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杰、王小蕾编著的这本《1896（李鸿章的世界之旅）》以“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战争”这一议题为起点展开叙述与论述，努力扭转既往将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屈辱求和无限放大的倾向，凸显其从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中逐渐觉醒，进而为晚清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寻求新的出路的某些历史面相，从这个较为新颖的角度深化有关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认识。

笔者不仅希望能够较为完整地呈现这段耐人寻味的历史，还希望将李鸿章欧美之行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置于中外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加以叙述，客观、审慎、公正地评论李鸿章的欧美之行对晚清时期中国历史走向的影响。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人李鸿章对清朝的现状进行反思，借由前往俄国参加俄皇加冕的机会，对欧美八国进行了游历和考察。侯杰、王小蕾编著的这本《1896（李鸿章的世界之旅）》即对李鸿章1896年的这次出使活动做了详细的描述，包括他与诸国皇室、政要官员、政府机构之间的外交活动，在当地的参观、访问，以及当地民众、媒体对李鸿章的到来的欢迎及报道。此外，本书并非单纯的描述八国之行，也将李鸿章的性格一并穿插其中，他的无奈与心酸，屈辱与震惊、不甘与期许等诸多心理活动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更将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思想政见、观念反思转变等通过游历一一带出，字里行间也能同时反映出清政府及大部分传统的中国人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所做的应对。

导言 李鸿章的欧美之行：后甲午时代的思变之举

第一章 甲午惨败惊醒李鸿章

 一、李鸿章的甲午记忆

 二、《马关条约》：屈辱求和的“城下之盟”

 三、痛定思痛：李鸿章的反思

第二章 出使俄罗斯：重新登上历史舞台

 一、联俄制日：清朝政府外交方针的大转变

 二、柳暗花明又一村：李鸿章的历史新机缘

 三、天津、上海：李鸿章出使欧美的起点

第三章 俄罗斯之行：《中俄密约》的签订

 一、初抵俄罗斯：中国“洋务人”的处女秀

 二、亲临莫斯科：李鸿章见证俄皇加冕

 三、历史疑案：《中俄密约》的签订

第四章 考察德意志：与俾斯麦的世纪对话

 一、登陆德意志：李鸿章受到空前礼遇

 二、考察军事：李鸿章仿效德国建设现代军队

 三、世纪对话：李鸿章与俾斯麦的会面

第五章 从荷兰到比利时：东西文化的展示与交流

 一、访问荷兰：李鸿章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

 二、比利时之行：参观克革烈枪炮公司

第六章 走进法兰西：与民主国家的亲密接触

 一、中国使臣来了：巴黎车站的欢迎盛景

 二、借款、洋务、通商：李鸿章法国之行的特殊使命

 三、另一个世界：李鸿章对西方民主的看法

第七章 取道英吉利：欧美之行的新高潮

 一、女王与中堂：李鸿章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

 二、考察海军、参观船厂：李鸿章勇于向对手学习

 三、展现中华民族再生力：李鸿章在英国发表演讲

第八章 转访北美：欧美之行的终结

 一、登陆美利坚：社会各界人士争睹李鸿章的风采

 二、演讲：展现中国政治家的深谋远虑

 三、途经加拿大：李鸿章踏上归程

 四、归程：永不踏上日本的土地

余论 历史回响：李鸿章欧美之行的启示

后记

本大臣恒谓：英之新疆（殖民地）、属国，遍布于五洲；华之土宇版章，图集于一地；揆形度势，固迥乎其不相同也。然以含生负气之伦言之，音容虽云互异，情形岂日难通？诚举英人之才力心思，以合华土之土宜材料，不第两国各享美利而已，更可推广之于万国万民。无论孰为旧朝廷，孰为新世界，莫不畅然意满，溉馥沾膏。

此时此刻的李鸿章，还在为中国和英国之间建立友谊而积极呼吁。在李鸿章看来，变革中国的事业不仅需要中国人一力完成，也需要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参与和支持：结合中国之资源，英国之经验智慧。这样，才能让身处“旧朝廷”的官绅士人、普通子民，看到一个变化万端之世界带给中国的生机与活力。

次日，李鸿章在参观钢铁厂的时候，又发表了这样的讲话：

以余所知，若培根之善格物理，若莎士比亚之善为诗文，若斯宾塞、若达尔文、若赫胥黎，则又皆文学、性理、格致选也；况其所口诵而手写者，复能身体而力行之？国于是强，民于是富。然究其命意，惟在于永保太平……中国不乏文人学士，特必当借重英之实学，庶造船开炉之类，皆有门径可寻。鄙人此来，深望中英之交日益亲密，而以英之光烈远照华疆，俾我华人渐能就虚题以实做，则厚幸矣。吾诚告君：吾甚愿与贵国为友；又甚冀我华于国政之所交涉者，贞以爱心；工艺之所学步者，贞以定力也。

在讲话中，他通过对英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侃侃而谈，并且着眼于中西文明比对的大格局。这无疑展现出李鸿章具有非同一般官员的国际视野。由此，他也帮助自己和清朝政府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媒体以及西方舆论界对其的曲解与矮化，并努力重塑中国在文明世界中的形象。

20日，李鸿章到达了格拉斯哥的造船局，开始参观、考察。在考察的过程中，李鸿章对苏格兰先进的造船工艺表示了由衷的赞叹。待江上游览完毕，李鸿章及其随行人员下船登岸。时近正午，格拉斯哥造船局监督在工程部设宴，款待李鸿章及其随行人员。李鸿章虽然与众人一起列席，但是仍然按照往常的惯例，自带厨师，并依据医生为自己制定的食谱进膳。觥筹交错中，造船局监督举起酒杯发表热情洋溢的祝词；李鸿章也起立举杯，有感而发，并让翻译员把自己的演说译给现场的各位：

念本大臣之素志，欲取格物兴国之功候传入中华，俾四百兆之华民同被其益。然向不过耳食也，何幸而既遇诸君，又得亲见欧洲教泽之覃敷，成此明效大验。他日者，航海东归，亟愿大声疾呼正告华人，且重言以申明志日，此非向者耳食之谈所可比也！

在此，李鸿章再次展现出了双重的文化视野：多年从事洋务运动的经验使之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和价值判断都趋于理性，同时也令他部分地超脱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保守心态，以宽容的态度接受“西学”和“西艺”，与西方人建立友谊。同时，他对西方列强与中国之间的权力关系，产生了新的期待：不再是主宰与从属的关系，而是深刻而平等的伙伴关系。他之所以“垂老远游”，正是为构建这种权力关系而来。这可以使得西方的知识、经验顺利地输入中国，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向正轨，获得与西方列强互惠互利的条件。

翻译的话音刚落，众人就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见状，李鸿章很有礼貌地举杯恭祝格兰斯哥全城日后更加繁荣昌盛。待李鸿章及其随行人员告辞出来之后，主人准备好的车辆已经等候在那里。于是，李鸿章率随行人员登车，径直向福赐桥进发。

福赐桥，是结合西方各国的新工艺和新技术建造而成的，在当时属世界第一：上通轮车，下通轮舶。桥附近住的达官显贵听说李鸿章及其随行人员会在这一天前来参观，在车站都早已等候多时了。

李鸿章从车上下来之后，慢慢地走向聚集在车站附近的社会各界人士，恨不得与每一个人一一握手，表示感谢。欢迎仪式比较简单，脱薇台首先代表大英北境铁路公司恭祝李鸿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接着就介绍福赐桥说：“此桥为天下第一大工程，您看看就会知道。十分希望您回国以后，使此行您看到的事物能够帮助您下决心采取新的措施，推行新政，那么中国无数子民都会获利。”李鸿章当即请罗丰禄代为答复：

本大臣得见福赐桥绝大工程，益信全英格致之精、工艺之美，实足与中国北地之长城、南境之运河古今对峙。况又蒙贵侯之礼接，尤觉倦倦于怀……而且两地球东西互接，亦如贵国一大桥之南北交联。从此极西之大国可与极东之古国绮交脉注，沆瀣一气，岂不美哉！

在此，李鸿章不仅赞颂了英国桥梁建设工艺的精巧，还以“桥梁”作为寓意申明了中国与西方列强增进交往、强化互信之意。足见这位晚清时期中国外交人物在国际舞台上所展现出的语言艺术，也是令人叹为观止。

22日，李鸿章及其随行人员乘坐火车前往纽卡斯尔，继续访问行程。

P216－218

李鸿章的欧美之行：后甲午时代的思变之举

两个甲子之前，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东亚国家之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甲午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这个在历史上曾创造过诸多辉煌的泱泱大国败给了东邻小邦。自此，国势日益衰微，山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场战争不仅改写了东亚诸国的历史进程，而且影响着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

一方面，这场在东亚海域爆发的战争，使得中国常年在这一地区所积累的优势化为泡影，取而代之的则是日本的崛起。另一方面，日本通过发动这场战争而获得的丰厚利益，极大地刺激了西方列强。此后，身处帝国主义时代的西方列强纷至沓来，竞相将中国的土地、财富以及劳动力窃为己有，由此刮起了瓜分的狂潮。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中国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厄运，是故，它唤醒了无数的中国人。原本在中国人的想象中，中国和日本之间不需要战争，即便发生一些摩擦也应该像是一场不同重量级的拳击选手之间的比拼，中国理应以一记重拳轻易地击倒对手。这一点，从当时朝臣们的奏折标题中便可以窥见一斑。如《御史蒋式芬请偏师进攻日境使彼内顾有利战机折》（1895年1月31日）、《户科给事中洪良品奏请饬疆臣直捣日本虚片》《户科给事中洪良品奏请沿海民众直捣日本折片》（1895年2月16日）。［1］

不仅如此，当时的报刊媒体也对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信心十足。理由是，日本是侵略战争的发动者，中国取得了道义上的优势。比如《申报》的记者便认为中国理顺师直，正义在握；中国“以大制下，以顺讨逆”。这便足以对日本“大加惩创”。［2］

但是，中日甲午战争情势的发展演变却与中国人的设想相去甚远。其中，中国人原本对这场战争所抱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与战争的灾难性结局所构成的巨大反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者所形成的张力，刺激了无数的中国人。在一片悲愤、忧伤、压抑的氛围之中，很多人发出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慨叹。

在这种充满悲情的民族情绪催化下，三年以后，戊戌维新运动在中国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兴起。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震惊了无数皓首穷经的士人举子，他们借助公车上书和百日维新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呐喊，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绝境中寻求希望的勇气。面对中日甲午战后所爆发的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深入反思了传统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端，认识到之前中国人学习西方是“洋务之枝叶，而非根本”，不过“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而已。于是，他们高举救亡图存的爱国旗帜，反复阐述“能变则全，不变则亡”的道理，力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旨在解放思想的思潮。

五年以后，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大地上有如星星之火，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在起义中，他们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虽然这些参加起义的普通民众还没有认清西方列强侵华的本质，也无法同腐败不堪的清朝政府彻底决裂（以至于被清朝政府欺骗和利用），但是这场由他们发起，旨在挽救民族危机的社会运动，不仅使晚清时期的中国统治者受到震动，更令世界为之震惊。

16年以后，辛亥革命爆发了。这场革命运动不仅扬弃了先前中国社会变革中的种种消极因素，更为中华民族的觉醒注入了崭新的内涵：首先，他们认清了清朝政府腐朽的本质，主张将反侵略和推翻清朝政府统治相结合。其次，在残酷革命斗争中，这些革命党人划清了革命与维新的界限，并使之所创制的革命思想趋于成熟。最后，他们提出了反对专制统治，提倡民主共和的主张。这一主张也成为晚清时期中国民族觉醒进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

正是由于具备这些条件，他们才得以一举推翻历时200余年的清王朝统治，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民主共和国。至此，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成为众多中国人参与各项社会运动的主要诉求。这也使得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37年后，迎来了光辉的曙色。

通过回顾和反思甲午年间发生的中日战争，及其在中国大地上引发的一系列巨变，可见一连串的历史事件中隐含着某种历史的逻辑关系；每个事件既是前事之果，又是后事之因，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无疑是触发这些历史变革的重要诱因。这一点，早已被历史无数次证明。

然而，在史家记录、检视这场惨烈的战争时，时常会忽略一个问题：那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对身为战争亲历者和指挥者的李鸿章有何触动？他在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又从何处着手对这场战争加以反思呢？

现在披露的史料足以表明，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同样给李鸿章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不但令他所经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也使他在经略洋务的过程中所积累的自信受到了猛烈的打击。

……

李鸿章之所以未能得偿所愿，主要是由下列两个原因决定的：

一方面，李鸿章虽然是清朝政府外交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但却不是最终的决策者。他尽管能够在清朝政府政治特别是外交事务方面施加一定的影响，但是却没有调整乃至改变外交政策的绝对权力。而且，李鸿章的外交活动时常受困于慈禧太后的出尔反尔、朝令夕改，也受到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和因素的掣肘，无法顺利开展或贯彻始终。

另一方面，虽然李鸿章在欧美之行中彰显讲求礼仪的外交风范，贯彻“以和为贵”的主张，并展现出务实进取、理性应变的一面，但是晚清时期中国与各国之间的对外交往毕竟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基本诉求，以国家实力为支撑的。而中国国力的衰微，很难甚至是无法获得与列强互惠互利的对等条件。所以，李鸿章反思战争、捍卫和平的种种举动也只能是与虎谋皮，徒劳无功，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的接连爆发，皆是明证。

于是，几乎就在李鸿章行走在欧美诸国之时或之后不久，就有人将此行看作导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主权进一步丧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历史并不是如此简单。垂垂老矣的李鸿章游走欧美所带来的轰动、落寞、纠葛、无奈都一次次地印证了“弱国无外交”的铁律。然而，仅以此为依据，否定李鸿章的欧美之行显然有失公允。

在笔者看来，对于像中国这样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并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遭遇重创的“弱国”而言，外交相当重要。而且，在相当不利的历史环境下谋求和平，消除战争隐患，处理好“战争与和平”这一重要的命题，更考验处理棘手外交事务者的智慧和韬略。李鸿章的欧美之行不仅显示了外交手段的高超，彰显其在逆境中奋力前行、寻求希望的勇气，还成为遭受西方列强侵略、饱受战争困扰之东方国家走向世界的典范。李鸿章在欧美诸国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为实现民族重生而努力的雄心壮志，而且表达了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强烈愿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对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后的欧美之行也应当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深刻的反思，进而得出客观、公正的认知。读者不应该将李鸿章的欧美之行简单地理解为清朝政府向西方列强的妥协和屈服，进而因循前人的说法，大肆谩骂和指责，而是要结合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的国际形势，认真梳理这一思变之举为后人所留下的历史遗产，吸取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为中国探寻到走向世界，维护和平、稳定的出路和可能。这也是笔者撰写本书的初衷。

为了解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帮助中外读者更新对李鸿章欧美之行的某些固有认知，笔者希望在写作中做到以下三点：

其一，全书以“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战争”这一议题为起点展开叙述与论述，努力扭转既往将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屈辱求和无限放大的倾向，凸显其从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中逐渐觉醒，进而为晚清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寻求新的出路的某些历史面相，从这个较为新颖的角度深化有关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认识。

其二，笔者对李鸿章欧美之行的历史再现，践履历史学者求真、求实的理念和精神。通过深入、细致地搜集、整理大量与此相关的档案、文集、中外报刊媒体等各类文献、图片以及文献专题纪录片的制作、采访手记等重要史料，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找寻或隐或显的历史线索，透过蛛丝马迹，借助细致的考证，客观公正的评析，提出合乎逻辑的真知灼见。

其三，笔者不仅希望能够较为完整地呈现这段耐人寻味的历史，还希望将李鸿章欧美之行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置于中外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加以叙述，客观、审慎、公正地评论李鸿章的欧美之行对晚清时期中国历史走向的影响。对某些重要的史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事实的基础上对李鸿章欧美之行加以概括和分析，并给予一定的历史定位，尽量凸显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为新世纪中外交往，特别是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历史经验。

李鸿章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而他在天津、上海等地长期从事洋务，与军事、外交、实业、派遣留学、新式教育、市政建设、医学、慈善等领域的兴起、发展及其变化均关系密切，因此格外引人关注。

2008年，天津市原副市长王述祖通过南开大学校领导和历史学院领导辗转找到笔者，表达了希望深入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特别是要拍摄一部有关李鸿章专题片的强烈愿望。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年轻学者，我感到责无旁贷，便爽快答应，并在此后的数年间，带领学生陈文君、齐薇、徐世博等人搜集、整理相关资料。陈文君还利用到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搜集海外及英文资料；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李净昉、在日本的王春等人也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和研究成果；在台湾，我也向张力、刘维开、林美莉、习贤德等教授请教了岛内所藏相关资料及其研究成果；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期间，我还多次拜访了著名学者王尔敏教授，不仅得到了有关李鸿章、天津教案研究的重要启示，更是得到他慷慨奉送的多年珍藏——《李文忠公尺牍》（上下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版）。与此同时，我们还与著名作家航鹰等人分享了很多资料和研究心得。

2014年，经过长期积累和辛勤拍摄的10集大型电视专题片《思变：1896晚清外交与天津》在凤凰卫视一经播出，马上就受到海内外观众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为该片倾注大量心血的王述祖先生和凤凰电视台的钟大年等领导，对我的历史顾问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充分肯定，由此我们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董虹编辑独具慧眼，力主将李鸿章在甲午战后的这次欧美之行写成著作，并交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此举得到出版社领导的赞成。俗话说，人有善愿，天必从之。我们也很愿意将李鸿章的欧美之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给广大读者。在写作过程中，合作者王小蕾花费大量心血，贡献良多。在出版过程中，孙巍溥承担起繁重的校对任务；董虹不仅履行了编辑的责任，更为全书增色不少。南开大学前副校长、天津文联主席陈洪教授，现任副校长朱光磊和南开大学城市文化研究院院长乔以钢教授等都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无私的支持。历史学院的李治安、陈志强、杨栋梁、赵桂敏、江沛、常建华、孙立群、姜胜利、王先明、元青、王昊等领导、老师以及已经毕业和在校的学生也给了我们温暖和爱护。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向所有参与、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领导、老师、朋友、学生表示由衷的感谢！并用感恩之心，向孕育新生命的母亲致敬。

侯杰

2015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