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城？何为乡？

城市是容器，还是磁体？

我们为什么不怀念故乡？

以地养老是个伪命题吗？

且看一位经济学家眼中的城市起源与乡土变迁。

汪丁丁：“这是我读过的中外关于人与城市的可读性最强的好书，似乎没有之一。”

林毅夫、张维迎、汪丁丁、宋国青等联袂推荐！

《人地城(精)》作者徐远用社会学的视角，经济学的方法，文学的笔触，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城市演变的历史图景。从城市的起源切入，逐渐推进到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评析了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交织在一起的“人”“地”“城”。

《人地城(精)》是作者徐远研究农村改革和城市化问题的成果，内容涵盖农民收入、城乡差距、土地制度、户籍改革、粮食安全、城市起源与变迁、经济发展等等。本书面向非经济专业的书友，使用通俗的语言，避免晦涩的表达，适合广大对农村改革、城市化、中国经济发展感兴趣的书友阅读。

人·地·城(代序)

第一篇 城市的起源

 新石器是“容器”

 有容乃大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

 王的商业

 战士的城邦

 第一个大都市的诞生

 站在地中海看世界

 遥远的东方有三条河

 城邦混战与诸子百家

 历史上的城市化

 城市是容器，还是磁体？

 何为城？何为乡？

第二篇 城市印象

 东京印象

 京都漫步

 深圳印象

 台北印象

第三篇 城乡二元

 征地冲突的根源：农村土地产权太弱

 “农村土地产权太弱”的法律根源

 历史的节点：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

 是“农村集体所有”，还是“农民集体代耕”？

 崽卖爷田不心疼——“代耕”制度下的土地城市化

 谁动了18亿亩唐僧肉？

 可以有“财主”，不能有“地主”？

第四篇 不堪重负的土地

 辨析“土地是财富之母”

 以地养老的幻象

 耕地的弹性

第五篇 忧心忡忡的粮食安全

 中国可以养活自己——诹议粮食安全兼答莱斯特·布朗二十年前之问

 增加粮食进口，确保粮食安全

 农业保护政策保护的是谁？

 粮食高度自给的代价

第六篇 “剩余”的人

 作为主角的农民

 农村承载力

 “我为什么不怀念故乡？”

 土改“拖”字诀

 用正直撬动历史的节——纪念原安徽省第一书记、国家农委主任万里

第七篇 政策讨论

 户改破冰：有档次只差，无身份之别

 渐进式土改浮出水面（上）：启动流转，严防风险

 渐进式土改浮出水面（下）：发展股份合作，促进要素流转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评京津冀一体化

 2014年农村改革：只欠一点穿透力

 1978年与2015年：从“无为”到“有为”

 农地入市：莫让试点成为拖延

 农地入市的一点常识

第八篇 经典回顾

 农业与工业化：刘易斯、舒尔茨与张培刚

 张培刚谈“工业化”

 经典是如何写成的？

附录 城乡差距的产权基础

后记

致谢

何为城？何为乡？

从这些人类早期的进步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类进步的源动力：交流和合作。没有交流和合作，知识很难被积累，生产很难进步，人类不可能走出丛林，走上平原，走进城市。交流与合作的另一面，是欺骗与争斗。人类的历史，也因此更加精彩。

周其仁教授在《城乡中国》开篇中说：“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简单一句话，道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国家是分为“城”和“乡”的。相应的，中国的十多亿人口，也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要理解“城乡中国”的事情，对这“城乡分割”不可不察。

“城乡分割”，或者“城乡二元”，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可是，这“城”和“乡”，区别到底在哪里？二者是天然对立的吗？也未必。远的不说，前总理朱镕基在考察时曾感叹曰：“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走了一城又一城，城城像农村。”看来，“城”和“乡”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抽掉细节的不同，城市和乡村都有道路、学校、医院、商店、银行、邮局等等公共设施，都需要栽树搞绿化，都需要处理垃圾，都需要供电、供水、供气、铺设有线电视光缆等等。

不奇怪，城里人和乡下人是一个物种，生活的需求是一样的，需要的东西也差不多。

看起来，城市和乡村最大的区别在于产业，农村以农林牧渔业为主，城市以工业、服务业为主。产业上的区别，带来城乡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口密度。农业的基础是光合作用，需要在大面积的土地上铺开，而且考虑到交通的因素，农村和耕地不能太远，要交叉分布，因此传统乡村的人口密度不能太大。城市则不一样。工业、服务业对土地面积的要求低很多，不需要大面积铺开，可以聚在一起。

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基本规律，是村落、城市的发展壮大。在社会学、经济史的研究中，城市的规模往往代表了一个文明的发展水平，有人甚至说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这个“最伟大的发明”的由来与动力，值得进一步研究。粗粗看起来，人们是倾向于聚居的，先是聚在村子里，后来又聚在城里。从这个角度看，城和乡，不过是聚集程度不同而已。

倘若拉长历史，“城”和“乡”的界限，就会更加模糊。大约在11000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世界各地先后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人类开始大规模驯化动物、培育植物，种植、饲养取代采集、捕鱼、狩猎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相应的，游牧的方式逐渐让位于定居，村落开始出现，并且规模越来越大。

农耕和“聚居”，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仔细斟酌的话，这二者并无必然联系。种地就种地好了，为什么要聚在一起种地？散开不是一样可以种地吗？进一步追问的话，其实人类在农耕社会以前，就已经开始聚居了，采集、捕鱼、狩猎都不是单独的活动。再追问，其实聚居也不是人类特有的活动，蜜蜂、蚂蚁、海狸都有着复杂的聚居形式，并且是高度分工的，而且还学会了改造居住环境，就像人类一样。

人类和其他物种的“聚居”，或者并不是“天性使然”，而是生存的需要。狩猎的过程中，必然需要一定的合作，这样才能捕捉大的凶猛的动物。即便是捕猎弱小的动物，“围猎”的效果也要远远超出单打独斗。乍看起来人们不需要聚集在一起采集，而且人多了采集的东西会变少，似乎是个反例。可是，当人们问到采集“什么”的时候，合作的意义就显而易见了。一个疯狂的原始人，怎么知道哪一种野果和种子是可以吃的？到了农耕时代，驯化动植物的知识，也需要在聚集的人群中才好交流、保存和传承。考虑到当时文字还没有出现，语言还很不发达，聚集对于交流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聚集对于安全和防卫，显然也是重要的。

从这些人类早期的进步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类进步的源动力：交流和合作。没有交流和合作，知识很难被积累，生产很难进步，人类不可能走出丛林，走上平原，走进城市。尤其在早期，每一步可能都很艰辛。可以想象的是，面对令人生畏的大自然，很多族群一不小心可能就消失了。人类文明能够演化到今天，或者亦只是一个巨大的偶然。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交流与合作是人类聚居的根本原因。村庄是一种聚居，城市是更高程度的聚居。当生产进步了，粮食产量增加并且可以长途运输和储存，人类可以达到的聚居程度就增加了。这时候，更多的人就可以聚居到城市，进行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交流与合作的另一面，是欺骗与争斗。人类的历史，也因此更加精彩。

2015年2月17日

P58-61

人·地·城

(代序)

(一)洋北在洋河的北面

自幼生长在一个叫“洋北”的地方，不查地图的话，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寥寥无几。倘若加一句，说洋北位于“洋河”的北面，找起来就容易多了。

这几年，洋河镇因酒闻名。其实，洋河酒的历史很长，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闻名远近了。近几年，因为洋河酒的缘故，洋河镇“东临淮郡，西障彭城，北依京杭运河，南面洪泽湖水”的地理位置，渐渐为人熟知。有文人墨客，竟开始以“人杰地灵”冠之。

据考，洋河酒始于两汉，兴于唐宋，以高粱、小麦、大麦、、豌豆等为原料，以“美人泉”之水酿造，属浓香大曲白酒。记得小时候，殷实一点的人家遇上婚丧嫁娶，都要用洋河酒宴客，而不用县城产的宿迁白酒。

洋河酒中，又以国营“美人泉”酒厂的出品最为尊贵。今天人们熟悉的“海之蓝”“天之蓝”“梦之蓝”等等，皆是出于该厂。看来，广告还是有用的。毕竟，酒香也怕巷子深。老牌子“美人泉”，反而慢慢被淡忘了。

小时候的记忆，是每天走路到村里的小学念书，也就十分钟的路程。可能是当时个子太小，走路慢，觉得那条路特别长。不过，无妨。小桥流水、绿树人家、炊烟、饭香、春天里的油菜花、夏日里的蝉鸣、秋天里的麦浪，都是很美好的记忆。空气污染？在沟渠里满是青蛙和蝌蚪的年代，真没注意过这个词。害怕的，是路上那家人养的那条大黑狗，一点也不可爱。

闲来也会到镇子上去，干什么其实也不知道，小伙伴们一吆喝就去了。口袋里当然没钱，看看就好。洋北街在村子的北面，二里路的样子，但是没什么好看的，也就不多的几家店铺。洋河镇在村子的南面，路程远了不少，要走一个多小时，但是热闹许多。商店以外，还有酒厂、饭馆、旅馆。到了镇上，东看看西看看，也就回来了。回家太晚，会遭训斥，甚至棍子。来回的路上，会路过果园，不止一次有进去偷的冲动。记得有一次的确偷了一个柿子。可是没有熟，很青涩，咬一口就涩住了嘴，根本不能吃。

(二)洋北乡成了洋北镇

前些年漂洋过海，流浪在外，很少回家，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看一看家乡了。回国后一心想做点什么，结果事情没做成，家也没常回，都耽误了。现代人一直在路上，经常忘了回家。自己非但不能免俗，还是个很坏的典型。去年奶奶过世，今年清明特别想去坟头烧一把纸，磕几个头，于是便回了家。

回家上了坟，便在家里呆着，陪父亲喝一口酒，看看门前的花园和菜地、房前屋后的树，然后便四处走走看看。 --

以前的洋北街，就是一条南北向的路，石子铺成的，坑坑洼洼的。小学、中学、医院、公社(乡人民政府)、供销社、派出所、邮局、储蓄所、粮管所、文化站，还有几个商铺，都在这条街两侧。平时也没什么人，冷冷清清的。轮到农历的三、六、九，是赶集的日子，人才会多一些。街中间有一个“丁”字路口，岔路向西，是通往县城的路。这个丁字路口，是洋北街的黄金地段，公社和医院都在那里。

现在的洋北街，比以前宽了很多。马路两边，横七竖八地停着各色的小汽车，中间还有足够宽的路，让车辆对着开。以前街边大多是平房，印象里只有医院有楼房，连公社都是平房。

现在的街边，大多是三四层的小楼，底层多是商铺。卖水泥的那一家，生意看起来还不错，连带着还开个小卖部。卖煎饼的那一家，生意看着很冷清。但是妈妈说，这是时间的问题，9<早会好很多，因为人们要买新鲜的煎饼。想来应该是这样。要不然，这个煎饼铺很难撑下去。还有两三家餐厅，看起来也是有生意的样子。

此外，还多了两条平行的路，都在以前的主路的西边。两条新路中间，是一个蛮大的居民小区，大多是五层的小楼，很多还没有竣工，竣工的也还没有装修。这两条路和中间的居民小区，紧邻着东侧的小学和中学。学校再往东，就是老洋北街。看起来，这个小区是冲着小学和中学修的。现在村里的小学都取消了，孩子们都集中到街匕的学校念书。

……

聊天的时候，人们对于家乡的发展，还是充满憧憬的。洋北镇往北不足2公里，就是京杭大运河。据说，宿迁市有一个大手笔的规划，要在这里建一个大型港口，在沿河建一个重工业区，利用大运河把工业品运到沿海去，大力发展家乡的重工业。因为这个，拆迁的传言已经流转了很久，人们开始修房子，以便拆迁的时候多算点面积，多拿一点拆迁补偿。

其实，京杭运河往南注入长江，沿河、沿江像这样的地方有很多。除了对污染的容忍度，实在看不出这里有发展重工业的优势。何况，国内重工业已经过剩，家乡的青壮年也有很多外出打工了。可是不忍浇灭小伙伴们眼中的光芒，只好端起酒杯碰一下，抿一口，说“好，好，好”。

更让小伙伴们憧憬的，是家乡要修铁路了，而且一修就是两条，一条货运，一条客运。货运铁路已经通车了，对人们的影响似乎也没那么大。客运专线已经通过国家立项，据说很快就要动工。只是，“很快”两个字，已经说了两三年。最新的说法，是2015年年底动工。

客运专线叫“徐宿淮盐”铁路，全长313公里，从徐州出发，途经宿迁、淮安，到达盐城。在淮安，这条铁路与连淮扬镇(连云港—淮安—扬州—镇江)铁路相连，将大幅缩短沿线居民到达上海、南京、苏州等大城市的距离。因为横贯苏北，“徐宿准盐”铁路又有江苏铁路“金腰带”之称。

对这条铁路，我也是充满期待的。父母还在家乡，年事渐高，要常回去看看。这条路修通之后，从北京到徐帅I再到宿迁，会很方便。现在乘高铁从北京到徐州很快，也就三个小时。从徐州到宿迁，却还要折腾半天。这“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很多不太发达的地区。

路是双向的。回家方便，离开也方便。家乡的小伙伴们，离开也会很方便。上海、南京、苏州、无锡，这些都是大城市，人们很想去见见世面的。现在劳动力越来越紧缺，即便没有亲友，找份工打也不难。毕竟，外面的收入要比家里高蛮多。大城市条件好、机会多，聪明能干的年轻人，没准还能谋出一份事业来。

可是，这一点也不妨碍人们继续憧憬港口、铁路、重工业区。人们日常的谈资，依然是拆迁的话能补偿多少钱。拿着钱到县城买个房子，也算是城里人了；人们继续谈论铁路修好了，房价还会涨，没准还能再赚一笔。想得远一点的，开始担心房子不一定涨，因为房价已经很高了，而且铁路修好了，青壮年更会往大城市跑。

港口、铁路、重工业区，这些传统工业时代进步的标志，依然活在小镇人们的心里。

这个清明的假期很长，几天的时间什么都没有做，心里却从未如此安静过。临行时，又和父亲喝一口酒。问起父亲过几年想住在哪里，父亲看着近处的菜地、远处的麦田，沉默良久，缓缓说：人都走了，种地都机械化了，还是住城里吧。

2014年4月9日

于北京

奶奶

今天是奶奶过世一周年纪念日。一年来，吃饭，走路，写字，都常常会忆起奶奶的音容，有时竟潸然泪下。

自儿时记忆还很不清晰的时候起，奶奶的形象就是整日的操劳，似乎从不停止。不知因为什么，我总是喜欢在她身前身后转悠，看她劳作。那时候，估计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只是在看着。

小时候家里很穷，爸爸虽然已经结婚生子，还是和爷爷奶奶住在一个宅子上，就住在泥土和茅草搭成的偏屋里。我儿时木讷，倒不记得有多少辛苦的事情。姐姐大几岁，又天生聪颖，倒是记得一些。

不多的记忆里，吃“糖饼”是最美好的回忆之一。糖饼是苏北老家的一种高级食品，就是把普通的红糖包在烙饼里，然后在圆底铁锅里烙熟。这样的饼子，是很难吃到的。记得有一次家里来了远方的亲戚，居然可以吃到一大块，而且居然好像是不限量的，真是幸福。那一幕一直刻在我心里。糖饼，亲戚家的小孩，我们家的茅草小屋，奶奶的茅草正屋。

后来爸爸分了宅基地，建了自己的房子，我们就搬了过去。记得新房是土墙，但是上面加盖的是红瓦——日子是好一点了。新房离奶奶家很近，我还时常跑到奶奶家里去。那时家境已经好了很多，记得奶奶常常顺手给我一口吃的，或是半块饼子，或是一个刚刚泛红的西红柿。奶奶有五个孩子，身边有8个孙子女，地里的瓜果，等不到成熟，就会分干净。

奶奶有一些朴素的智慧。记得清楚的是，倘若有了一些日常的冲突，奶奶总是说，你能怎样？然后回头继续她的劳作。在我眼里，奶奶是有“慧根”的人。

隐约觉得，奶奶有一种无形的威望。街坊邻居闹矛盾，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村头村尾的人，都会跟她打招呼。村里有个大户，家里有四个年轻力壮的儿子，算不上什么大恶霸，但是个强人，人们都惧他几分。可是，每次他见到奶奶，都会叫一声婶子。

奶奶在她的众多子女那里，也是广受尊重的。她的儿孙，在她面前大多很恭顺。爸爸很要强，年轻时也有一点脾气。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几十年来爸爸从来没有顶撞过奶奶一句。

原因我不清楚。只知道爷爷、奶奶还年轻的时候，家里太穷，爷爷只身一人跑到外面去讨生活，有一搭没一搭地往家里寄一点钱。奶奶一个人拉扯5个孩子，辛苦可想而知。1958年，是我们那里最艰苦的时候。村里的老人，现在提到1958年还色变。遇到了困难，村里人常说的一句话是，现在总比1958年好一些。

爸爸说，因为实在没有吃的，奶奶曾带着年幼的他去偷生产队的红薯叶子。有一次，被保管员抓个正着，还挨了耳光。另一次运气好一点，被生产队长发现，面面相觑之后，队长没有为难，抓了把红薯叶子塞在爸爸怀里，让赶紧回家。

奶奶不识字，我也没见她拜过佛，菩萨保佑的话她倒是常说的。不过，算不上刻意的修行。但是，我总觉得她的面容很慈祥。在她的眼神里，我总能读到“众生皆苦”“佛渡有缘人”这些字。

奶奶是一个平凡的人，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在户口本上，赫然只是“徐王氏”。奶奶过世以后，就安息在我们家的承包地里。依着家乡的风俗，并没有墓碑。

2014年8月20日

于北京

这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徐建国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心情所写的杂文集。所见观察入微，所思鞭辟入里，读来发人深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徐建国是一位具有人文精神和历史感的经济学家，他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思考就体现了这一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

这是我读过的中外关于人与城市的可读性最强的好书，似乎没有之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

徐建国教授的这本新著，把经济学逻辑融入对我国三农问题诸多现象的细致讨论之中，不疾不徐，娓娓道来，提出不少有启发性的观察与观点，值得一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

徐建国是学数学出身，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研究金融投资理论的专家。在这本书中，他用轻松的口吻、流畅的文字，讨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不但可读性强，而且发人深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胡大源

经济发展基本上就是一个城市化的故事，往细里说其实就是人、资本、土地这几件事。徐建国的新著《人·地·城》，有经济学思想，有国际视野，有近距离草根观察，更有诙谐、犀利的语言，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剧院长、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

建国是一位有情怀、有独立思考的学者。他从农村走出，走向了一个更加广袤的世界，这也许就是他所告诉我们的，“人类演化的一条轨迹，是更多的人离开土地，汇成城市”。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赵耀辉

增长与波动是经济发展的长短波分析。农村改革和城市化，是理解中国经济变迁的最重要视角。建国的书值得一看，期待更完整的分析框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