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代的市场交易，本来不过是以物换物，互通有无，政府派有关部门管理秩序，也没有征收商税一说。但却有那么一个卑鄙的汉子，独个儿跑到一边的高地（垄）登上去，左边望望，右边望望，恨不得全市场的赚头都由他一个人捞去。别人都觉得这个人卑鄙，就要抽他的税。向商人抽税也就从这个卑鄙汉子的垄断行为开始了。
孟子的这种说法听起来像寓言故事，但据此我们知道当时的市场交易已有专门机构维持秩序，并不像今天要交营业税、增值税这税那费的。然而商人的内涵是唯利是图，身在商海容易见利忘义，必然会出现个别“贱丈夫”无视政府管理，不顾他人利益，企图垄断经营以牟取暴利。这种“登垄而断”“以罔市利”的垄断行为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被视为超越政府管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打击。
大禹时期就已经有税赋制度与国家财政关系的记载，《尚书·五子之歌》：“关石和钧，王府则有。”“关”就是关税、税赋。“石”有三方面含义：一是指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二是指重量单位，一百二十市斤为一石；三是指地积单位，具体数量各地不一，有以十亩为一石的，也有以四亩为一石的。这是说赋税均平，国家财政才会充裕。
根据考古发掘，属于夏代文明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贝类，专家认为是作为货币使用的。从孟子描述的商业垄断行为看，当时确已出现了从物物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作中介物的交易市场。
服牛远贾：殷商时期职业商人的诞生
从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来看，商朝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我们现在所说的“儒”和“商”，都源于商朝。《汉书·艺文志》引刘歆《别录》说，儒家者流，最早可能出于“司徒之官”，其工作职责是游文于“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商朝始祖契（又名阏伯），在唐尧时担任“火正”，主管天文，相当于现在的科学院院长；在虞舜时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又担任“司徒”，相当于现在主管文化和宣传、教育的负责人，用五伦教化民众。商朝特别敬天尊祖，这种祭祀文化为中华礼仪之邦奠定了基础。作为商朝后裔的孔子集礼教之大成，创立儒教，可谓其源有自。同时，史籍记载“殷人重贾”，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始于商代，“商人”一词即由“商国之人”演变而来。
商族人之所以称为“商”，源于帝舜时期，封其始祖契于商地。东汉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指出：唐、虞、夏、殷、周，原本都是地名，后来成为王朝的名称。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发迹，禹由夏地兴起，汤因商地强盛，周武王从周地崛起，秦国兴起于秦，刘邦兴起于汉中，等等，所有这些本来都是他们当初起家的地名，为了重本而不忘历史，所以都用来做国号。可见，朝代的名称一般多与发源地有关系。商朝在盘庚时迁都至殷，所以后世通常所说的“殷商”，其实都是地名。
王国维也说，商作为国号本于地名，商汤拥有天下之后又作为朝代的名称，商朝建立前曾八次迁都，商朝建立后又五次迁都，但契始封于商，成汤建都于商（毫），所以在商族子孙后代的心目中，商地一直是“圣都”，即先祖宗庙的永恒基地，故被称为“大邑商”或“天邑商”。可见，“商”最初是地名，后来不断演变为部族之名、邦国之名、王朝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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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商家的现代启示
本书是我继《先秦逸歌集释》之后推出的“先秦系列”第二部，自2012年在杭州下沙开始动笔，中经义乌、西安、沈阳等地往来奔波，时断时续，直到今春在温州家中搜罗“黄老道家”史料时涉及计然和范蠡，于是横下心来，连续两月足不出户，总算得以完稿。
写作本书，主要是十几年来本人研读先秦典籍，经常看到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纵横捭阖的身影，如《周易》爻辞中的“丧羊于易”“丧牛于易”等商旅之事，《周礼》中的百工、司市制度，《管子》中的“轻重之学”、国际贸易和货币战争理论，《左传》《国语》《战国策》中关于铸造钱币、商业盟约以及先秦街市摩肩接踵的繁华情景，特别是《史记·货殖列传》中载录的先秦至汉武帝前期的商贾传奇……都深深感受到先秦时期应该有一个重商学派——商家。可是两千多年来，关于先秦诸子百家，说来说去都逃不出儒、道、墨、法、名、农、阴阳、纵横、杂、小说等九流十家，从来不见“商家”之说。近年来，有人开始追寻范蠡、子贡、吕不韦等先秦商贾的创富传奇，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商贾传奇》专题片，但一直没有人系统挖掘先秦商家的发展脉络、思想体系和流派传承。有感于此，笔者写作本书，旨在揭示商家在先秦百家中的历史存在。
写作本书，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先秦商家的勾勒，给当代中国商界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先秦商家普遍重视“第一生产力”，都是引领时代的创富先锋。在漫长的农耕和畜牧社会，牛能负重，马能致远，牛马是当时的第一生产力，谁拥有更多的牛马，谁就拥有更多的财富，所以中国早期商家绝大多数从畜牧业发家致富。夏朝中后期，商朝先公相土发明马车，王亥发明牛车，从此商族人赶着马车和牛车，在黄河两岸长途贩运，并崛起成为黄河中下游最富裕的方国，王亥被誉为中国畜牧业和商业的创始人。其后，商末的姜太公、春秋前期卫国的宁戚、虞国的百里奚、郑国的弦高、鲁国的猗顿、秦始皇时西戎的乌氏倮，都是从事以牛为代表的畜牧业起家，或跻身政界以商治国，或成为富可敌国的亿万富豪。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农耕、工匠、武器，都得用铁，铁器成为第一生产力，所以战国、秦汉之际的富豪，如赵都邯郸的郭纵，西蜀临邛的卓王孙、程郑，河南南阳的孔仅，山东的曹邴氏，都是从事冶铁业起家，这些人都富比王侯，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是“钢铁大王”。不难发现，历朝历代，国内国外，凡是富甲天下者，都是引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人。譬如美国汽车大王福特、互联网巨头比尔·盖茨，又譬如阿里巴巴马云、华为任正非。财富的背后是科技创新的力量。
二、先秦商家普遍关注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掌控着当时社会的战略性资源。在传统农耕社会，谷物、牛羊、棉麻、盐铁一直是最重要的国家资源。成汤击败夏桀，就是用文绣换空夏朝的粮库；越王勾践要击败吴王夫差，将煮熟的谷种送还吴国，吴国误以为良种而颗粒无收。所以，范蠡在齐经营盐业、在定陶经营谷物和牛羊；子贡贩运齐国的棉麻到吴国；白圭“欲长钱，取下谷”，经营老百姓日用的大宗商品，通过薄利多销，终成巨富。特别是盐、铁，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几乎历代王朝都实行盐铁专卖制度。姜太公、管仲治理齐国，通渔盐之利，使齐国崛起于海滨，称霸天下；范蠡泛舟五湖，首站也是到齐国从事渔盐业而成为千万富翁；猗顿从畜牧业起家后转入盐业，通过水陆运输贩运池盐，东至齐鲁，西达三秦、西域，远及波斯湾，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盐商。清朝的扬州盐商江春、四川盐商王朗云，更成为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又如秦朝的寡妇清，由于世代掌控当时的战略资源朱砂矿，在一个仅有四五万人的巴郡就拥有上万员工和数千人的私人武装，最终成为秦始皇的座上宾。汉唐以降，酒、茶也都成官营专卖，茶马古道如今成了人们追寻的一道风景线，烟酒税至今还是国家重要的税源。现代社会，石油成为第一大战略性资源，从洛克菲勒到今天美国政府对中东的干涉，其背后都源于一桶油，谁拥有石油，谁就掌握世界经济命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又如当今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土地成为第一资源，当代中国富豪绝大多数是房地产商。尽管他们的排名将不断被掌握科技的新生代刷新，但土地作为一项垄断性资源，在中国长时间内还是生财的温床。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围绕着现代化城市建设、现代化交通网的构建，处处充满巨大商机。
三、先秦商家普遍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姜太公分封到齐国后，发现这是一片盐碱地，根本无法发展农业，因而人烟稀少。但作为周王朝的太师、周武王的岳父，姜太公承担着防守周王朝东大门的战略重任。于是他一方面因地制宜，依赖濒海优势发展盐业，另一方面利用当地女工发展纺织业，同时注重技术改进，使工艺达到极致。进入父系社会后，妇女退居二线，姜太公让她们走到前台，成为社会主要劳动力和生力军。在农业社会，纺织业是副业，姜太公使纺织业和盐业一道成为齐国的两大支柱产业。齐国生产的衣服鞋帽畅销泰山南北和中原各地，使齐国很快从一个偏僻荒凉的海滨小国崛起成为东方经济强国。春秋前期，鲍叔牙和管仲合伙经商，后来两人又弃商从政，共同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当人们普遍怀疑管仲的时候，只有鲍叔牙始终看好管仲，先是“让利”，后又“让贤”，鲍叔牙无疑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先行者。春秋末期计然向越王勾践提出“得士者兴，失士者亡”，由此提出“计然七策”，越用其五而灭吴称霸，范蠡用之于家则三致千金。战国时期洛阳巨商白圭不仅以“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八字秘方致富，而且重视团队建设，用“智、勇、仁、强”四字箴言教授门徒，凡是白圭商学院出来的人，都获得巨大成功。最典型的莫过于吕不韦，他认准秦国异人“奇货可居”而一掷千金。在他看来，只有投资人力资源才能获取无数之利。《易传·系辞下》说“何以聚人日财”，这是说，招揽天下英才，就是最大的财富。反过来，也可以这样理解：“何以聚人？日财。”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人心归向呢？只有财富。财富是帝王凝聚人心、守住王业、养育百姓、治国安民的根本。正如俗话所说的：“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现代企业要立于不败之地，最根本的一条取决于人才，取决于团队，取决于团队的创新力量，归根到底是“聚人”。都说时势造就英雄，但一个具有创新力量的团队也能造就时势。
四、先秦商家普遍拥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纵横捭阖而游刃有余。先秦商家或弃商从政，或弃政从商，或亦商亦政，或一生从商，他们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不仅经商有术，而且治国有方，不仅立功当世，而且立言千秋。反观当代商界，为什么很多人红极一时，却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今晚还在披红领奖，明朝却已“跑路”。显然，当代中国人普遍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很多人幻想一夜暴富，普遍缺乏文化根基，也就难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了。当然，从深层次看，这种现象跟中华商脉遭到人为割断有很大关系。从商鞅变法奉行“重农抑商”，到汉高祖颁行“贱商令”、汉武帝又颁行“算缗令”，实施盐铁专卖，国家垄断，富商大贾被洗劫一空，民间商贾从此失去成长空间，其后历代富豪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豪强地主。直到明清之际，由于西方资本的冲击，才涌现出近代十大商帮。然而无论是为朱元璋出资建造石头城的沈万三，还是为大清政府赔偿西方列强的广州十三行潘振承、伍秉鉴、卢观恒、叶廷勋四大家族，或是为左宗棠筹饷统一新疆的胡雪岩，都不得不听命于强权，仰息于官府，他们不是迫于朝廷无休止的捐输而倾家荡产，就是成为政权衰败和权臣倾轧的牺牲品。20世纪初的上海滩，也曾风云一时，然而国难当头，风雨飘摇。特别是到了20世纪中后期，由于一系列的政治狂潮致使中国商脉遭到人为阉割，直到20世纪末期重又全面融人世界商业文明的大潮。
我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全面深化和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中华大地上一定会崛起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和文化底蕴、富而好礼又好行其德的现代商家。只是我呼吁：当代中国商人不仅要满足于做一个企业家，更要立志做一个事业家。《周易·系辞下》说：“富有之谓大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成为亿万富豪，你无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只有那些把致富之道推广到天下民众，引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人，才是“泽被天下”的事业家。
先秦百家中有一个“商家”
中华商脉，源远流长。本书向读者展示先秦商贾群体，旨在揭示诸子百家中有一个重商学派——商家。
三皇五帝时期是中国原始商业的萌发期。传说神农时代“日中为市”，黄帝时期“祝融作市”，虞舜曾在负夏、顿丘、传虚等地赊货贩卖，大禹在会稽召集万国诸侯，将天下九州的土地、物产、赋税进行分类统计，然后铭刻在九鼎上，所谓“禹贡九州”“关石和钧”。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会稽，就是会计的意思。大禹堪称“中华会计学鼻祖”。
中国商业的专业化和职业商人的诞生当在夏朝中后期的商族部落，标志性事件是“王亥服牛”。王亥是商族始祖契的六世孙、商朝开国帝王成汤的七世祖，他发明牛车，并带领商族车队越过黄河，到北方的有易国贸易。驱赶车队的商族人被称为“商人”，所贩卖的货品被称为“商品”，所从事的贩卖活动被称为“商业”。传说王亥与有易国王的夫人有染，被有易之君绵臣杀死，碎尸八块，抛尸荒野，牛羊也被有易人掠走。四年后，王亥的儿子上甲微北伐复仇，杀死了绵臣，消灭了有易国。这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场因贸易和女色引起的战争。王亥被誉为“中华商祖”。
夏朝末年的伊尹是有莘氏陪嫁给商汤的媵臣和厨师，号称“中华厨祖”。他以烹饪的“五味调和论”和“火候论”向商汤阐述治国之道，同时“五就汤，五就桀”，目睹夏桀后宫女乐三万，个个穿戴绫罗绸缎，便建议商汤“以丝换粟”，掏空夏王朝的粮仓，操纵夏朝的商品流通，结果一举灭夏。商朝建立后，伊尹辅佐五任商王以商立国，即按照轻重之术，开阖决塞，促进商品流通，结果出现了商初的繁荣局面。伊尹是最早采用“贸易战”颠覆一个腐朽王朝的人，被誉为“中华第一帝师”。
商朝末年，年过古稀的姜太公还在朝歌市场上屠牛贩牛，在孟津渡口摆饭摊开旅馆，可谓半生寒微。七十多岁后到渭水边垂钓，周文王尊之为“太公望”，拜为“太师”。周文王死后，周武王尊之为“师尚父”。从此，贩夫走卒出身的姜太公不仅辅佐武王灭商，而且因首功分封到齐国。齐地靠海，都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一片荒凉。姜太公因地制宜，制定“工商立国”策略，利用濒海优势发展渔盐之业和海上贸易，同时避开农业劣势，发动妇女发展桑麻纺织业，使齐国生产的服装鞋帽畅销天下，由此奠定了齐国八百年江山。
春秋前期的鲍叔牙和管仲是淮河流域的颍上人，两人出身贫寒，他们合伙经商，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企业。鲍叔牙慧眼识人，先是让利，委托管仲当股份公司的CEO；后又让贤，推荐管仲当上齐桓公的CEO。“管鲍之交”为中国商人确立了正确的义利观，成为千古美谈。管仲担任齐相四十年间，继承姜太公以来的“工商立国”和“轻重九府”传统，通过工商并举、招商引资、对外贸易和货币战争，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崛起成为春秋首霸。
卫国的宁戚、虞国的百里奚、郑国的弦高，都是饲养牛马、贩卖牛羊出身的。宁戚替人驱赶牛车，长途贩卖。一次，宁戚一路跋涉到了齐国都城临淄，在临淄城外敲击牛角，唱起了悲歌，被管仲、齐桓公发现后任命为大司田。
虞国的百里奚穷得把门板拆了当柴烧，先给周王子颓养牛，后来成了虞国大夫，不久晋灭虞，又成为晋国的奴隶，被作为晋献公之女伯姬的媵臣，在去往秦国的途中逃亡到楚国，被抓去为楚成王放牛，最后被秦穆公以五张羊皮赎回，拜为左相，使原本默默无闻的秦国走出关中，跨过函谷关，由此开始引领中华文明。
郑国商人弦高在赶牛去东周王城洛邑的路上，遇到秦国军队正驻扎在滑国，他准确判断秦军企图偷袭郑国。国难当头之际，弦高急中生智，假矫君命，以四张熟牛皮、十二头肥牛犒赏秦军将士，秦将百里奚之子孟视明等人以为军事机密已经泄露，便撤军而退，使郑国免遭一场灭顶之灾。郑穆公以“舍己为公、舍生忘死”的保国之功赐封弦高为军尉，弦高稽首谢绝，带着商队和家眷隐居东夷，终其一生没有再回郑国。
计然，即文子，宋研，是春秋末期宋国人，老子的弟子，是早期道家宋尹学派的代表人物，著有《文子》一书阐述道德之旨，唐玄宗时被赐封为“通玄真人”。计然在七国之间经商，富甲一方。后来越国大夫范蠡拜计然为师，并将他引荐给越王勾践，勾践尊之为国师。计然运用道家思想揭示商业发展规律，所谓“计然七策”，越用其五而灭吴称霸，范蠡用之于家则三致千金。计然最早发现农业经济循环的周期律，首创农末俱利的“三八调控律”，首倡“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积著之理”，被誉为“中华商学之祖”。
范蠡是春秋末期楚国人，与文种一起离楚赴越，辅佐越王勾践灭吴称霸，官拜上将军。范蠡感觉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便泛舟五湖，浮海北上。在齐国海滨，改名“鸱夷子皮”，以计然之策经商，成为千万富翁，齐人聘他为相。范蠡以为久受尊名不祥，谢归相印，尽散其财。裸捐之后，迁居“天下之中”的宋国陶地，自称“朱公”，专心经营，很快又成为亿万富豪，号称“陶朱公”。范蠡富而好行其德，三致千金，三散其财，将经商致富提升为社会事业，被誉为中国最早的慈善家、中华商圣、道商鼻祖。
……
刘邦死后，以窦太后、萧何、曹参为代表的西汉统治集团奉行“黄老之治”，认为大秦帝国只传了两代，主要原因是统治者过于强权，应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种思想表现在工商业上就是自由放任，限制少了，像不准商人穿丝、坐车就慢慢消失了。汉文帝、汉景帝当朝时，国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都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史称“文景之治”。
到汉武帝继位时，全国富豪比比皆是，如西蜀的卓王孙和程郑、南阳的孔仅、鲁地的曹邴氏、齐地的刁闲、洛阳的史师、宣曲的任氏、边塞的桥姚、长安的无盐氏、关中的诸田氏、韦家的栗氏、安陵的杜氏，这些商人家族都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还有不少人专注一业而出奇制胜，如秦阳靠垦田富甲一州，田叔靠盗墓发家，桓发靠博彩致富，雍乐靠行贾发财，雍伯靠贩脂挣到千金，张氏靠卖浆赚了千万，郅氏靠磨刀列鼎而食，浊氏靠卖羊肚车马成行，张里靠当马医击钟佐食。所有这些富商大贾，没有高官厚禄，没有封地收入，但他们的富有和快乐程度与君王不相上下，号称“素封”。可见汉武帝初期商业是何等繁华，商人是何等荣耀！
国家富强了，汉武帝改变了清静无为的做法，发起了对匈奴的北伐战争，并一发而不可收，国库很快空虚。汉武帝不得不削减开支，甚至勒紧裤带，减少自己的饮食。钱从哪里来？当然还得向老百姓征收。可是天灾人祸，哀鸿遍野，老百姓流离失所，如果再加重负担，只会招致百姓造反。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推出了两项措施：一是“盐铁专卖”制度，即盐、铁这两个产业收归官营，后来又推广到酒业，这项工作由商人世家出身的桑弘羊负责。盐铁官营专卖后，价格猛涨，质量差而贵，百姓不愿意买，许多地方官强买强卖，致使民怨沸腾。二是颁行“算缗令”，即根据财产征税，凡是土地、房屋、货物，统统都得纳税，原来的税率地主是1.2%，工商业是2%，这时提高到6%，手工业者是3%。汉武帝指使张汤发动这一场对富商的掠夺战。
可是事与愿违，算缗令一下，富豪争相隐瞒财产。张汤便推荐杨可来主持“算缗令”，杨可上任后，号召国人互相检举，凡有隐瞒不报的，一旦查实，将其一半家产奖励给检举者，这叫“告缗”，结果声势浩大的告缗运动在全国展开。《史记？平准书》说当时“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凡是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因此倾家荡产，就连全国首富卓王孙也一蹶不振。
就这样，汉武帝政治上承袭秦制，中央集权；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济上盐铁专卖，国家垄断。从汉高祖的“贱商令”到汉武帝的“算缗令”“告缗令”，商贾阶层被洗劫一空。此后中国历代富豪，多为豪强地主而少有商贾身影。
李庆鹏所著的《商鉴（先秦商家的创富智慧与济世情怀）》讲述了先秦商家，从夏朝中期的中华商祖王亥到大秦帝国的女首富巴清，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以商立国，如王亥、伊尹、姜太公、鲍叔牙、管仲、宁戚、百里奚、吕不韦，谓之“政商”；第二类弃政从商，如计然、范蠡、白圭，谓之“道商”；第三类亦商亦政，如弦高救郑、子贡全鲁，谓之“儒商”；第四类一生从商，富可敌国，礼抗万乘，如猗顿、郭纵、乌氏倮、寡妇清，谓之“豪商”。
李庆鹏所著的《商鉴（先秦商家的创富智慧与济世情怀）》是一部研究先秦商家的商业圣经。两千多年来，关于先秦诸子百家，说来说去都逃不出儒、道、墨、法、名、农、阴阳、纵横、兵、杂、小说等九流十家，从来不见“商家”之说。近年来，有人开始追寻范蠡、子贡、吕不韦等先秦商贾的创富传奇，中央电视台也于播出了《商贾传奇》专题片，但一直没有人系统挖掘过先秦商家的发展脉络、思想体系和流派传承。有感于此，作者写作《先秦商家》一书，旨在揭示商家在先秦百家中的历史存在。
