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丛书”以“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为写作对象，力图以现代文化大师及其弟子们的文化、政治、学术活动为中心，梳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理解现在，展望未来。

这本由张林杰编写的《康有为与康门弟子》是其中一册，以康有为思想、学术的形成发展为基本线索，对康氏的学术渊源、其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以及他在学术上的贡献等做了认真的梳理。

张林杰编写的《康有为与康门弟子》分为五章，包括：“圣人”抱负与“经世之学”、“经营天下”、作为教育家的康有为、康有为与梁启超、学有所承的康门弟子。本书以康有为思想、学术的形成发展为基本线索，对康氏的学术渊源、其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以及他在学术上的贡献等做了认真的梳理，并主要围绕康有为的学术活动与其思想与政治活动的关系，叙述了作为教育家的康有为与其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弟子之间的关系，从不同方面透视了康门师生之间在思想和学术上的传承、突破与发展，并旁及其纠葛与恩怨。

绪言康有为：先驱与“圣人”．

第一章 “圣人”抱负与“经世之学”

 一、求学时代与“圣人”抱负的养成

 二、西学与思想的新视野

 三、首次上书受挫与“托古改制”的经学

第二章 “经营天下”

 一、上书“格君”与“开会”办报

 二、维新风暴中的“帝王师”

 三、从保皇到复辟

第三章 作为教育家的康有为

 一、讲学与“经营天下”

 二、康有为与万木草堂的学风

 三、“致师弟之亲”

第四章 康有为与梁启超

 一、荫监生的举人弟子

 二、晚清人物数康梁

 三、师生分歧

第五章 学有所承的康门弟子

 一、徐勤：“康氏的子路”

 二、孔教传人陈焕章

 三、康有为的书画趣味与书画家弟子们

结语

后记

尽管康有为声称其家族“凡为士人十三世”，这一说法像他许多有关自己的叙述一样显得有些夸张，但至少他的祖父康赞修是举人出身，并且做过连州教谕这样的地方教育官吏，他父亲康达初也是一个秀才，家族中颇不乏读书嗜学之人。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家人都希望子孙能够用功读书，通过科举的正途走上仕宦之路，而康有为又是家中的长孙，“神锋开豁，好学敏锐”，这更加强化了家人对他的期待。他很早就接受了严格的正统教育，而且也表现了某种善于吸收知识的天赋。据他在《我史》中的记载，他五岁左右就能背诵唐诗数百首，六岁时跟先生诵读《大学》《中庸》《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八九岁时已能记诵许多诗文，十来岁时“诗文皆成篇”。

还有两个反映他少年时代“神锋开豁”的故事也出自他自己的记述。他六岁时，家中的长辈教他学做对子，出了“柳成絮”三字让他对，他不假思索，脱口就以“鱼化龙”为对，这让伯父康达棼不胜惊讶，赞叹说：“此子终非池中物。”十二岁时，他跟祖父在连州生活，一次去看龙舟竞渡，他写了一首二十韵的诗歌，惹得州吏目金公惊呼他是“神童”，并赠给他漆砚盘、笔盒等文具，以资鼓励。这些通过康有为自己的讲述而流传的故事，表明了他“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的自负，同时也表明，得自长辈的鼓励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他的自负。他那种一本正经、不苟言笑，又喜欢开口闭口日“圣人”的姿态，也使他在乡邻中有了“圣人为”这样一个戏称。

读圣贤书不仅熏陶出了一种知性的兴趣，也与正统家教一起，培养了一种传统的道德人格。通过经典灌输的孝悌忠信的传统道德信条，在日用人伦实践的潜移默化中，被内化为一种做人的态度。

十岁左右的时候，康有为父亲康达初因为肺痨而病人膏肓，在父亲弥留之际，康有为跪在病榻前，聆听遗训。父亲告诫他要立志勉学，并要孝顺长辈，友爱姊弟。父亲死后，还不到十一岁的康有为在葬礼上也表现得很成熟，“执丧如成人，里党颇异之”。尽管后来在康有为所设计的乌托邦世界中，对传统家庭和忠孝观都予以了否定，但这种从小养成的尽孝尽忠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仍然贯穿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他对家族长辈和母亲的孝敬、对姐弟的友爱、对弟子的关切，都与这种教育有关。甚至他后来对光绪的感恩戴德和最终走向保皇道路，恐怕也与这种传统道德的熏陶不无关联。

康家家境富裕，读书条件很好。康有为的叔祖康懿修虽非学者，却藏书万卷，这使康有为从小就能够“得博群籍”；十三四岁时，他的另一位叔祖康国器退隐乡居，修筑了一座园林，园中建了澹如楼和二万卷书楼，又为嗜好博览的康有为提供了难得的读书环境，让他得以“读书园中，纵观说部、集部”。与这种硬件环境相匹配的，是他还有一个做教谕和学正的祖父，教他读书做人，这对于他童年时代抱负的养成，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祖父康赞修本质上是一个笃守程朱之学的读书人，官虽不大，却做事认真，恪尽职守，后来因为救灾而殉职于任上。康赞修很喜欢自己这位早慧的长孙，在康有为七八岁时，他就给他以学问上和做人上的指点。康有为的父亲康达初去世后，为了确保长孙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康赞修让康有为跟他到连州学署官舍读书，担当起了对他进行培养教育的主要职责。他喜欢拿宋明大儒做表率，给这位年幼的长孙讲解深奥的“儒先高义”，还教他读史书、文学及各种典故，为康有为打下了初步的学业基础。

在祖父的指导下，少年康有为确实读了不少书。“始览《纲鉴》而知古今，次观《大清会典》《东华录》而知掌故，遂读《明史》《三国志》”。由于近水楼台，他还有机会从祖父那里读到由朝廷下达官署的《邸报》，了解朝廷政事，这也无意中培养了他对于时政的关注。也可以说，康有为最初的学术兴趣和政治兴趣都是在与祖父生活的日子中培育起来的。

康赞修喜欢四处游览。在连州官舍期间，每到春秋佳日，他就会带着康有为外出，登高览胜，在自然和历史遗迹中，给他以学问的熏陶和精神的陶冶。在中国传统中，游览常常是增广见闻与经验的重要途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有抱负的读书人的理想。从小在大自然中去感受历史，去玄想天人关系，这对拓展康有为的眼界显然大有好处，它不仅让康有为能够将自己在书中所获得的知识“一一案之经历实验，学乃益进”，而且也为他提供了一种从人世的纷扰中解脱出来的途径。康有为后来一直喜好游览山水风光，每外出，总要顺路游山玩水，遍访名胜，就连到京师赶考的途中也不例外，甚至在他屡试不第，政治抱负遭遇挫折时，还通过游览沿途各地来洗去身心的疲惫。后来他流亡海外时，更是足迹遍及世界各国。直到晚年，他还拥有一方据说是吴昌硕所刻的印章，该印章经常出现在他书写的条幅中，夸耀着他流亡时的游历壮举：“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P13-15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波澜壮阔的世纪，在这个现代百年里，涌现出为数不少的改变历史和文化的伟人和大师，他们的出现不仅重塑了中国形象，而且对此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信仰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丛书以“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为写作对象，力图以现代文化大师及其弟子们的文化、政治、学术活动为中心，梳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理解现在，展望未来。

本丛书可以说是对以师徒关系为中心形成的现代知识群体的研究。中国文化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所谓“道”者，意指“终极真理”“一切的本原”，为师者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其所担负的社会文化角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而“重道”也就意味着“尊师”。现代中国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旧的一切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走向没落，而新的一切方兴未艾、势不可当。在此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中，出现了一些为现代中国文化奠定基本格局的具有开创性的文化大师，他们的出现填补了传统退位后留下的精神信仰的空白，成为现代人仰慕、尊崇的导师、传统“圣人”一般的人物。这些大师级人物大都带有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克里斯马”(charisma)人物的神采和魅力。“克里斯马”一词，最初用来形容宗教领袖，意思是指具有特殊魅力和吸引力的人，后来泛指各类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马克斯·韦伯认为“克里斯马”人物以其表现出的某种超凡的品质，“高踞于一般人之上，被认为具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是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克里斯马”现象的出现在其时代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的表现，无论是认为“英雄造时势”还是强调“时势造英雄”，“英雄”与“时势”的关系是极为密切、不可分割的，它彰显的是一种人与时代的互动：一方面“王纲解纽”的时代使这类创世精英脱颖而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锐意求变，率先垂范，成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先觉者、预言家和精神导师，吸引众人成为他的追随者；另一方面，新旧转型期的文化精神危机呼唤着这类人物的出现，以满足人们迫切的精神需求，使人们的心灵不因固有信仰的崩解而陷入空虚、迷茫，获得一种新的精神归宿感。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换之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政治、伦理、宗教、文化信仰的危机，人们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发生根本动摇，社会亟须一种新的信仰，来重新凝聚散乱的人心，这就为“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提供了众多的受众和适宜的时代土壤。“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可以为人们的心灵提供一种导向，进而转变人们的信仰和行为，使他们“以全新的观点去看待各种问题”，因此，“克里斯马”可以表现为一种变革时代的“强大的革命力量”。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社会迄今共有三种权威类型，它们分别是：传统的权威、“克里斯马”的权威和法理的权威。“克里斯马”权威是介于传统权威和现代法理权威之间的过渡期的文化现象。

本丛书所包括的文化大师——康有为、章太炎、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穆等大都是在近现代文化学术上创宗立派、开一代风气、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其中康有为、章太炎两位是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学两界的文化大师，对后世影响甚巨。康有为自幼期为圣贤，及长更是以“圣人”自居，不屑于词章考据之学，而专注于义理之学，养心静坐。他曾于“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自谓进入了“得道成圣”之境。康有为融会中西，由现代“公同平等”原理，推演出世界“大同”之说，在其时代收到了一种石破天惊的破旧立新效果；他积极投身政治、倡导维新变法，并吸引众多弟子讲学论政，其中以梁启超、陈焕章、徐勤等最为著名，他们形成“康门弟子”这一晚清著名政治、文化门派，影响之大，自不待言。晚年的康有为成为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清末民初时代变局中也是一位自成一派、不可忽略的研究对象。章太炎则以清末“有学问的革命家”名标青史，他率先倡导民族革命，曾因“苏报案”入狱三年，出狱之后，革命之志更坚，流亡日本、宣传革命、聚众讲学，深得进步青年学子的敬仰，在他身边聚拢了不少杰出人才，其门下弟子钱玄同、周氏兄弟等成为了其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影响也不可不谓之深远。章太炎的学问“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在现代思想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具有一种“究元决疑”的思想家的气质，以《俱分进化论》《五无论》《四惑论》等名篇，对时代思潮、人生真谛等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和独特判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至于胡适，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青年时代的胡适就是一位颇有使命感的人物，他在1916年4月12日，就填了《沁园春·誓诗》一词，其中写道：“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1917年年初，他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成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最初“发难的信号”。

……

本雅明曾经说过，“所有文明的文献都同时就是野蛮的文献”，也就是强调文明与野蛮的判断不能简单地以“时代”为标准，时间并不能将“野蛮”阻断于过去而在未来造出一个至善无恶的“美丽新世界”。章太炎早在清末就发表了他的《俱分进化论》，认为：“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故而至善无恶之境无从达致。历史乐观主义的虚妄在于其以对历史进步主义的信仰放过了对内在于人性深处的“恶”的警觉；以“新旧之别”“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取代了“文明与野蛮”“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历史乐观主义所持有的线性不可逆的时间观及源于进化论的人性可臻无限进步论的信念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主导叙事。对这种现代主导叙事的重新审视和反省也是我们今天更为深入地思考现代性问题的必要环节。我们力图走出那种特定的、单一的、目的性过强的、缺乏距离感的“第一人称叙事”，以一种更为客观、多元、审慎的态度来重审、讲述中国的“现代百年”，以加深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对现实和未来的理解。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学术的进步依赖于一个可以商榷、辩难、交流对话的公共空间，因此“科学”意义上的真理不在于将某种特定时期的特定结论固化为绝对真理，而表现为不断地证伪与验错的过程，在假设与求证、质疑与抗辩中逐渐切近真实，将认识引向深入。从“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人手研究近现代知识群体的形成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丛书的写作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尝试，更为坚实的佳作尚有望于未来。

耿传明

2010年7月5日于天津

这是一本拖了很长时间的书，写完后有一种终于偿还了债务般的轻松感，但同时也感到心里空荡荡的。

大约是在2007年前后的一次小聚中，偶然间聊起了学术传记，在座的南开大学传明兄谈到想搞一套类似于学术传记的丛书，寻找一个独特视角，不必面面俱到，但要有扎实的材料，有学术性，也要有一定的可读性。

那时我在翻译一本有关凌叔华的传记，颇为投入，因为那本书角度独特，材料丰富，读来很有吸引力。相比之下，某些四平八稳的“规范”学术论著更像是为了评职称、拿奖项而写的无聊文字。所以，传明的这番设想，我很是认同。的确，在现行大学体制内，人文学术已经变成了一种按照设计的等级来循序渐进的电子游戏，游戏的终极目标，似乎就是比试谁打到了最难的关口。对大学和此间的不少“做学问”的人而言，论著发在哪一级的刊物上，属于哪个级别的课题，得了什么级别的奖项，是比学问本身还要让人沾沾自喜的事情。学术异化如此，还不如做点有趣而又想做的事情。

这种杯盏酬酢之际的闲聊，不久就在传明的操作下，开始付诸实施了。那一年，他与大象出版社签了合同，决定以一些著名学人与其弟子的关系为线索，围绕学术门派的形成和发展，对近现代学术谱系加以梳理，写一套学术人物丛书。

然而，分给我的有关康有为及其弟子的选题，却让我打起了退堂鼓。虽然我平常也还算喜欢近现代史的人，但该选题对我来说仍然相当陌生，尤其是关于康有为学术的部分涉及今古文经的话题，是我所从未接触过的。这样一个全新研究对象，光是材料的收集、整理和阅读就是一个难题，而按照当时的合同，要在一年内交稿，是很难完成的任务。不过，在传明的劝导之下，我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朱光潜先生曾说，边阅读，边写作，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或许，写本书对于消化一个陌生的论题也是可以尝试的方式。于是，我开始着手准备。我的想法是，尽可能地在材料中发现故事，但又必须严格按照学术书的方式来处理材料。

但真正着手之后，我才发现，其实困难比想象的还要大。

首先是材料问题。当时人大版的《康有为全集》尚未面世，康有为本人的著作，零零散散，找起来需要费很多功夫，而除梁启超之外，康门弟子的有关材料，更是非常难找。其次是材料的辨析问题。康有为的政治和学术活动，被揭露有过作假的记录。他本人所写的《我史》作为了解其生平的重要文献，也颇多不实之处，因此，对康氏著作，若无认真的辨析和考订，不敢随意引用。我是初次接触康氏论著，更是如履薄冰。

这些困难，让整本书的写作陷入了停滞，终于未能按时交稿。又拖了很长时间，到2009年左右，当最后交稿期限到来的时候，我还是决定放弃了，虽然那时已写了约十万字。

几年很快过去，这本未完稿的书早已被置于脑后。但到了2013年初，一天，传明又打来电话，说他又与大象出版社做过沟通，书依然可以出版，问我是否还愿意将停下的书写完，如果还想写，再给我一年的期限。那时，我正无所事事，也搜集到了不少新文献，人大版的《康有为全集》也找到了，在写出的十万字基础上，再花点功夫努力吃透材料，一年将它完成，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于是，我重新拾起旧稿和材料，继续做了起来。

正当我重新回到旧日材料中整理思路的时候，2013年6月中旬，年迈但身体尚算康健的父母突然间相继弃我而去，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若晴天霹雳，让人哀恸无语，心灰意冷。一下失去了两位至亲，再也见不到他们的面容，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这是如何让人肝肠寸断！？母亲是很喜欢阅读文史书籍的人，我原本暗自希望她或许会喜欢读这本书，但这希望如今变成了奢望。

亲人离去的伤痛，让人很难完全静心投入写作，但我还是在阅读与写作中找到了一种忘却哀痛的方法。在对相关原始文献和研究资料爬梳的基础上，我对全书的框架和内容做了调整，终于在2013年末按时完成了本书。

书写完了，但全书还是有仓促之感，尤其是后两章，由于资料相对缺乏，总感到不甚充实，结尾也不够从容，但既已交稿，就让读者去评判吧。

本书能够在经历多年停滞之后重新启动，首先要感谢的是传明，没有他的督责，这本书我完成不了；没有他与大象出版社的沟通，即使完成，也暂时不会有出版的机会。

还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吴韶明先生，虽然我们素昧平生，但在编校本书的过程中，他的敬业和认真却让人印象深刻。为了做到尽可能不出错，吴先生不仅对本书的行文和错误进行了校正，甚至还对书中的引文作了校勘，为此，他甚至找到了我引用最多的《康有为全集》。因此，他的校稿，除了个别因为我而导致的舛误，基本上没有发现别的错漏，如此认真而专业的编辑，过去我从未遇到过。

最后，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

作者

2014年3月20日于天津华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