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作为出使过日、英、美，东南亚地区各图的资深外交官，深知西方国家和日本之所以强大，乃是因为国家政治制度比大清朝先进得多，因此一直主张变法。当朝廷开始变法时，他也受到了重用。1897年夏，他被任命为长宝盐法道（主管湖南长沙府宝庆府的食盐、钱粮、刑名），是正四品的高官。等他到达长沙后，恰好湘省按察使出缺，他便被任命为署理按察使，主管一省的刑事、民事、治安和官吏监督，相当于今天的省政法委书记兼纪委书记。此时，湖南巡抚乃是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在这位开明巡抚的倡导下，闭塞的湖南一跃和北京、上海并列为变法三大中心之一。在黄遵宪的建议下，陈宝箴兴办了时务学堂；也是在黄遵宪的推荐下，学堂聘请了梁启超为学堂总教习。黄遵宪作为一位高官，亲自赴学堂为学生讲课，他和学堂其他教师或管理者如陈宝箴公子陈三立、同样是贵公子的谭嗣同、翰林熊希龄结为志同道合的好友。
本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后，也下旨调黄遵宪进京重用。怎知黄在长沙水土不服得了疟疾，因病推迟行程。正好当时上海《时务报》奉旨改为官办，原来的老板汪穰卿以补偿不到位等理由迟迟不肯交割。于是朝廷命黄遵宪途经上海，查办这事，秉公核议。于是，黄遵宪于1898年阴历七月初八离开长沙，抵达上海时已是七月三十日。
差事还没开始办，京城传来惊天霹雳，9月21日（阴历八月初六），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大捕新党，康、梁潜逃。9月28日（阴历八月十三），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守旧势力对维新人士进行疯狂打击，黄遵宪自然不例外。御史黄均隆奏称黄遵宪早在湖南就与康梁等人暗通消息。而且坊间传言康有为隐匿在黄遵宪的寓所一康实际上藏在日本使馆，而黄遵宪多年驻日，与日本政界关系很好，故有此讹传。于是，朝廷下旨两江总督派员将黄遵宪抓捕归案。
黄遵宪在上海住在道公所，听到北京政变的消息后，警觉的他立刻迁入洋务局。因为洋务局毗邻租界，便于向洋人传递消息。果然，上海道蔡和甫派兵围住黄遵宪的寓所，要带走黄遵宪。而此时，日本的前首相、和黄遵宪颇有交情的伊藤博文正好在上海，他立刻去电北京，让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向清廷总理衙门提出交涉，称未公布黄遵宪之罪就拘捕他将有碍两国邦交。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则当面找到正在上海的四川总督奎俊，说若对黄遵宪处理不公，英国政府必将干预。
清廷最怕的是洋人，这次是英、日一老牌帝国一新晋强国一起出面营救黄遵宪，清廷不敢蛮干。当时的两江总督乃湘军名将刘坤一（湖南新宁人），他本来就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一样思想开明，一看这势头，立马上书朝廷，奏请将黄遵宪从轻发落。即使其有应治之罪，也得将其遣送回原籍，查明具体罪状后再办。朝廷批准了刘坤一的奏请，于是黄遵宪便被免除一切职务，回到了故乡广东梅州。
几乎在黄遵宪离开上海回故乡时，蔡锷、唐才质等高足来到了上海。变法失败，新党的大本营时务学堂自然停办。失学的原时务学堂学生蔡锷、唐才质、范源濂先去武昌的两湖书院，想插班求学，两湖书院一看是时务学堂的学生，立马拒绝。于是少年们只得买舟东下，来到上海，投考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举目无亲的蔡锷等人幸亏遇到了原来在时务学堂当外语教师的李维格，他早就被挖到南洋公学。在老师的引荐下，1899年夏，这三位湖湘子弟考进了南洋公学，而李炳寰则直接去了日本。
蔡锷等人在南洋公学求学的日子很短，但上海是其人生重要的驿站。蔡锷等人在公学读了不到半年，和先期逃亡到’日本的老师梁启超接上头。经梁启超一鼓动，几位买了船票，坐船从上海去了日本（那时候，清国臣民到日本等国是免签的，路费比走陆路去北京还便宜，日本东京的生活费也不比上海昂贵）。
黄遵宪寄予厚望的三位学生都有成就。其中最可惜的是李炳寰，1900年回到上海，再潜入湖南，参加唐才常（即唐才质的兄长）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兵败被杀。蔡锷此次也一同回国，但因为被指派外出联络，未参与暴动，侥幸存活。后领导护国运动推翻了袁世凯所复辟的帝制，因患病赴日医治，不治身亡，其灵柩亦是从上海靠岸，回到故土。唐才质活得最长，熬过了多少血雨腥风，在1966年12月逝于长沙。
上海，是蔡锷等湖湘子弟命运的拐点。蔡锷这代内陆青年精英，其人生轨迹已经从传统的北上京师参加科举求官，变为东下上海追求更新更宏大的前程。这种变，亦可映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之大变。（P2-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