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平编著的《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记录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重返文坛的八位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他们是周扬、夏衍、沙汀、何其芳、陈荒煤、许觉民、冯牧、巴金，每一个人都独立成篇，却也相互关联，写出了他们在新环境、新身份中的艰难跋涉与自我调适。同时，书中也着重梳理了八位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命运沉浮，更有详细的第一手档案资料披露，对于了解新中国文坛的丰富往事提供了一扇窗口。

周扬死后，荒煤、张光年等“我辈”皆无文章，为何？

伟人说：“何其芳，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何解？

1964年，电影界“老头子”夏衍遭遇怎样的噩运？

雎水关十年，沙汀为何一直念念不忘？

窗外喧哗，晚年巴金内心又有怎样的孤独？

“书生作吏”

八位新中国文坛亲历者们的内心独白

一部现代文人灵魂分裂、蜕变、升华的心灵史

……

一切，尽在严平编著的《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

周扬

 “我辈”无文章

 最后的启航

夏衍

 夏衍的1964

 刻入年轮的影像

沙汀

 生命的承受

何其芳

 历史的碎片

荒煤

 告别梦想

许觉民

 人去楼空

冯牧

 在激流涌动中

巴金

 孤独与喧哗

后记

最后的启航

一再聚首

周扬和他的战友们再度聚首是七十年代末的事情了。

1977年10月，头上还戴着三顶反动帽子在重庆图书馆抄写卡片的荒煤，明显地感觉到时代变革的来临，他辗转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文艺界组织起来：

尽管在‘四人帮’倒台后，才有少数同志和我通讯，过渝时看看我，但都对文艺界现状表示忧虑。领导没有个核心，没有组织，真叫人着急。

我真心盼望你和夏衍同志出来工作才好。

（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虽然历史上两次被周扬批判，“文革”入狱更与周扬分不开，在狱中，荒煤也从未想到有生之年还要和周扬并肩战斗。但当解冻的春风吹来时，他还是立刻就意识到文艺界需要一个核心，而这个核心仍非周扬莫属。

写这封信的时候，周扬从监狱出来赋闲在家已有两年。从四川到京看病的沙汀，怀着关切和期待的心情屡次前往周扬住处看望；张光年则利用自己复出的地位为周扬早日在文艺界露面创造条件；而文艺界更多的人士纷纷以写信、探望的形式表达自己对周扬的关注和期望。尽管有“两个凡是”的影响和“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阴影，但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似乎仍然故我。

1977年12月30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为主题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夏衍、冯乃超、曹靖华等一百多位老文艺工作者应邀出席。周扬首次露面，时任《人民文学》评论组组长的刘锡诚称，这是此次会议中最令人瞩目的事情。他清楚地记得，周扬到达会场时，已经过了预定的时间，大家都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这位已经有十一个年头未曾露面的老领导的出现，当面容苍老了许多的周扬步入会场时，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周扬的心情显得异常激动，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刘锡诚说：

大概因为这是周扬在多年失去自由后第一次在作家朋友们面前讲话的关系，显得很拘谨，用词很谨慎。他在讲话开始说，他被邀请参加《人民文学》召开的这个座谈会，觉得很幸福，感慨万端，他很虔诚地检讨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泪从他的脸上汹涌地流下来，他无法控制他自己的感情。他这次会上所做的检讨和自责，以及他的讲话的全部内容，得到了到会的许多文艺界人士的赞赏和谅解。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事后看，周扬当时的讲话虽然开放幅度并不很大，但他的出现不仅让在场的人感到了久别重逢的激动和喜悦，也给各地文艺界的人士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只停泊了十几年的大船虽然百孔千疮却没有被彻底摧毁，它将缓缓地收拾起碎片，调整好风帆，在大风来临的时候启航。

远在重庆的荒煤立刻就注意到了这个新的动向。在夏衍的鼎力相助下，他开始向中央申诉。很快，由邓小平批转中组部。1978年2月25日，平反结论终于下达。一个月后，荒煤在女儿的陪同下踏上了回京的列车。

那是一个早春的时节，在轰隆隆驶向北方的车厢里他怎么都无法入睡。1975年，作为周扬一案的重要成员，他被宣布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罪状仍有三条：一是叛徒；二是写过鼓吹国防文学的文章，对抗鲁迅；三是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贯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定叛徒纯属捏造。后来他才知道，专案组一直为他的叛徒问题大伤脑筋，但江青一口咬定他是叛徒。她在接见专案组人员时说：“陈荒煤不能够没有任何材料，没有证据！”专案组工作人员插话说：“没有。”她仍然坚持道：“怎么没有呢？他叛变了！”三年前，他就是戴着这三顶帽子，被两个从重庆来的人押着上了火车。临上车前专案组交给他一只箱子，那正是1966年夏天他接到通知匆忙赴京时拎着的一只小箱子。在列车洗漱间的镜子里他看见了自己，这是入狱七年来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模样，镜子里的人脸色浮肿而灰暗，目光呆痴，头发几乎全都掉光了，隆起的肚子却像是得了血吸虫病……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一年他六十二岁。

现在他回来了，三顶帽子虽然甩掉了“叛徒”一顶，还有两顶却仍旧戴在头上，这使他在激动不已的同时也感到了很深的压抑。不过他牢记夏衍的嘱咐，只要不是叛徒其他一切回京再说。重要的是速速回京！从报纸上发表的消息看，文艺界的一些老朋友已经纷纷露面，他是归来较晚的人。想到还有许多老友再也无法回来了，他们永远地消失在漫漫的黑夜中，眼泪就禁不住悄然涌上他的眼眶。P37－39

事实上，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从未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写下这样一些人物，如果早知如此，或许我会做更好的准备。

记得八十年代初，在上海，著名女作家茹志鹃对我说：写一本日记吧，就把你每天所经历的如实记录下来……那时候，我正做着秘书工作，在繁杂的事务中应对无穷尽的问题，忙忙碌碌，带着那个年代那个年龄段的人特有的没心没肺，和我与生俱来的任性、随心所欲。很多年后，当我重温这段话，才知道那其实是她给我的最好的建议。以她的阅历和经验，她深知在那个风云多变万象更新的年代里，只要把我亲眼看到的事情一一记录下来，就是一部最好的纪实作品，其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遗憾的是，我没有这样做。我也写日记，断断续续的，而且所记多半是个人的看法和情绪，发生在那些文坛“大人物”身上的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东西就在我的疏懒中被漏掉了。

然而，记忆是抹不掉的，尽管随着岁月的远去，我们早已远离了昔日文坛那些重要的人物；尽管斗转星移世事变迁许多人不再对过去的事情感兴趣，但历史终归是历史，而这些人物，有时候他们会在寂静的夜晚，悄悄地走出来，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猛然惊醒，原来你是有着这样的不能不说的经历！

于是，我开始重新找寻。

我遵守的第一位原则是真实，将叙述建立在个人亲历的基础上。同时，我又发现，讲述他们，单凭经历是远远不够的。以我那时候的年龄和阅历，个人的接触毕竟太有限，而他们是太复杂和太了不得的一群，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个人的记忆和角度或许都显狭小，我必须在写作的过程中为记忆和第一手材料补充历史背景，寻找佐证，也探寻那些未解的谜团……事实上，在这方面我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做了很多工作：循着记忆的线索，补充大量材料，力图重构他们的生活世界，当史料对他们的动机和行为保持沉默的时候，在诸多空白的地方我试图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出自己的推论……这是一个思考的过程，重新认识的过程，因而，在我看来这本书不仅仅是回忆，更是一个曾经亲历历史的人对昨天的探寻和研究。

如果说回忆是苦涩的，思考却充满着挑战的快意。每当我在回忆中重新走近他们，我就愈加清醒地看到，这些昔日文坛的“掌门人”——他们既是投身革命的一代，又是“五四”和民国文化哺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极其复杂，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不断地卷入政治和艺术的矛盾漩涡，每一步充满艰辛的跋涉都代表着共和国文艺发展的曲折历程；他们个人的痛苦，也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分裂、蜕变和升华。他们是多元的，在分析他们的时候我们不能追寻“唯一性“，而必须用开放和多元的目光审视历史，那种“非白即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只能引导我们走向误区。我便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完成了自己的写作。张抗抗在读了《历史的碎片》之后曾写信来说：“你能够把何其芳那么一个‘复杂’又‘单纯’的人物，对于理想的执著追求与内心的矛盾，处理得特别合情合理，真的不容易。既写出了‘诗人毁坏’的历史因缘，也写出了‘好人好官’未泯的良知……那是一种客观的历史态度，也可见作者的善意与温情。要害处轻轻点到，读者已心领神会；既为诗人的‘认真’惋惜，更为革命的严酷怵然……你把这一类人物的‘历史深度’表现出来了，犹如那个时代活生生立在眼前。”她阅读了我的每一篇文章，并在自己繁重的工作和创作中多次发来邮件与我讨论：“我一直在反思我们这代人那种‘非白即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那是上一辈人的革命留给我们的负资产……所以对你描述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特别在意、特别看重。你已经越过了那道门槛，‘恰到好处’其实就是对人和世界的认识。……”我赞同她的观点，却绝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到了真正的客观和“恰到好处”，因为认识他们真的很不容易，老实说，即便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也很难说都看懂了，真正地走入了他们的内心。

历史已经远去，但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却不会消失殆尽。走近他们对我个人来说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当昔日的一切透过历史的尘埃显露出他们朴实坚韧的本色，我知道，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正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他们永远在那里，在我内心最脆弱的地方建筑起一面牢固的墙，让我抵御人生的艰难，让我在最孤独的时候感受到温暖和力量。

此书收入的文章都曾发表在《收获》杂志上，整理时除了《我辈无文章》一文加入新发现的荒煤回复张光年的信之外，其余文章除个别文字均未做改动。感谢《收获》主编李小林，是她鼓励和督促我写下这些我们所共同熟悉的人物。我们常在电话里一起讨论，共同回忆，有时兴奋，有时感叹，有时迷茫，有时沉默……更重要的是她像一个“工头”似的钉在我身旁，在我疲惫的时候鼓励我坚持；在我沮丧的时候、想要偷懒和忽略什么的时候提醒我告诫我；她对文字的严格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肯放过，对我的“作”、“做”不分之类的毛病不厌其烦的纠正、对发稿的时间也决不通融……有时候，我在电话中看到她的来电显示就会感到紧张，甚至想逃避……但当我走过这个过程，我深知她的付出，并发自内心的感动。

感谢《收获》钟红明、李筱在我发表专栏文章时付出的辛勤劳动，更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应红、郭娟和刘伟对出版这本书给予的大力支持。刘伟是我《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一书的责任编辑，再次合作，我感到非常愉快和欣慰。

走近历史是沉重的，但也同样令人愉快，希望此书能为每一位真诚地面对昨天和今天的人们带来新的收获，希望人们能够在他们的故事中思考并汲取力量……

2015年1月2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