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担任驻英法公使之后，曾纪泽对礼仪这一问题就更加重视了，毕竟，驻外公使是国家的颜面所在。然而，如何做到既符合本国的传统礼制，又入乡随俗，为西洋各国所接受和认可，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前任大使郭嵩焘，就在这个问题上栽了大跟头，弄得丢官罢爵，凄凉终老。
郭嵩焘是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公使。在当时的中国，驻外公使绝非一桩潇洒的美差。当时的士大夫中，夷夏之辨的思想意识还很浓，对出使外国的公务人员，不分青红皂白，一概鄙夷不齿。郭嵩焘明知这是费力不讨好，要背骂名甚至会毁前程的差使，但他还是顶着重重压力，毅然离开“父母之邦”而出洋赴任了。从他驻外任职期间的实际情况看，在“弱国无外交”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虽说个人也无力回天，但他努力争取依照国际公法和惯例开展外交活动，积极增进对外域情况的了解，强化向西方学习的意识，是颇为开通和明智的。但他却为世俗所不容，一直陷在顽固派的众骂之中，加上清廷本就对汉官有所提防，有意派了刘锡鸿作为副使，名为助手，实为监视。而这刘锡鸿，就在“礼制”这一问题上，做了大文章。他参奏郭嵩焘有“三大罪”：“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皆是从小处做文章，大谈其有违祖宗礼制，有损国家颜面，更有甚者，称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向英国称臣”。清廷以此严厉申斥郭嵩焘，甚至要查办治罪，多亏李鸿章说情，才给郭氏留了一点面子，准许他以身体有病为名18行引退，接其任者就是曾纪泽。
曾纪泽接任公使一职后，吸取郭嵩焘的教训，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了解各国礼仪，并将本国的礼节事先电汇各国，以便互相尊重。事无巨细，小到宴会是否男女同席，眷属之间如何示意，握手还是作揖，都一一通融。事实上，曾纪泽之所以如此重视这细枝末节之事，并不完全出于小心谨慎，而是自幼的家学，让他深知，不知礼，无以立。小到个人，大到国家，皆是如此。
相对于处处大摆官威的崇厚，曾纪泽显然对礼制的理解更为深刻。曾经，中国驻德国公署的观察使李丹崖来曾纪泽的大使馆时，曾纪泽亲自携带随从到车站去迎候。原本，以曾纪泽的职位来讲，是没有必要亲自迎接一位署使的。但是，之前曾纪泽外出经过柏林时，李丹崖来车站迎接，是行跪拜之礼迎接的，德国众人有目共睹。第二天的报纸上立即发表《中国署使跪迎头等公使》等消息。在欧洲等国，看待署使与参赞是同等，要比亲任大使低等，往往不被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李丹崖再来英国时，曾纪泽为了不让外国人对李丹崖署使持有轻慢蔑视的态度，为了提高他的地位，使中国使馆开展工作有利，特意穿戴郑重的衣冠，亲自带人到车站去迎接，以此展示中国体制中的实任大使与署使的地位是相等的，请外国人不要慢待中国的署使，大长了中国人的士气和大清朝的威严。
此次崇厚来巴黎，作为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自然星夜前来。见到崇厚之后，双方寒暄一番，话题的焦点很快就转移到刚签定的条约上来。作为晚辈，曾纪泽谦虚地请教崇厚与洋人交涉的经验。崇厚拉着长腔，颇为得意地说：“我崇某做了二十多年的洋务，与洋人接触不下几百次，深感与洋人打交道，要想成功，秘诀就在于三个字。第一个字是忍，所谓忍，就是无论洋人如何盛气凌人，如何粗野谩骂，你都不还嘴，不硬顶，等洋人的火气消了，再跟他论短长。能做到这个忍字，很不容易，往往谈判交涉破裂就在于做不到忍。第二个字就是磨，所谓磨，就是我们办交涉，提要求，洋人拒绝的时候，不要着急，要等待，要有磨劲儿，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一直磨下去，这叫以柔克刚。磨到最后，洋人不答应，我们就得准备让步了，所以第三个字就是让，因为交涉谈判到最后你不让步，就达不成协议，达不成协议就完不成使命，一旦洋人翻了脸，局面就很难收拾。现在西洋各国势大，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哪个国家不是船坚炮利?我们的军队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与其我们被打败之后再让步不如先让步，避免祸端，避免朝廷受惊吓，而且战前让步总比战后让步吃亏要小。所以归根到底是要在这个让字上做文章，该让多少，什么时候让，都有很多讲究……”
P4-P6
历史是蒙着面纱的女神，对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总会听到来自过去和现在的各种不同的评论。然而，只有我们重新回归到历史的现场，直视其中的复杂曲折，艰辛与无奈，才会真正有所感悟和体会。对曾纪泽来说，他舍去性命与名声去换的，并不仅仅是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数年的和平。他晚年凄凉的结局，是士子之不幸，却是国家之大幸，这也是他坚守的意义，因为他始终知道，历史会给他最终的肯定。因为他是超越时代，值得我们世代景仰的，中华文化的精魂，国家民族的脊梁。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了六十余年，而我们党则在本世纪初叶提出了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课题，显然是其来有自。
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在新中国的蔚然兴起，曾经那样地风靡于上个世纪中叶。邓小平同志曾经在改革开放中讲过，当年“这种风气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然而可惜的是，这个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与实践中，同步兴起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成长道路，却是一波四折。半个多世纪以来，它先是与共和国一道遭受了十年“文革”的毁灭性浩劫；接着便是全党工作中心转移、改革开放进程中，欧风美雨“里出外进”的浸洗濡染；再接着便是西方“和平演变”在东欧得手的强烈震荡与冲击；接着便是市场经济中那两只“看不见的手”在搅动着、嬗变着人们的价值取向。至少在国民中出现了价值观上的多层次化，传统美德的弱化，社会道德文明水准的退化，光荣革命传统的淡化，这也许正是中央在本世纪初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因吧。
不管怎么“变”，怎么“化”，当我们回首来时路，却不能不说，中华民族真的很强大，很值得骄傲。人类经历了几千年的文明进程，堪称世界文化之源的“五大文明古国”，其他四大古国文明都已被历史淘汰灭亡，只有中国成了唯一的延续存在。近现代即使那般的积贫积弱，西方列强瓜分豆剖弱肉强食，想亡我中华都不可能，就连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最凶残的日本军国主义都成为我们的手下败将，而且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且跨过整整一个历史阶段，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西方敌对势力几十年不遗余力地对新中国百般围剿，“冷战”“热战”“和平演变”手段用尽，连如此强大的前苏联乃至整个苏东阵营都被瓦解了，而社会主义的旗帜仍旧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高高飘扬，而且昂首挺胸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真的是太强大了。几十年来的瞩目成就，竟然令西方发出了“中国威胁论”。你管他别有用心也好，言过其实也好，总比让别人说我们是“瓷器”、是“东亚病夫”好吧?1840年以来的一百年间，中国尽受别人的欺负、“威胁”了，我们也能让那些昔日列强有点“威胁感”，又有什么不好?更何况这是他们自己说的啊!我们并没吹嘘，也没有去做。几千年来我们侵略过谁呢?“反战”，“非攻”，“兼相爱，交相利”，中国古有墨子，近有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这也是中华民族所固有传统美德的延续吧!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也当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美德吧?几十年来尽管中国如此繁荣兴旺，但从邓小平生前一直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哪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国之忧患。忧在何处，患在何处呢?
邓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末发生的“六·四”之后，曾经在半年的时间内四次提到：中国改革开放十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在“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对人民的教育不够”，足见他的痛心疾首。而且他在晚年又提到了“国格”与“人格”的问题。他讲道：“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精装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31页。)
人们很少注意到邓小平的这一段话，但邓小平恰恰是在这里把“国格”、“人格”提升到了事关“立国”的高度。
那么，什么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国格”呢?邓小平讲得很明白：“民族自尊心”，“民族的独立”。
新中国一路走来，我们最大的尊严便是完全靠“自力”，靠“艰苦奋斗”，而达“更生”之境。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冷战”“热战”“和平演变”，我们何曾有过屈服?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有真正的“民族独立”。这就是我们的国格。那么什么是我们中国人的人格呢?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没有讲，但他在1978年4月22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讲到我们的教育培养目标时，至少提到与社会主义人格相关的各个方面：如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勤奋学习，严守纪律，艰苦奋斗，努力上进，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助人为乐，英勇对敌，集体主义精神，专心致志地为人民工作，等等。这一系列哪一条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格的范畴呢?
2006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性命题和战略任务。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6·25”讲话中又具体提出这个“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③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④社会主义荣辱观。(还有“八荣八耻”。)这四个方面，一是信仰，二是理想，三是精神，四是道德文明，哪一个不在社会主义人格的范畴之内呢?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又提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
2012年11月，在党的“十八大”上又用“三个倡导”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十二项：①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②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而且中办文件又把这“三个倡导”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倡导”的四项，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第二个“倡导”的四项，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第三个“倡导”的四项，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而实际上前两个“倡导”的八项都是属于“国格”范畴，而第三个“倡导”是属于“人格”范畴。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在前面讲到的那些历史嬗变中来培育建构起这个“核心价值观”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似乎很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新华社北京2014年2月25日电讯称：中央政治局在2月24日，以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为内容，进行了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了这次学习，并发表了重要讲话。电文称：
习近平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落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对于如何培育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从四个方面剀切明白。
第一，他明确指出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来构造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不能割断历史。这一条十分重要，否则我们便会失去我们的本来面目，便会成为无源之水，也就无法走向未来。
第二，指出了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这就为我们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美德为基础。
第三，他指出，对传统文化在扬弃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既要有优良传统的文化精神，也要有时代精神，是二者的有机结合。
第四，他指出要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化人、育人。这就是说，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并不只是传承儒学那些道统，而是要弘扬全民族共创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就是说，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目的是化民、育人。
尤其十分值得注目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讲话中提到了一个“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问题，而在同年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又提出了，我们再也不能以GDP论英雄的思想。让人欣慰的是，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终于被提升到一个民族的标识地位，这至少表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并不落伍于世界潮流。
并不受人欢迎的亨廷顿在生前给他的祖国提出的警示忠告，竟是如何弘扬他们没有多少历史和文化的“传统文化”：“盎格鲁新教精神——美国梦”，以此为国家的“文化核心”问题。他讲道：“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有立足之地?”所以，他提醒他无限忠于的祖国，一定要巩固发扬他们自入居北美以来，在新教精神基础上形成的“美国梦”理念的“文化核心”地位，才能消解这个国家的民族与文化双重多元化的危机。为此，他甚至预言美国弄不好会在本世纪中叶发生分裂。而且他公开预言不列颠大英帝国也会因民族与文化多元化的问题，而导致在本世纪上半期发生分裂。
西方的一些专家学者们也十分强调国家民族文化的地位问题，柏克说：‘全世界的人根据文化上的界限来区分自己。”丹尼尔同样说：“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这些语言也可能有它们的局限性与某种非唯物性，但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想什么，至少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意识形态并不总是消极被动地接受它的经济基础的论断并不相悖。
中国显然具有世界上最悠久的民族文化，同时显然也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优势。新中国包括它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以及其后无论正误的哪一次经济变革，不是靠政治力量在强力推动的呢?它当然同样拥有让我们几千年的民族文化“免于沉沦”的能力。许多学人认为我们的民族文化早就被以往一次次的历史性灾难割裂了，显然都是毫无道理的。但我们当下却确实面临着“两个传统”失传失统的危险。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优秀的民族美德，在当代国民中还有多少传承?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与鲜血铸就的光荣革命传统，在党内还有多少光大?我们现在全民族的“核心文化”到底在何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不仅符合世界潮流，也是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得以传承而不发生历史断裂带的根本保证。富和强永远都不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哪个国家不可以富，不可以强?但能代表中国“这一个”本来面目，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唯有中华民族的文化，能代表中国人形象的只有中国独具的道德人格。什么是人格?人格就是原始戏剧中各不同角色的本来面目。
综上所述，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内含如下的成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美德；中国人民近现代反帝反侵略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斗争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几十年光荣革命传统；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与“中国梦”远大目标相适应的时代精神。由这些内涵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它来干什／z,呢?用>--j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化人”、“育人”，把它再具体化一下，无非是打造能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代表中国形象的国格、人格。而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在思想道德层面上，也只有在人的身上才能体现，所以，我们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针对当代青少年的实际，策划了《中国人格读库》这样一套大型系列选题。
本套书承蒙全国少工委、中华文化促进会、团中央中国青年网三家共同主办推广，并积极提供书稿。难得高占祥老前辈热情出任该套书的编委主任，且高占祥同志不辞屈就而加盟主创作者队伍。一些大学、中学教师与青年作者也积极加盟此套书的编写。该选题被国家广电出版总局列为2014年全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点选题，在此一并鸣谢。
希望本套书的出版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弘扬，促进青少年的道德人格养成起到积极的作用。欢迎广大读者与作家对不足之处批评教正，多提宝贵建议与指导意见。
谨以此代出版前言并序。
李岳所著的《曾纪泽传/中国人格读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点选题“中国人格读库”系列图书之一，是晚清外交家曾纪泽的传记作品。他是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的次子，自幼接受严格教育，学贯中西。他相继出使英、法、俄诸国，与俄人力争，毁崇厚已订之约，更立新议，使俄人交还伊犁及乌众岛山、帖克斯川等要隘，为保护中华民族国土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曾纪泽为后人争取的，不仅仅是国土，更是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风采。本书对于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爱国主义精神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点推荐、青少年课外必读本；
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团中央中国青年网、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共同发起；
多位国内著名高校和重点和重点中学知名教师参与编写。
李岳所著的《曾纪泽传/中国人格读库》视角崭新、配图精美；全方位培养青少年爱国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独特视角纪录中国近现代爱国名人之生平，以名人之人格魅力引导当下青少年之价值取向；读者了解和认识近现代爱国人士的入门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