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的一个县城里，我待了一个星期，李斌在当地的楼盘已经竣工，正进入最为关键的售楼阶段。早在三年前，我曾到过他所在的城市，办公室位于城市的中心地段，整栋建筑都由自家公司承建，占据整一层的办公室无论从格局还是布置上，都与楼上他父亲的办公室一样，这样的安排利于平时汇报工作。
尽管格局一样，这一代人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办公室巨大的木桌子上放着几大盒雪茄，五湖四海来的人们一坐下，李斌就会扔一根古巴产的高希霸雪茄给他们，然后云里雾里地侃起来。那时的他脚上穿着一双两百块的山寨LV高帮休闲鞋，并为人们会把它当真而沾沾自喜，他上身套一件反光豹纹紧身衣，小肚子遮不住地隆了出来，手腕上的法拉利手表是买车时送的，最近他刚拒绝了一次法拉利公司组织的加勒比海之旅，因为实在是太忙了。
李斌无论去哪里，身边总是跟着一大群人，有外地过来的发小，也有当地未来的财富继承人，他们看电影按打买票，出门是轰隆隆的跑车车队，吃饭时摆满山珍海味的大圆桌围满了人，话题主要围绕减肥和新奇的“玩具”，这显然是一个极其害怕孤独的群体。
一天晚上去大排档吃远近闻名的猪蹄子，我被招呼进了李斌的保时捷小跑车里，接着他以每小时一百五公里的速度在晚高峰的车流里飙了起来，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条灵巧的鱼，在河流中左穿右插，突然一个急刹停在了红灯前，“你看，保时捷的陶瓷刹就是好使。”他戴着墨镜，转过头来对我说。
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改成了一间小酒馆，平时会有当地的乐队免费在里面排练和演出，李斌自己也是一个有音乐梦想的人，在我拜访他的那段时间里，他正努力减肥，为了令自己第一张个人音乐专辑的封面显得更有明星范儿，为此他还在北京专门成立了一家娱乐公司。后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凭借几乎绝食的方法，每天只靠两片煮熟的蛋清和一点蔬菜，后期跑步健身，他迅速丢掉了60斤肉，告别了200斤胖子的形象。晚上面对着一大桌宴席，他身边的几个兄弟也信誓旦旦地要开始减肥，但筷子却没能停下来。李斌自己不吃菜，只是不停地往我盘子里夹，他对每一个新来的兄弟都是同样的热情。
李斌喜欢送最新最潮的东西给兄弟，那次iPad发售的第二天，他就从香港进了一打，见人就发，我临走前塞还给他，他硬是又从车窗扔了进来。对于他来说，“兄弟”的定义很广泛，有第一次见的朋友，发小，他家院子里的两个散打和武术冠军，还有他的前任少数民族武警司机(在随后的两年里娶了他的妹妹做老婆，这个曾经可以为他挡子弹的男人如今关系更亲近了)，这些人都可以称之为兄弟。
兄弟们喜欢在他家的私人酒吧里喝酒，他每次总能拿出令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有时候是好几摞的雪茄，有时候是存放了60年的威士忌，无聊的时候，我们会比谁的雪茄烟灰最先掉。白天如果天气好，一大帮兄弟会跑去坐游艇，他们目前的想法是买一架能卜天入地的潜水艇式快艇。
如果是在李斌所在的城市，你几乎很难跟他单独接触，因为除了睡觉，他的身边总是围满了人，话题也是破碎不堪，东一句西一句，我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这种表表面面的生活状态是我极其厌恶的。
乐队在舞台上表演，台下的兄弟里面还有一个外国人、两个开酒庄的中年老板。老外是个中国通，已经在当地混迹了数十年，据说还有吸食毒品的恶习，李斌得知以后，已经尽可能地开始跟他保持距离。
老外卷起了一支大麻烟，听说我在国外期间也曾飞过叶子，他似乎终于发现了一个同类，“哥伦比亚来的，非常不错”，说完就要递给我，李斌看到这一幕显得非常不安，“你最好不要碰这东西。”他说。李斌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很自律的人，赌博和毒品是他绝不会碰的两样东西。我回应道：“这在美国几乎人人都抽，尤其是大学里面，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我自己本身并不享受吸食大麻的感觉，可无奈每次回到美国，在那个幸福而又贫瘠的小镇上，我总能跟这东西不期而遇。
第一次是在一个公园的停车场里，昏暗的路灯下，驾驶座上的哥们含住盛满大麻的烟斗，用火机点燃烟草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吐到了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里，然后转手交到了我的手上。于是手里拿着魔鬼的契约，我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收音机里播放着JACK JOHNSON的一首歌：
“I JUST WANT THE TRAIN TO BREAK DOWN，SO I CAN TAKEA WALK AROUND．TO SEE WHAT I HAVE NEVER SEEN，TO FEEL THAT I HAVE FELT．”(我只想让这辆火车出故障，好让我出去走走。看我从没见过的，感觉我从没感受的。)
混子
李斌如今在异地开疆辟地，为他开车的是同龄的前特警，人忠厚老实，寸步不离李斌，随身挎着个包，里面是现金和银行卡，买单收尾的工作都由他完成。除了忠诚，此人以前还曾组过乐队，担任鼓手，有些玩资。身处外地，李斌身边培养起了一帮这样的人，他们年纪都不大，但社会阅历丰富，知识结构也并不缺乏。有文身的前东北黑社会，玩吉他一流，还会拉马头琴；有14岁一人离家出走，到深圳闯荡的胖子，是个杂家，说起好莱坞电影和汽车头头是道。
这些人虽然平时喜欢插科打诨，但办起事来也绝不马虎，在一个气温将近35度的下午，就因为李斌头天晚上无意提到的一句话，他们开着皮卡，光着膀子，把楼盘外立在道路两旁，绵延5公里的广告标语牌统统修缮擦洗了一番。
混过社会的人知道执行力的重要性，这是笼络金钱和安抚人心的根本，他们把信誉也看得很重，至少比政府更爱惜自己的羽毛，这是个人号召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这些道上的人我曾有过两次长时间的接触，一次在东北，一次在海南。以至于到后来，我光看一个人的眼神，就能知道他的影响力曾达到什么样的层级。
P10-13
“滋养我者，必将毁灭我”，我一直考虑将这句话文在身上。
如果没有父亲，书里的一切采访对象都将不存在。每当我采访长辈的时候，他们总会问我一个问题，“你会接父亲的班吗？”我的回答千篇一律，甚至无聊，“没法接，他那是无形资产，没人可以替代他。”
也许这是对的，每个财富的第一代积累者，其企业身上都深深地印着他或她的烙印。这似乎无人可以取代，他的社会关系，他的江湖地位，他的逻辑思维，他的酒量，他的人格魅力，他的说话方式，这一切的一切，你必须突破，否则你只能成为一个守大门的。
可如何突破？在物质条件充分满足之后，一个人如何能找到前进的动力？当一个人从未受挫，他又如何能经受住风雨？当一个人没尝试过饥寒交迫，受人歧视的感觉，他又如何有改变命运的欲望？当一个人出生在人人自我的年代，他又如何与社会和自己的企业相连接？当一个渴望自我实现的新时代横空出世之时，他该如何调整与家族传承的关系？
父亲的事业做得越大，我就越担心后继无人，无形的理论我没有兴趣研究，有形的如书院之类我压根儿没参与过任何形式的经营和管理，一直以来，我总是作为一个局外人，不近不远地观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年近三十，我开始感到恐惧，不是自我的失去以及虚空，而是对家族基业的继承。
为此，我踏上了寻访拥有相同背景孩子的历程。当然，这些关系也是通过父亲获得的，还有杂志社的工作。回首过往，我所有的事竟然都是父母安排的，小学以及初中高中，美国的交换生一年，加拿大的预科和大学，一直到现在，我还可悲地拿着家里救济的每月一万块钱在做着所谓的采访。
半年过去了，我不知道自己悟出了什么，立志于何事我还是没有头绪，拖延症依旧折磨着我，身体也已日益萎靡。体检的结果是中度脂肪肝，并在一年内犯了3次痛风，尿酸数值一度飙升超过600，大拇指脚趾和脚掌一旦肿起来，就会又是一个蚂蚁爬满骨头的不眠之夜。
讽刺的是，我也就一周喝大一次，三天吃一次海鲜，从广州到了北京后，更是一个月才有一次酒局，作为一个本欲声色犬马、快意人生的人，这应该是最大的悲哀。一位中医大夫在把过脉后说我肝火旺，并说他行医多年从未遇到这样的人，有接近的，但他们早已被社会和单位推翻，无力反抗。他建议我平时应多独处，自我观照。
我尝试过瑜伽和徒步、，健身和太极，灵修与团体分享，接下来找到了高尔夫，一项断断续续从事了十几年的运动。在下场摔了几次球杆之后（一次还砸到球童身上），我的心开始静下来，并悟出了一个早就应该明白的道理：无论事情好坏，不要抱怨外部环境，我是一切的源头。
这一点在我修订书稿的时候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从外地回来，拖着不断渗脓汁、被磨破的膝盖（酒后跳街舞的恶果），我两周没有洗澡，也没怎么出门。这正好给了我一个老实编写书稿的机会，可就在修订完第三稿，加了两万字的内容后，我在储存的时候，鬼上身似的点了否字。
就这样，三天30个小时的工作全部作废，更重要的是一腔热血丧失殆尽。
我变成了一头困兽，开始辱骂自己，差点把电脑从19楼扔下去。这个时候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声音：“你写的这些东西有意义吗？全是垃圾，别他妈无病呻吟了。”
我很熟悉这个声音，它时不时地会出来提醒我是一个废物。就像有一次《南方人物周刊》杂志社的年会上，我第一次得到了主编的表扬，他说：“你表现得很好，我要把这事告诉你父亲，你并没活在他的阴影里。”
听完这话，我的泪水不停地滴了下来，接着一个人来到了外面的草地上，跪倒在地，对着夜空，嚎啕大哭起来，因为主编的一番话，让我意识到，至少在记者这个行当，自己已经永远无法超越父亲了。
我不知道这条寻访的路还要走多久，我也不知道我的个人价值到底在哪里。在遇到了太多人抱着感恩的心和为他人而活的时候，我感到更迷茫，在遇到太多人找到了自己的灵魂寄托时，我显得更为孤独和不合群。
我的虚无很猥琐，因为寄托在无物质条件担忧的前提下，外加懒惰，但我的虚无绝对真实，因为好几次，当我从不同的床前醒过来的时候，我感到人生是如此的无意义。
就像曾经教会我疯狂英语的李阳，他说：“我是早晨起来半个小时的时候，感到非常恐怖，非常害怕。觉得特别没意义，活着也没意义。”
为对抗这种痛苦，李阳会进卫生间，原地跳100下，洗个冷水澡，待血液加快循环后，才把那个在虚无中无限下沉的自己拯救回来。
我的办法是去走访，与各种各样的人探讨人生的意义。
在翼装飞行大师克里布斯（世界翼装飞行第一人）看来，钱无非是“印着死人头的纸张而已”。为了完成自己一次次飞翔的梦想，他的生活相当拮据，经常吃Raman泡面度日，只要有多余的钢销，他都会毫不吝惜地砸人事业，用以支付全球旅行以及购置专业设备的费用。
日本摄影艺术家杉本博司跟我说过一个故事。老头第一次古董收藏起始于纽约，那个时候这位初出茅庐的艺术家遇到了一个大收藏家，藏家手中的一尊古代佛像引起了他的注意，但价格出奇昂贵。不过藏家欣赏他的摄影作品，因此提出以他的几张作品来抵掉部分的价格。倾家荡产外加自己的几幅得意之作，他终于把佛像迎回了家。独自静心观摩之时，他竟有种被救赎之感。从此古董成了他触摸和穿越历史的重要物件。
一个是最前沿的极限运动狂人，一个是禅意十足的“古老”摄影师，但他们面对生活，几乎给出了一样的答案：人的一辈子很短，总要为一些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去燃烧生命。
第一次见克里布斯的时候，他瘸着腿，膝盖上绑着固定器，几个月前刚从南非一次致命的“坠毁”中活过来，膝盖完全粉碎，里面插满了钢钉，可他当时已经“夸夸其谈”起新的征服，以及这项运动在中国伟大的商业未来。而杉本博司，我问他何时退休，他开玩笑地说：“也许会在死前的五分钟。”65岁的老头子眼下还有几十个艺术项目准备付诸实现，所有时间已被彻底排满。
一本时尚杂志上介绍了当代最伟大的钟表匠乔治·丹尼斯，85岁的大不列颠老头去年11月刚刚去世，他一生只制作了37块表，但每个零件直到最后一颗螺丝都由他亲手完成，这很罕见，因为自文艺复兴起，机械钟表一直是分工制造，其中繁复的34种手工艺一般人极难掌握，可丹尼斯竟然完全是无师自通。除此之外，他还发明了同轴擒纵机构，被誉为250年以来机械表领域最伟大的发明。
丹尼斯经常一个人连续36个小时摆弄零件，房间里连收音机都不开，他说自己在“聆听寂静”，可就连这他有时觉得还是吵。在他去世前不久，绿色的工作台上还摆放着一个据说已经完成了80％的钟表，为此他耗费了10年的光阴。
丹尼斯的庄园有20个房间，屋外摆放着一排老爷车，其中有辆上世纪30年代单圈成绩最快的宾利，由他自己负责维护。他手上一直戴着一块欧米茄，定期检查内芯以及上发条，以确保其运行良好，分秒不差。中午饭时间，他喜欢一个人在小酒馆里喝上一品脱苦啤酒。
可中国第一代富豪们都是洗脚上田，他们本身没有可相信的东西，因为明天能否活着都是个问题。这就像我在北京去一个富豪的四合院里，里面摆满了他历年的各种藏品。世纪初LV的野生动物皮做的箱子，像杂物一样堆到了天花板上，明代的黄花梨大木柜矗立在房间内，据说连故宫博物院都没有的皇帝的鸟笼使用了玉、象牙、紫檀木等好几种材质，还有一块拿出来会满堂生辉的翡翠，多少人拿着支票本追着他要。
每经过一个厢房，他手指处都会配以口头禅：“厉害，这东西厉害！”逛完一圈下来，你感觉穿越了时空，回到了某王爷的宅子里。可最令人感叹的是他最后拿出来的一个东西，那是一个化妆盒大小的箱子，里面是最上等的玉器和宝石。
他说：“哪天出事了，我拎着这个箱子就走，只要有这些东西，我就能东山再起。”
这让我想起了马云辞去阿里巴巴的职务前在企业家群体里说过的话：“我研究过中国的商人，善终的实在不多。”还有陈丹青的话：“中国人就是去他妈的，活着最重要。”
没有可信之物，人便要寻找刺激，以获得一种存在感。日本有的人当年到最后甚至开始赌起全副身家性命，先是老婆和孩子的，然后进入一个房间，两扇门，一生一死，选择了死自己就必须去死。
而真正的贵族是有一种荣耀感的，因为他会与生俱来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就算路边一个人有事，。他也会去伸出援手，他们有改变社会的抱负，同时为了这个理想可以献出生命，这是一种敢死的决心，这也让他们有别于他人。
在罗伯特·弗兰克所著的《富人国》一书里曾这样写道：“20世纪80年代以前，继承遗产的家庭仅限于贵族家庭，他们对亲自养育孩子的传统相当重视。他们很少谈钱，他们教育孩子要懂得保持低调，绝不能让家族蒙羞，要选择令人尊敬的职业，避开唯利是图的工作。他们给孩子灌输的观点是：贵族是有别于普通人的一个族群，拥有更多的自由，也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
正如华尔街大佬的二代们，索罗斯的儿子正攻读欧洲现代史的博士学位，同时还成立了一个社会公正基金，摩根斯坦利CEO的女儿组了乐队，成了音乐人，摩根大通CEO的女儿从事的是新闻业，高盛CEO的女儿成立了一个提供女性教育机会的项目，而前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的女儿则是一位职业骑师。
如果人生是一场牌局的话，那么中国财富的传承人们，他们从出生开始就拿着一手手的好牌，以至于他们根本不知道人生游戏的真正趣味所在，而除了拥有金钱这个保姆之外，他们似乎说不出还继承了些什么，那么当见惯不惊、麻木不仁成为了人生信条后，除了说出“我交朋友不在乎有钱没钱，反正都没我有钱”之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希望这本小书能呈现其中的一些问题，至于答案，根本一点儿都不重要，关键是提出问题。
而这本书也是我回国6年的一个回望，很可惜回首过往，由于懒惰和敷衍，我并没留下太多精彩的文字，以至于区区15万字的书稿，完稿后竟然有精尽人亡之感。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没有他们的言传身教和无比的包容，我不可能是今天的我，而如果没有父亲强制性地从小把我带在身边，我不会具备超越同龄人的阅历，当然我现在更希望拥有一颗透明的心，能穿过谎言去拥抱这个世界。
其次是我所供职的《南方人物周刊》。我不是一个勤奋的记者，但是在《南方人物周刊》的四年多里，世界在我眼前变得更为广阔和立体，更重要的是它逼迫我去记录和观察这个社会，否则这本书将显得无比单调。
最后我要感谢我所接触到的每一个草根老板，以及他们的后代。作为一个突然闯入这个圈子的陌生人，他们给予了我足够的信任，并尽可能地袒露给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对此我感到无比的幸运，也深知这份信任的重量。
最后我想以德国作家黑塞《悉达多》里面的一段话给这本书划上一个句号（也许只是一个分号）。
走过许许多多的弯路，我逐渐从成人变成了孩子，从思想家变成了平凡的人。而这条路仍属不错。仅仅为了再度成为孩子并从头再来，我需要体验那么多的愚蠢与罪孽，那么多的谬误与恶心，那么多的幻灭与悲伤。但是事情本应如此，并非差错。我需要先成为无知的愚人，然后才能发现自我中永恒的阿特曼，我需要造作罪孽才能重新开始生活。这条路愚不可及，仿佛是螺旋形，也许是原地绕圈子；但无论他会引我到何方，我都将循路前行。
——黑塞《悉达多》
我们都是财富的孩子
钱煜竹
感谢大骐邀请我给他的新书写序，但我写不成序，只是读完以后的确有一些想分享的话。
先说大骐。初见他的时候，他像一个已经给自己判了刑的人，以审判自己来裁定这个世界的罪。并且坚决不允许你修改他的刑期，否则他将为此去犯更重的罪，以显示起码在摧毁自己这件事情上，他还拥有发言权和掌控力。
在他的脸上，习惯性地写着拒绝或者忍吞，以他面对谁来决定这两种能量的切换。但是，你若不被他的脸唬住，坚决地走近他，就会发现所有夸张的招式背后并没有准备弹药，也没有攻击的意图；他只是强烈地表达“不允许”——不允许你了解他的愤怒，也不允许你安慰他的痛苦，就此留着印记，似乎等待被谁看见；似乎他一旦柔软了，便消散了，只有以别扭的姿态活着，才能勉强支撑起一个空间以标示边界；哪怕被你越界，他也会擦亮他的界碑。渐渐地，你会明白这是他的单纯，只不过想要一个界碑的单纯。那点倔强，不过是为争得一点点存在感。
读他的书，直接读到他的倔强。你分明知道他极渴望说些什么，却又一副不求着你听懂的姿态，以此避开被任何的观点驳倒；甚至于，似乎被你随便地懂了，便是他媚俗了。他就是这样，要你特用力地去明白他，以感受诚意和安全。他说话也是这样，刻意不用力的样子，似乎说话本身就是浪费，而你必须学会跟他在没有说出来的话里沟通。
但是这本书打动了我。
这本书看似是写富二代（或者如作者所说“创二代”）的。与其说这个群体很特别，不如说我们正置身于一个特别的时代，一个初尝财富的滋味的时代。作为“财富的孩子”，他们出生于父辈的成就与荣耀，也就出生于一台被调高了基准的秤上，一直处于称不出自己的份量的失重状态中。从记事起，眼前便是各种纷乱与传奇的脚步，似乎道路宽阔，却无法在那些已有的脚印上踩出自己的路径；为了看见自己的脚印，他们几乎都曾挣扎于寻找一条新的出路，为此不惜刻意地离开父辈的脚印；而这种寻找，在身边的人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似乎抬腿便走就是路了。痛苦，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眼中所见的，是一个现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按时间线索排列成因果的关系，所以我们时常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而焦虑于当下，拼命想做一个最“对”的选择，以奴役我们的现在去换取一个未来。而其实，所谓的过去、现在、未来，不过是同一幅画面里的不同部分，随着目光的推移而逐渐显现罢了，它们同时联系在一个焦点上，即我们对自己内在生命意图的领悟和感知。所以它们是同时显现、同时改变着、同时作用于当下的。随着我们对生命的感知不同，一切的现象舜间便会显现出不同的意义，哪怕是那些已经发生、看似固定了的过去；经由我们对自己的不同认知层面，那些曾经被认为是成就的，或许会显像成一个狡黠的误会，以廉价的成果埋葬了生命的激情；而那些曾经以为是磨难的，却会显出成就你的机缘和巨大的善意。所以人生的一切发生，其实建基于我们每个当下对生命的认知，然后在时间的显影作用下被实现出来。
所以每一个生命的真正需求，是被看见，被如实地看见、被如是地看见；生命的欣喜，在于一朵花被当作一朵花去欣赏，而不在乎它是否达成“美丽”的标准，一棵草被当作一棵草去认知，而不在乎它是否显耀过周边的植物。一个生命如若被看见，被了解，被当作自己本来的模样去接纳，内在的生命意图才会真正绽放为一个有意识的认知系统和有方向感的行为系统。生命的意识越清晰，这份需求就越强烈。
这些年轻的生命，，因为成长的背景，他们注定早熟；但是在一个已经形成规制并且强势的价值观背景里，他们又注定显得很幼稚。他们无法重复父辈的成长线索，却被期望着在这条线索里起步；而其实谁也无法成为另一个生命的延长线，因为那样他将没有必要作为独立意识而存在。所以，他们只能以向外推攘的方式宣告自己的独立性，而这种建立存在感的努力，通常都演变成一连串没有方向感的胡乱证明，有时甚至胡乱到自己都觉得无聊的地步。
说他们痛苦，显得很矫情，因为他们似乎比谁都缺乏痛苦的理由，特别是相较于他们艰难而显耀的父辈而言，他们的痛苦更显得像一种畸形的审美癖好。而正是这种没有权力痛苦的困境，令到他们唯有制造和放大痛苦，因为觉得自己嗓门儿太小，所以要刻意地大声。
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很担心通篇充斥着不满与投诉，像一个弱者对强者的滑稽而无力的攻击。所幸大骐没有，他只是作为当事人之一，观察着痛苦；不只是这些年轻人的痛苦，也是他们和父辈们一起的，甚至整个时代的痛苦，因为真正的痛苦从来都是集体命题。
有必要说一下不满和痛苦的区别，因为看起来太类似而本质上差太远。不满，是内在的生存恐惧向外投射，用不断地评判和否定向环境索要更多，所以我们追逐各种安慰剂：财富、情感、地位、成就、灵修游戏、信仰慰籍……我们吞食各种美味的价值符号以安慰我们的不满，我们借评价别人或评价环境以转移我们对自己的不安。不满是容易被安慰的，虽然每次只是暂时的，但我们总可以找到新的安慰剂。
痛苦，却是无法被消解的。它是一场内在的发酵，一场关于觉知的孕育；它有时候看似跟不满很像，因为它也要借助否定来开启质疑和思考。痛苦源于内在的生命意图与现实人生的摩擦，与任何的得到与失去都无关。所以痛苦无法被安慰，无法被财富、被关系、被世间任何的甜枣所满足，因为它不是对这个世界的评价，而是对自己的质问；它的不可消除，在于它如此真切，而你却几乎无法给它一个合理的名份存在。
我看见大骐在这本书里观察痛苦：那些不能承受期望的痛苦，那些渴望实现自己又无法忍受别人失望的痛苦，那些明明不是却要假装自己是的痛苦，那些没有出路宁可胡乱撞墙也不肯被现实招安的痛苦，那些顺从了所有人却无法安放心灵的痛苦……
但同时，还有那些在确定的财富面前不敢重新迷茫的痛苦，那些创造了成就却并未自由的心灵的痛苦，那些内在明明纠结着却要摆出确定的姿态以提供依靠的痛苦，那些无从寻找关怀的痛苦，那些失却了与生命鲜活的连接只能将爱隐藏在理性说教里的痛苦……
说到这里，已经不是关于富二代或者富一代的话题，而是关于这个时代的话题，这个看似充满机遇和资源的时代，我们轻易地养活了我们的身体甚至养活了我们的身份，但是在“财富“这件事情上，其实谁也无法站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背景下，为那些旺盛的渴望提供指引。我们集体处于淘宝的狂喜中，我们甚至将整个人生投资进去这场掘金行动，但其实很少有人真正知道如何收回成本，如何在这场淘宝的征战里把自己的人生赢回来。所以，富二代们，是在替我们整个社会表达迷茫，因为除了财富和显赫的成功故事，并没有人知道我们真正要传承下去的是什么。我们集体地幼稚着，我们都是财富的孩子，我们都在经历成长的烦恼。
就在我写这篇序的时候，他拿来一幅字给我看，外公写给他和弟弟的。依然是没有温度的表情，想说点什么又觉得多余的样子。他拿着字的样子里，有坦然的富足和安全，或许那是他的财富，只是暂时不能变现罢了。
作者王大骐作为一个从小在权利和财富的饭桌边长大的孩子，收获了异于同龄人的麻木，而世界在不断增长的非凡阅历里变得黯淡无光，空虚开始吞噬他，他在自己编织的牢笼里肆意放纵和自我消耗。
直到有一天，他受够了自己的生活，开始上路去寻访与他有相同背景的年轻人，试图从别人身上找到一个答案。
从迪拜到夏威夷，从马赛马拉大草原到拉斯维加斯，从中国的北方到南方，他花费百万，访谈超过50个一代和二代，最后发现了一个群体集体面对财富的焦虑和恐慌，也看到了自己身上被财富泯灭的那部分灵魂。
在豪车美女盛宴之外，《财富的孩子》是中国第一本试图深入打量二代群体的非虚构作品，里面同时也掺杂了作者个人的很多“私货”，这令到内容不时显得凌乱和跳脱，但这似乎更突出了作者写作的初衷：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书内的六个主要人物，刚好处于交接班的过渡期，也是从孩子到成年人的蜕变期。他们的父母无一不曾是彻头彻尾的屌丝，时代的浪潮把他们送上了财富的巅峰。如果说一代的命运在于改造自己以适应这个时代，那么二代则需要活出自我，以争取自己的人生主场权。
可是那句诅咒却如此难以破除，就像无数的童话故事里描绘过的：即刻满足的欲望，无限延期的自由。
他们是财富的孩子，也是时代的宠儿；
他们和你一样的青春，却有着不一样的世界；
他们努力摆脱父辈的阴影，试图成为真正的自己……
一个被命名为“富二代”的群体，他们都是财富的孩子，都在经历着成长的烦恼，都面临着同样的宿命：自我救赎。
这是一个特别的时代：拼爹时代已经结束，而拼儿时代才刚刚开始……
王大骐所著的《财富的孩子》叙述六个年轻富二代的人生寓言，揭露隐藏在财富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一部深刻理解富二代的智慧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