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如何实现个人价值。读书人空怀满腹经纶，徒有一腔抱负，实现不了，只能发发“怀才不遇”、“冯唐易老”的感慨，于人于己都无益。现代人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很多，可以经商致富，横跨农工商各业，用金钱来衡量自我价值；可以投身艺术，在歌舞、书画、戏曲等领域里驰骋，张扬个性，追求精神满足；还可以教书育人，在学术殿堂中著书立说乃至开山立派。然而，古代读书人的途径很窄。你去经商，官府对你征收繁重的税赋，将你视为不稳定的低等阶层，老百姓则认为“无商不奸”，把经商致富的人视为“暴发户”、“为富不仁”；你去做工匠、画画卖字或者作曲唱戏，别人视你为贱民，和乞丐同流，还要连累得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你去教书育人做学问，可官学都是政府兴办控制的，里面品级森严，俨然一个小官场，去教私塾则要仰人鼻息，为生计奔波，很难安心做学问。于是，古代读书人可选的道路几乎只剩一条：做官去!只有做官才能获得施展才华的平台，才有可能让理想化为现实。
有人说，我不当官，我去做和尚道士，或者归隐山林，总可以吧?且不说大多数的人达不到出家或者归隐的境界，就算达到了你也还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要官府的人承认你的身份，给你发个度牒，不然的话你就是“野和尚”、“游方道士”；一个是解决吃穿用度的物质基础问题。晋末的陶渊明是读书人归隐的先驱、千年闻名的隐士，可除了最初的三四年光阴，陶渊明归隐的大部分时间生活窘迫，最终在饥寒贫病中死去。没有“阡陌纵横”的经济基础，世外桃源只能是个传说。在古代，出家和归隐更多的是读书人自我炒作、自抬身价求官的终南捷径。
所以，古代读书人如果不想蹉跎一生、无所作为，就必须去做官。士(读书人)和仕(做官)合二为一。儒家宗师孔老夫子就在仕途上孜孜以求，三日见不到君主就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亚圣孟子更是大呼帮助君主治乱平天下“舍我其谁”。孟子进一步说明：“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也。”(《孟子·滕文公下》)比两位圣人晚些时候的苏秦刻苦学习，留下了“刺股读书”的典故，应该说学识渊博、能力出众，但长期没有官做，生活穷困潦倒，“羸滕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连父母兄嫂都不理他，真可谓是孟子所说的无地流民、亡国诸侯。待到游说诸侯成功，苏秦身挂六国相印衣锦还乡，父母张乐设饮提前走了三十里地迎接儿子。嫂子更是匍匐在地长跪不起。苏秦问嫂子：“大嫂，你为什么前倨后卑，态度反差这么大?”嫂子回答：“因为小叔子现在做了相国，地位尊贵，有万贯钱财啊。”苏秦不禁感叹：“读书人贫困的时候，父母不把你当儿子看；发达了以后亲戚都来巴结你。人生在世，权势地位的力量真是强大啊!”有没有做相国，并没有影响苏秦的学问才能，但决定了苏秦的生活境遇，决定了他能否实现心中的抱负。秦汉以来，做官更是成为衡量读书人贵贱荣辱和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成为他人对待读书人最主要的考量因素。
读书人全往仕途上挤，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官呢?
最初的官位是世袭的。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的政治地位，王公卿士世代垄断官职。平民子弟想要跻身官场就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建立骄人的功绩。西汉之后，征辟制兴起，成为世袭制的补充。朝廷可以征召地方贤才，官员可以荐举孝子廉吏做官。征辟制为官场选取了部分德才出众的官吏。但这样的操作缺乏透明度，征辟的标准操于权贵之手，得官的人数也很少，对改变平民子弟的政治地位帮助不大。征辟制到魏晋时代被九品中正制代替，人才被分为上中下三等九个级别，分别授予官职。权贵家庭把持评定，相互攀附，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形成了变相世袭的门阀政治。平民子弟的人仕途径依然窄小，改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不大。权力垄断官位分配，导致大批身体赢弱、不识五谷、畏马如虎的世族子弟20岁就能登殿人阁，而普通人家子弟即使才能出众，年过三十也仅可补为刀笔小吏，从底层做起。这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政治体制本身的新陈代谢。
在这样的背景下，隋唐科举制的横空出世，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科举开放了政权，摒弃了种族、出身、地域、年龄、财富等外在因素，只考量个人学识，允许所有人自由竞争。所有想做官的人，只要能通过统一的考试就能人仕；相反，即便是王侯子弟，通不过考试也只能做一辈子平民百姓。这就排除了权力因素的干扰，限制了既得利益集团，在理论上实现了公平公正。同时，考试剔除了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和碌碌无为的庸才，能为政治体制补充高质量的官吏。这对政治体制的高效运转和长远发展是有益的。所以，科举制设计秉承的公平公正原则和择才而用的做法，相对之前各项入仕制度有着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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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英国文官制度成为世界官僚体系的典范，但寻根问祖，还是会找到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上。孙中山曾说，“英国的考试制度（选拔、培养官员）原来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它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问题，搞懂了“衙门”，也就搞懂了中国的政治经济。衙门虽小，里面的学问却是“一入侯门深似海”。
——瘦猪
官场上熙熙攘攘，有人白发赴刑场，有人雨夜赶科场。中国人已经早早触及到了官员人事制度的各个领域，并且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覆盖之宽、内容之细、历史之久，足以让后人为之惊叹乃至骄傲。
作者抓住了“权力”这个关键词，权力的大小成了衡量官员价值与成败的核心标准，获取、巩固与扩展权力就成了官员一切言行的目标。从此点衍生开来，古代官僚制度的种种消极与负面悄然而生……
——赵亮
文官制度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大创造，是对政治学理论和政府管理实践的重要贡献。现今的文官制度，深受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影响。英国被视为当代文官制度的发源地，但孙中山先生曾有言：“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中国古代官吏在谈论“职官”、“选政”、“铨叙”，纠结于品级、考核、官身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自己身处的文官制度的体系之完备、内容之丰富、覆盖之广阔、影响之深远，会超越国界、跨越时间。后人会深受其影响，与之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古代发展出了完备的、历史悠久、超级稳定的文官制度，堪称世界之最。很多朝代更替，与其说是王朝兴替，倒不如说是“换皇帝不换官僚”——皇室家族变了，文官集团及其制度雷打不动。它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政治智慧的传承，对历史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糟粕，比如对官本位思想的助长、消极的为人从政思想等等。几千年的制度流弊不可能一朝一夕得到解决，千百代人积累的政治智慧、制度精华，如果不及时总结和认真学习，却可能毁于一旦。好在，历史是不断进步的，随着读史热潮的兴起，对官制史的解读也成了热点之一。
那么，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具体有哪些内容，古代官吏如何工作和生活，又有哪些乐趣和哀愁呢？进而，从古代官吏的职场经历中，我们能发现中国历史哪些规律性的东西呢？本书就是梳理这些问题的通俗读物。需要说明的是，书中“官吏”的概念并不局限于有官职有编制的人员，而泛指那些能够行使公权力的人员。古代人要行使公权力，有四种方式：当官、为吏、入幕府、做差役。以上四类人，都属于“官吏”的范畴。本书着重写正式官员的同时，也涉及后三类人，特此说明。
这其中可说、可写的内容很多。本书只写我熟悉或者我行文时联想到的内容。如今，书稿已经杀青了，我再补充两点感想：
纵观中国历史，做官往往带有很现实的、功利的目的，少有将做官作为事业的人，多是将做官作为职业的人。虽然士大夫们平日里高喊“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在实践中主要把心思放在了“家”上，很少有人去管“国”，关心“天下兴亡”的就更少了。古人从年幼读书时起，就抱着功利的目的，读书不是为了追求文化传承、完善思考和精神享受，而是为了当官发财。从汉武帝开始设立太学，读书入仕制度在中国萌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读书、当官、禄利三者被画上了等号，这就可以解释士大夫们和古代官场上诸多匪夷所思的言行。
具体到官僚个体，仕途游宦生涯可能是一个不断被“敲打”，不断妥协，心态趋于平淡，为人处世趋于圆滑的过程。人生是一系列接踵而来的妥协，官僚的职业生涯更是如此。比如，古代人所受的教育和官场实践严重脱节，理想和抱负更是不受衙门世界待见，他们踏人官场后发现日常主要工作除了迎来送往，就是征税收粮，谈不上高尚或者重要。这就需要他们调适心态，适应衙门工作。唐朝文豪自居易就一边狠下心来收税，同时又写下不少充满悲悯之情的诗歌。如《纳粟》一诗：“有吏夜叩门，高声催纳粟。家人不待晓，场上张灯烛。扬簸净如珠，一车三十斛。犹忧纳不中，鞭责及僮仆。昔余谬从事，内愧才不足。连授四命官，坐尸十年禄。常闻古人语，损益周必复。今日谅甘心，还他太仓谷。”至于其他人怎么完成从“民”到“官”的思想转变，就不得而知了。又比如，有个叫宋成勋的学官撰联云：“宦海风波，不到藻芹池上；皇朝雨露，微沾苜蓿盘中。”“藻芹池”指的是官学，“苜蓿盘”说的是学官的清苦生活。这副对联反映了作者生活虽然有些清苦，却平静而满足。从州县学堂到中央国子监的官办学校中的教职，是典型的冷官、清官。宋成勋能够调整心态，满足现状，殊为不易。毕竟，历史上有多少官员不满足现状而钻营苛求啊！
本书并非学术著作。在本书中，正史与小说、典故与白话、权力斗争和制度变迁、政治史和社会史并肩而立，读者们可以穿梭在达官显贵、下僚小吏、落第士人、隐士僧侣甚至市井小民中间，徜徉在不同的朝代和形形色色的衙门内外。野史、传说同正史一样得到了认真对待，登堂入室，在本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因为我相信，所有文字都指向事实，它们不是写作者个人思想的反映，就是社会现实的写照。通过口耳相传的故事甚至纯虚构的小说，我们同样能够透过尘埃，触摸到当时、当地的现实。曾经有个编辑，好心地指出第一章中王维中状元的内容有误。她说，根据王维和太平公主二人的年龄，他们不可能存在交往。这固然是事实。书中这则故事引自宋代的野史和小说汇编《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九，不是正史（转引自《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第65页）。然而，我们不能因为王维没有得到太平公主的荐举，就否定这种行为的存在，更不能否认唐宋时期士人科举时奔走豪门，谋求荐举的现象的存在。我引用这则野史，一来为了见微知著、以小见大；二来也因为王维和太平公主都是“名人”，借名人效应来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希望读者理解。
本书可看作是拙著《泛权力》一书的延伸和具体化。本书偏重官吏具体工作和生活的挖掘和描述，《泛权力》偏重现象的揭示和案例的分析。两本书各自独立又相互补充，结合起来阅读可能对古代衙门内外的世界有更全面的了解。
书中的绝大多数观点、论据和故事，是我近几年读书、写作中积累下来的。在写作《泛权力》的时候，我就“剩余”了不少的资料，之后将近一年我又搜罗、阅读了部分资料，结合平日的记忆与思考，写作了本书。其中的多数参考文献，我已经附录说明了。同时，我参考、引用了一些网络资料，其中：民国李定夷著的《民国趣史》（大通图书社1936年出版）是网络文本；署名“莆阳老山”的博客中有一篇《莆阳名臣谱》的文章，多有参考；新华网理论频道的《古代官员退休后也做“房奴”》、署名赵海永的网络论文《论清官文化对我国宪政文化产生与发展的阻碍》、中国网《“四善二十七最”：古代官员如何考核》（此文注明来源《香港文汇报》）等文也是书中相关章节的重要参考文献。在此，对所有前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我要感谢所有为本书的出版付出心血与汗水的同行们。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博闻春秋图书有限责任公司，感谢李向晨经理对本书的关心与付出，感谢李婷晓编辑的辛勤劳动（我和李编辑认识多年，终于有幸合作）。感谢杨晴编辑的扎实工作与付出。我还要感谢穆国库、张万文和金小芳等同行与前辈作家梅毅先生对书稿的认可与推荐。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唐琳娜，感谢她一如既往的支持与爱。
谢谢大家！
张程
2011年6月于朝阳水南庄
衙门口是一个奇妙的地方。站在衙门口往里看，可以看到官场百态，看一个个官员粉墨登场；站在衙门口朝外看，可以看到市井炎凉，看社会如何围绕着衙门运转。看不懂没关系，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在衙门口看到的一幕幕，保管精彩。说不定，一不小心看到了不该看的，就会连累“衙门口”成了一个“敏感词”。
现在，我的老朋友张程就选择站在衙门口，对着读者诸君大谈特谈古代衙门和官场中人。他谈了衙门和官吏的方方面面，大到王朝的官制，小到官员轿子的规格，每个方面都独立成章，又在逻辑上紧紧相扣，最后组成了这本很好看、很耐看的书。书名就叫《谈起古代，仕途就这回事》。这里面的内容，表面上都在谈古代官场，谈古代官员的工作和生活，实际上，它在谈衙门在古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在谈古代中国人对官场的追捧和无奈。
一开卷，《谈起古代，仕途就这回事》就直言“科举考场通向官场”，古代社会对科举的痴迷就是对官场的痴迷，接着分章节介绍了古代人该如何进入官场，进去后怎么生活、怎么工作、怎么退休，以及退休后的待遇和晚景。把这些内容串起来，就是古代官员的一生了。之后，书中辟出三章，介绍在衙门里流传的“官场病”、“衙门规律”和从古代笔记、小说中挖掘的官场案例。如果哪位读者设身处地，把自己嵌进去，说不定能过一把在古代当“官老爷”的瘾。
我以前看到过不少讲古代官场的图书，其中多数是浮躁的出版商找人拼凑或者“编著”的，内容不忍细看，更不能当真。也有一些是象牙塔中的先生们的大作，一写出来就准备束之高阁，或者当作“著作等身”中的一本的。多数读者看不懂，也看不下去。但是，张程这本书不同，既通俗又不失严谨，既扎实又不枯燥晦涩。张程是北大政治学科班出身，又是近年来颇为活跃的青年历史作家，写的东西有学院气，又照顾读者的阅读喜好。他不是为了写衙门而写，而是想把衙门写好，把衙门里的古人写活，从正史、野史、趣史中拉出了不少有趣的人和事来摇旗呐喊，来说服读者、吸引读者。
看了后记，我才知道，在这本书中，“正史与小说、典故与白话、权力斗争和制度变迁、政治史和社会史并肩而立，读者们可以穿梭在达官显贵、下僚小吏、落第士人、隐士僧侣甚至市井小民中间，徜徉在不同的朝代和琳琅满目的衙门之间”。我特意闭上眼睛回顾了一下刚刚浏览的内容，还的确有那么一点“徜徉”在古代市井中的味道。
这趟“徜徉”的感觉是沉重的。衙门制度（官僚制度）是我们历史的一大特产，这个制度的弊端和成就一样明显。“腐败就是政治的顽疾，像癌症一样无法根治”、“官衙的后门直通造假工厂的正门”、“论资排辈的升迁环境，也迫使官吏们要少做事、少出错，争取‘无灾无病到三公’”、唯上和圆滑的古代官风、恋栈不去的老官僚等，无不指出古代官场的弊病。而种种官场病态的集大成者就是弥漫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思潮。由此，这本书深入到了社会层面。张程从社会史的角度看中国历史的变迁，这也是现在历史图书的一大写作趋势。
我建议那些有意于衙门人生的“有志青年”，在急着往衙门里面扎之前能够站在衙门口，看看古代官场的百态和市井炎凉。
我也建议以下人群不必阅读本书：两岁开始看“新闻联播”现在佩戴“五道杠”的人；认为阳光下的一切都是光明的人；忙着背英语单词准备出国做世界公民的人。我建议其他读者，都应该好好读读《谈起古代，仕途就这回事》。
是为序。
梅毅（著名历史作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
衙门制度也就是官僚制度，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产，而种种官场病态的集大成者就是千年以来弥漫在中国社会细部的“官本位”文化。
张程著的《谈起古代仕途就这回事》梳理了古代官员从录取到退休的方方面面，读者可以穿梭在达官显贵、下僚小吏、落第士人、隐士僧侣甚至市井小民中间，徜徉在不同的朝代和琳琅满目的衙门之间。野史、传说同正史一样得到了认真的对待，登堂入室，在本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传统的考据演绎与时髦的通俗写作、严谨的史学关怀和轻松的故事传奇得以完美结合。
文官制度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大创造，是对政治学理论和政府管理实践的重要贡献。
在张程著的《谈起古代仕途就这回事》中，正史与小说、典故与白话、权力斗争和制度变迁、政治史和社会史并肩而立，读者们可以穿梭在达官显贵、下僚小吏、落第士人、隐士僧侣甚至市井小民中间，徜徉在不同的朝代和形形色色的衙门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