他的大半时间是在自己房间里写作或在大英博物馆度过的。

在英国诗人中间他只得到了叶芝的邀请，听过他的朗诵。

威廉·布莱克(1775—1827)，油画，T·菲力普斯绘，1807年

这次英国之行令茨威格感到兴奋和人迷的是他称之为他在伦敦发现的诗人、画家威廉·布莱克。

他在大英博物馆的印刷陈列室里看到了布莱克的诗和画。他想翻译他的诗，还想得到他的一幅画。1906年在一封致凯依的信中，他把布菜克的诗与莎士比亚、济慈、雪莱相比，在一篇关于布莱克展览的报道中，他写道，“他是英国画家中最值得注意的”。

左图为布莱克所绘的一幅约翰王像，茨威格在参观印刷陈列室时购得此画，是他收藏的艺术品之一。

P30-33

在德语作家中，特别是在奥地利作家群中，斯·茨威格在中国是最为熟悉的作家之一了。他在1939年用英文写的一份简历中这样写道：“我的著作的影响也超出了民族，这是一种特别幸运的机缘，甚至是生活所给予我的最伟大的祝福。正如我感到整个世界是我的家乡一样，我的书在地球上所有语言中找到了友谊和接受。”在他生前，特别是在死后，历史为他的这段话做了印证。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斯·茨威格是作品被翻译成最多语言的作家之一，是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我没有看到近期的资料，但我这里有1981年为纪念茨威格逝世一百周年发表的一篇署名卢道夫·J·克拉维特的文章：《一份最新的茨威格研究现状》。此文对1965年之前和之后直到1980年茨威格作品的出版和翻译情况做了详细的统计。以他的《人类命运攸关的时刻》为例，到1980年为止，共印制了62版，被翻译成23种语言，被翻译了41次。这位研究者肯定在他的统计中没有把中文包括在内。在1981年之前，茨威格的名字在中国还不广为人知，虽然茨威格本人在他撰写《昨日的世界》时，就已经知道，他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在三四十年代，茨威格的个别著作，如传记《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传》和小说《马来亚狂人》(即《热带癫狂症患者》)被译成中文出版，但此后就归于消寂之中。直到80年代初，以茨威格百年祭为起点，茨威格在中国文学艺术新的春天的到来之际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所喜爱，并且形成了可说是“茨威格热”的年代。茨威格是一位勤奋的作家，虽说一生只活了六十个年头，但创作了十二部传记、九部散文集、七部戏剧、六本小说集、两部长篇(一部未完成)小说、两本诗集、一部中篇小说的残稿以及一部题为《昨日的世界》的自传。这些作品，除戏剧和部分诗歌，都已被译成了中文，并且有多个译本和各种版本。这是茨威格在中国拥有大量的、不同阶层的读者群的一个明证。

歌德在他的自传《诗与真》的附录中写道：“无论是对一个艺术家还是对一个艺术流派，都不能孤立地去进行观察，他是同他生活于其中的国家，同他的民族中的人民大众，同时代连在一起的……”这确是至理名言。我们要了解茨威格的成长过程，要了解他走的文学之路，我们就要认识19世纪末期的奥匈帝国，认识它的首都维也纳那种世纪末的氛围。奥匈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建于1867年，是一个二元帝国，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到19世纪末，它的兴盛期已过，国运式微；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日益激烈，欧洲列强间的争夺日益频仍；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民族解放的革命，阶级之间的斗争都正蓄势待发。到20世纪头一个十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终于导致这个曾显赫一时的帝国的灭亡，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成立了。然而这个奥匈帝国濒临覆灭的世纪交替之际却正是奥地利历史上科学和文学艺术一个生机勃发的时期。如茨威格所言：“维也纳是西方一切文化的综合。”当时的维也纳文化艺术界形成了一个百家竞荣的局面。如马赫(1838—1911)在哲学上的成就，弗洛伊德(1886—1939)的精神分析学的创立，古·马勒(1860—1911)、里·施特劳斯(1864—1949)、勋伯格(1874—1951)在音乐上创新和赢得的世界声誉，建筑和绘画艺术上的分离派和印象派的饮誉欧洲，而文学上则是“青年维也纳”的崛起。“青年维也纳”代表着1890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段时间的文学主流，涌现了海尔曼·巴尔、卡尔-克劳斯、阿·施尼茨勒、霍夫曼斯塔尔、彼·阿尔敦伯格、里·贝尔一霍夫曼以及斯·茨威格等一批杰出的作家、戏剧家、批评家、政论家。正是由于“青年维也纳”的出现使这个时代的奥地利文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不仅它被提升到与其他的德语文学作品的同等地位，而且在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得到了高度的承认。维也纳在文学艺术上的影响胜于柏林、慕尼黑，可以与巴黎媲美。

我们仔细观察这一时期奥地利文学的发展，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青年维也纳”的一些代表性的作家、艺术家都出身犹太人血统，如卡尔·克劳斯、阿·施尼茨勒、霍夫曼斯塔尔、彼·阿尔敦伯格、里·贝尔一霍夫曼等人，这其中也包括斯·茨威格。

茨威格生于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祖籍是时属奥地利王国的摩拉维亚。在约瑟夫皇帝统治时期，1728年颁布的法令，使犹太人的地位得到改善，他们被允许从事手工业、工业活动和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茨威格的曾祖父摩西·茨威格就是这一法令的受益者，他的祖父在商业上获得了成功，并举家迁往维也纳，而到他父亲这一代时，“三十岁时在波希米亚北部开办了一家织布作坊……它渐渐扩大成为一家规模相当大的企业”。(《昨日的世界》)(引文采自三联版《昨日的世界》，舒昌善等译，下同)事业兴旺，财富日增，如茨威格所言：“我父亲由于顺应了那个时代……因而在他五十岁时，纵然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巨富了。”(《昨日的世界》)

茨威格一家，以及当时居住在维也纳的多半犹太家庭都属于“进步”的犹太人，他们从内心都在避免成为“道德上不可靠、令人讨厌、小里小气、把一切视为交易、只讲做买卖、无知无识……”，而“要把自己和整个民族从金钱的不幸中拯救出来”。(《昨日的世界》)对生活在这一时期的犹太人，茨威格在他的自传中做了精确的分析：“他们早就不是正统的宗教徒，而是时代的宗教——‘进步’的热烈追随者；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时期，他们选出了自己在国会受尊敬的议员。当他们从自己的故乡迁居维也纳以后，就以惊人的速度使自己适应了更高的文化生活，他们个人的发迹都是与时代的繁荣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茨威格的父亲就是这类犹太人中的一个典型。在他们身上，追求财富不是目的，而是进入更高层次的文化生活的手段。

茨威格的母亲，生于意大利，出身一个银行世家，她与茨威格的父亲都是文化素质高、教养得体的人，精通数国语言，爱好音乐、戏剧，经常出入维也纳城堡剧院和音乐会，对儿子的教育十分关注。茨威格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这里有必要提一提维也纳的咖啡馆。“必须知道维也纳的咖啡馆是一种非常的设施，在世界上还找不到一种类似的设施与之相比较。”(《昨日的世界》)当茨威格感到学校就是一座兵营，“意味着强迫、荒漠、无聊”时，咖啡馆就是他中学时代的开拓眼界、提高自己、增加知识和提升文学艺术素养的一个场所。“使我了解一切新鲜事物的最好教育的场所，则始终是咖啡馆。”(《昨日的世界》)一些著名的咖啡馆，如“格林斯坦特尔”咖啡馆、“中央咖啡馆”、“贝多芬咖啡馆”，都是当时文学艺术界、戏剧界人士的集聚之地。咖啡文化是当时维也纳极具特色的一道风景线。

茨威格就是在一个开明和富有的新式犹太家庭中成长，在奥匈帝国末期的科学和文学艺术勃然兴起的氛围受到熏陶，在咖啡馆文化的环境中得到陶冶，从而步人社会，走上文学之路。

茨威格是一个早熟而勤奋的作家，1898年还是一个十七岁中学生时，在报纸上发表了第一首诗；1901年在就读柏林大学时，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发表于1902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出版于1904年；《忒尔西忒斯》是他的第一部剧作，创作于1907年，《艾米尔·维尔哈伦》是他的第一部传记性著作，发表于1910年。此外，他还在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翻译出版了诸如维尔兰、凡尔哈根、济兹、罗素等人作品。这表明，近而立之年的茨威格在文坛上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尝试，并得到了好评，赢得了名声。作为一个职业作家他已站稳了脚跟。

然而他清醒地认识到，他缺少生活经验，他的小说有着“香水的气味”，他的诗歌“不是出于自己的亲身体验，而是一些不确定的预感和无意识的模仿，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激情”，“直到二十六岁，我还没有创作出真正的作品”。(《昨日的世界》)真正形成自己的风格和有了自己的艺术特点的标志，是他1911年发表的小说集《初次经历》——它有一个副标题：儿童王国里的四篇故事，内收有《夜色朦胧》、《家庭女教师》、《灼人的秘密》和《夏天的故事》。作家和评论家里·弗里顿塔尔称，这个集子才使茨威格成为一个小说家(Novellist)。《初次经历》表达了他独具特色的创作上的追求——探索和描述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动。这成为他此后创作的一个基调。

罗曼·罗兰称茨威格是一个《灵魂的猎者》，在《初次经历》中，作者透过一个天真无邪的儿童的目光，去观察和表现一个被情欲所主宰的成人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灼人的秘密”。在他的第二本小说集《热带癫狂症患者》(1922年，内收入五篇小说：《热带癫狂症患者》、《女人和风景》[又译为《芳心迷离》]、《奇妙之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月光巷》)和第三本小说：《情感的迷惘》(1927年，内收入《一个女人一生的二十四小时》、《一颗心的沦亡》、《情感的迷惘》)。在这些作品中茨威格淋漓尽致地施展了“灵魂猎者”的才能。在第二本小说集中，茨威格细腻地展示了情欲男女的心态以及他们在潜意识的驱使下犯下的“激情之罪”，而小说集《情感的迷惘》中的主人公则是历经沧桑的过来人，作者几乎是心电图式地描绘了这些人物在情欲的驱使或遭到意外的打击时的心理变化和意识的流动。用茨威格自己的话来说，它们是带有精神分析的，是探索个人的隐秘角落，与“激情的黑暗世界中的幽明相连的经历”。

人的心灵是一个幽暗的神秘世界，心理学家一直为揭示它的秘密而不断地进行探索和研究。西·弗洛伊德在世纪交替时期所创建的精神分析学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并迅速地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潮，影响遍及许多学术领域，并成为现代派文学的源头之一。这位伟大的、无所畏惧的心理学家为许多作家打开了这一隐秘的世界之路。托马斯·曼，赫·黑塞等著名作家，也包括茨威格在内，是最早承认和借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德语作家。弗洛伊德比茨威格年长二十五岁，是茨威格年轻时就十分尊敬的学者。还在1908年，他就给弗洛伊德写信求教，直到这位伟大的心理学家1938年流亡伦敦辞世前，两人一直有书信往来，可以说是忘年之交。茨威格在30年代初，撰写了一篇论述弗洛伊德的大型文章(收入《精神疗法》)，他充满敬意地写道：“西格斯蒙特·弗洛伊德使人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这是一个人做出的了不起的事业——我是说更清楚，而不是更幸福，他向整个一代人深化了世界的图像，我是说深化而不是说美化。”他更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了弗洛伊德的影响力：“他的观点无所顾忌，他的思想方式一点不会使人的生活轻松。像凛冽犀利的朔风一样，它侵进入一片沉闷的氛围，吹散情感中大量的金黄色的迷雾和玫瑰色的浓云，于是进入精神的前景就清晰地出现在澄明的地平线上。”为了表达对弗洛伊德的仰慕，茨威格把1925年出版的《与魔的斗争》题献给这位伟大的心理学家。，在另一方面，年长的弗洛伊德也十分看重茨威格，他关注和喜爱茨威格的著作。1931年，在茨威格五十岁生日时，弗洛伊德发去一封贺信：“要告诉您的是，在您的创作中，《耶利米》、《情感的迷惘》以及您进入受心魔左右的人的灵魂生活深处(指《与魔的斗争》，即茨威格题献给他的书一笔者注)，这都是我乐于享受的至爱。”这种赞扬表明，弗洛伊德在茨威格的作品中找到了共鸣，找到了可以解释他的精神分析学的依据。为了证明他的理论，弗洛伊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一文中，在分析《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时写道：“小说的创作者基本上是建立在青春期充满希望的幻想上……这种幻想体现了孩子的希望：他的母亲应亲自使他懂得性生活，免得他受到手淫引起的可怕的伤害……赌博的爱好过去是手淫的对等物。”(见《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陈伟奇译，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163页)毋庸讳言，茨威格以情欲一激情为主题的作品中，特别是在被他自己称之为“链条小说”的这三部小说集中，可以清晰地见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也正因如此，当时有的批评家称茨威格小说是弗洛伊德学说的庸俗化图解。这当然是一种苛评，茨威格这些作品本身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就是对这种讥讽的一种反驳，而且茨威格本人也十分激烈地对此表示反对。同样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里，弗洛伊德本人写道：“他(指茨威格——笔者注)向我保证：我对他所做的解释，跟他的知识和他的意图都是格格不入的。”

激情与情欲，是茨威格直到30年代的小说创作的主题，是他深入心灵隐秘的一个场所，是他施展猎者本事的用武之地。但这也使他的目光被局限在人的下意识领域，使他忽视了心理世界之外的现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他从他称为的“太平盛世”中警醒，这为他的创作带来的新的激情。经过短暂的迷惘，他成为一个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者。罗曼·罗兰在自己的《战时日记》中写道：“这场巨大的战事把他的灵魂(指茨威格——笔者注)进行了过滤。”茨威格本人在战争结束后，自省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失去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失去的是：从前的悠闲自在、活泼愉快、创作的轻松惬意……以及一些身外之物，如金钱和物质上的无忧无虑。留下来的是一些珍贵的友谊，对世界的更好认识，那种对知识的炽烈的爱，还有一种新的坚强的勇气和充分的责任感在逝去多年时光之后突然长起来。是的，人们能以此重新开始了。”这种身心上的巨大改变，不仅表现在他对社会发展和政治运动有了新的认识，也表现在他的创作上。他写出一系列的文章，反对战争，抨击暴力，在战争末期他创作了戏剧《耶利米》——他称自己是怀着对那个时代最强烈的反抗情绪写这种部剧作的。在小说的创作上他把目光转向了社会，写出了诸如《日内瓦湖畔的插曲》、《桎梏》、《看不见的收藏》、《旧书商孟德尔》以及他最后那篇极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象棋的故事》。

茨威格的小说有着强烈的艺术魅力和特色；巧妙的构思，戏剧性的情节，悬念的设置以及形象化的语言，显示出了令罗曼·罗兰一再称赞的艺术表现力和高尔基称之为的“立体感、严肃性和力量”。对人物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对心理活动的描绘，如心电图般地记录下意识流程的波动起伏，细致入微地展现心态的变化，就使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丰满，富有艺术感染力，令读者为之激赏、赞叹。

茨威格在小说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博得了高尔基、赫尔曼·黑塞、罗曼·罗兰等人的赞扬，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罗曼·罗兰高度称许茨威格的艺术表现力；高尔基在谈及茨威格的小说时写道，他“几乎达到了只有托尔斯泰才具有的那种奇妙的立体感、严谨和力度。”

在茨威格的创作中，传记作品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撰写十二部传记，也应当把他文论式的传记——它们在广义上应算做是传记，如《世界建筑师》中对九位作家的描绘和论述——包括在内。作为一个“灵魂的猎者”，茨威格在传记的写作上充分地施展了他的长处。在《玛丽·斯图亚特》一书的序言中他写道：“扑朔迷离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待我们不断更新的理解和诗的阐释。历史问题有时具有谜一般无穷无尽的魅力。”正是这些谜一般的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激起他用新的视角、新的表现方法去进行探索。他不注意通常的传记因素，而是看重传主的心理活动和精神发展，他曾说过’：“我在写作上的主要志趣，一直是想从心理的角度再现人物和他们的生活遭遇，这也是我为许多名人撰写评论传记的缘故。”激起茨威格写作这些传记的冲动，有的是由于一时的兴趣，如《玛丽·斯图亚特》、《玛丽·安东瓦内特》、《阿美利哥》，有的是出于自己对传主的热爱，如《罗曼·罗兰》、《巴尔扎克》、《弗洛伊德》等，有的是他借助历史人物隐秘地来表达对当前社会运动的观点，如《伊拉斯穆斯·封·鹿特丹》、《福煦》、《卡斯台利奥反对加尔文》，而《世界建筑师》则是他有目的地把他撰写的介绍和评论九位作家文章集在一起，完成他的“精神类型学”的分析和探索。

与茨威格的小说一样，他的传记作品极富文采，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在德语国家乃至世界各地都拥有广泛的读者。在我前面援引的那份1981年统计表上，《麦哲伦》被翻译成27种语言、被翻译38次，《福煦》、《玛丽·斯图亚特》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罗曼·罗兰在1932年10月26日致茨威格的信中谈及《玛丽·安东瓦内特》时写道：“您掌握了使我们接近和熟稔往昔的艺术。我可以肯定，这本书会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在法国也是如此。”赫·布洛赫极为赞赏《麦哲伦》，称“天才的本质很少被把握得这样深刻和这样透彻”。高尔基在论及茨威格的《卡萨诺瓦》时写道：“您那罕有的渗透着欧洲人的典雅而尖锐的怀疑主义才华，以及您特有的艺术家的洞察力，……极其辉煌地表现了出来。”赫尔曼·黑塞把茨威格的《埃拉斯穆斯·封·鹿特丹》誉为是“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人们可以把它与世界文学中任何一部伟大作品相提并论”。

茨威格把“精炼、浓缩和准确”作为自己传记创作的准则，他并不是稽古抉微，旁征博引，露才扬己，而是如他所说的“不是出之文献资料，而唯一出之自觉的爱去塑造一个命运”。这里他用了塑造这个词，而不是叙述。在他的传记里，他为我们描述的如其说是他们的生平、他们的际遇，不如说是在塑造他们的艺术形象，去剖析他们的精神活动。他对传主的外在的，无关宏旨的，可知也可以不知的事件并不看重，他展示的是这些历史人物的独特之处和复杂幽暗的心灵世界。  从l 920年与女作家弗里德利克·封·温德利兹结婚定居萨尔茨堡，直到1933年离开并寓居伦敦的十几年，是茨威格创作的鼎盛时期。他的大多数重要作品，诸如小说集《热带癫狂症患者》、《情感的迷惘》、《世界建筑师》(《兰大师》、《与魔的搏斗》、《三诗人》)，传记《罗曼·罗兰》、《福煦》、《玛丽·安东瓦内特》、《精神疗法》以及被称为“一种新型的叙事的戏剧性体裁”的历史人物故事集《人类命运攸关的时刻》(共五个故事，后补七个故事共十二篇)等都是在此期间完成和发表的。然而就在他的有为之时，纳粹攫取政权、奥地利被吞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他抛进另一种生活，使他成了一个无国无家的流亡者。作为一个奥地利人，他的国家已亡，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种族正遭到灭绝。在流亡期间，他没有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但他竭尽自己的所有，慷慨无私地去帮助那些身受迫害的流亡者和犹太人。他在从纽约发出的一封信这样表露了他的心情：“我的一半时间都用来为大洋彼岸办理宣誓书、许可证和筹措旅费，我怕你想象不出这有多么困难，多么费力。我们这些逃脱了彼岸秘密警察的人，把这当做是首要任务，其他一切与之相比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尽管流亡生活颠沛流离，精神备受折磨，他依然勤奋地进行写作，这其中就有《玛丽·斯图亚特》、《卡斯台里奥反抗加尔文》、《麦哲伦》，唯一一部完成的长篇《焦躁的心》，他的最后一篇小说《象棋的故事》，以及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昨日的世界》。他写自传《昨日的世界》，如他在1940年7月29日致托马斯·曼的信中所言，是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变化见证人，如果我不能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至少要留下一份证词”。

1940年7月茨威格赴美洲，在美国、乌拉圭、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做讲演旅行，之后返回纽约。1941年8月，他完成自传，9月他与妻子夏洛蒂搬入里约热内卢郊区的彼得罗波利斯。就在写完最后一篇小说《象棋的故事》不久，1942年2月22日他与妻子吞安眠药自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不愿再熬过一次更为残酷更为惨烈的战争，他相信曙光定会来到，但他不堪忍受黎明前的黑暗。这位“欢乐的悲观主义者，渴望死亡的乐观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沉重的日子里弃世而去。

茨威格的自杀激起了人们的同情和震惊，巴西为他举行了国葬，他被安葬在巴西国王彼得罗二世陵墓之侧。在一部世界文学史上，一位流亡异国的作家享有如此的哀荣，还绝无仅有。美洲各地(几乎整个欧洲都被法西斯德国占领)举办追悼活动，各大报刊发表纪念文章，悼念这位其人品受到敬重、作品得到赞誉的作家。作家弗·韦尔弗在纽约为他举办的追悼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茨威格名满天下。他同很少的人享有举世瞩目的声誉，我知道没有任何人像他所获得广泛的持久的成功那样尽人皆知。”

他留下那份悲怆感人的绝命书，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值得珍贵的文学财富。这为他在德语文坛乃至世界文坛赢得了令人尊敬的一席之地，为他带来一种耀眼的名望。托马斯·曼在纪念茨威格逝世十周年时写道：“他的文学荣耀直达到地球上最后一个角落……也许自伊拉斯穆斯以来，没有一个作家像茨威格这样著名。”罗曼·罗兰在向法国读者介绍茨威格时写有这样的赞语：“他是非常重要的奥地利作家，在欧洲理性不变光辉的德语文学，他代表了古老德国的艺术和精神的传统。”

高中甫

2011年3月10日

2009年的冬天，一次在与贺雄飞先生的晤面中谈及奥地利作家，出身犹太民族的斯台凡·茨威格。贺先生是一位出版家，更是一位犹太学者，对犹太民族的作家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其中就有在中国拥有大量读者的茨威格；他曾把茨威格的一些描写犹太人或涉及犹太人的小说和文章结集出版，冠上“犹太人的命运”的标题。当他看到我保存的一些茨威格的照片，便萌生了一个念头：出版一部图文并茂的《茨威格画传》，希望通过这种雅俗共赏的形式，介绍茨威格的生平和作品，让中国读者更多、更形象地认识和理解他们喜爱的这位奥地利作家。我当时手头有两部茨威格的画传：一部是由茨威格的第一位夫人弗里德利克·玛丽亚·茨威格编写的《斯台凡·茨威格，一部画传》，1961年由肯德勒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是由多纳特·普拉特和弗·米歇尔斯出版的《斯台凡·茨威格，图片中的生平和作品》。经过与贺雄飞先生磋商，我思虑再三，决定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选择图片，编一本图文并重的画传。这两本画传共有四百七十余张照片(部分是重复的)。于是我有目的地从中选了三百余幅，并也从其他图片集和书籍中挑了二十余张。在我编的这本画传中，文字占有相当的比重，力图构成一个整体，对茨威格的成长过程，他的家庭、婚姻，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特别是他的作品的生成和接受情况，有一个简明而系统的概述。《斯台凡·茨威格，图片中的生平和作品》一书中几乎每一幅图片都附有说明。这对我有启发，但我力求回避，要自起炉灶，有的难以舍弃，就加以注明。但应当说，我编的这本书，无论是图片上，还是文字说明上，都得益于他们甚多。这里我向他们表示我诚挚的谢意。在撰写文字说明时，我利用了下列一些德文和中文书籍：

德文书籍有：

多·普拉特：《斯台凡·茨威格，一个焦急不耐人的生平》，

慕尼黑：卡尔·汉译尔出版社，1981年。

多·普拉特，弗·米歇尔斯：《斯台凡·茨威格，图片中的生平和作品》

法兰克福、莱比锡：岛屿出版社，2006年。

弗里德利克·茨威格：《斯·茨威格，一部画传》，

慕尼黑：肯德勒出版社，1961年。

《斯·茨威格与弗里德利克·茨威格通信集》，

伯尔尼：阿尔弗莱德·舍尔茨出版社，1951年。

里·弗里顿塔尔编：《斯·茨威格致友人书》，

法兰克福：费舍尔出版社，1972年。

《罗曼·罗兰与斯·茨威格通信集》(上、下卷)

柏林：Rntten und Loening出版社，1987年。

阿·鲍吾尔：《斯·茨威格》，

柏林：Colloqium出版社，1974年。

以及由费舍尔出版社出版的一些茨威格作品的单行本。

中文书籍有：

高中甫编：《茨威格文集》(七卷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舒昌善等译：《昨日的世界》，三联书店，1991年。

赵台安等译：《异端的权利》，三联书店，1987年。

以及茨威格著作的其他译本等。

我所引用的译文，未注明的均引自(《茨威格文集》(七卷本)，这里我要向译者安书祉、潘子立等同志表示感谢。除此，其余的引文均由我自己译出。最后我要借此机会，向支持和鼓励我编本画传的贺雄飞先生，向提供给我有关书籍和资料的任国强先生、王挺如女士、高晓华先生致以谢意。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画传是难以完成的。

高中甫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