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道湾十一号是鲁迅、周作人全家在北京定居的宅院。这座宅院见证了两大世纪之谜：

鲁迅在这里与周作人及其家人、尤其是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积累下重重矛盾，终至兄弟关系破裂，鲁迅搬离八道湾十一号，此后两人至死都再没有交集。

另一个“世纪之谜”就是，历来主张独立、自由的周作人，最后竟然出乎意料地投靠了日伪政权，成为伪文化官员。郑振铎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的附逆”。

相伴而来的无数疑团，还包括这些：鲁迅和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竟至彻底激怒周作人？鲁迅、周作人的三弟周建人为什么抛妻离子、离开八道湾？1939年，周作人为何在八道湾十一号自家客厅内遇到刺客、险些丧命？为何年仅19岁的周作人侄子周丰一，会在八道湾十一号家中饮弹自尽？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作人的地位和处境究竟如何？为何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成为“乞食者”？

这些在黄乔生著的《八道湾十一号（精）》中，都有详尽的解答。

黄乔生著的《八道湾十一号（精）》以鲁迅、周作人在北京的寓所——北京市西城区八道湾十一号为空间线索，以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为经，将周氏兄弟的私人生活轨迹和中国文化、社会、政治变迁的重大事件熔为一体，涉及周氏兄弟的亲情、家庭、子女、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活动。这既是每一个普通家庭都会遇到的一般性私事，更是充满了戏剧化和悲怆色彩的真实历史，是跨越数十年、三代人的，周氏兄弟家庭、情感、社会、大时代交融汇聚的缩影。作者笔力深厚，炉火纯青，文字经得起咀嚼和回味，并令人唏嘘感慨。

本书配有大量图片资料，图文并茂，装帧设计考究、值得阅读和收藏。

一 四合院

二 全家福

三 文学合作社

四 宾客

五 《阿Q正传》

六 求学和就医

七 信仰

八 离散

九 自己的园地

十 苦雨·苦茶

十一 知堂

十二 “日本店”

十三 刺客

十四 周公馆

十五 囹圄

十六 恩仇

十七 余光

十八 房产

后记

附录：

 周氏兄弟与八道湾十一号

 参考书目

 鸣谢

 肇赐嘉名（代跋）

周家原籍浙江绍兴。

在绍兴，周家是大户，当地称作“台门人家”。但到了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一代，周家已经衰落。周福清发奋苦读，中进士，入翰林院，给周家带来中兴的希望。但因为他性情乖戾，仕途多舛。后来科场舞弊，被捕入狱，经皇帝亲自过问，从重处罚，被判斩监候。周家为了减刑，卖地当物，疏通关节，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经济更加拮据。鲁迅的父亲还因此被斥革了秀才名分，永不得参加科考，再无出头之日，因此抑郁成疾，三十七岁去世。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和两个弟弟担惊受怕，颠沛流离，寄人篱下，屡遭白眼，深切感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兄弟们有了一个心愿：重振家业。

鲁迅18岁踏上了外出求学的道路，二弟作人步其后尘。他们先到南京，后到日本，接触了新学，开阔了眼界。他们所走的这条道路，与传统的科举仕途相违，按当时人的说法，是“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很不光彩的。但世事难料，几年后朝廷废科举，兴新学，他们这一批青年，既有旧学根底，又受新学熏陶，倒成了时代的弄潮儿。

当初，眼看两个哥哥陆续到大城市读书甚至留洋，建人也不愿待在家里了。他向母亲表达了外出求学的心愿。母亲不愿意三个儿子全都离开自己，想留一个在身边。两个哥哥假期回家，也竭力劝说弟弟留下来照顾母亲。他们承诺，等他们两个在外面站稳了脚跟，就把母亲和弟弟接过去同住，有福同享。鲁迅的母亲曾对邻居谈及这段往事，说：“你们大先生、二先生出去读书，三先生因自幼身体瘦弱多病，我也不放心他离开我，而且那时家里也确实没有钱。于是，你们大先生、二先生商量决定，他们出去读书，让你们三先生留在绍兴，一面照料家务，一面可以陪伴我；再在绍兴找点工作做，一面自学。将来他们学成回国，工作以后，收到薪金大家合用。这就是你们三先生没有出去留学的原因。’”

鲁迅从日本回国后，先在杭州，后回到绍兴教书。当时，二弟作人与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尚在日本；小弟弟在家乡的小学校教书，两兄弟的收入不高，又要资助周作人夫妇，经济仍不宽裕。191 1年9月，周作人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携羽太信子回到绍兴。三兄弟和母亲，一家人共同生活了几个月时间。

辛亥革命后，鲁迅离开家乡，到南京(随后到北京)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1917年4月，经鲁迅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介绍，周作人来到北京，先在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任职，后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鲁迅在北京的前几年，住在南城的绍兴会馆，过着单身生活。政事之余，他潜心读书，研究学问。二弟来京后，也住在绍兴会馆，两兄弟生活上相互照顾，学问上相互切磋。

新文化运动兴起，鲁迅和周作人文名渐盛。他们在北京立定了脚跟，就谋划将在绍兴的家属接到北京。绍兴老宅周围的房屋已经差不多都卖掉。新主人希望买下整个宅子，催他们尽快搬走。这形势，使他们不能再犹豫。

尽管鲁迅平时对家乡颇多不满，但卖掉祖宅、永远离开家乡，想必感觉像一棵树被连根拔起，感情上不免起些波澜。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

全家迁居北京，就须在北京找房子。

从1919年2月开始，鲁迅四处看房。从寻找的范围看，都在北京城西，这首先是考虑离工作场所距离较近——鲁迅供职的教育部，在今北京西城西单附近的教育街；周作人任教的北京大学，在东西城交界处的沙滩。鲁迅先由教育部同事齐寿山介绍和陪同到报子街、铁匠胡同，同朱孝荃、张协和到广宁伯街看房子，此外还同林鲁生等人一起看了鲍家街、辟才胡同等处的房子。5月间，经教育部同事徐吉轩介绍，到蒋街口、护国寺一带看房。7月间，终于看中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院子，15日量屋作图，21日决定购买，随后验契付款。8月19日晚在广和居收契并付1750元，另加中保人酬金175元。10月5日，收房屋九间，付400元。当时，院子里居住的似乎不止一家。11月4日，鲁迅又由徐吉轩陪同，到八道湾见罗姓房主和中保人，交房款1350元，至此完成了对全院房屋的购买。房款加上中保费、契税和装修费用，合计花费43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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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鲁迅、周作人和社会活动家周建人——人们称为“周氏三兄弟”或“周氏兄弟”——曾居住过的八道湾十一号宅院，坐落在北京西城。从西直门向东，西直门内大街与赵登禹路交叉口向南约一百米，路东有一条狭窄弯曲的胡同，就是八道湾胡同。沿着这条胡同往东走，是十一号的西跨院。绕着院子往南，再往东，是前公用库胡同（现名前公用胡同）。八道湾十一号的南门也就是正门，就开在前公用胡同里。鲁迅、周作人的日记、书信或文章里提到他们的住宅，有时写作“新街口八道湾”，有时也写作“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

清末，这一地区属正红旗管辖，颇有一些尊贵住户。八道湾十一号原为东邻刘姓大院（今八道湾九号）的一个附属院落。鲁迅到八道湾看房时，他的教育部同事钱稻孙一起去看过，那时已是民国八年，王公贵族纷纷凋零。在钱稻孙的印象中，这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小王府”。

从公用库这个名称推测，附近应该有过仓库。据史料记载，在八道湾东面，现在的后公用胡同一带，有过一个宫衣库，可能是保管宫廷服饰的地方，但也有史料称之为“官银库”，后来，也许是为了避免使用“官”、“宫”字样吧，简称前、后公用库胡同。如今，干脆去掉“仓库”的“库”字，成了“公用胡同”，离本意更远，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八道湾地处皇城西北，习惯上人们笼统称这里为西城。鲁迅当年写小说，背景除了设在他的故乡绍兴外，偶尔也设在北京西城。例如《示众》开头就写道：“在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周作人有时也在文章或者书信的结尾署上：某年某月某日于北京之西北城。

鲁迅在此居住时的民国时代，此地行政区划属右四区。

八道湾胡同西边原本有一条从西北向东南流去的弯弯曲曲的金水河。民国二年出版的地图上，还有这条河的标识。后来河水渐少，河道淤塞，变成一条臭水沟，称为“大明壕”。1921年，开始填沟修路，但河水仍在下面流淌，成为暗河。直到1930年，河道才全部填平，修成马路，分为南北两段，当地人称这样的道路为“沟沿”，八道湾处在北沟沿，所以周作人就有文章叫作《北沟沿通信》。胡同名称中的“湾”字，也有可能是指河道而非指胡同的形状，虽然这条叫八道湾的胡同——有时写作“八道弯”——的确弯得可以。

这条北沟沿大街，后来为纪念国民党西北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阵亡的将军，得名赵登禹路（另外两个同时命名的是张自忠路和佟麟阁路）。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运动蓬勃开展，北京市委和市委机关的群众组织为了表现革命性，写报告给中央，提出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等人不是抗日英雄，道路应该重新命名。于是，“赵登禹路”改为“中华路”（“张自忠路”改为“工农兵东大街”，“佟麟阁路”改为“四新路”）。1972年后整顿街道名称，“中华路”还曾改名为“白塔寺东街”。1984年，又恢复了赵登禹路之名，沿用至今。

多年来，这座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院落的生存状态不佳，早已不复当年旧观，甚至险些被拆毁。所幸，因为曾为鲁迅所居，它在高楼大厦雨后春笋般生长的时代，仍奇迹般地生存着。

全国鲁迅纪念的设施共有六处，分别在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和南京。北京的鲁迅旧居坐落在西城区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现为宫门口二条）胡同，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里建有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旧居在北四川路大陆新村；绍兴是鲁迅的出生地，故居也是祖居，如今连同他少年时代就读的私塾，都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鲁迅曾任厦门大学教授，该校集美楼上鲁迅住宿和办公合一的房间乃至整个一层楼，如今也辟为鲁迅纪念馆；同样，广州的大钟楼上也建有鲁迅纪念馆；南京是鲁迅青年时代求学的地方，他就读过的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旧址，现存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内。该校也特设鲁迅纪念室。

鲁迅在北京住过的地方有四个：宣武门外绍兴会馆、八道湾十一号、西四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和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居住时间最长的是绍兴会馆，时间最短的是砖塔胡同。绍兴会馆是公共住所，非专有住宅，鲁迅和周作人在那里借住；砖塔胡同则是短期租住。可以作为故居的只有八道湾十一号和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住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将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辟为鲁迅故居和博物馆，而没有选择八道湾十一号。

八道湾十一号住宅是周氏三兄弟将故乡绍兴的房产卖掉筹款购买的。1921年，周建人离开，1923年，鲁迅因与二弟周作人反目，另购房屋居住，八道湾宅院留给了周作人一家和周建人的前妻及儿女使用。周作人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加入伪政府，战争结束后被逮捕判刑，房产被法院没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政府也曾考虑在八道湾建纪念鲁迅的设施，因为院内有一部分房产属于鲁迅，鲁迅曾在此创作了包括《阿Q正传》在内的大量作品。据院内的居民回忆，有一天许广平来了，跟住在院子里的华北军区纠察队的连长说，鲁迅和周建人名下的房产都捐给政府了。她还转达周总理的意见，说这里以后或辟为纪念鲁迅的场所，或改作鲁迅小学。但这些设想后来没有实现。

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参观的人，常常问起八道湾十一号的情况。博物馆的鲁迅生平陈列中，不但有这座院落的老照片，而且还有一个全景模型。但有些观众，不满足于这些材料，总想实地察看。我自己就陪同过好多位中外朋友到八道湾参观。大家看到院内加盖的低矮拥挤的房屋，满地堆放的杂物，总是不胜唏嘘，发出沧海桑田之叹。

我每次去八道湾十一号参观，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居民搬出大杂院、改善居住条件的渴望。他们总是询问，政府有没有建立博物馆的计划，何时才能“动”。1992年，因为旧城改造，八道湾一带要开发商品住宅楼。消息传出，舆论涌起一片反对声浪。关键时刻，鲁迅的威望起了作用，八道湾十一号连同周围的一片平房幸免于拆。

同时，人们也不能不考虑，假如保留院落，一个凌乱不堪的大杂院将做什么用场？居民埋怨于内，开发商虎伺于外，其状况终究令人不安。有人建议辟为鲁迅旧居，作为鲁迅博物馆的分馆对外开放。有人就此提出反对意见：全国纪念鲁迅的机构已有六个，北京也已经有一家规模较大的博物馆，不必再增加同类设施了。

还有人主张将其辟为北京（新）文化研究基地。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大事件，研究新文化，不能绕过鲁迅和周作人。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和周作人等都在那里担任过教职；周氏兄弟在北京的住宅也是新文化尤其是新文学史上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文学史家郑振铎曾说：“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周作人）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周氏兄弟同住的八道湾十一号具有丰富的人文价值，需要充分认识，妥善保护，合理利用。

2009年1月

十几年前，我出版了一本记述鲁迅、周作人和周建人三兄弟生平事迹的传记《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周氏三兄弟在一起生活，除了青少年时代及鲁迅、周作人从日本回国后在绍兴任教的一个短暂时期外，就只有在八道湾十一号居住的几年。这两个时期也是三兄弟一生的关键期。在八道湾居住时期，鲁迅和周作人在社会上声誉渐隆，媒体上也有了“周三人”的称呼。但因资料欠缺和篇幅限制，《周氏三兄弟》一书对这个时期的叙述颇显不足。

最近几年，一些因素促使我撰写一本专门介绍八道湾的小册子。

首先，八道湾十一号周氏兄弟旧居，因为面临拆毁，不时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海内外新闻机构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甚至一些影视单位也赶来拍摄这残破的院落。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并因为写过《周氏三兄弟》一书，常被问及这个院子的历史、周氏兄弟在这里的生活情况等等，自然越来越给予关注。后来，几部文献纪录片陆续在大陆和香港播映。影视作品，因为传播的快捷方便，受众容易从中得到视觉满足等特点，比图书影响大，自不待言。我对影视之道不甚了然，但影视片的拍摄，在增加了我对这个院落的认识的同时，也使我起意写作这本小册子，倒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其次，更多地记述周作人的事迹。三兄弟中，周作人在八道湾十一号院居住时间最长。他的人生道路与哥哥弟弟有差别，人生结局迥异，后世对他的评价颇多争议。他在人生某些阶段与哥哥弟弟有密切的交集，无论是友好，还是反目，都值得研究。鲁迅研究离不开两个弟弟作人和建人提供的资料，鲁迅研究自然也带动了周作人研究。借助于鲁迅的声望，促进周作人研究，看似一种策略，其实是一种必然。我参与过的几次在鲁迅博物馆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就以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或以兄弟生平中某些重大事件为主题。(《鲁迅研究月刊》特设“鲁迅同时代人研究”专栏，周作人是重点研究对象。周作人一生几次重大转折发生在这所院内，其思想发展脉络和种种欢欣、屈辱，与这个四合院密不可分。过去有这样一种观点：周作人留恋北京八道湾“苦雨斋”宁静、安逸的生活，是导致他走上了叛国投敌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居处所在，环境熏陶，会引起人的思想性格的变化，正所谓居移气，养移体。周作人在八道湾的安居，与鲁迅在厦门、广州、上海的游动、租房居住及建人在上海等地打工的生活状态，其间的异同是很明显的。

再次，如何保护这个有丰富人文内涵但年久失修的院落，使其不至于损毁，是一个很现实也很急迫的问题。这本书开始写作的时候，全国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在进行。在以往两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这所院落并没有被登记注册，所以有了1992年那次险些被拆毁的事件。经向有关部门查询得知，此次普查，文物部门已经将这个院落的各项数据登记在案。也就是说，政府已经将其纳入文物保护体系。但如何定级，如何保护，还没有具体的规划。

……

在本书交稿前夕，2014年2月9日，我受邀到三十五中，与该校负责人和文史专家会面，讨论这个院落的命名问题。我提议用“周氏兄弟旧居”，得到大家的赞同。

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布置各种设施，制作展览，展示鲁迅兄弟三人的生平特别是他们在此地生活时期的业绩，既尊重史实，又贴近观众，设计一些互动项目，还可以播放与三兄弟相关的影视资料，对学生进行历史文化教育。这个学校的学生——扩大到西城区乃至全市的学生——可以在旧居旁边的鲁迅书院 (学校图书馆)里阅读和讨论三兄弟的著作，还可以针对中学生编辑三兄弟作品读本，请专家来做深度讲解……

大家对八道湾十一号周氏兄弟旧居的前景充满期待。

2014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