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阳一的理想是死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要死得很有尊严，同时很美丽。至于具体细节，阳一暂时还没想清楚。
阳一本名不叫阳一。这个名字是她自己改的，她身份证上的名字叫羊红军。
阳一对死有一种钟情。
她以为人是可以死许多次的。
她把死当作仪式，而不在乎死本身。
在阳一出生前二百二十年的1770年（清乾隆三十五年），雅加船门圩，也就是现今的船门镇发生了一件怪事。那时的船门圩，只是一个每月一圩的小小集市。不是圩日的船门，十字路上几间草木搭成的店铺，冷冷清清，形同死城。空荡荡的场坝，风吹起上一个圩日的残渣余垢，野狗和硕大的老鼠四窜。而每当圩日，船门就成了方圆百里唯一的热闹集市。天还未亮，四乡八里深山老峒的人们，便早早聚会到此地。十里之外的官衙，也派出一干衙役到船门维持秩序。成千上万的山民和放假的兵丁，拥塞了船门所有的大路和山道。这种每月一日的热闹，自然也是各路好汉按时啸聚的时机。各种奇事怪事也时有发生。
船门的这种历史与风俗，在两百年里，无间沿袭，时盛时衰，但延绵不断。
船门是太阳河中上游唯一通往内地的驿站，再往上溯，便无路可走。几百年间，皆无所变。太阳河从西往东，船门是它的山门和隘口，船门以东是丘陵、湿地、湖泊和草原，船门以西是崇山峻岭、峭岩悬崖，人迹罕至。船门以南是另一条大河雅加大河，以北是寸草不生的沙漠，连着山下的丘陵形成的沼泽。沉睡的大山从未醒来。即便是最近开天辟地、战天斗地的一百年间也没有任何改变。上世纪20年代在船门发生了一起惊天大血案：族人首领在船门设伏，屠杀了百多名红军。此案至今仍为历史悬案。船门既是革命圣地，又被视作忌讳之地，民族问题、军地问题以及“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使船门在冥冥之中成了一个不祥的符号，加上船门地势险恶，多年来的人力开发殊不可为。各路投资开发者垂涎太阳河流域风水宝地的丰美奇瑰，多次跃跃欲试，但收效甚微，血本无归，还怪事怪病频发，祛人止步。虽然现代人对鬼神、传说全无敬畏，商家们多是不谙祖宗的贼大胆、见利忘义的江湖客，但在牛鬼蛇神拂拂的惨雨阴风之前，还是不得不收敛的。
大自然有足够的魔力，让人类在它的威慑下止步，天堂的捍卫始终存在。
太阳河和船门，在两百多年间，留给世间的传说，足够奇崛、足够怪诞、足够不安，也足够惊心动魄。一个草木丰盈之地，却无处不流荡着鬼魅之气，代代不绝，何故？
老一辈人，虔诚乐道于早先的传说，敬畏礼赞之情溢于言表，亦未见有何得益；新一代人，神鬼不怕，全无忌讳，也不曾有大灾大难。
人们似乎明白，传说就是传说，前世今生，又有何干？
1770年某日发生的那件事，虽说在两百多多年的船门历史中，与其他惊天大事相比，或是小菜一碟，但是，其印象昙花一现却经久弥新，它深深地刺激了船门千百年的文明史，同时使船门人第一次感受到山外的恐惧。船门本被视为生番之地，却绝难理喻此等恶行，居然为人所为。
很难还原两百多年前，那个时间，船门突遇事端的真相，无数版本的传说，在两百多年间的流传，都指向了一个基本事实。
那天，圩上来了两个杂耍艺人。形迹貌似夫妇，男的一身短打，长相看似斯文，女的粗拉大袄，也是一副江湖打扮。他们手牵一犬，推着一辆笼车，笼中似有小猴若干。他们穿过密集的人群，在人头攒动的场坝中，慢慢扩出一方空地。两人逆向抱拳作揖，口中锵锵有词：“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兄弟有幸来到贵地，讨众位乡亲大人一口饭吃……”随即牵出一犬。此犬毛色金黄，腿脚敏捷如人。只见它轻轻一跃，夫妇两人四只手顺势一推一托，那犬便站稳在笼车篷顶，刚好够人群仰望。
这时人群中爆出惊叫，不约而同地一阵骚动。
起始是惊叫与骚动，之后恍如时空定格，前排的人们纷纷向后退缩，而后排的人则翘首向前挤压，现场颇为骚乱。
只见那金黄毛犬，较一般家狗或野狗稍大，身形却更为瘦削。更为恐怖的是，它长着一张人脸，耳鼻口目等七窍皆正常如人，可说是一张十分俊俏的人脸。只不过它全身覆盖金黄色的绒毛，又绝对是黄狗的毛发，不是装点披挂其上的皮毛。
靠得近前的人们，目力所见，那狗竟然还以悲戚凄惨的眼神示人，它显然能自作主张，还能听得懂主人的说话，意会主人的神色，完全按主人的示意行事。
这哪里是狗？
这一情景非同小可。此情此景，乃船门圩千年未遇。旧中国杂耍花样百出，杀人种瓜、大变活人，全是街头把戏，没人当真。但活生生的“人犬”站到人们面前，这一惊一诧，人们惊惶围睹，又奔走相告，传达所及，把偌大一个山中场坝，围堵得水泄不通。
更怪的事瞬间爆发，那犬竟开口说人话，并唱起小调，居然还能奶声奶气地唱几句雅加方言民歌。
主人牵着金黄人犬，绕场巡行，闹闹腾腾约半个时辰，人犬唱了几个地方的民间戏文和小调，夫妇俩便开始讨钱，铜钱钞银如雨点般洒向场坝中心……
船门的圩期破天荒延至三日，三天里盛况空前。人们从四乡八里深山大峒闻讯而来，传言所到之地，无不空村空城。船门在1770年这一天，成就了雅加有史以来最惊怵的城事。 人们从起始的惊恐疑惧到同情怜悯，以至于顶礼膜拜，以为仙人下凡，以为天降神圣。此事暗合牵强了雅加族人关于天狗的神话传说，便有了许多荒诞不经的民间演绎。
船门之为世人所知，恐怕与1770年的这一事端有关。其后的两百多年间，船门便奇事怪闻不断，且屡屡有大事发生。《清史稿》均有记载。
1770年的船门，地处僻远，乡民们崇尚鬼神巫术。每至圩日，三教九流云集船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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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年，四个故事，八条河肩着一个太阳。四个血案，四种不同的人生，在四百年间蹒跚。四百年来，太阳河一直在流血，所以，夕阳是红的，残阳如血，天空时而落下悲泣的雨血。似雅加一年一度如期而至的梅雨季节，泥泞了山路，阴霾了城市，淹渍了人心，同时也大淖了故事和时间。
八条如弓的河流，汇成了太阳河。太阳河在四百年的版图上穿流、改道，在时间的无情鞭打中苟延残喘，又咸鱼翻生。四百年间，它无数次地企图干涸，企图隐入地底，企图告别绝世的雅加的风景，我甚至听见了它在四百年间的每一次无告无助的泣诉，那种凌迟的痛苦与煎迫。
它每一次沉重的翻侧，每一次惨痛的转身，每一次无望的回眸，每一次悲戚的自怜，每一次将自己粉身碎骨之后断然交付给山岭丘陵的自戕，都饱含浸透了断的决绝。
我知道，任是我如何礼赞它，如何抚慰它，如何既不礼赞也不抚慰时时刻刻地鞭挞它，它依然在那里，静默蛰伏，似有若无……
一年一度的梅雨季节，一年一度的血流如注，一年一度弥天的血雨。太阳河令人绝望，四百年的风景令人绝望。而船门在哪里?早已淹埋、了无踪迹的遗城烟桥又在何方?
我可以说出雅加一长串已经无人知晓的地名，诸如沟谷，诸如船门，诸如烟桥，诸如响水，等等。每个名称背后都有一段不同凡响却无流传的历史与故事，沼泽和陷于沼泽的动物与人类，知道这些历史和故事，可是他们和故事一起永别于人世。这就是真相。
每每写至午夜，屋子里便自然而然有一些鬼气。因为静谧，因为人气稀渺，因为黑暗天然地拥有隔世的权利，在灯光划出的边界之外，黑暗是自由的、肆虐的，而心灵常常经由黑暗，或在黑暗中活跃着与隐秘的生命之神的沟通。那种无处不在，又随着黎明前的黑暗加剧的气氛，令你的气息里，有一种与神明的贯通。倘若你有幸暗夜在屋中游走，和黑暗拥吻，同时吮吸黑暗的湿润、感受经年的气味，关于生命的历史感，便油然而生。你也许会看到四百年的时间流动，和你在灯光之外的身影一起，与举灯漫游抑或梦游的但丁一样，把你自己变成四百年，你将看到四百年间，人类无法亲历目睹的那些人那些事……
那些早已逝去的无影无踪的人事，只有在黑暗的迷蒙中，在飞离一切书写的规约中，才能重新复活为生命，重新呈现真相。“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写下此诗的人，已经使自己永生，所以不必再活在浊世之中。
这部《当太阳成为河流》，是我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它依然在边缘行走。它比我之前任何一部都更鲜明突出，更隐约潜藏地表达我对中国长篇小说传统的深深依赖，可它又更微妙地彰显我在小说创作与研究上的现代性解构，以及颠覆传统的决心。这种冲突所形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使我一反以往一气呵成的畅快与淋漓的流连。不断地驻足、回眸、犹豫，在自我诘疑中质问，考验曾经的创作心得，以及作为文学史和教科书的小说创作理论的准确与妥帖，小心地检视每一个书写细节及其所呈现的可能挑战或颠覆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的作家或学者那儿，或有过或正在探索，而其实践，却绝对是个人、个体性的。对个体经验的质问，它的形而上的可能，所引发的小说革命，自然将突破个体经验而成为一种小说创作风格，一种可供借鉴或总结的文学史现象。
在这种罅隙中，我有时小心翼翼，有时又全然不顾，力求豪放鲁莽地穿隙而过，唯恐因为迟疑而错失了进入的路口。我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这种创作心态和创作过程所遭遇的尴尬、不安、惶恐或犹豫，正是阅读这部小说的读者，必然要遭遇的问题与心情。读者将会在这些问题与心情中，寻求一个并不轻松的答案，一个也许永远不会有定论的答案。这亦正是我所希望的。
我只是想，文学创作与研究，必须陈言务去；作家，唯有修辞立其诚。这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教学，真正真实地走近世界本相的唯一方式。
我们读过太多陈陈相因、了无新创的故事，或说是小说。也常常沉陷于被鼓吹被私情抬举的作家作品之中。那些活在商业利益和江湖小圈子里，滋养着阶级或官场私情的作品，阻隔了我们与生命亲近的距离。我只是祈望，在这么多创作实践之后，应该有着一些更独立更自由的姿态，与读者有一种精神性的交流。或者说让我们的书写或阅读，更具精神性也即神性的思索。
从《1966的獒》开始，这种意图越发明确强烈，《风的青年时代》和《红庐》，落实并实验了这种意图，而《现代主义小说的碎片化叙事》，在整体上坚实了创作与实践的理性规约与概括。审美标准与范围的拓展，使小说创作与实践，在小说修辞上更新了面貌，也延展了出路与出口。至于《当太阳成为河流》，可供诘疑与叩问的东西，也许更多。它期待洞见与批评。
雅加确实有一条河叫太阳河，有许多作家诗人礼赞讴歌过太阳河。当我阅读这些诗作时，我突然发现，太阳河只是活在那些过去的诗人心中，今天的人们似乎已经完全淡忘了太阳河的存在。
这条发源于海南琼中，流经万宁兴隆然后出海的河流，在国际旅游岛的大规模拓荒中，已不再神秘，它真的已经变得奄奄一息，在任人宰割中满目疮痍。当星巴克、沃尔玛也开进它的源头时，它死期已近。
这是21世纪雅加的坍圮与沦陷，是雅加悠久文明的最后沉落与消失。所以我写了一个恼恨星巴克和沃尔玛的山地族人德劳吞。他仇恨一切在森林山地中为非作歹的人，不管是官员还是游客，他憎恨一切外来的文明。他的偏执，在我看来，有一种不可多得的现代精神，也许几个世纪之后的人们，仰望他，就像今天我们仰望斯巴达克斯一样。
瞎眼的老羽客、道人风角，德隆、德邦……众多人物，我努力突出他们性格中的史诗成分，他们作为某个时代的标志人物，在生存中的浩然之气，像太阳河一样飘荡，气象万千。
我笔下的太阳河，与今天的太阳河无关。我甚至不忍卒读那些关于太阳河逝去的诗篇。我希望自己在写作《当太阳成为河流》时，不要去追踪或回想当下的太阳河，尽管我曾经无数次蹬过太阳河。当我最后一掬太阳河水，把河水扑在脸颊上时，我的确和德劳吞站在了一起。
每一个喜欢梭罗的读者，也许都能理解《瓦尔登湖》对现代人的意义。
我的儿女，有一半血缘来自太阳河的后裔，可是他们从不知道太阳河。我也从未向他们说起太阳河，我以为，真实的美丽的神圣神性的太阳河，早在20世纪就已经死去了。我现在写的是16世纪的太阳河，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太阳河。它在兴隆的同时，就流入了大海死寂深处，从西向东。而我的太阳河，它是从东向西的，它最终要流回去，从发源地到流入地，是同一座山峦的南麓与北麓。它是一条回流的河，是世上仅有的一条回流河。它曾经活在民歌里、活在神话中，也活在我的小说里、我的心灵中。从我的十五岁，活到今天，再活下去，一直活到我的小说《当太阳成为河流》被人们彻底忘记……
我从去年秋天写到冬天，从秋天(立秋)将至写到冬天来临(冬至)。这是我写作时间最久的一部长篇小说。其间多次反复，多次变动，人物和情节多有调适，故事的焦点也不断移动，时有新的发现和意外收获，时时处于黑暗与惊怵之中。“金毛人犬”和“船门凌迟”，那些不得不用的语词，乖戾残忍惨酷的语词带出的场面及人性的暴动，令我的内心一片荒凉……八弓河畔，百余红军战士被集体砍头、腰斩、枪杀。利刀被热血卷刃，年轻战士血流成河，多年后的太阳河滩，散乱四处弹洞刀痕的骸骨，岂能无言?那年冬至，百多名下放干部，误入沼泽，男女老少陷落丧命……而种种事象，一旦作为真相，呈现在现代人面前，它就不再仅仅是真相而已。风起于青蘋之末，却在遥远的天之涯摧毁另一个世界。这种蝴蝶效应，令人感喟。
太阳河时常改道，八条如弓的河流，包揽流经广袤的山林土地，汇聚了太多的源流，因此，山洪的暴动往往是猝不及防也毫无节制的。我所写的船门，或根本就是无从寻觅的遗城烟桥，是太阳河上最古老的城池，或叫作16世纪的驿地。这些或城邦或驿地或遗失已久的地方，和太阳河的改道一起，承担着河水暴动带来的困厄。在四百年间，这些地方和太阳河的方位一样，都是变动不居的，有时在河东，有时在河西，有时成河中洲渚……它们和太阳河一起，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此时此地和彼时彼地的置换、告别、相遇等等，没有经验可循。当人们烦透了经验的故事讲述时，太阳河却因为错失了经验而日日弥新。它的暴动，使我的故事，不再仅存于故事之中，每个人物都自由自在，走出了他们所属的故事群落，而去尽情地编织他们的可能，那种叫或然性的东西。
我对《当太阳成为河流》的阅读，有着太多的期待，我又不能强求读者，对之做太多形而上的抽离来适切这种期待。作为评论家，我为小说的解读与诠释，预设了许多障碍，在通往理论的道路上，努力扼杀经验的可证性。作为创作者，我将自己置于罔视规章制约，包括小说修辞学上的限制，如人称、讲述与呈现等习惯性说辞，尽可能无羁绊无规则地写，同时修正着理论的可能性，以求得一种创作心理与学者心理，在学理冲突上的平衡。这篇自序，或许部分地实现了对这种平衡的描述，也化解了读者对阅读期待的负担。
2014年1月8日
《当太阳成为河流》是著名作家郭小东的长篇小说新作，作者试图摆脱创作陈规的种种羁绊，呈现一个穿越时空的自由而接近世界本相的故事。
小说以四个故事在太阳河四百年的版图上穿行：乾隆年问“人大”惨剧旷古罕见，残忍至极；1928年的八弓河血案，百余红军战士于强人一念之下，血流成河；1968年冬至之祸，更为离奇离谱，本应童言天真，却一言成害，百余下放干部误入沼泽丧命；当下高校胡九道院长的变疯闹剧和教师邢礼的失踪之谜……
四个血案，交织穿行，迂回跳跃，时而触目惊心，时而荒凉绵长。
《当太阳成为河流》作者郭小东是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文科二级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郭小东的最新长篇小说，本书他以海南兴隆的太阳河为背景，以四百年的时间跨度，叙写四个故事，四个血案，四个不同的人生，充满自由的穿行和神性的思索。本书依然在边缘行走。它比作者之前任何一部都更鲜明突出，更隐约潜藏地表达他对中国长篇小说传统的深深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