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榛子》是第一部反映中美混合联队“飞虎队”抗战情况的长篇小说！“我们所说的一切，不过就是：给和平一个机会。”袁劲梅是目前海外作家里面创作非常突出的一位成熟作家！作为哲学教授的身份，她近年来呈现的每一部作品都意味深沉，耐人寻味。本书着力表现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每一辈人在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时代、中西方文化碰撞所表现出的差异和多样性，具有很多发人深省的思想与意义。

袁劲梅编著的《疯狂的榛子》是目前第一部反映中美混合联队“飞虎队”抗战情况的长篇小说。本书的叙述从中年一代人为主要视角，延伸出更早一代父母家庭的情况、对后辈生活的影响。笔墨着重在中年这代身上，男方作为中美混合联队成员参与抗战，男女双方的爱情，因时事各自分离，男方随军到了台湾，女方留在大陆。之后他们的儿女各自成长，又去到美国，拥有与前辈不同的生活和命运。

自序

第一章：喇叭家的《战事信札》

 沙1：喇叭

 沙X：“命运使命”

 沙X：衡阳

 沙X：长官

第二章：为了一个平民梦

 朋友、丈夫、儿子、狗

 沙X：跳伞

 沙X：虚无时代之一

 沙X：野蛮人

 沙X：金头

第三章：浪榛子的“战争时代”

 沙2：浪榛子

 士风绝唱

 “五湖四海”

 沙X：葬礼

 沙X：握手加附录

 “小虫何”

 “十步之外”

第四章：浪榛子的“战地爱情”

 战地一角

 沙X：浪榛子

 和平爱情初探

 苹果公式

 沙X：揭发资本家

 沙X：附?

第五章：浪榛子的“马特洪峰”

 红高粱

 善全博士插曲

 少校沙顿

 和平语法

 沙X：“马特洪峰使命”

第六章：范医生与无人知晓的战争

 沙3：范医生

 PTSD家事

 沙Ｘ：浪榛子

 沙X：卡车

 沙X：黑市

 无人知晓的战争

 坏感觉记录

第七章：范水的基本训练

 沙Ｘ：孝子基本功

 沙X：牙神丹传奇

 沙X：范氏英雄史

第八章：心理错位病人

 范家新媳妇

 死后恋

 浪榛子Ⅲ隐秘之一

 附录：“新五湖四海”

 （芦笛的实习报道）

第九章：商场如战场

 沙4：戚道宽

 商场兵法

 浪榛子Ⅲ隐秘之二

 虚无时代之二

 活着、干着、不抱怨

结尾：给和平一个机会

 沙5：宋辈新

 衡阳小苹果

Note(参考文献)

沙1：喇叭

世界上的水可以这么清澈，清澈得像长亭外的钟声，一圈一圈散开，一圈一圈变成月光，一圈一圈化为空彻万古的年轮。清澈得欲说还休，连湖面上吹来的风都直沁人心，像萤火虫的光，轻轻扫了一抹诗情画意到孩童心里。

喇叭在她妈去世十八年之后，把她妈的骨灰沉在这个清澈的大湖里了，连同她妈戴了一辈子的一粒青玉。青玉像个小炸弹，一头尖尖，一头圆，温暖浪漫的青色。在喇叭还要她妈抱的时候，她会把这枚青玉抓在手上玩，叫它“小鸡蛋”。喇叭妈妈那么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居然对小喇叭说，“小炸弹”。

现在，“小炸弹”扔下湖，空灵和人问烟火全乘着白帆与红帆，变成故事，远远地在水面上滑过去。这个湖叫“安大略湖”，在加拿大和美国边界上。湖里冒出一群一群小银鱼，像从清澈无底的水中升起来的气泡，这让喇叭产生了一个固执的想象：“小炸弹”一直落向湖底，落到了地球那一边，落到一座坟堆的脚下。

炸不炸。不知道。随它去。

她妈的信物自有自己的灵性，跟喇叭脖子上戴的信物不同，是两代人用的东西。那“小炸弹”里装了一肚子炸药，还是一肚子怨恨，还是一肚子爱情，喇叭猜不出来。猜不出来，不代表不想猜。她就想猜出来，那枚“小炸弹”到底要去炸哪家的坟。

喇叭长到四十岁，才赶上她妈二十岁时的漂亮。她算算，她妈漂亮了一辈子，她到四十岁才漂亮，只能漂亮半辈子。她把这道算术题跟先生讲了。

先生，就是送给她脖子上那个信物的人——艺术家宁照。喇叭戴着一串墨绿色的小贝壳，每个贝壳里有一粒酱红色的小木珠。不闪光，不值钱，还不如说戴着一串情调。艺术家不买信物，宁照能看中的信物，只能是他自己做的艺术品。宁照说：“这是你妈的情调，你最好继承下来。”喇叭比她妈要闹人一百倍。她盯着先生问：“你说，为什么我妈比我早漂亮二十年？”

先生宁照正在画一只鸭子。这是一幅大油画，宁照画的是西方油画，但鸭子却是正宗的中国鸭子，是那种祖宗一看就能看出“大道之行”、厨子一看就想杀了吃的胖鸭子。它翅膀举起，胸脯挺着。最妙的是，有一圈一圈蓝得发亮的水纹，在鸭子胸前灰黑相杂的羽毛下张开，由深到浅，由浅入无，入进一片华兹华斯和王维写进诗里的那种湖区或芦苇：“赤身裸体的小木筏，在与它不可分离的水中”／“宁静玄远”，这两句西诗中词在宁照脑袋里藤子一样纠缠在一起。宁照正在境界之中。他在画一幅“暖春”，画几笔，退后看一看。当喇叭第三次重复她的算术题，“为什么我妈比我早漂亮二十年”时，宁照心不在焉地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叫‘鸭先知’怎么样？”

喇叭就叫起来：“又是‘鸭先知’？凡上画上诗的鸭子都成先知。凡上桌子的就成了‘北京烤鸭’‘荷香鸭’‘盐水鸭’……人格分裂逼着鸭格也分裂。我说不如叫‘鸭头春’，清淮晓色鸭头春。”

宁照说：“俗。画儿要在北美卖，翻译成英文，Duck—Head’s Spring(鸭子头的春天)，谁敢买？”

喇叭是情感做的，但宁照却不是她自由恋爱找到的男人，是她妈肯定下来，叫她嫁的。因为喇叭听话，从小到大都是母亲帮她做决定，没谈恋爱就结了婚，跟宁照过上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家庭生活。以后，随便宁照怎么处处想着喇叭和小家庭，喇叭总觉得，她只过了家庭生活，没过上爱情生活。虽然从父母家跳到宁照家，反正她都是被保护对象。被保护自然好，但没有自由恋爱过，就像从河这边一脚跳到河那边，两岸也没什么大区别，桥上的好风景却没看到。喇叭一回头，一想到“没过桥”就到了对岸，就觉得，这不亏了呀。书上电影里描述来描述去，最精彩的生命阶段，她就这么稀里糊涂一跳，跳过去了。所以，一不高兴就说，想跟宁照离了重过，哪怕是世界上没男人了，到最后还得嫁给宁照，那也得先热热闹闹恋爱一回，才去过小日子。

宁照对喇叭的“爱情缺失”不同情。他认为喇叭生在福中不知福，还说，把他宁照当成最后一个男人，是把他当备用品看，简直是奇耻大辱，他宁照比大部分男人好多了。宁照理直气壮地宣布：“我不会谈恋爱，只会过日子。我还没成艺术大师呢，没人养着供着，不会过日子，光谈恋爱怎么活？”

现在宁照说喇叭的鸭头春“俗”，喇叭就又想闹人了，一闹人就秋后算账：“我真不知道我妈怎么会替我看中你。我敢保证她自己的情人肯定不是你这种面条脸。”

宁照不理睬，换了支笔，画湖边的沙。安大略湖被太阳照耀着，湖边有棕红色的沙滩。宁照油画上的沙也是棕红色。这片沙由远及近，远处的沙，宁照就用笔画成一粒一粒小小的“X”，棕黑色，像历史那边过来的老故事；近处的沙，宁照就用笔画成一粒一粒小小的小晶体，发亮的棕红色。颜色变化有点奇怪，又有点沧桑感。当地连岩石也是棕红色的。宁照的油画在当地卖得好，当地的加拿大人都知道沙滩可以是棕红色。P1-3

我本想写一部单纯的爱情故事，可是，爱情故事一到中国，就单纯不了。就是梁祝和宝黛那样的爱情，悲欢离合也全是在一个文化结构里演绎。结果，我这部爱情故事就走过了三个时代和一个千年没变的社会结构。正义、自由、人性、幸福在追求爱情中被我们的民族心理演绎、诠释。等写完了，回头一看，我这部长篇小说写成了，顺着爱情走，一路诘问：人怎么才能好好地“活着，爱着，原谅着”？

把爱情放到战争、灾难和折腾中写，不是我要的，是历史安排的。我们碰巧生活在一个热闹的时代。日子从一头过到另一头，也没用多少代。人们希望发生的事没发生，种下西瓜，长出来成了傻瓜。想不到的事一件一件从天上落下来，就白了少年头。看看过去，再看看将来，好在天也没塌下来，星星还是尧舜时代的。站在过去和将来之间，反思人性，反思人造的灾难和灾难踩在人心上留下的脚印，我跟着故事里的人物一起寻找，书里书外的人，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谁能说“寻找”本身不是生命的意义呢？

“寻找”是这样开始的：2010年，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青门里志》，是反思从“文革”到商业社会这阶段的人性故事。“文革”中的野蛮，在我看来，是一种全民族的返祖，行为伦理返回黑猩猩一族的游戏规则。走到人性最深处，人还真不能太骄傲。我们身上带着我们动物祖先的基因。看看我们千过的事，“对社会的罪恶，我们谁都脱不了千系”。从“文化革命”转到商业资本的纵欲，也没把人提拔多高，我们的动物堂兄博诺波猿早就能用“房中术”边治国边玩(解决争端的方法是性交)。现代的腐败官员的行为也是继续返祖。那什么叫作“人”呢？不能活了一辈子，连自己属于《山海经》里的哪一支都不知道。现在有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这么多“学”，就想把“人”讲清楚。

人常常活成了一个老顽固，却也未必能搞清楚自己。这时候，文学就有事干了。文学说：我来把人的故事记下来，看看能不能把“人”讲清楚。写完《青门里志》后，我并没有想再写一个长篇，但是，我想再写探讨“人性”的故事。这时候，青门里的一个小朋友对我说，你写我妈的爱情故事吧。我答应了。《疯狂的榛子》中喇叭妈妈的爱情故事就这样铺展开来。

喇叭妈妈的爱情故事，我从小就知道一点，是那种大而干净，且不能轻易让妖怪碰的那种。写这种爱情故事，凄凄哀哀是一种糟践，没有宏大的背景托不住。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美人落难的爱情故事，是历史，是社会，是特定社会结构制造出的人性悲剧。它像一滴水，把一河水的性质都反映了。好也是它，坏也是它。大河说了算。一滴水的梦想不过是平平安安地当一滴水。风可以使劲地刮，浪可以翻了天，壮观也好，动荡也好，一滴水想要的只是，给风平浪静一个机会。喇叭妈妈的爱情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战区。那爱情故事做着风平浪静梦，发出了一些种子，种子一直长到现在，到我们这代还在寻找和平的机会。

中国姑娘爱什么样的男人，有群体性和时代性，反映社会价值观变迁。我小时候，看见过姑娘们就想嫁个当兵的，墙上好男人的照片身着草绿军装，腰上扎个皮带(我太小，自然是轮不着，就要到了一顶军帽，也欣喜雀跃，抱着睡)。后来姑娘们转成要嫁大学生了，文化人成了理想男人。再后来，转成要找科级以上的公务员，当官的男人给女人安全感。到现在，姑娘们要嫁有钱的，男人腰上要扎个大钱包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推崇的价值精英。喇叭妈妈的家庭是“扎个大钱包”的那种，她那个时代的英雄豪杰是保卫中国天空的航空战士。我在美国代顿空军博物馆看到过当年国民政府散发给中国老百姓贴的门神，就是肩插野鸡翎毛，头带飞行镜的洋关公。喇叭妈妈爱的人是当年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中的一名中方航空兵。

这样。我的“寻找”就从爱情转向了它的背景——战争。

我写战争、写航空战士，有朋友说，你是女的，战争的事你就别谈了。好像战争的性别是“男”。但是，我觉得，我小小年纪就有过“军帽情结”。应该还是有能力从我自己熟悉的角度写好“英雄”“美人”的。我没想写将军指挥战役，没想写士兵徒手肉搏，我想写战争中的男人女人，他们是活过战乱的人，我可以跟着他们的内心，去发现另一场内心的战争。“没有一场战争不同时也是内心的战争”(玛丽安·穆尔语)。哪怕是正义战争，战争强行带来的暴力也是人类的不幸。暴力对人的影响和伤害，除了让人断胳膊断腿，还会让人心理受伤。我想写对暴力的反思，不仅诘问暴力和反抗暴力的结果，而且诘问：暴力产生的原因？暴力留下的后果？人为反抗暴力牺牲的目的？

这些想法刚开始构思时并不清晰，一边读书，一边写，一边想，才慢慢清楚的。和我写其他故事一样，我先得找书看。看着看着，我发现中美航空战士真是值得爱，他们担负着中国战场上的重要抗日任务，却又那么人性。有一本书叫《火焰和陷落》，是那时陈纳德第14航空军中最年轻的前沿指挥官，二十九岁的文森特将军写的日记。其中有一段记录他带了一封陈纳德写的信给罗斯福。信中写道：“我们没有干活的工具(指无军需补充)……我们能成功地一次次打败日本人只是靠了我们航空机组和地勤人员的勇气、进攻性和决心。”当中国地面军队无法守住前沿空军基地衡阳，文森特将军下令炸衡阳基地的那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毁了我们美丽的衡阳基地，我心都碎了。”等我看了上百本回忆1942—1945年中国战场空中战事的书后(从老飞虎队进入中缅印战区到“二战”结束)，有一次上逻辑课，和学生谈了一点当年的美国第14、第20航空军在中国的空中战事，学生说：“您教历史吧，这个好听。”这时，我想，我可以开始写了。

写作过程中，我的“寻找”从外部背景伸展到人物的内心。

我找到好几个去过中缅印战场的老兵，做访谈，每一个访谈收集的都是历史遗产。我还和各色老兵成了朋友。有一个老兵叫亚当，当年在菲律宾战场。在吕宋打下来之后，被调到日本驻守。战后的日本，没油没电没食物。他去书店买字典时，给了一个伙计一些食物。直到现在，还和那伙计的孙子互相拜访。亚当八十多岁，是我班上的学生。有一次，我们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正巧碰上有菲律宾战场图片展。我说：“亚当，那里说不定有你的照片哩，我们去看看。”他坚决不去。其他学生都跑去看了，可任我和其他大学生怎么劝说，亚当都不去。他说：“我不想回忆那些事情。”亚当那年在中国过了八十四岁生日。还有一个老兵，是个哲学家，来我所在的大学做演讲。我跟他聊天，讲到他的过去，他感慨地说：“五十多年前，我正在战场上跟你爸爸对打(指朝鲜战争)。”我说：“我爸没去过朝鲜战场，我叔叔当过志愿军到过朝鲜战场。”哲学家老兵问：“你叔叔还好吗？”我说：“他还活着，跟您一样，也快九十岁了。”哲学家老兵诡秘地笑了，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跟你叔叔都是冲天开的枪。”

这类故事让我感到，经过战争和暴力的，其实是具体的入。具体人才会谈恋爱，会受伤，会软弱，会后悔，会在战乱中、战乱后审视暴力。喇叭妈妈的情人才写得出情愫真挚的《战事信札》。具体的正常人并不喜欢暴力，不以弄过暴力为荣。不怕死的英雄，杀敌不眨眼的战士，是宣传品中的人物。他们也许存在。但我知道我想写的平民战士，他们是灾难的承担者，他们不是“也许存在”，而是：就是我们的父母亲。

再往下“寻找”，就找到我们自己了。一个一个爱情种子合适不合适反正都长出来了，回过头来诘问：喇叭妈妈的爱情悲剧原因何在？

我们生在一个祖宗留下的社会结构中。我们的父母亲活过了战争，又活过各种运动，活到了有我们冒出来。一条长长的寻找和平的道路，从“他们”一直走到“我们”。要是喇叭妈妈的爱情在抗战胜利后就堂堂正正地开花结果了，那我们这代人的事儿就简单得多。偏偏不是。我们小时候，傻乎乎地跟着他们过了二场“文革”，长大了，又一转脸自己头里跑到了商品经济。回头再看他们，那么认认真真且又无可奈何地活在一个集体定义的角色上，战争结束了却还按战时的德行思维，紧紧张张，防范上司，防范同事，防范骗子。当一滴水，不敢。消失在一河水里，又不甘心。我这才意识到，英雄和美人的故事从一开始就是长在这块土壤上的，并按老规矩延伸和结尾。

那些在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时期就显现出的深深的文化结构与人性的冲突，那些君子的“效忠”，小人的“腐败”，再加上革命打碎表面结构带来的兴奋，等一一落回到中国文化的深处，就是容不得“不同”。把人划成等级的方法和标准可以变(如，从“钱”变到“政治”，再变回来)，“等级”是祖宗定的宗法，不能变，要变，也只能把“你”变成“我们”。一个好爱情并没有因为经过战争而伟大，却转而变成了个人自由意志与集体冲突的传统悲剧。中国的宗法结构跟军衔制似的，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际关系，打仗和革命时叫“效忠”，搞资本时叫“资源”。喇叭妈妈爱情悲剧的原因还不仅是因为日军发动的侵华战争，情人入伍两地分居。我们这块土壤自己也有问题。我寻到了宗法制。

我读到这样一个记录：一位当时管处理昆明基地美国士兵和中国百姓冲突的下级军官，接到了一个车祸的案子。美军吉普车撞死了一个在路边玩的小女孩，叫小木仙。美军赔偿了二十六美元。这个军官会说中文，他认为赔偿费写错了，前些时候撞死中国商人一头驴还赔了一百五十美元。得到的回答是：按中国的算法，驴得按市场价赔。一个六岁女孩没有标价也不挣钱，按她家收入算养她的费用，再加一口小棺材，算出来就赔这么多。这个下级军官去送钱，看见一个穷困悲伤的家庭，心里觉得实在太不像话，很内疚却无能为力。过了几天，小木仙的老农民父亲推着一个独轮车来了，送给他一个信封，信封里有六美元，说是送给他的谢金。军官不要，老农民不走。老农民说，你非得收不可。接下来报了一笔账：从镇长，到村长，到族长，到村里长者，他都送了钱。按此一算，小木仙的命换来的二十六美元就差不多打点光了。这个美军军官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儿？简直太不合理。从此成了共产主义者，到了延安加入了中国其产党(中文名叫李敦白)。

宗法制最大的问题是：保护宗族，保护等级，不保护弱小。它带着较多的黑猩猩氏族社会的特点。首领雄性黑猩猩是非搞等级和专政不可的。下级雄性若想越位，每一次权力更替都要打得血淋淋的。转到讲人的宗法社会，大家都住在一个山村里，血缘相通，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对和错他们自己说了算。弱小的得巴着强大的活，没有制度保护弱小。小木仙她爸只有巴结权势的义务。却没有公正。梁祝和宝黛那样的爱情，不合那样社会结构要求，成了悲剧。喇叭妈妈的爱情虽然延续到1949年之后，还是因为不合新式宗法的要求(按政治划等)，也成了悲剧。我们不会保护弱小。以为丛林法则是真理，不知道丛林法则是野兽的真理，不是人类的。

我们这代人，最多能做的就是像《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说实话的小孩，告诉顺着权威说甜话的人们：其实皇帝啥新衣服也没穿。我们要对付的还是三千年的老问题。

什么都有后果，人经受过的灾难，不会一过去就烟消云散。我对灾难后果的寻找，走到了认识恐惧给人留下的一种心理病，叫“PTSD”。

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是经过灾难、压力造成的恐惧之后，人的心理紊乱。表现为：没有幸福感，没有安全感，没有自信心，做噩梦，还会有暴力倾向。PTsD是常见的，却长久被忽略的心理疾病。人心里有一些软软的地方，那些地方让人有人性的敏感。战争，革命，暴力，一群整一个的压力都会在正常人的神经上留下瘀伤。要慢慢治疗。

战争的可怕。革命的残酷，宗法的压力，都在于不尊重具体的人。人和动物的那一点儿不同，并不在于人能打胜仗，能管教小孩、能讨好上司；而在于人知道要呵护弱小，保护生命。当个体生命不受到尊重，只被当作工具来使的时候，不管你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人都生活在恐惧中。从“二战”至今的中国历史，是平民在文明和野蛮的底线上，进进退退，捍卫人文和民主的历史。仗打过了，命也草了，房地产的快钱也发达过了。对付老问题，在种种法子试过之后，为什么不能给和平一个机会？让“不同”共存。

当社会制度走向保护正常的平民利益，不再按军队的非正常结构制定，而是按共同法行事。这是旨在不用暴力解决权力和利益之争，是现代人的文明和进步。倘若不能把一些基本权利像呼吸的权利一样让个人所有，那还没有从战争状态下回到正常。战争与和平是两站路。和平的道路不是可走可不走，而是如果不走，前辈们在战乱中付出的牺牲就全白费了。

任何暴力都是人类悲剧。“二战”的意义在于平民保住了人性。而走上法治的道路，是人能保住和平的希望。法，是针对人性的动物性条件(人性恶)定的。想到我们身上的黑猩猩基因(百分之九十七与黑猩猩相同)，再看看我们与野兽差不多的施暴历史，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就是天地之精英。让法管着所有人是好的。

我最后的“寻找”是：去了衡阳。第14航空军当年的旧空军基地成了现代人的练车场。人们不再生活在山村了，开车跑了。红灯停，绿灯行，是过新生活的基本训练。

作为一个作家，我能做的一点事，就是“寻找”。找到一个问题，找到很多故事，找不找得到答案，我不知道。我最多只能把问题讲清楚。文学对于我，是寻找真理的一种方式。

袁劲梅

2015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