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史制时期：从夏到商
一个神情庄严的巫史，在祷告上天之后，从火中取出烧烤过的牛骨或龟壳。所有的人都不安地等待着，牛骨或龟壳上会出现怎样的裂纹呢？这些裂纹的数目、走向和长短，将决定着国家的重大决策与命运：战争还是和平，丰收还是饥馑，胜利还是失败。忽然，巫史抬起头来，高声宣布说：“大吉！”于是，从君主到百官到万民，无不山呼万岁。
从夏朝到南朝，大约一千年的时间里，巫史在整个国家机构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国家所有活动，几乎都要通过巫史的占卜来决定。所以，这个时期的官制主要是巫史制。
夏商两代的文献资料极少，但从甲骨文等文物资料中仍可了解其大致情况。
夏代的君主沿袭氐族首领的称号，称为“后”，古代文献中多写作“夏后”或“夏后氏”，后来又称“王”。王起初是军事首领的称号，含有唯我独尊、强制服从的意思。商代君主沿称为王，但对先王有时仍称为“后”。王是至高无上的，故商代的王常常自称“予一人”，亦即后世“寡人”、“孤家”的意思。
王位是世袭的。世袭有传子与传弟两种，传子叫“世”，传弟叫“及”。《礼记》里说的“大人世及以为礼”，就反映了这种制度。《史记·夏本纪》中把夏代的国君称为“帝”，是受了三皇五帝传说的影响，实际上并非如此。
在王之下，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官，便是神权的体现者——巫史。巫在氏族社会中就有了，职务是掌管祭神，并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国家产生以后，国君被认为是代表上天意志在人间进行统治的。上天的意志怎样才能知道呢？那就要用卜筮的方法去窥探。这样，巫就成了上天的使者，故称为“史”。
巫史是夏商两代国家机械中最有权威的官职，甲骨文中一般写作“史”、“大史”或“卿史”。国家的各种政治活动，包括战争、狩猎、求雨、继位等等，无不由巫史通过占卜来决定。所以，巫史绝不是仅仅掌管祭天的礼官，而是当时最重要的政务官员。巫史往往由两三个人同时担任，《尚书·甘誓》称为“三正”。夏后启讨伐有扈氏的罪名之一，就是“怠弃三正”，这种罪自然是不可饶恕的。而启又是奉天命进行征讨的，可见“三正”绝非一般的官，而是天意的体现者。巫史的职务主要是占卜、祭祀，同时又可以带兵作战、制定历法、保管典册、审理诉讼、奉命出使、教育王子，甚至担任王的老师。巫史的职位如此重要，所以它同王一样也是世袭的。
除了巫史，最重要的就是王族成员了。王族成员是包括王的妻妾、兄弟、子女、伯叔等。另外，王的外戚和女婿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王族与王亲的成员，常受王命去指挥战争、管理籍田、祭祀祖先等，只是没有具体的官职名称。从甲骨文等中可以知道，王的妻妾称为“妇”，王的儿子称为“子”。武丁的妻子妇好就是商代著名的军事将领。甲骨文中又常见“亚”字，系指王的卫队长，常常带领武装人员执行王命。《尔雅》中有“两婿相谓日亚”的说法，那么“亚”很可能就是王的女婿，由王婿来担任王的卫队长也是颇为合适的。在商代后期，纣王的伯父、叔父都担任着要职，称为太师、少师。
夏商两代的国家官员，主要就是巫史和王族。他们的职位大抵是世袭的，无论贤与不肖，都仍然继承着上一辈的高官厚禄。当然，除了巫史和王族之外，国君也还需要一些为其生活服务的家臣。在这些家臣中，有所谓“牧正”，是管理畜牧的；有所谓“庖正”，是管理膳食的；有所谓“车正”，是管理车旅的；等等。这些家臣虽说也是职官，其实地位极为卑下，在本质上仍是一种高级奴隶罢了。但由于这些家臣得到君主的宠信，也时常被君主派遣处理某些政务，如清查籍田、传达王命、出使别地等。在古代中国，国家是由某一个家庭或宗族统治的，国君的私事与国家的公务经常混杂在一起，难以分清。我们不是常见古代君主在拒谏时，对大臣说出“这是朕的家事，不用卿管”之类的话吗？因而为君王和王族服务的奴仆——家臣，从一开始就属于国家官吏。
作为早期的国家政权，夏代和商代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和武力征服基础上的。中国的官吏制度发端于此，但还远未完备。臣服于国君的氏族与部落，其首领仍由本族人担任，称为侯、伯等，并不由国君来任命或分封，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些氏族与部落时而归顺，时而反叛，反复无常。在归顺的时候，侯、伯自然算是国家的官员，而在反叛的时候，侯、伯也自然算不得国家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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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中国古代官吏阶层的建设，看起来是一个理论问题，其实具有莫大的现实意义。从宏观上看，历代官吏队伍的建设无非分为组织建设和道德建设两部分。历来对于古代官吏组织建设的研究比较充分，对于古代官吏道德建设的研究相对薄弱。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官制建设源远流长，官德建设也丰富深邃。这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理应得到今人的珍视和利用。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清官循吏，同时也不乏贪官污吏。他们之间的区别，归根到底，在一个“德”字。有德则清，无德则浊。积德则善，失德则恶。重德则兴，轻德则亡。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记取。
本书的初稿写于二oOo年九月，距今已有十五年。就一部书而言，它远非尽善尽美。近来又对此书作了大幅度修改，全书结构大致如下：
《何物乌纱帽？》，是一个弓I子，目的是弓I起读者对“乌纱帽”及其背后文化的兴趣；
一、《簪缨之族：历代官制的流变》，写中国官制的简史；
二、《呼唤青天：百姓心中的清官与良吏》，写历代的清官；
三、《千古名谏：官吏德才的集中体现》，写历代的谏议；
四、《奉天承运：帝王的家训》，写皇室对自己的约束；
五、《鞠躬尽瘁：宰相的家范》，写宰相对自己的规范；
六、《见贤思齐：名儒的家规》，写儒家对自己的要求；
七、《精忠报国：慈母的家教》，写母教的故事；
八、《激浊扬清：古代的警示教育》，写警示的案例；
九、《纠察之官：从御史府到都察院》，写历代的督察与执法；
十、《为官箴言：有关官德的书籍与谣谚》，介绍几部古人关于官德的书，以及民间关于官吏道德的谣谚。
古代官德教育是一个严肃的课题，本书主要采取讲故事的方式，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借古喻今，古为今用。耕耘的甘苦作者自知，收成的得失却要请方家不吝指教。
韦明铧韦艾佳
2015年6月于扬州墅园
何物乌纱帽？
这是一本漫话古代官德的书，但在开头想谈一谈权力的象征——乌纱帽。
在中国民间，服饰衣冠除了它们自身本来的意义之外，往往还是某种职业、性别、阶层等等的象征，甚至代称。例如“布衣”是指百姓，“裙钗”是指妇女，“青衿”是指秀才，“黄冠”是指道士，“乌纱帽”则是泛指整个官僚阶层。将服装赋予特殊的文化内涵，这在世界各国都不乏其例。法国大革命激进派自称“长裤汉”，意大利加里波等组织的志愿军自称“红衫军”，德国民族主义分子自称“钢盔团”，瑞典政坛保守力量自称“便帽派”，都是以衣冠作为政治旗帜的。
就中国而言，也许没有什么词语比“乌纱帽”这个词更家喻户晓的了。在旧时代，一顶乌纱帽便意味着权势、威严、荣耀、前程、成功、责任、风险等等。乌纱帽的有无得失，不仅关系着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荣辱兴亡，有时也影响到一个时代或一个地方的治乱盛衰。
然而，“乌纱帽”究竟是何物呢？它是怎样从一顶普通的帽子逐渐演变为官僚阶层的象征的呢？
最早的乌纱帽出现于南朝，是由宋建安王休仁创制的。因休仁官任司徒，民间又称乌纱帽为“司徒状”。《宋书·五行志》说：“明帝初，司徒建安王休仁统军赭圻，制乌纱帽，反抽帽裙，民间谓之‘司徒状’，京邑翕然相尚。”此时的乌纱帽，官民均可戴，并非官员所特有。
到隋朝，皇帝和贵族多青睐于乌纱帽一类衣饰，蔚成风气。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一○云：“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纹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走庶，皆着黄袍及衫，出入殿省。后乌纱帽渐废，贵贱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此时的乌纱帽，不过是一般的时尚物品，不久便被更为时尚的“折上巾”所取代了。“折上巾”原是一种戎冠，即军帽。帽子样式的流行、更替，是社会风气变化的一种反映，但也说明了当时的乌纱帽还没有什么神圣的光环。
乌纱帽在隋末被冷落一段时间后，到唐太宗时又时来运转了。据五代时人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中“乌纱帽”条说，武德九年(626)十一月，太宗诏日：“自今以后，天子服乌纱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显然；乌纱帽在唐太宗的提倡下，一时成了全民统一的冠式。从唐太宗起，直到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乌纱帽都是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通常所戴的便帽，而非官帽。这在唐诗中可以找到许多例子，如李白有一首《答友人赠乌纱帽》云：“领得乌纱帽，全胜白接罪。山人不照镜，稚子道相宜。”乌纱帽如果是官帽，就只能朝廷授予。现在既然是由友人赠送，可见它绝不是官帽。李颀有一首赠高适的《答高三十五留别便呈于十一》云：“故园壁挂乌纱帽，官舍尘生白接□。”当时高适刚刚当上县尉，公事繁忙。李颀在诗中说高适因忙于公务，连平日家居所穿戴的乌纱帽、白接□也闲挂尘封了。杜甫有一首《季秋苏五弟缨江楼夜宴崔十三评事、韦少府侄》云：“不眠瞻白兔，百过落乌纱。”诗中说他在不眠之夜常常凝视月亮，月光不知道多少次照在他的乌纱帽上。此诗是杜甫于大历年间流落夔州时所作，这时其人无官。
由此看来，乌纱帽从诞生到唐代，都只是一种流行的便帽。天子、百官固然喜爱它，普通老百姓也照戴不误。把乌纱帽看成是官员的象征，让乌纱帽远离老百姓而变成官吏们的专用品，这是后世的事。最早明确见于史书的，是《明史·舆服志》。据说，对于文武官常服，洪武三年(1370)规定：“凡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大约从这以后，乌纱帽便不再是寻常意义上的服饰衣冠，而具有了服饰衣冠之外的含义。在宋元时代，未见将乌纱帽用来代称官僚的，而在明清时代，乌纱帽的引申意义远远超过了它本来的意义。
现在我们对乌纱帽的印象，大抵来自传统的戏曲舞台形象，而传统的戏曲舞台人物，是以明朝的服装为基本原型的。
历史上的乌纱帽，起初是用细藤编织成骨架，以草巾为里，纱布为表，再涂上黑漆而成。后来成为官帽，便去掉藤骨，纱巾经过反复油漆后既保持固定形状，重量又大为减轻。至于乌纱帽左右伸出的两翅，据说是为了防止官员们上朝站班时交头接耳而设计的。官员们一旦私语，帽翅就会碰撞，皇帝也便可以立即发现。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正常的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就是走上仕途。读书人做了官，就标志着功成名就、光宗耀祖。读书人当上官，才谈得上施展才华、报效国家。虽然在明朝之前，乌纱帽并不是官员独用，在明朝之后，乌纱帽又为顶子花翎所取代，但我们仍然不妨把乌纱帽视为中国历朝历代官僚阶层的象征和徽记。
可以这么简单地说：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就是围绕“乌纱帽”而活动的一生。他们的寒窗苦读，进京赶考，金榜题名，经国济世，封妻荫子，辞官归隐……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怎样得到、利用、保持、放弃“乌纱帽”而展开的。
然而，同一顶“乌纱帽”，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对于某些人，乌纱帽是人生旅途中的休止符，他们将守着它度过平庸的一生。对于某些人，乌纱帽是充满诱惑力的魔法圈，他们企图凭着它攫取得更多，结果却连自己也葬送了进去。对于某些人，乌纱帽是挥写腹中诗书的翰墨池，他们正好从中饱蘸浓墨，完成自己经天纬地的华彩乐章。
“乌纱帽”不过是一种帽子而已。有的人耗尽一生精力去追求它，却始终与它无缘。有的‘人好不容易得到它，却将自己引上了断头台。有的人轻而易举得到了它，却又忽然醒悟，弃之如敝屣。有的人像爱护眼睛一样呵护着它，最终让自己名垂青史。
“乌纱帽”其实没有多大分量。据考古发掘报告称，某地出土的古代乌纱帽重量仅有数两。但是有的人戴上了它，却分明感到了沉甸甸的分量，因为那是社稷和黎民的厚望与重托。也有另一些人，因其轻而将它玩弄于股掌，直到把他罢免时才感到它的沉重而追悔莫及。
“乌纱帽”究为何物，谁人曾与评说？
“乌纱帽”该有何德，谁人曾与思量？
由韦明铧、韦艾佳著的《从政德为先(漫话古代官德教育)》围绕官德修养，广泛收集和精选我国历史上属于官德的精辟论述和典型事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讨论自古至今为官之德性，清晰勾勒出中国官德演进的历史进程，对清官、贪官、御史、监察、家规、家教等内容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与探讨。本书主要采取讲故事的方式，内容详实、文字清新，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党员干部官德教育读本，更是一本高品位的历史文化精品读物。
由韦明铧、韦艾佳著的《从政德为先(漫话古代官德教育)》是一本漫话古代官德的书，但在开头想谈一谈权力的象征——乌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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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纱帽”不过是一种帽子而已。有的人耗尽一生精力去追求它，却始终与它无缘。有的‘人好不容易得到它，却将自己引上了断头台。有的人轻而易举得到了它，却又忽然醒悟，弃之如敝屣。有的人像爱护眼睛一样呵护着它，最终让自己名垂青史。
“乌纱帽”究为何物，谁人曾与评说？
“乌纱帽”该有何德，谁人曾与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