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敌人
苏轼是个豪放的人。他的豪放，是从骨子里面透出来的。是一种天生的豪放。作《赤壁赋》，作“大江东去”，都是他内在豪放的外化。
豪放的人，大都豁达、大度、不计小节，体现在苏轼身上，则是悯天忧人的仁厚。苏轼从来记不住别人的过错，照豫东乡里人的说法，就是不记仇。即使当时气得不行，甚至都怒发冲冠了，但过不了两天，他准会把这些都忘到脑后边去。这样的人，一般都会有很多的朋友。
苏轼就结识了许多朋友。这些朋友中，有王公卿相、文人雅士、世外高人，还有一些江湖中的奇人。大臣欧阳修、张方平、范镇、司马光，书画家黄庭坚、米芾、文与可，高僧佛印，隐士陈季常，剃头匠阿杜等，都是苏轼的朋友。
苏轼也有敌人。谁又会没有敌人呢？有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的敌人就已经产生了，防也防不住。不说李定、吕惠卿、王珪等人了，像朱光庭、贾易这号人，与苏轼素无交往，甚至连认识都不认识，心底就把苏轼当成了仇敌，百般辱骂，尽露小人嘴脸。
抛却朝政上的原因，朱光庭之流怎么也会把苏轼当作敌人呢？开始我咋着也弄不清其中的玄机，后来读《全宋笔记》，才慢慢看出门道。苏轼的这类敌人，都是读苏轼的诗文读出来的。有的读苏轼的诗文，读着读着，脸白了，黄了，黑了，这句话是在骂我呀！还有的,读苏轼的诗文，读过，沉默了。写得太经典了！我咋就写不出来呢？于是，苏轼就凭空多出了这么些敌人。
还有一类敌人。起初是朋友，携手走天下，煮酒论诗文，关系铁得很，后来却成了敌人。像章惇、沈括辈。
朋友与敌人，这只是我们替苏轼划分的，苏轼并不一定认可这种划分。认可与否，已无法亲向苏轼考究，只能去与之有关的故事中寻找答案了。
寻找答案之前，有一个话题得向读者交代明白。那就是苏轼是如何不肯记人过错的。且听分解。
嘉祐六年，一道圣旨，苏轼来到凤翔府，做了“签判”。刚上任的时候，凤翔府知府是宋选，宋知府雅爱诗歌，而苏轼恰是个中高手，所以，刚步入政界的苏轼小日子过得就顺溜一些，舒坦一些，有诗意一些。一句话，活得有尊严。一年后，宋知府被朝廷罢免了，又来了一个陈知府。
陈知府叫陈希亮，字公弼，眉州青神人。与苏轼同乡，不仅如此，两家还是世交，若论起辈分来，陈知府比苏洵的辈分还高，也就是说，他是苏轼的长辈。按说，有了这层关系，陈知府对苏轼应多一些关照才对，但陈希亮这个人有些古怪，面很冷，做起事来得他说了算，容不得商量。这样的一个人，行事往往会超出常规。 上任后的第三天，苏轼去谒见他。名帖投进去，仆人把苏轼领到偏房等候。等了许久，也不见陈希亮出来招呼，苏轼几次想离去，又觉得不合礼仪，心里很不是滋味。从此，在苏轼面前，陈知府摆出了两个面孔。一个是长辈的面孔，一个是长官的面孔。
这一年的中元节到了，苏轼因为其他事，没有去给陈希亮贺节。这本来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可陈知府却记到心里去了。
到了黄昏，他问家仆：“苏轼来过吗？”
家仆说：“没见苏轼来。”
陈知府的脸很难看。“目无尊长！”他骂了一句，连夜写道折子，第二天就让人送到汴京去了。不久，苏轼就受到了处罚，罚铜八斤，几乎罚去了苏轼大半年的俸禄。
有一段时间，陈知府似乎专意和苏轼过不去。苏轼为府衙写了几篇斋醮、祈祷之类的小文章，文章的草稿呈上去，陈希亮总要这儿涂涂，那儿改改，甚至大段删减，然后扔给苏轼重写，一篇短小的文章常须往返数次。苏轼深感耻辱。
终于有一天，苏轼爆发了。苏轼曾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举并得中高第，同僚都喜欢称呼他为“苏贤良”。那一天，有一个小吏在府内喊苏轼“苏贤良”的时候，恰被陈知府听见了。陈知府大怒，呵斥那个小吏道：“什么苏贤良，一个签书判官罢了！”还不解气，喊来衙役，当着苏轼的面将那个小吏狠狠地打了一顿。
苏轼当场和陈希亮闹翻，恶骂了一架，几乎动粗，被同僚们拉开了。
若干年后，当陈季常请苏轼为其父陈希亮作传的时候，苏轼没有推托，或许他把当年不愉快的事早给忘掉了。苏轼写了一篇《陈公弼传》，把陈希亮塑造成了一个有勇有谋，敢给老百姓办事，刚直不阿的廉吏形象。
多少年来，豫东民间一直把陈希亮视为白脸包公，很大程度上是从苏轼《陈公弼传》里演绎得来的。
对于自己的敌人呢？继续看来，答案已露冰山一角了。
章惇贬谪苏轼于儋州后的第七个年头，也即元符三年，宋哲宗驾崩。赵佶继位。不久，章惇罢相，被远谪雷州，踏上了当年苏轼所走过的道路。而这个时候，苏轼却遇赦行走在北归汴京的路途中了。
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苏轼北归行至润州，由于路途的鞍马劳顿，苏轼生起病来，不得不在润州小停几日。连日来，朝野上下纷纷传言，说苏轼一到汴京，就是当朝的宰相了。对于这一传说，苏轼早些时候就有所耳闻了，他并不怎么当回事，岭南七年，已使他对人生有了更为通彻的感悟。
忽然有一天，章援前来求见。章援来到苏轼的病榻前，“扑通”跪倒在地上，口里喊着“恩师”，已泪流满面。章援是章惇的小儿子，他中进士的时候，苏轼是这一榜进士的座主，这也是章援以师生之礼拜见苏轼的缘由。
就是这个学生，在苏轼南谪的数年间，未曾给老师写过只字片纸，而这次来，却给苏轼呈上了一封长信。信中说，章惇年事已高，贬谪雷州，恐身心难以承受，恳求苏轼还朝以后，念在多年的交情上，对章惇援之以手，云云。
苏轼被章援的孝心所感动，他强撑病体，走下病榻，给章援写回信。拈起笔来，往事涌上心头，客栈长谈，山中游历，“乌台诗案”的出手相救……苏轼念及的，都是章惇的种种好处。苏轼在信中仍称章惇为丞相，写得也很动情：“轼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接着介绍了雷州的风土、注意的事项等，还一再叮嘱章援多备些药物。
信写好，苏轼想了想，又在信的背面抄录了一道“白术方”。苏轼说：“这个方子最适合岭南用，服了可延年益寿，请交与丞相。”
章援拿着方子见到章惇的时候，章惇正借酒消愁，已喝得醉眼蒙眬了，他见章援手里拿着东西走了进来，不禁问道：“拿的什么东西？”
章援说：“苏轼为你开的药方。”
章惇嘴角抽搐几下，指定章援，含混不清地说：“扔掉它，我不要苏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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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冬天，在黄河岸边的“河南文学会议”上，分组讨论时，我和张晓林是一组，他的发言让我很是吃惊， 围绕“生活”这个话题的讨论，大家基本上都在现时的经验和学理中来谈，而张晓林把这个话题带向了“理想”和“历史”。他认为，理想中的生活更具有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因此，他正在进行的写作就来自于他最喜爱的中国古典文化，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历代名人雅士的兴趣和研究已多年，他正在书法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写小说。他说，写小说需要向文化延伸。大的小说须有大的框架，一个作家对自己的领域，对知识的占有量，一定要高于读者。他用遥远的高光来照射今天的“生活”和写作，有着迥异的视点和气象。从此，我开始关注张晓林。
这个春天，张晓林时常5点多就发出微信：“晨起临汉印。初学时，总把握不住刻刀，碰见石上有砂钉，刻刀常撞手至伤。”“刻印时颈椎大痛，手下刻刀亦时有颤抖，不能深达吾意。”“再临汉印，斑驳、潇洒、正气、蕴藉，是我所追求的风格。”看到这些信息，我深感自己虚度时光，深感晓林是这个时代少有的聚神于中国古典文化的文人。晓林临印、临碑帖， 出于少年时代以来的习惯和爱好，更出于他的自觉，这是他研习中国文化的必要仪式和途径之一。临摹的过程，也是神会历代文人雅士之境界的过程。
从中国古典文化里走出来的张晓林，言行亦有古风，默默做着大事，你告诉他一件小事，他也会很敦厚守信地去做。5月，我让他把手头在看的书发给我，他很快发过来：从《全宋笔记》《明代笔记小说大观》《清代笔记小说类编》《黄庭坚书论》《南宋书法史》《写意论》《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到西方的《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以及莫迪亚诺的《暗店街》、奈保尔的《守夜人》、纳博科夫的《尼古拉．果戈理》、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等。可以看出，写作人在读的他也在读，大家很可能不读的，他更在读。我曾问过他一天的作息时间是如何安排的， 因为，他还主持着几份刊物，我惊讶于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不休息?
我曾多少研究过罗丹的工作方式，罗丹忙得连生病的时间都没有，他一生的光阴流逝犹如一个工作曰，他说，艺术家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像滴水穿石那样。里尔克曾跟随罗丹，学习他的耐性和劳作。所谓天才，多是在漫长的自我训练中发展自己的天赋， 以坚定的意志，清晰地、一土一石地锻造梦想。
几十年的摹练、研习，“滴水穿石”，使张晓林成为无可替代的“东京才子”。像古代文人一样，书法家和作家在他这里没有明显的分界。他在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时段，或篆刻，或书法创作及评论，或小说创作等。这使他的书法艺术和文学创作都有着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书法菩提》，作为工O卷本笔记体小说《宋朝故事》中的一卷，写的就是他喜爱的北宋书法家群体。晓林自己说，可以当成小说去读，也可以当成历史文化随笔来读，还可以当成一部书法理论著作来读。
这里的每一篇，都简洁到极致，均为两三千字，或一千多字。每篇写一个北宋的书法家及相关人物。晓林在浩瀚的历史文化烟云里淘炼出最能表达人物个性和精神气质的细节，这些细节有真实的，有虚构的。关键是这真实的细节被激活没有，虚构的细节又是否具备历史真实。
这需要一个作家下太多的苦功，去做准备工作；还需要他有着穿透历史的眼光和进入历史现场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他要懂得从历史里发现和提取什么。
张晓林用几十年的时光做到了。在《书法菩提》里，他对待历史的严肃，在同时代写作者中可谓罕见；他呈现的是他所认为的“理想中的生活”一一中国文人自由的个性和清洁的精神。他觉得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文人之士的精神已经断流，生活在文化古都的张晓林，在天时地利中，做着延续文脉的努力。
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讲，“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
谙熟中国艺术精神的张晓林，他的文字，笔笔精致又古雅率性。简洁至极又意味无穷，章法布局讲究又浑然天成，分明是书法艺术之神韵在小说里流淌。“技近乎道矣”时，所有的艺术门类都是相通的。
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普遍受西方文艺思潮冲击以来，我-们几乎忽略了中国文化这一维，似y-一谈传统就有不现代和封闭之-嫌疑，影响的焦虑之后，我们才明白，一个作家必须扎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才能找到自己。张晓林有着那么大的定力和悟道，在关注西方文学艺术的同时，多年来痴迷、深究于中国文化。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感到他是真喜欢，而不像少数人是为当作家而写，为写而写。
经由《书法菩提》，张晓林把他W作的根，深深地扎在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之中，从中寻找人生和艺术本有的、该有的精神标高，隐隐地承担着矫正现实的大责任。从此，张晓林找到了一个作家精神上的故乡，他也将成为河南乃至中国作家中的独一无二。相比之下．我总感到当下文学界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有不少流行的元素，两三年的浮光掠影、“深入生活”，扎的是太浅的根。我敬重张晓林这样的写作者，用几十年乃至一生的时光扎根于“历史”和“理想中的生活”。
2015年6月于郑州
2002年10月，河南省文学院迁到现址办公，为期一年的首届高研班同时开班。当前河南活跃的中青年作家，出身该班者众。其中不光文章写得好还能写得一笔好字、深得中国传统文人情趣者，非冯杰和张晓林二位莫属了。
尽管如此，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与晓林的交往并不多，他在我脑子里最早留下的是小说家的形象。大约Z。l工年前后，晓林和孔羽、孙玉亮三个开封籍的小说家准备联手举办名为“夷门三友”的研讨会，找我协商相关事宜。为此，我系统阅读了他们的相关作品，由此对晓林和他的小说创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不过，后来会议因故未能开成，但由此开始，我与晓林的来往也多了起来。后来，晓林接手了《东京文学》杂志，一门心思想把杂志的品位搞上去、把开封文学搞上去，希望我能帮助做些工作。从此，由参与杂志社主办的“蔡文姬文学奖” “东京文学奖”开始，我和晓林有了较多的合作，对他的为人做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去年，杂志社正式更名为“大观杂志社”，向文学、书法、收藏等多个领域拓展，并期望能够和文学院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基于对晓林的信任，河南省文学院决定与大观杂志社联办《大观》杂志的上旬刊《大观．东京文学》，由我担任编委会主任。于是，我和晓林成了经常见面的密切合作者。大观杂志社能和河南省文学院合作，具体说我和晓林能够合作，首先缘于把河南文学事业搞好这一共同的使命感，同时也缘于共同的文人情怀。
晓林是杞县圉镇人。杞县是开封下面的一个县，“杞人忧天”说的就是这里的事。圉镇是晓林的老家，也是蔡邕、蔡文姬父女的老家。晓林是很以他的这两位老乡为骄傲的，特意把他张罗的文学奖命名为“蔡文姬文学奖”，一为表达敬意，二为激励来者。蔡邕、蔡文姬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传说“飞白书”就是蔡邕的发明，唐代张怀罐就非常赞赏“飞白书”，其《书断》称“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晓林志于文学，又潜心书法。成为中国作协、中国书协的双料会员，大约是从两位古代乡贤那里得到了启示，甚或晓林文学、书法双双精进是蔡氏父女暗中护佑加持之故，也未可知。
晓林的文学创作是从小小说开始的，大约缘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熟悉，他选择笔记体小说为主要创作形式，多年来在全国各专业文学期刊发表笔记体小说400余紆，100余篇先后被《小说选刊》 《小说月报》《小小说选刊》等转载。晓林的写作虽然中短篇兼及，总体还是以小小说为主，但写小小说不意味着不能干“大事”。几年前，晓林决定在创作方面于点“大事”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宋朝故事”。这也难怪，虽然过去了近千年，开封人心中始终退不去的就是大宋情结。
《宋朝故事》是晓林计划写作的l。卷本系列笔记体小说的总名字，他立志要把它写成一部有文化、有内涵、有故事、有趣味的好书。不过，如果想看正统的军国大事，应该读《宋史》；想看包公断案、杨家将之类的故事，应该去看戏看电视剧；如果想看上至帝王将相、中到名人雅士、下及五行八作小人物的大事小情、趣闻逸事、掌故传说、民风民俗等，看晓林的《宋朝故事》就是最好的选择。晓林用笔记体小说的方式来写宋朝故事，说是故事，其实这些人物、事件在历史典籍里都有确切记载，和六朝志怪、 《聊斋志异》之类的笔记小说大大不同，其事都有籍可考，绝不虛构戏说；因为是故事，自然还要生动有趣。我以为，这部书写成之后，我们就又有一部宋代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可读了，读来会让人受益而且还好玩有趣。
《书法菩提》是《宋朝故事》中晓林最先完成的一卷。之所以先从书法家入手，当然和晓林本身也是书法家有关。晓林号称自己的书法是师法“二王”的。其实，书法家公开场合都这么讲，但私下他们都认为“学王者死”，所以都拿学“二王”骗别人。而自己则否。我觉得晓林说自己学“二王”也是这个道理，他学的其实是米芾。米芾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有故事的人，他周围的那帮书潘家朋友或对手，也都各有性情、各有故事，晓林对此当然再熟悉不过，他写宋朝故事从这里入手，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晓林尽管写了多年的小说，作品被转载过、选载过，也得过奖，但在好手如林的河南小说界，还算不上出类拔萃的一线高手。但是，有了《书法菩提》，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晓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符号，他由此就在芸芸众人中立了起来，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书法菩提》这部书，好就好在打破了文体的藩篱，为作者的尽情表达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有“中国书法第一报”之称的《书法报》特辟专版予以连载，在书法界拥有众多的读者。
《书法菩提》可以作为小小说来读，每个人物的每则故事都独立成章，别有意趣；这些故事连在一起，相对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或数个人物，自然成为很好的中短篇小说；整部书则是对宋代书法家群体的全面描写，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来读也未尝不可。之所以称之为小说，当然是因为这部作品具备了小说的各种元素，最重要的是它有故事，而且讲述得非常生动；其次它有人物，像米芾、黄庭坚、苏轼、蔡襄等人物都写得非常鲜活，而且人物的性格不是扁平的，而是立体的，成长的；再次就是它在还原宋代历史场景的同时揭示了至今不变而又复杂微妙的人性。因此，从小说的意义上来讲，《书法菩提》尽管借鉴了中国传统笔记小说的表现形式，而现代小说的特征和属性其实也完全蕴含在其中。
《书法菩提》也可以作为散文或随笔来读。这些年，文化大散文盛极一时，但多数文章无非是用小说化的叙事手段讲一些历史典故和常识，有深度、有个人见解者少。《书法菩提》写的是宋代的书法家，晓林因本身就是书法家，也是书法理论家，曾获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会论文二等奖等奖项，因而对宋代的这些书法大家不仅有理论上的认识和概括，同时有切身的体验和感悟。如此一来，他的文章自然就有了文化的厚度和韵味。散文化的书写使其多了些表达的自由和畅快，作品因而具有了历史文化散文的优秀品质。
《书法菩提》继承了中国笔记小说的精神气质，让笔记小说在现代背景下重新表现出巨大的活力。《世说新语》以来，中国代代都有优秀的笔记流传下来，其中很多都具有叙事性或散文性特征，而可以作为小说来读的，志异志怪的多，典型的就是《聊斋志异》。中国新小说发端以来，在汪曾祺等人的推动下，笔记体小说一度相当受关注。比较而言，《书法菩提》的最大特点在于，既吸收了现代小说的表现特征，同时又接续了古典笔记的文人精神、文代情怀。某种意义上讲，《书法菩提》是对《世说新语》精神的最好继承。笔记体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非常文人化的文学样式，寓文化性于趣味性之中，是《世说新语》开创的一个优秀传统，这些在《书法菩提》中都有很好的体现。片段化是笔记体的一个典型特征，《书法菩提》保留了这一传统。而碎片化阅读在移动终端普及的今天，已成为阅读的普遍形态。笔记体作品的片段化特征与读屏时代的阅读特点正相吻合。
《书法菩提》的这些特点，使它在当下品种繁杂、数量众多的文字中跳脱出来，有了不一样的风貌和品格，不一样的精神和气质。它的表现特征，它的内在意蕴，决定它有理由受到读者的喜爱一一首先，我这个读者是喜爱的，我也因此对晓林的整部《宋朝故事》充满期待。
(何弘：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协副主席，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院长。)
张晓林著的《书法菩提(宋朝故事)》共八章，讲述宋徽宗赵佶、蔡京、徐铉、林逋、王著、王荆公、司马光、王安石、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数十位人物的故事，上述人等，或为万人之上的皇帝，或权柄在握的权臣，或为风流倜傥的骚人墨客，他们的故事，或为书法文章，或为权力斗争，也是史上一段鲜见的精彩。
作者多年研究宋史，功力扎实，笔下人物皆有出处，或出自正史记载，或来自坊间流传。故事生动，细节逼真，人物鲜明，文字流畅，好读，耐读，是本作品集的主要特色。
张晓林著的《书法菩提(宋朝故事)》是复古笔记体小说，独特的阅读体验随书附录北宋书法名家真迹，代表作文笔幽默，配图精巧，集故事性与历史性于一体。《书法菩提》的最大特点在于，既吸收了现代小说的表现特征，同时又接续了古典笔记的文人精神、文代情怀。某种意义上讲，《书法菩提》是对《世说新语》精神的最好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