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亲历孟良崮战役的军旅作家吴强在战争结束10年后，用纪实与虚构兼备的笔触写成宏篇巨著《红日》，是关于一场惊天动地的战役，国共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成败却瞬间逆转；是关于一支王牌部队，74师拥有精良装备、倍数于我方的力量和传奇师长，却不可思议的溃败，更留下“张灵甫之死”的不解之谜……

本书描写解放军模范执行毛主席战略部署，歼灭国民党王牌74师的曲折经历。出版50多年来翻译成10种文字畅销1000万册。

吴强著的《红日》是描写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歼灭国民党部队整编七十四师的故事。故事以军长沈振新、政委丁元善所率领的一支部队为主线，环绕着山东战场上著名的莱芜、孟良崮两大战役，描绘了波澜壮阔的战斗场面和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二

两天以后，敌人终于攻到了涟水城下，杨军的一个班，只剩下五个人，副班长带的下半班，由于掩蔽部中了一颗一百磅的炸弹，全部牺牲了，酱黄色的发着油光的泥土掩埋了他们。杨军的左肩，楔入了一寸多长的一块炮弹片。他刚刚发觉自己受了伤，敌人步兵的第七次冲锋，到达了他们扼守着的战壕附近。来不及包扎伤口了，他和他班里仅有的四个战斗员，迎着敌人冲了出去。前进了一段之后，杨军凭据着单人掩体，忍着伤痛，把枪口对准着敌人射击。他看得清楚，他射出的子弹，穿进了正在向他面前奔来的兵士的肚腹，那个兵士的身材很高大，光秃着脑袋，手里拿着一支汤姆枪，在中弹之后，还向前跑了四五步，才抱着肚子倒下去。这时候，杨军的头脑，比坐在掩蔽部里清醒得多，对他的射击的准确性，充满以往所没有过的信心。“又是一个！”他的心头漾起了一种杀敌致果的快感。一个赤红脸高鼻头的敌人，在离他三十来米的地方，脑瓜掼倒在一棵树桩子上，血从口里喷吐出来。敌人的冲锋队形是密集的，真像是一窝狂蜂，低着头，躬着身子，看样子是受过最严格的训练，向前跑步冲锋的时候，竟还保持着先后层次，前头的总是跑在前头，后头的总是落在后头。大概是个军官，在杨军面前一百五十米远的一道矮墙后面，不时地冒出头来，举着手里的驳壳枪，“砰砰叭叭”地射击着，嘴里大声喊叫：“冲！冲上去！不许回头！”在他督战的枪声和喊声下面，兵士们冲进了几步，又伏下身子，头脸紧紧地贴到地面上，躲避着迎面射来的子弹，他们还不时地回过头去，看看后面的人跟着冲上来没有。这样冲锋的阵势和速度，使得杨军能够从容地观察敌人，从敌人群中选择他的射击目标。

那个军官又把脑袋露到矮墙上面来，他连续打了十多发子弹，喝令扑在地面上的兵士们，爬起身来继续冲锋。杨军没有让这一眨眼的良好机会滑过，他扣了一下枪机，一粒子弹从枪口飞了出去，矮墙上那个军官的头，从此就不再冒露到矮墙上面来了。全战壕的战士们，和出膛的子弹一样，猛然地飞蹦出去，完全忘却了上空的敌机正在嚎叫着扔下雨点般的炸弹，他们急风骤雨似地扑向了敌人。敌人从地面上慌张地爬起来，有的回头就跑，有的爬起来又扑倒下去，有的对着向他们反击的队伍，颤抖着身子胡乱射击。杨军、张华峰冲在最前面，一口气冲到那道矮墙下面。

像前天夜晚那样的小出击，在杨军的战斗生活里，至少有过三十次。敌人在八个小时内举行了七次冲锋，在这第七次冲锋的时候，来一个凶猛的反冲锋，对于杨军确是当了五年战士的头一遭。他感到很痛快，也很新奇。“这样的战法很有味道。”他的心里，有这样的感觉。胜利的愉快，压服了肩部创伤的疼痛，在矮墙附近，他又打死了一个向他扑来的敌人。

他终于瘫软下来。高速度的奔跑和伤口的流血过多，使他的肢体失去了撑持的力量，昏倒在矮墙底下。烫热的枪压在他的身上。他虽然还很清醒，但脸色已经苍白，呼吸也显得微弱起来，他缓缓地呻吟着，嘴里非常干涩，口唇不住地掀动，在强烈的阳光下面，他闭上眼睛躺在地上。大约过了不到一分钟，一股硝烟窜入到他的鼻腔里，他又张开沉重的眼皮。

淤河东岸的一个小庄子，落下了敌人的硫磺弹，房屋和草堆正在燃烧，浓烟随着风势吹拂过来。他想爬起身来，他从腰眼底下抽出麻木的右手，和他的臀部同时用力，按着坚硬的地面，紧紧地咬着牙关，把沉重的身体向上撑起，但是，他没有能够如愿，他又跌倒下去，仍旧躺在矮墙底下。喘息了一下，他摸着挂在腰皮带上的水壶，想得到一口水喝，用力摇晃一下，水壶轻得几乎没有分量了，水壶碰到枪杆子上，发着空洞的声音。“没有水了。”他喃喃地说道。他把贴在地面的头，歪向左右两边望望，没有什么动静，大炮不响了，枪声也很稀疏，除去在他的右前方淤河边上横着一具敌军士兵的尸体以外，他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看见。这时候，他突然感到孤独和不安。“我不行了吗？”他心里暗自地问着。稍隔一会儿，突然一阵枪声，使他从迷蒙的状态里清醒过来。奔跑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本能地爬了起来，全身生发起一股热力，好似一盆烈火在燃烧。他的眼前出现了在十几分钟以前看到过的那个敌人的形象。他确信没有看错，是脑袋冒到矮墙上面被他一枪击倒的那个军官。军官的手里握着崭新的快慢机，枪上的烤蓝一点没有磨退，耀着闪闪的光亮，军官的眼睛也在发光，血从头发丛里经过鼻子、嘴唇，流到他的脖子里。军官好似明白面前的这个人正是开枪把他击倒的射手，仇恨从他那发着紫色的眼珠显露出来，他的一只手抓住矮墙的泥土，竭力地撑持着身体，一只手举起枪来，食指在枪机上连连抖动，朝着杨军射击。可是，没有一颗子弹射击出来。他焦急而又失望地靠在矮墙上，考虑着用别的什么手段重新对付他的敌手。杨军在敌军军官举枪向他射击的时候，迅速地把身子向旁边闪让一下，不料一块砖头绊了他，他踉跄了两三步，才站稳了脚跟。他完全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的这个地方，还会发生这样一场白刃战。杨军清楚地知道了敌手的弱点，不是枪坏了，便是枪膛里没有了子弹。他停顿了一下，抱住他的枪托，举起闪光灼灼的刺刀，冲到矮墙的那一面，转过身子，拼力地朝着军官的胸口刺去，由于用力过度，他的两手抖动了一下，刺刀深深地插入到墙肚里去，刀锋侵入的地方，距离军官的臂膀大约还有二寸到三寸光景。杨军急得头上进出了豆大的汗珠，正要从墙肚里拔出刺刀来，进行第二次刺杀，军官却颓然地倒了下去。杨军吃力地把刺刀从墙肚里拔了出来，头比先前晕眩得更加厉害，他的体力似乎已经消耗完了，瘫靠在矮墙上喘息着，好似刚才的敌军军官站立着的那个姿态一样。

追击敌人的秦守本在一个炮弹坑旁边跌了一跤，膝盖碰出了血，裤筒子卷到大腿上，伤处裹着纱布，攀着张华峰的肩膀，一拐一拐地走回到矮墙跟前。

他们扶着杨军回向阵地，在走了十多步以后，杨军突然停止下来，说道：

“把那个军官弄来，他没有死！”

“家伙已经给我缴来了！”秦守本晃着崭新的快慢机说。

“把他弄来，是个军官，他还是活的！”杨军坚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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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在我们住村口头，我看到从山上抬来的张灵甫的尸体，躺在一块门板上。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从去年秋末冬初，张灵甫的七十四师进攻涟水城，我军在经过苦战以后，撤出了阵地，北上山东，经过二月莱芜大捷，到七十四师的被消灭和张灵甫死于孟良崮，正好是一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后来，我有过把这个故事编织起来写成文章的想头。差不多日里、夜里、风里、雨里，都要行军打仗，就是战后休整，也很少空闲，实际上，我们的工作，不打仗的时候，常常比打仗的时候还要忙，哪里还有工夫和心情写什么文章。大概是两个月以后，在夜渡朐河的时候，连写好的几十页笔记和收集来的一点资料，如几张七十四师的《士兵报》也丢掉了。

不知是什么缘故，笔下写不成，心里却老是想写，有时候，竟打起腹稿来，仿佛着了迷似的。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里，部队住在厦门岛上，战事基本结束了。可能是看到了大海的波澜，我便理起了已往的断断续续的思绪，打算真的动起笔来。可是，种种顾虑，挡住我的去路。到三年以后的春天，才硬着头皮写好了故事梗概和人物详表。由于缺乏那么一股干劲，使得我在创作道路上步子走得很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不但从脚步慢到停脚不前，而且下决心不干这件自不量力的重活了。在别人，可能早就写了出来，而我呢，直到又一个三年以后的春天，才以一种试试看的态度开步走。虽说酝酿、思考的时间比较长，又有那么现成的很富有文学意味和戏剧性的故事骨胳，作为进一步进行艺术结构的依托，自己又是在这个战斗历程里生活过来的，心里自也有了一点数，自认还不是轻率从事；但把那么一个战斗故事写成长篇小说，总还觉得是在干着一件冒险的事情。

我曾经多次反复地考虑过，并且具体地设想过：不管战争史实，完全按照创造典型人物的艺术要求，从生活的大海里自取所需，自编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免得受到史实的限制。也许是我的艺术魄力太小，我没有这样做。我认为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都是战争艺术中的精品、杰作，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在这两个艺术品上焕发着耀目的光华色泽。就是我军受了挫折的涟水战役，到后来，也起了成功之母的积极作用。我珍爱它们，我觉得文学有义务表现它们。我又认为：透过这些血火斗争的史迹，描写、雕塑人物，既可以有所依托，又能够同时得到两个效果：写了光彩的战斗历程，又写了人物。看来，我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写战史。战史仿佛是作品的基地似的，作品的许多具体内容、情节、人物活动，是在这个基地上建树、生长起来的。

这样写法，历次战役的基本情势和过程，不能不是有根有据的真情、实事，而故事里的种种细节，则可以由作者自由设计、虚构。因而写到我军的野战军领导、指挥人员如陈毅司令、粟裕副司令，敌人的高级将领如李仙洲、张灵甫等，便用了真姓名。敌我两方的大多数人员和人民群众，就由作者给他们起了名字。如我军方面的沈振新、丁元善、梁波、刘胜、陈坚、杨军、华静、阿菊、葛成富，敌人方面的何莽、张小甫，等等。在写作过程里，我感觉文学赋予我的创作上的自由权利，我是充分享受和使用了的。史实不但没有限制和束缚我，反而支持和方便了我，使我能够沿着一条轨道，比较顺利地走完了这一段写作路程。

的确，我感到吃力、紧张。有时候，心跳得厉害；有时候，夜不成眠。睡到深夜，忽然梦中醒来，想起了一个什么情节，或者对已经写好的字句，觉得需要进行补充、修改，便从床上披衣而起，扭亮了灯，又临时写了一点，是有过好多次的。自然也跟大家一样，我更多的感觉是欢乐和幸福。特别是在这本书终于脱稿以后。毛病总是有的，我自己深深知道，以我自身的条件，写这样的作品是不相称的；以这样的宝贵历史题材，作为我写作的实验的对象，我感到简直是一种罪过。直到现在，书已出版了两年，我的心情，还常常觉得沉重、不安。但是，我也快乐，我觉得历史、生活、今天的时代、社会，给了我极其优厚的待遇，哺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能够享受到写成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的幸福。

我感激我们的党，领导了胜利的革命战争，又给了我通过文学形式再现战争生活的机会和条件，并且在我写作过程中，殷切地母亲般地关心我，经常地给我既原则又具体的种种指点。我感激打败了强敌的那些革命的人民、人民战士和勇敢的、高尚的、忠诚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英雄，像沈振新、丁元善、梁波、刘胜、石东根、杨军、秦守本、张华峰、王茂生、安兆丰、张德来……华静、黎青、姚月琴、钱阿菊、葛老大娘、张老大娘、阿菊的干娘余老大娘，等等。他们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创造了辉煌胜利，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们在生活里感动过我，以他们的卓越的行为、品德影响过我，而又被我当作了书里的主人公和写作对象。对于他们，我又十分惭愧，因为我在雕塑他们的形象的工作上，有时候，显得手不应心；有时候，连心也显得愚钝，因而使我的工作成效，远未能达到我所想象的和许多人所期望的那种地步。我写了敌人，其中着重的写了一个张灵甫。张灵甫这个匪徒，是反动头子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健将，有丰富的反革命战争的经验、才智。他猖狂已极，反动透顶。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他率领他的七十四师直下淮南、淮北，两次进攻涟水城。在莱芜战役里，李仙洲当了俘虏和李仙洲的五万多人马被歼灭的悲惨教训，他竟傲然拒绝接受，胆敢深入沂蒙山区的我军腹地。在孟良崮被歼就戮，自然是他的部队和他本人应得的结果。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我在他的身上，特意地多费了一些笔墨。有人说，写敌人应当写得狠一点，以显得我们的英雄人物的本领更高。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其实，我们的敌人本就是又狠又毒，并且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我们只须按照真实的面貌去再现他们，也就够了。譬如对张灵甫和吐丝口战斗里逃走了的那个何莽，能说我在描绘他们的形象上，作了多大的夸张？是我有意把他们写得狠了一点？多年的战争历史教育了我们：对于我们的敌人，应当蔑视却又必须重视。我想，在我们的作品里，一旦要他们出现，就要对他们着意地真实地描写，把他们当作活人，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绝不能将他们轻轻放过。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有人这样说。我写了爱情，但我不是把爱情作为主题的。在客观生活里，爱情有份，战争的时候也不例外。生活里有爱情，就可以写爱情，当然是对的。生活里有爱情，忽略它，不写它，那也未为不可。写，不写，听作者自由抉择，这在我动笔以前，就理解到的。我在这两者中间徘徊过。大概是由于听到有些人说过写军队、写战争就不能写爱情，有些人说过紧张、艰苦的斗争里，哪有人谈爱情之类的话，想证明一下事实不是那样，把战争时期的生活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来，表示写战争生活的同时，也不妨写点爱情生活，我便描画了沈振新与黎青、梁波与华静、杨军与钱阿菊他们之间的一些生活中的微波细浪。既然写了，也就只得写了。“经一事，长一智”，事后检视一下，在这个方面的破绽，也许比别的方面要明显一些。我觉得，我确是没有写得恰到好处。有多写了几笔之处，有写得不大合乎人物当时所处的情况之处，也有，可以这样写，而我那样写了。就全书全文来说，涉及爱情生活的分量，虽不算多，但还可以再少一些。为了回答好些同志的关注，便补救了一下，在前次和这次的版本里，对这一部分，都作了一些改动。

在作品的其他方面，也还有我所难以避免的和可以避免的败笔，不一一细说了。

这本书出版前后，关心我的同志们，曾给我许多帮助，提供有关资料，提过很多宝贵的意见，对我这本书的写成和进行修改、加工、今后的创作活动上，都有莫大益处。

一九四九年是难忘的奠定革命基业的一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觉十年了。

十年来，风展红旗，激流滚滚，六亿五千万勤劳勇敢的人民迈步直前。哪个方面都在经过火热的斗争之后，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就像十年以前的莱芜、孟良崮、辽沈、平津、延安、淮海等等伟大的胜利的战斗那样。

我们的心情舒畅，我们的生活多彩而幸福。

看到美好的今天，嘹望更美好的明天，我不禁想起了在风里、雨里、炮火纷飞里苦战恶斗的昨天，更不禁想起了那些勇敢的、忠诚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英雄战士。  记住昨天的战斗生活，对于我，是永远的，只要还在活着的时候，都是必要的。因为它已经给了我、今后还将给我以前进的力量。

为的表白一下心情，更为的纪念伟大的建国十年，说了上面一些话，并作为这次修订本的序言。

吴强

一九五九年五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