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精神》一书中，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描述在死亡面前的紧张、焦虑和绝望。这些与他童年时期在纳粹集中营的梦魇般的遭遇不无关系。作为毒气室的幸存者，克里玛无比执拗地去寻求一种更深刻的幸福。他认为自由在期待中生长，没有期待就没有心灵的幸福和精神的喜悦，只有在绝境中才能完成对自由的透彻解读，现成的自由则毫无味道，而且也是可疑的。在这部作品中，克里玛带领读者体验这个城市历史生成的特有精神，是一部深入城市灵魂的文集。伊凡·克里玛和哈维尔、昆德拉并称捷克文坛的三驾马车，近年来国际声誉日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很高。有很多评论者认为，他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声望都在昆德拉之上。

《布拉格精神》是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评论集，收录了他为《格兰塔》写作却无法在捷克国内发表的文章，以及90年代在国际文学会议上的演讲内容，首次出版即为英文版。作品分为五个部分，包括克里玛在集中营度过的童年，对捷克历史上几个重要转折点的评论，以及1968、1989年前后社会环境与思想上的变化。在同名文章《布拉格精神》中，克里玛描述了这座由卡夫卡、哈谢克、哈维尔等人建立起来的精神家园，它“悖谬”、文化丰富、屡经灾难却始终乐观。在菲利普·罗斯和他的对话录《重返布拉格》中，克里玛谈论了当代捷克知识界对瓦茨拉夫·哈维尔和米兰·昆德拉这两位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家的看法。后一个部分《刀剑在逼近》详细分析了卡夫卡的人生、作品与书中人物，是克里玛对卡夫卡的精彩评传。

前言

Ⅰ

 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

 我如何开始

 文学和记忆

 布拉格精神

 重返布拉格

 —伊凡克里玛与菲利普罗斯对话录

Ⅱ

 语言的贫困

 文明的终结

 盐—比金子更重要

 希望

 我们时代的英雄

 幸福的处方

 关于垃圾的简短沉思

 论和记者的谈话

 论诚实

Ⅲ

 有权者和无权者

 文化与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始末

 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早夭的讣告

Ⅳ

 论世俗信仰的文学

 我们的传统和发展的限制

Ⅴ

 刀剑在逼近：卡夫卡灵感的源泉

译后记

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

我在记忆中试图回到战争以前那段时间。那时候我是什么样子？我想自己继承了母亲喜欢寂寞的禀性。我们住在一幢小别墅中，它位于布拉格城外的一条道路上，属于这座城市工业化地区的北部。我的父亲在其中的一座工厂当工程师。沿着道路还有另外一幢房子和一间酒吧，那些不想付更多的钱去市中心的人就在这里解馋。那时我没有兄弟姐妹，直到我七岁，我的弟弟才出世。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住在我们的别墅中，还有一个略长于我的男孩住在路边的另一幢房子里。我和他们的关系都不密切，尽管我也和其他孩子在公园里玩，但我没有真正的朋友，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我的玩具上。那时候的孩子并不像现在这样被玩具所包围，所以我仍然记得我的主要玩具。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由床单做成的一道帘幕，我的母亲在上面画了沃尔特·迪士尼的三只小猪。在这道帘幕的背后，我们为某个难得出现的观众准备了好几个动物布偶节目。从那时起，布偶剧演出便成了我的一种强烈爱好，在长大以前我举办了好几次，其中一次是在泰里茨集中营（Terezín）。

像许多孩子一样，我怕单独待在黑暗中，在睡觉之前，我总是请求将通往有亮光的过道的门开着。有时候，我的父母夜间外出，我便发出一种可怕的抗议，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将我单独留在这座房子里；一般总是有一个女仆。

当我的母亲首次送我上学时（差两星期六周岁），这是我生活中最恐怖的经验之一。那天他们允许父母待在教室门口，而我整个第一节课都死死地盯着母亲，想要证实她不会把我丢给这样多陌生的孩子和那个完全不熟悉的妇女，她老要我集中注意力看她。像大多数孩子那样，我不喜欢上学（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使得我的童年之梦变为现实，因为我不被允许上学），但我学得很好；我很安静，希望得到表扬，实际上却几乎不情愿回答任何问题。我非常害羞。我七岁，刚开始习惯我的同班同学时，我们搬家了，我不得不适应新的一套。纳粹的法律不允许我上第四个学期。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没有朋友，还是因为随之而来的事情如此彻底地使我的生活断裂，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回忆起那时同班同学的任何面孔或名字。

我的母亲和父亲都来自犹太家庭，我母亲的家庭是通过选择而采纳了犹太人的信仰。在17世纪，波希米亚只允许两种宗教：犹太教和罗马天主教。许多新教教会通知他们的成员宁愿采纳犹太教而不是天主教。也许是错误的推断，这项禁令本来是作为临时的，因为在犹太教的外衣之下他们可以继续保持他们最初的信仰。这种临时状态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以上，而当那个时代结束时，原来的新教徒已经变成犹太教徒。我记得尽管我的外祖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名自由思想家，但他每礼拜五晚上用一种我不能听懂的语言祈祷。如果说我的祖父辈是自由思想家，那么我的父母则不仅拒绝宗教，同样也拒绝他们的犹太人身份。我父亲相信技术无国界，相信他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如同在家里一样。我的母亲认为她自己是一名捷克人，并为她的福音派祖先而感到骄傲（她甚至让我洗礼，战争刚结束时我在福音派青年运动中扮演了一个活跃的角色）。我提到这些是因为直到战争开始，我从来没有听过“犹太人”这个词，更别说作为一种侮辱。我不知道犹太人的假日，那些点缀般出现在我生活中的仪式，与其他孩子看到的没有什么不同。

处于七岁的年纪，人们通常不可能对政治感兴趣，但是我却记得希特勒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家庭谈话中，并感到它的下面潜藏着无形的怪兽。我的父亲经常在广播中听他的演讲（我的父母都深谙德语，而我不会），尽管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也感到了这个咆哮声音的可怕。接着，我知道了因为我不可能理解的原因，我们必须搬到英格兰，我父亲在那儿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为搬迁感到忧虑，但同时，我又渴望一次长途旅行。我得到了我的第一本带插图的英语书，我的母亲也开始和我一起学习英语。我的父亲想要他的母亲和我们一起走，但她的签证迟迟下不来，接着希特勒来了，很快边境关闭，这在我生活中是第一次，“啪”的一声像关上一只笼子的门，更准确地说，像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的一个陷阱。

……

P3－7

我于1996年夏天写完了我的长篇小说《深交的最后阶段》（Posledni stupen duvernosti）。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是一位汉学家。为了写好这个人物，我曾尽可能地找了一些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传统，以及她的过去和现在的材料来读。从而兴许对这个伟大民族的人民之所思所想，对这一伟大而古老的文化，略微了解到些许皮毛。但我首先明白了一点：对于一个在欧洲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欧洲人来说，中国永远是个很大的、难以揭晓的秘密。欧洲人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们未能明白这一点，甚至拒绝明白这一点。从另一方面来讲，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又不能完全理解欧洲人的思维。可是从我刚才所说的话中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只能无所事事，而不该去关心彼此的精神世界。

你们拿在手里的这本已经译成中文的杂感短文集，就其文体方式而言，有着它特殊的产生原因。我首先是位小说家和剧作家。而这本书中的许多文章是根据某件事和某个场合而写的，大部分为应约之作。但我并不想说，我把杂感短文看成是第二位的。我总是尽力针对当时社会上一些迫切的问题而发感，在我的小说里就是这样。只不过小说并不是思考的最合适方式，所以我乐意采用杂感短文这种形式来表达。

这本书中的有些章节是1990年用捷克文出版的，只是后来又加上了近年来我应约为文学会议和国外报刊所写的文章。当英国格兰塔出版社（Granta Books）对我的杂感短文表示了兴趣时，我删掉了原来捷克文版本中的一些文章，增加了一些新作。还专门为英国的这个版本写了篇前言，名曰“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A Rather Unconventional Childhood）。《布拉格精神》这本书例外地没有捷克文版本，只有英文本。它的中译本是我的第一个中译本。对我来说更荣幸的是：中文是我的书和剧本被译成外文的第三十种语言。我深信，对任何一位作家来说，将他的作品译成一种在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语言，将是一个节日、一种荣誉和愉快。

在这篇前言里，我谈到了我们文化的不同的传统，然而现代文明赋予我们生活许多共同的特点，将许多共同的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这些问题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学的。兴许这本书能使中国读者略微地了解到，一个在遥远的布拉格的作家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

帅克的爸爸对他儿子帅克及其伙伴的描写满怀深情，而又毫不留情。这是发生在拘留营里的一幕。身患严重风湿症又一心要为国效劳（天晓得！）的帅克被当作装病逃避兵役送到了这个地方。“好，把什么都脱掉，只剩下背心小裤衩，到第十六号牢去。”在十六号牢里，帅克看见二十个人都穿着背心小裤衩。而要是他们的背心小裤衩不脏，要是窗口没有铁栅栏，一眼看去你会以为是置身于一间游泳池的更衣室。“明天有场把戏看。有人带咱们去教堂听道理。咱们穿背心小裤衩的只能紧贴着讲坛下面站着。简直笑死人了。”第二天，那位将脚后跟的马扎子蹬得铿然作响的神甫果然劲头十足地登场了。二十名穿背心小裤衩的光明天使在台下和善地望着他。“我赞成把你们这群人全枪毙掉，你们这群废料。”“你们应当先忙着追求天主，虱子回去再摸也不晚。”新的表演弥撒开始后，与会的教众微笑地欣赏他们的神甫如何反穿着祭衣，不动声色地把整句整句的经文都念乱了。并且实际上把这天的节日也搞错了。这是因为他本人也是一名“新出壳的基督徒”吗？不仅如此。“他喝醉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进一步阐述这些场景所包含的意义，一切都在其中了。令人惊讶的这是怎样一位奇特的作者，他是怎样毫不费力、接二连三地弄出这种随随便便的笑话？极有耐心甚至是精雕细琢出这些乱七八糟的场面？要不他本人如同帅克一样“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要不他是从许许多多这种“穿背心小裤衩的光明天使”中提炼出来的富有智慧的人？在昆德拉的那本《被背叛的遗嘱》中，我感到至为遗憾的事情之一是他对自己本民族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小说家哈谢克只字未提。要说幽默，中欧这个地区用捷克语写作的这位先生真是太够格了，几乎有点过头了。当然因为他写的恰好是一位小人物，发生在帅克身上每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便又显得那么合情合理。

人们经常提到的是另外一位布拉格作家，用德语写作的卡夫卡。卡夫卡与哈谢克表面上相差如此之大乃至无法将他们相提并论，而实际上，他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同一个时期，从同一个时代中汲取营养：两人的出生日期只相差几个星期，去世的时间也相距不到一年，在相隔仅仅几条街道的地方他们度过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当然，他们的确提供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典范：哈谢克，一个醉鬼，无政府主义者，美食家，嘲笑自己的职业和责任的人，在烟雾腾腾的小酒馆里写作，为了一点啤酒就地把自己的作品卖掉；卡夫卡，一个素食主义者，绝对戒酒和自我专注的苦行僧，如此着迷于他自己的责任、使命及自身缺陷，活着的时候竞不敢出版自己的大部分作品。后来的布拉格人理所当然地同时接受了这两份礼物，他们用“卡夫卡式的”这个词来形容生活的荒谬，而把自己能够藐视这种荒谬和以幽默来面对暴力及整个儿是消极的抵抗称之为“哈谢克式的”。  ……

在那种极端境遇中人们损失的不只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些。克里玛以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来说明。在被关押的人们中间，除了有已经被称赞的团结一致的精神以外，还存在经常发生的偷盗行为。在面条生产车间的人偷带一小块擀面团，在菜园劳动的妇女夹带一些蔬菜，而这些都是从其他被关押的人们身上弄走的。克里玛自己和一个伙伴有次则得以进入一间贮藏室，里面放着党卫军从别的囚犯那里偷来的行李，他拿走了整整一只箱子，乃至若干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次成功的经验带来的强烈感受。这当然可以被解释为贫困和饥饿。也可以被解释为对侵犯者的仇恨，但是，这样一种事实也是不可回避的：当一种犯罪的制度是被允许的，当某些人可以高踞于其他人之上为所欲为，人们普遍的道德水平也势必受到影响，另外一些大大小小的犯罪行为便被视作理所当然。在一种普遍的虚无的情境中，很难有人完全摆脱它的影响。实际上，为了生存，人们或多或少地以某种可怕的也是不自觉的方式与之共谋。这就更加深化了他们的危机，剥夺了他们的正当性。当占领军于寂静的黎明时分突然尖叫，点着火把、敲响他们的锅盖和头盔时，许多人也在这一刻被恐惧所吞噬，从而丧失了他们的生命意志、他们的灵魂。此后即便他们有可能从占领军手中重新夺回权力，从占领军的摆布中解脱出来，但很难说他们必然从那种曾经落到自己头上的恐惧经验中解脱出来。旧的恐惧会产生新的恐惧，新的统治者“将生活在遭到报复、回到自己原先地位的恐惧之中。他们将为自身的行为感到战栗。权力和恐惧相结合将产生狂暴。原先的无权者的权力经常比他们所推翻的前任更加残暴。因为这些人尽管控制了政府，但他们自身仍然为恐惧所驱赶”。那么，那些从外到内都被剥夺的人们怎么办？如何摆脱这个窒息人的怪圈？首先摆脱从根本上是来自内在而不是外在的恐惧。“任何始终捍卫他的灵魂、他的内心正直，随时准备放弃任何东西，乃至瞬间的自由、他的生命的人，不可能被恐惧所压垮，因而他能处于权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他变成自由的，变成权力的一个对手，不是作为追逐控制国家、人民和事物的权力的竞争者，而是权力所维护的每个谎言和无常事物的一个活生生的警钟。”克里玛这么说，屡遭侵犯而又始终保持正直的布拉格人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