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巢
跟所有的老榆树一样，纷纷扬扬落尽了叶子，沉沉地睡去。只是到了隔年春末，却独独不见醒来，母亲说：
“等等看。”
此后，我们全家人还是隔三岔五地给它浇水；时刻盼望着有喜鹊或乌鸦在它枝头做巢，给我们关于它可能生还的一丝讯息。
就这样，我们熬到秋末时，则亲眼目睹了好几对寻地做巢的乌鸦和喜鹊，于它枯干的枝头飞绕几匝，竟不声不响地飞去了。父亲走出院门，咬着烟秆，痴痴地看着它们一直滑翔成两粒微弱的黑点后，便脚步持重地回到院子，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
“把它斫掉。”
除了姐姐，我们家没有人敢反对父亲的权威。当父亲磕掉黄铜烟锅里的烟灰走向斧头时，姐姐哭泣着把斧头藏到了身后。
胡子拉碴的父亲说：“给我。”
姐姐用她白藕样的手腕抹眼泪。姐姐恳求：“爸爸，就给它再浇一年水吧！”
父亲瞅了瞅姐姐苹果样的脸蛋上，涂满了乱七八糟的眼泪。又抬头看了看奓在院外头老榆树上枯干的枝柯。其实父亲的突然举措，是跟我们一起守望老榆树的整整一年里，病痛的他瞅到了来自死亡的寂寥与萧瑟。弟弟已经长到了十八岁，订了婚的姐姐要不了多少日子就会成为别家的人。父亲老了。愈来愈感不适的父亲已经不由自主地留意起死亡的气息和黑暗的影子。我们只能从父亲强忍的身体上看到与往日似乎没有差别的一如平常。
在母亲的执意要求下，姐姐已很少下地。忙于农活，又忙于一日三餐的母亲顾不上给姐姐为期不远的嫁妆插手。我听见夜里哀叹的母亲给姐姐说，地里的活着实太多了。我和弟弟看得出，母亲是想挤出火柴棍那么短、就火柴棍那么短的一点儿时间陪姐姐说说话，哪怕为她花架上正在描绣的牡丹添上一片绿色丝线织就的叶也成。可母亲每天总要为家里的活路忙活到深夜。父亲蹴在檐台上抽起旱烟的咳嗽声愈来愈响亮了。姐姐还是抽空儿去给院外枯死的老榆树浇水。我记得，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姐姐，我来吧！”
那夜的月光像刚刚汲出井口的水，冰凉清澈。我知道姐姐是想在离开我们的院落以前，将我们院外的给我们遮蔽了二十多年阴凉的老榆树救活（我们家从老屋搬过来，搬到老榆树底下也就二十年）。看来一切都是徒劳。
弟弟似乎最先看到了水的无能为力，弟弟爬上枯干的老榆树顶梢，在一柯丫形的枝杈间，用很细密的枝梢交错着，给寻找树杈乌鸦喜鹊们织了只精致的巢。
第二天清晨，依然在院里如刺般咳嗽的父亲灰蒙蒙的眼睛发亮了。他惊喜地叫喊着走向鸡笼的母亲和入睡不久的姐姐，还有我和弟弟。父亲像村中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一样用姐姐的名叫母亲了（其实父亲还不老，过完了这个年，他才四十九岁）。
“梨花、梨花。槐林、杨林。”
第一朵梨花是我母亲，第二朵梨花是姐姐。父亲咳嗽：
“咳、咳。”
我们都慌慌张张地跳进院子，跳到了父亲左右。母亲站在父亲身后，姐姐的肩挨着父亲瘦起来的胳膊，趿着鞋子的我和弟弟立到父亲前头，顺着父亲抬高的手臂以及手指的方向放飞了我们的目光，犹如目睹了彩虹，我和弟弟惊喜地张大了嘴巴。我们看到：枯干的榆树顶梢那枝条交错得齐整的巢。父亲这时欣喜得像个孩子，吵吵嚷嚷地叫我们看。
“都看啦，都看。”
我相信，我们的目光谁都没有偏离鸟巢。
母亲那一天显得格外静，静得像缕炊烟。父亲的眼睛像月夜的河流般发亮了；他许久都波澜不惊的目光，刹那间有了澎湃的激情，有了粼粼的波光。姐姐的眼里分明是蕴满着泪水。姐姐眼泪汪汪的眼睛眯眯起来。她肯定知道，她眼皮不能动，哪怕是稍微眨一下，决堤的洪流就会从眼眶里奔涌而出。阳光晒上姐姐镜子样光洁的脸庞。姐姐的脸太阳似的照亮了我们的院子，姐姐的白手臂变成了金色。佛陀样的金色。姐姐听到了夜半的院门声。
弟弟轻手猫脚地开启院门时，姐姐窗户上的灯还没熄去，铜色的灯光落到了院墙和半扇门扉上。哐当。姐姐没怎么留意。姐姐的牡丹花就要绣成了，姐姐还想给母亲留下最后的一针。到时候，河那边的嫂嫂和婆姨们问她，她就会轻声说：是我妈绣的。院门又哐当响了一下，院中惟一一簇金针草的气息很浓郁。是门环拍打了门板。深夜里门环拍打院门是常有的事。姐姐还没有睡意，她沉浸在已经鲜活起来的牡丹的姹紫嫣红里。放在院子中的架子车，哐，响得很沉闷。姐姐问，谁？谁撞到了架子车上，谁只是嘘了声。告诉姐姐别吱声，姐姐听出——是弟弟。而后，庭院正中的便盆响起银子样的叮叮当当。弟弟似乎有意隔着窗户问：姐，你还没睡吗？姐姐嗯了声。弟弟说：姐，你睡吧，你不睡，我睡不着。姐姐放下了手中给牡丹花镏金边的花针，钻进被窝里，将被角掖在脖颈下，灯灭了。新月如一把锃亮的镰刀挂在老榆树的虬枝上空。一窠鸟巢棉帽子似的镶在新月底下的树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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