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是指日本历史上德川幕府统治的末期。随着欧美列强的武力威胁，日本德川幕府被迫结束了长达两百余年的锁国政策。在日本的国门被打开之后，开始接受来外的文化思想，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倒幕维新运动。最终在1868年，倒幕维新派发动政变，推翻了德川政府，成立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维新政府，史称“明治维新”，由此之后，日本开始了世界征伐的路程。之所以日本最终能够跻身列强，幕末这段历史可以说是其摇篮，将日本摇进了称霸天下的梦。褚以炜、张捷闻编写的《幕末维新(2)》通过对幕末的一些特定的人物和事迹的叙述描写，再现幕末那充满暴力、阴谋横行的时期，诠释维新激荡动乱、政权交替激荡动乱的历史！将日本这一段大时代的精彩故事奉献给各位读者。

褚以炜、张捷闻编写的《幕末维新(2)》收录五篇文章《对幕末戊辰维新战争的再认识》、《草莽之崛起——大和天诛组举兵始末》、《神话的背后——“长州奇兵队”的虚幻和真实》、《奥州之殇——明治戊辰东北战争》、《最后的幕府海军——幕末箱馆战争》。围绕幕末戊辰维新战争更为深入分析，将战争的细节之处及各方势力、历史背景呈现出来，以飨读者。

总序

对幕末戊辰维新战争的再认识 禇以炜

草莽之崛起——大和天诛组举兵始末 张捷闻

神话的背后——“长州奇兵队”的虚幻和真实 禇以炜

奥州之殇——明治戊辰东北战争 禇以炜

最后的幕府海军——幕末箱馆战争 张捷闻

参考文献

今天，我们一提起高杉晋作，就会立即联想到奇兵队。他固然是该部的创建者，但是在奇兵队六年半的历史中，其在籍时问也不过只有最初的三个月。正因为他创造了这样一支“平民军队”，后世的评论家往往说他有志打破以君臣上下的纵向关系为支柱的封建社会，是平等主义、人民革命的先觉者，但实际上一向以“毛利家恩顾臣”自居，以自己身为“吉田以来士”(吉田指长州藩主毛利氏在战国时代的根据地安艺国吉田郡山城)自豪的晋作，拥有强烈的毛利家谱代家臣意识，他纵然因为看不起无能的高禄“肉食士”，而意图建立一支新型军队，但其初衷也绝不是想要破坏封建制度，提高庶民地侍。

不管怎么说，过分抬高高杉晋作的“功绩”和“思想”，将之神格化和偶像化，都是脱离史实、倒果为因的错误论调。作为明治维新的“光明”一面，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奇兵队都享有极高的评价。但这支部队果真是理想的“近代化”革新组织吗?本文将对奇兵队沿革史作一梳理，给读者一个得出自己答案的参考。

光明寺党

文久三年(1863)，随着将军德川家茂迫于被攘夷派公家和“志士，，挟持的朝廷压力而上京，以实施“奉敕攘夷”，尊王攘夷运动的气焰达到了顶峰。长』、II藩本地的尊攘派也不甘落后，他们中的活跃分子结成了一支被称为。r光明寺党”，统共几十号人的攘夷小团体。他们由吉田松阴门下三杰之一的久坂玄瑞率领，在四月二十八日迎攘夷派公家中山忠光为其名义上的首领。毛利家的官撰维新史《防长回天史》认为这支队伍“实为他日奇兵队组织之根源也”。这伙人在朝廷定下的攘夷期限文久三年五月十曰来临之前，向当时位于山口的藩厅请愿前赴马关前线，充当“攘夷先锋”。在前赴马关之前，他们始以竹崎的长东寺，后以细江的光明寺为其啸聚场所。《防长回天史》收录的该队名单，其中确有入江九一、山县小辅(狂介，即山县有朋)、泷弥太郎、天野清三郎(渡边嵩藏)、长野熊之丞、马岛甫仙、赤祢干之丞(赤祢武人)、元森熊次郎、冈千吉、堀平三郎、吉田荣太郎、山田虎之助，藤村英熊(太郎)等日后的奇兵队核心成员人物。从这点来看，《防长回天史》认为这支光明寺党是日后奇兵队的母体的看法也并非没有道理，只不过这些人出身固然不高，但身份也都是下级武士，医生一级，就算是等级低如“仲问”(给正规武士提枪抬辎重的随从，身份低于足轻)级别的山县有朋，也是划在“兵”一线里的，并无一个真正的农商庶民。

当时长州藩负责马关防御的总奉行是藩主一门六家之一的厚狭毛利家当主毛利元美(通称毛利能登)，麾下部署有大组士为核心的正规藩兵六百余人，以坛浦、前田二炮台为中心设防七处，有大小炮二十至三十门。五月十日攘夷决行期限来临当日，光明寺党不听总奉行的制止，炮击了碇泊在马关海峡的美国商船彭布罗克号，打响了攘夷的第一枪。之后又在五月二十二日炮击了停泊在长府丰浦冲的‘艘法国海军明轮通信舰，二十五日偶尔通过下关海域的荷兰军舰“美杜莎”号也遭炮击。光明寺党就如疯狗一般，逮住过路的外国船只不论军民都要咬上一口，气焰大张。消极于攘夷的毛利能登遭到光明寺党的指弹和抗议，被罢免了总奉行职，一时代之以其弟毛利宣次郎，到了六月十六日，直接换成了尊攘派家老国司信浓(亲相)。但在之前的五月二十七日，久坂玄瑞接藩命，进京周旋国事，光明寺党因首领不在而白行解体，脱离战线。P38-39

庆应三年(1867)十二月九日，幕府、摄政关白等旧制被萨长倒幕派发动的王政复古政变一道废除，朝廷新设总裁、议定、参与诸职司掌国政，新政府自此诞生。新政府虽然要求德川庆喜辞官纳地，但庆喜不从，政府内部土佐、越前、尾张、宇和岛等主张雄藩联合，以诸藩公议施行新政的公议政体派诸侯和萨摩、长州等主张武力讨伐德川氏，企图建立由他们独揽大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讨幕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对于公议政体派所提出的应让诸侯公平参政的公议政体论，新政府一时找不到能够服众的理由将德川氏单独排除出去。由于德川庆胜(尾张)、松平庆永(越前)、山内丰信(土佐)等诸侯的政治反扑，新政府认可了庆喜在形式上的辞官纳地，同意其作为议定参加新政权。可是，拥有压倒日本任何一个大名实力的德川家若成为新政府的议政大臣，萨摩、长州等讨幕派的发言权就肯定会大大缩水，于是对于讨幕派来说，眼下唯一的手段就是挑起战争，将德川家打成“朝敌”。戊辰战争就是这样爆发的。

对于戊辰战争的性质，日本学界以往是将其作为“权力本质”不同的势力之间的斗争来进行讨论和解读的。

原口清在《戊辰战争》(墒书房1963)一书中，将这次战争定义为“围绕日本的统一，是采取个别领有权的联合方式，还是采取对个别领有权的否定，将权力统于天皇必然化的方式二者之间的战争”，将前者定义为列藩同盟式的权力，将后者定义为绝对主义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原1：3认为奥羽越列藩同盟是大政奉还——公议政体路线的继承者。

对此，石井孝在著作《维新的内乱》(至诚堂1968)中，将戊辰战争定义为“以未来的绝对主义政权为目标的天皇政权和德川政权之间的战争”，将该战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乃是为“未来的绝对主义全国政权’’鹿死谁手而进行的“天皇政府和德川政府之间的战争”，从鸟羽伏见之战到江户和平献城为止，戊辰战争的根本矛盾已在这一阶段解决，之后的战争仅占次要意义。第二阶段的东北、越后战争只是“具备中央政权面目的天皇政府和地方政权r奥羽越列藩同盟，之间的战争”，他不赞成原口氏将列藩同盟看成之前公议政体路线的继承者的观点，列藩同盟在石井看来不过是“落后的封建领主问松散的联合体”。至于第三阶段的箱馆战争，石井则认为梗本武扬政权和新政府的战争是以“救济失去俸禄的旧幕臣”为目的的“士族叛乱的先驱形态”。

原口和石井二说系战后日本维新史研究者对戊辰战争的两种代表件册l占．并形成了所谓“原口一石井争论”。除此之外，秋田县出身的维新史学家佐佐木克在其《戊辰战争》(中公新书1977)中认为奥羽越列藩同盟是为推翻被萨长讨幕派所垄断的“王政复古”而战斗，强调其“败者的论理”。近年工藤威所著的《奥羽列藩同盟的基础研究》(岩田书院2002)则认为不应将奥羽越列藩同盟视作一个政权，而是强调它是以排斥新政府下萨长一派为目的的军事同盟。关于这场战争性质的争论，眼下还在继续。

不管怎样，甫以王政复古政变而建立的新政府，一时间并不能以废除大名的个别领主权、建立统一的郡县制天皇国家为纲领。实际上即便是经过这场战争，政府仍保留了绝大多数的敌对诸侯(仅有上总请西藩被彻底除封)，还设置公议·所听取诸大名意见。在1868年，政府为了树立其正统性，必须公平地汲取所有领主权力的意志来施行政治。

也就是说，要彻底地废除封建领主制度，必须等到废藩置县之后。戊辰战争虽然彻底瓦解了德川政权的权力基础，但新政府也只是站在了实现中央集权课题的入口处，成功与否尚未可知。

……

3．战时国际法

另一方面，在列强的压力下，戊辰战争第一次引入了战时国际法的概念。由于新政府计划攻击江户时，未做事前通告而使英国居留地受到威胁，英国公使巴夏礼得知此事后，大为恼火。所以在第二年明治二年(1869)三月的箱馆战争时，政府就以箱馆府判事南贞助(长州藩士)的名义，向停泊在箱馆湾的外国舰队指挥官提交了开战通知。文中称政府军不久就要进攻反叛者，请各国海军召回各自国家的侨民，把所有动产都装载在运输船上，到青森湾避难。第二天，英法两国的海军指挥官回复四条，称已经接到天皇政府的通告，军舰将装载侨民及所携财产退至箱馆海湾三海里之外避难，无视警告而逗留者使之自负其责。

不过，居住在箱馆的日本本国人却未能得到开战情报，在19世纪初因解决戈洛夫宁事件而出名的高田屋嘉兵卫的子孙便居住在箱馆，并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其中四月五日的内容称：“官兵终有决定攻打过来的势头，全市大乱”，另外称“外国船一艘不剩地跑掉了”。英国的箱馆领事尤斯汀一直留在箱馆，劝说侨民避难，直到六日接到了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退出的警告，遂在七日搭乘英舰“珍珠号”开往青森。

交战开始之后，外国公使和军舰均在箱馆洋面的公海上关注战况，除了前面提到的英舰“珍珠号”外，还有美舰“阿罗斯托克号”和法舰“克埃特罗孔号”等。

4．新发掘的海外档案

戊辰战争中，一直以来都传闻列藩同盟方面联合外国，和外国资本勾结起来对抗新政府，但没有确实史料可证。对此，最近一些新发掘的海外档案提供了一些的新的信息。

比如荒木康彦等人的研究指出，会津藩士山本觉马(维新后为京都府顾问、议员，也是同志社大学创始者新岛襄夫人新岛八重的兄长)在战争前夕在长崎向普鲁士商人订购了最新的撞针击发式步枪一千三百挺，但是开战前未能运到，不然会津藩无疑会给新政府军带来更大麻烦(宇田”l武久编《铁炮传来的日本史》，吉川弘文馆2006年)。另外，在东北战争中，为同盟方提供了大量军火的普鲁士军火商斯耐兄弟中的哥哥亨利在上海从事军火生意，和旧幕臣长野桂次郎一道会见了从巴黎万国博览会回国途中的庆喜末弟德川昭武，劝说他前往箱馆，但被随行的涩泽荣一予以拒绝。这个长野曾用名米田桂次郎、立石斧次郎，曾参加万延遣美使节团，诨号“托米”，戊辰战争后起先在北关东作战，负伤后逃往上海(金井圆《对外交涉史的研究》，有邻堂1988年)。

近年来，东京大学通过共同研究项目在德国调查档案，也发现了新的史料。在戊辰战争中，普鲁士的冯·布朗特公使曾提出和会津、庄内结盟，在虾夷地获得根据地，建造海军基地的建议。这个建议虽被俾斯麦压下，但仍训令他若发现其他列强欲在日本获得利权时，就要断然施行此策。俾斯麦的训令发到日本时，箱馆战争已经结束，命令遂失意义。另外在英国，剑桥大学还藏有一张契约书的抄本，内容是会津藩把领内的矿山采掘特许权出让给外国，收取五十万元的手续费以及所采矿产的权益金。也许是为了筹钱从美国购买甲铁舰，因为欠缺关联资料，现在难以判定其真伪，此事若实，确实值得注意(箱石大编《戊辰战争的史料学》，勉诚出版2013)。

列藩同盟的外援寻求策略迷雾重重的地方还有很多，也许今后还会有更多让历史爱好者感到兴奋的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